不想當記者成世代心聲，大學教師也不鼓勵，台灣新聞業如何走下去？

在台灣新聞系的第一志願、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任教20年的副教授方念萱，這幾年卻萌生一股揮之不去的焦慮：她不知道該怎麼鼓勵學生進入新聞業。

「我講不出這行業到底還有什麼吸引人的地方，」身為傳播學者的她，當然比任何人都清楚新聞學的價值、新聞記者之於社會的使命與意義⋯⋯但眼看台灣媒體業界長期的低薪待遇，以及記者一職日漸消跌的社會地位，這些產業的沉痾，足以令她下定決心，不再積極地把學生送入新聞業。

「第一，我不會主動把學生送去業界；第二，如果有媒體單位來找我（推薦畢業生去面試），無論交情再好，薪水給低我一定不幫，因為錢很重要，我不理解這個社會為什麼要告訴年輕人錢不重要？如果月薪開三萬，或是像前幾年給兩萬多，學生還是一個接一個去，媒體老闆只會覺得：有人來啊，不用加薪啊。」

「好的學生，以後到哪裡對社會都會有貢獻，我不會再把學生放上『媒體是第四權』的祭台了。我現在就是這個態度。」方念萱的言詞中，沒有半點猶豫。

然而，這不只是一位新聞系教授的個人覺悟。過去十年來，「沒人想當記者」的心聲逐漸蔓延成為台灣一個世代共同的體悟。

新聞系魅力不再

首先是新聞系的魅力不再。

例如台灣最早成立新聞學系的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在十年前將轄下三個主要科系（新聞系、廣告系、廣電系）改制為「大一大二不分系」，讓學生至大三依照志願進行分系，但過去學生員額最多的新聞系，如今分流人數僅約20％，遠低於其他二系。另外，即便是台大新聞所，頂著台灣最高學府的光環，過去五年的報考人數也逐年創新低。遑論是私校新聞系所的招生狀況。

但更嚴峻的問題，不僅是新聞系的招生銳減，實際就讀完新聞系的畢業生也愈來愈無意願投入新聞工作。根據104人力銀行統計，近五年新聞系畢業生第一份工作動向，採編或記者工作僅佔21.8％。

政大新聞系也統計歷年畢業生的職業分布，從事新聞資訊類工作者也大幅下滑，早期一屆有近百名學生、四成會進入業內，現在一屆已低於50人，擔任記者或編輯工作者也僅約二成。

也有去年應屆畢業的輔大新聞系學生觀察，系上同學當記者的屈指可數，「有的就轉去考公職、空服員，或在公關公司做行銷。也有完全無關的，在大樓管理當物業秘書。」

新聞新兵銳減，直接地影響了媒體產業的就業狀況。一位財經雜誌資深記者就透露，雜誌因以專題寫作為重，過往多會尋找已有數年採寫經驗的記者來勝任，可是過去三年來，「我感覺離開的人比留下來的人多，組織內一直都有缺額，可是業內又找不到太多的資深記者，」只好向學界尋求新血。

方念萱也觀察到，「最近（媒體業者來學校）要人的單位不少，可是這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她擔憂，媒體業除了現下缺工之外，更大的警訊是找不到接棒者。

華視總經理、也是政大新聞系教授的劉昌德坦言，過去十年，可看到台灣媒體環境直線下墜，以電視台為例，因傳統電視廣告衰退，多數電視台沒有足夠營收開出好條件吸引人才，華視無經驗者最高就是三萬二、三萬三，但以目前台灣消費水準，三萬元的薪水要吸引大學畢業生是困難的。

「結論就是現在台灣的新聞產業接不住（人才）了。」劉昌德說。

低薪、高壓、長工時

台灣媒體業從盛世步入了黃昏，其實不過是三十年的時間。1990年代，台灣解嚴、報禁解除，「你說你是做記者的，大家會說這個行業很有前途，當時那是一個欣欣向榮的新興產業。」曾有20年駐美經驗的前電視記者、現主持 YouTube 頻道「范琪斐的美國時間」的范琪斐說。

現年58歲的她，是台灣第一代解嚴後的記者。她回憶，解嚴後一夕迸生非常多的紙媒，這些剛成立的報社、雜誌社都需要搶記者，薪水高，連非科班出身的人也可能跑去當記者，像是大學是就讀法律系的她。

「我那時候第一個求職的工作就是記者，另一個是去當證券營業員，兩個工作同時上，我就想說沒關係，先去跑兩週新聞，再去證券公司上班吧。結果一做記者做得太爽，忘記去券商報到，然後就一路做到現在了。」

對她而言，記者工作的吸引力，除了自由度高，「最重要的是我覺得我在見證歷史。」90年代解嚴後，是台灣社運最蓬勃的時期，「每天街頭上都是一排民眾，前面是拿防暴盾的警察。那是台灣民主化重要的時刻，寫新聞的每一天都是在寫歷史。」

只是今昔對比，劉昌德不諱言，記者的薪資及社會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語，且電視台的就業環境尤其嚴苛。

他解釋，1970年代「老三台時期」（指台視、中視、華視，三台鼎力的時期），電視台記者的流動率是很低的。一來，它的入職門檻高、起薪甚至優於現在的記者，「你不用綁約人自然就會留下來」，二來，台數少，跳槽的機會不多，「事實上也沒什麼理由需要跳槽。」

但1988年開放報禁、1993年再開放廣播及有線電視後，使得台灣在短時間內湧現過多媒體業者，「全世界沒有單一國家的市場，像台灣可以容納這麼多的24小時電視台。」劉昌德算一算，台灣現在有至少7、8家定頻的24小時新聞台，若加上其他未定頻者，更是多達超過十家。

「可是廣告的餅就這麼大，產業利潤也有天花板，」他估計，一般來說，經營一間24小時電視台低標需要400個人力，但台灣多數新聞台的人力都遠低於此，導致低薪之外，過勞、超時工作也是媒體工作的常態。

國立大學畢業的琪琪是少數以影音記者為志業的學生，目前在一間電視新聞台擔任記者。她不諱言，該台大學畢業無經驗者起薪只有二萬九，「我比較幸運，從工讀生升為正式記者」，月薪才有達三萬以上。

「而且電視台有一個很變態的手段。他們為了要留住員工，會要求你簽約。」她解釋，合約除了規定二至三年內不能跳台，這段時間連因育嬰或照顧重病父母而離職都屬於違約，要賠五倍的薪水。」琪琪說。另一位記者同事則苦笑地說，「有的年輕記者還會在辦公桌上擺倒數的日曆」，簡直像在軍中數饅頭的日子。

若新人不簽約，「主管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告訴你：你不簽沒有退路、沒資歷去別台誰要用你。或是用話術說，簽了就會培養你，但不簽的話就會在公司內部遭到排擠刁難、差別待遇。」琪琪說。

薪資低之外，長工時也是新聞從業者「折損率」高居不下的原因之一。

去年畢業於輔大新聞系、現在於新媒體「范琪斐的美國時間」擔任剪輯與攝影的阿德便分享，同屆的同學找到三大報之一的記者職缺，「每天都在被怨被主管當狗使喚。有一次同學們約吃飯，他遲到好久，後來才知道他騎車騎到一半接到主管電話，只能把機車熄火，站在路邊、電腦放機車上開始寫稿。」

也有新聞台因虧損而遇缺不補，導致更大的工作量砸在現職的記者身上。

琪琪在受訪期間，一面回答提問，一面又不時拿起手機查看訊息，「最大的痛苦就是像我現在這樣吧，要一直瞄有沒有需要回傳的訊息，無時無刻。」即便這天是運用休假日受訪，但在代班人力不足的情況下，她還是得要留意自己「路線」（編按：記者各自負責的領域或議題），如果發生大事沒立刻回報，就是等著被罵。

上班日則要忍受高強度的工作壓力，「一大早到公司開完早會，確認午間新聞的內容後，就要立刻上車，交通、採訪、寫成稿子、過聲音、再給攝影剪接，整個過程到播出要在三小時，甚至兩小時半內完成。就是每天重複上演的胃痛情節。」平時的標準是早上一則、下午一則，缺人的時候更可能要完成早上兩則、下午兩則的工作量。

成就低落成最後稻草

不過，記者工作因自由度高，不必在辦公室裡朝九晚六，仍有其他職業無可取代的魅力。也因此，劉昌德認為，勞動條件並非壓垮第一線記者的最後稻草。

劉昌德指出，新聞系畢業生對比其他文組科系（如文學院、社會科學院）畢業生來說，對接職業別的平均薪資並沒有特別差，可是新聞業的流動率卻相當高，「原因是這個產業沒有提供足夠的成就感。」沒有成就感，與下滑的社會地位，是產業不斷流失人才的病灶。

范琪斐就坦言，自己當年決意辭去駐美特派的原因，並非勞動條件，而是光怪陸離的新聞產製過程，「我對於新聞製作產銷的方式已經完全不認同了。」

她回憶，台灣棒球選手王建民在美國打大聯盟時，「有次《蘋果日報》拍到一篇王建民的手錶，主管半夜一點多打來罵我，問我為什麼沒拍到手錶？我當時對於自己的工作出現很多很多的懷疑，難道我做了20年駐美特派員，任務就是去拍王建民的手錶嗎？後來離職，是因為我對於自己的工作已經沒辦法認同了。」

此外，台灣媒體為了搶快、競爭讀者的點擊率，有時也遊走在新聞倫理的灰色地帶。范琪斐舉例，像是歌廳秀資深藝人豬哥亮過世時，其女兒歌手謝金燕在美國開演唱會，許多電視台記者就被主管要求，踰越演唱會的規定，以狗仔式手法跟拍謝金燕。甚至在某一年的坎城影展，有同業記者向她訴苦，老闆要求他在國際記者會上向影星提問：「你最近跟誰睡最爽？」

「年輕記者的勞動條件差、住的旅館差、每天補貼的飯錢差，但其實這些都不是大家最大的抱怨——而是這種叫你在全球這麼多記者面前，去問出一個這樣的問題。」范琪斐搖頭，「那種感覺是，你沒有尊嚴。」

另一方面，過多的媒體為了以最精簡的人力，競逐最大的點閱與流量，開始聘用更多所謂的「小編」或「在家記者」，不實地採訪，而是監測社群平台上的熱門話題或網紅發言，搬運資訊、再加工為新聞的形式。這些內容農場取向的文章，雖以流量博得更多的數位廣告收入，卻也稀釋了民眾對重大新聞的關注，也連帶降低記者工作之於公眾的價值。

台灣電視台更有所謂「三器新聞」（即由監視器、瀏覽器、行車紀錄器畫面組合的新聞報導），為了填滿24小時不間斷的新聞內容，便把各種誇張翻滾的車禍，作為新聞濫竽充數。

這些無意義的新聞正快速地消耗年輕記者的熱情，「我領這樣的薪水，然後要做這麼無聊的事情，當然流動率就很大。你要讓這些年輕人願意在剛入行的前幾年接受這樣的低薪，你要給他們一個希望，工作要有趣、要有展望。但偏偏台灣新聞產業沒給從業者這樣的一個期待，又低薪又沒成就感，你就什麼都沒有了。」劉昌德說。

台大新聞所所長謝吉隆也說，這現象常使他疑惑台灣的新聞從業者究竟是多還少，「我覺得我有一種心情是每天那麼多人在『報新聞』，媒體業卻一直喊出沒有新聞人才。那可能的答案是，台灣的新聞業界真的受過專業新聞訓練的人才消失了。」

「不好的新聞是怎麼做的」

多年未解的產業亂象，使得職場現況與傳播科系的知識走成兩條沒有交集的平行線，也加深了新聞學界與業界的分裂。

琪琪回憶，在讀新聞所的時期，學校課程十分著重於新聞倫理——「但我必須說，這些東西完全跟電視新聞的操作是悖離的。」她感慨，以前在研究所學的理論都在罵台灣的電視新聞如何淺碟化、過度渲染情緒，但進入電視新聞圈後，「我同樣還是要做這些新聞學者們覺得很骯髒的事情。」

另一方面，台灣媒體雖擁有高度新聞自由，但也不可否認地，大多業者皆有鮮明的政治立場。當基層記者交出原始稿件，編輯台及上層主管也可能在標題或內文刻意放大部分事實、或針對特定資訊避重就輕。

「比較嚴重的，甚至會刻意曲解受訪者的語意，但這就踩到我的底線。」一位主跑黨政線的記者啟豪感慨地說，有時候跑新聞，除了要在採訪現場與受訪者攻防，還要在交稿後與自己主管攻防，「有時候擋不了，真的太誇張的，他們會聽記者的話，也是怕被檢舉或被告。但常態確實是會故意取捨素材，為了符合特定的立場。」

琪琪也認同，從學校到職場，最大的差異便是在產製新聞的過程中，要考量新聞專業與倫理之外，所屬媒體政治立場。如何在兩者之間拉扯、取得平衡，是第一線記者每天的任務。

只是這樣的體悟，大多是進入媒體業界後才會發現的真相。阿德說得直白，「學校教的倫理，放在實際跑線上就只是打高空。」真正的難題往往不是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而是當主管要你做爭議的事時，你該怎麼行動？

他說，在學校唸書時，老師時常推薦他們看《報導者》或是一些媒體得獎的深度報導、數位專題等，告訴他們「這些是好的新聞」，但不會討論「不好的新聞」又是怎麼被做出來的，「例如，當新聞台已經有政治立場了，你該怎麼做新聞？或是新聞倫理說不能拿超過500塊（新台幣）的東西，但當你跑了旅遊線，業者都給你幾千塊的禮券，你不收，他們又說你裝什麼清高？這時候該怎麼辦？」

學界與業界的觀念落差，也時常造成新聞系畢業生就業上的矛盾。

目前在報社工作的一位台大新聞所畢業生瑀翔認為，通常進新聞系的有兩種人，一種是對記者、採訪寫作有興趣的人，另一種就是有主播夢的人。但實際進入科班訓練後，她認為學界的新聞教育，會讓學生潛移默化地對台灣媒體業界形成一套「鄙視鏈」——例如電視台的勞動條件、記者採訪的自由度較紙媒低，也因此在紙媒當記者的人，會被認為就業去向優於在網路媒體或電視台工作；或者是在雜誌當專題記者的人，優於每天寫即時新聞的日報記者。

「像電視新聞在學界就時常被視為『只是幫忙堵麥』這種比較次等的新聞工作。也有些人會酸言酸語，去電視台的人就是想紅吧。」琪琪觀察。

主播一職的意義，在學界與職場端的差異又尤其明顯，「在以前學校，感覺大家對主播有偏見，覺得他們只是花瓶、讀稿機，從事新聞工作就該當一個好記者。可是進入產業後卻發現，不是這樣，是表現好的人才可以當主播，那是一種 bonus。而且當你更了解這個行業的時候，就會發現其實當主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必須要面臨非常多的突發狀況。」琪琪說。

people business

然而，愈來愈少的新聞後輩願意投入即時新聞、電視新聞，可能導致台灣每日新聞的品質惡化。

例如，去年台灣知名新聞獎項之一的「卓越新聞獎」，就發生「突發新聞獎電視及網路（影音）類」獎項從缺的狀況。評審團也指出，每日突發新聞理應是電視新聞最大宗的內容，但全台報名件數僅16件，少得吃驚。

評審團主席王淑美也提出擔憂，即時新聞是社會知識的根基，深度專題新聞也時常需從突發新聞獲取靈感，但當前新聞業的工作條件艱辛，一線記者也面臨資源不足等結構性困境。

劉昌德說，突發新聞記者跟專題記者所需要的技能，以及人脈的培養是完全不一樣的。事實上，歐美有很多備受尊敬的資深記者都是日報記者，例如《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都有做一輩子突發新聞的資深記者，「但現實是台灣沒有這個基礎去產生某一種『優質媒體』，而且是 daily news 的代表。這背後是很難逆轉的市場結構，但台灣亟需好的 daily news 平台，因為我們的傳統新聞產業環境就是特別惡劣。」

方念萱也認為，即時新聞是在展現新聞本色，專題新聞無可取代，「就像災難發生的時候，記者用他的專業去別人到不了的地方，用最短的時間、不必炫生花妙筆，就是把現場的資料帶回來，告訴大眾發生什麼事。」這考驗著一間媒體如何運籌帷幄、怎麼調兵遣將。

只是隨著新聞工作的式微，方念萱更大的擔憂是，「不是傳播專業的人可能也覺得這又如何呢？現在每個人都可以當自媒體，使得社會上不認為有經驗的記者、專業記者是一種資產。」

方念萱認為，社會應該給予認真的記者更多的鼓勵，原因是一位專業記者的養成需要多年時間，「新聞很難教，因為你除了要有新聞的專業，還要有跨領域的專業。新聞也是一種 people business，你必須要真的對人有興趣，而且是對各式各樣的人都要有興趣，那個有興趣不是狂熱或嗅聞八卦，而是你要很謙虛地知道對於眼前的這個人（受訪者），你要向他從頭學起。」

學用落差

如何育才、攬才、留才，現在是台灣新聞學界與業界必須共同施力的課題。劉昌德認為，除了媒體業主應提升就業的條件與環境，學界也有責任縮短學用落差，其中又分為兩個層次。

一是指技術上的學用落差。例如阿德就分享在輔大新聞系的修課經驗，影音新聞課程仍在使用20年前的知識，考試要背很多術語、專有名詞，但實際上不會使用在新聞工作中。

甚至也有國立大學傳播科系教授，「到現在還在要求學生教作業要燒光碟，因為老師不會使用雲端硬碟。」

劉昌德形容，新聞科系的教學現況，有時確實是「看著後照鏡在往前開車」，因為教授還在用過去的經驗教導新聞專業，「我那個年代，我的老師在教我的時候，比方說基礎攝影的技術，那個相機是好幾年都不會換型號的，」可是當數位時代來臨之後，技術與知識的更迭也隨之加速。

這也衍伸出另一種「學用落差」，亦即新聞及傳播專業不再只能「單用於新聞工作」。劉昌德說，現在有很多學生進入傳播學院的原因，不是想當主播、記者，而是當網紅，「網紅工作既可能提供充足的經濟誘因，又能滿足個人的成就感，而現在當記者可能沒有那個條件了。」新聞或傳播科系也須思考，如何既滿足新一代學生的就業意向，同時兼顧新聞人才的培育。

不過方念萱也認為，「新聞系的目標不只是把學生培養成一個會動筆或敲鍵盤的記者。」新聞系出來的學生，除了運用採訪寫作的形式，也可以用劇本、歌詞或節目製作等各種方式，去掌握社會的溫度與脈動，呈現他的思想，「當然我們希望這裡頭不能少的，的確是站在第一線最辛苦的新聞記者，可是若學生有能力願意去做導演、做演員、做作詞人或任何別的工作，我們沒有理由不高興。」

現實是，無論新聞系教授為學生挹注多少資源、帶進多少業師，「學生終究是要出去面對社會的。如果社會沒有給從業者尊重，那他們從學校進入職場的落差恐怕更大，別人不懂你幹嘛要念新聞系、跑新聞，錢又不多、累得半死，社會又常常挑剔你。」她說。

「想要做新聞」

說到底，究竟什麼是新聞專業？謝吉隆回憶起，過去與一位媒體業大老的一段對話。

「新聞專業是指採訪寫作的技巧嗎？但一位中文系學生的文字能力、或是一位廣電系學生的影音能力，會比一位新聞系學生差嗎？或是一個很會寫稿的法律系學生、政治系學生，會比新聞系學生不適合當政治記者嗎？」

謝吉隆的結論是，成為記者的動力，終究是被「想要做新聞」的使命感所驅動，「這是你身為這社會的一份子，想要為它做一點什麼事的使命感。」這份「使命感」，源自於一個學生或一個新聞從業者，對社會的核心關懷，「也就是當你具有傳播工作的能力或身份時，你要用它去關注什麼議題？究竟想要為什麼事情發聲？」

台大新聞所至今仍堅守以「培養台灣新聞人才」的創所初衷，謝吉隆說，在新聞所面試時，考官一定會問的一題就是：「你未來要不要當記者？」假如考生回答不會，那他是絕對進不來的，原因也因所方相信，一個人對記者工作的憧憬，確實是實踐新聞專業上不可或缺的特質之一。

「但是你心裡會知道，正常應該有一半不是（真心話），畢竟連補習班口試都會教學生怎麼回答，」謝吉隆對此倒是相當釋懷，他認為，教育工作是為了讓學生適性發展，就算進入一個科系，也可能因為其他際遇而改變志向，「我們也清楚，不應該是全部的人都想做新聞記者。」一屆畢業生有三成以上，就不錯了。

但有趣的是，方念萱也觀察到，當新聞系規模萎縮，有意願從事記者工作的學生反而更加重視這份職業的社會責任。

「新聞系人少沒有關係，但我們要讓學生有尊榮感。那份尊榮感來自於他們自身對新聞的專業，他們要成為新聞的守門者——這需要很多專業的技能與判斷。我們希望他們在這個養成的過程中有一種『我與眾不同』的感覺，那個與眾不同是指，新聞專業是很不容易的、很高標準的，但，它是需要有人去做的。」

方念萱的說法，巧妙地對映到琪琪的當記者的初衷。

「有時候在課堂上，老師們會有感而發地說：現在要當記者的人很少了，謝謝你們唸新聞系。」每次聽到這句話，她就會反思，「會不會正是因為做新聞的人真的少了，我才更想踏入新聞產業呢？是不是因為我已經學習到這邊的知識，我就應該更去承接這個使命感？」

只是對琪琪而言，隨著在新聞現場的時間漸長、職場打滾的磨損，那份「使命感」的重量似乎也漸漸輕了。她也悄悄地說，「其實我在外面不太敢跟別人說我是記者，除非是工作上認識的受訪者。如果是其他人，我不會講。」

不說的原因不辯自明，畢竟記者一職，如今在台灣廣大的閱聽眾心目中，究竟映照出什麼樣的形象？不只是琪琪感受到的悲觀，也是半路離開、或從未上路的新聞學子們共同的心聲。

但琪琪不會後悔成為了記者。甚至她相信，從事新聞工作的時光，或許會是她人生最精彩、刺激的一段時間，無論是在新聞現場衝鋒陷陣，或是截稿時間的分秒必爭。

「但三年吧，我的心態就是我大概做完這三年就會轉職到其他行業，因為我覺得好累，真的好累。」琪琪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那情緒中夾雜了疲憊、遺憾，以及一絲解脫的感慨，卻也大概是每個新聞人感同身受的。

（尊重受訪者意願，琪琪、阿德、啟豪、瑀翔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