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在談身分認同的時候，很多時候在談歷史、談我們從哪裡來，但是他說「資源和利益，為什麼不是身份認同的一部分呢？」
學術問責何時啓動，取決於證據，更取決於體制的大氣候。二十餘年的「天才少女」履歷，不過是教育部門和文學市場的共謀。
我說，中國年輕人普遍在巨大的升學和就業壓力裡掙扎。西班牙男孩說，嚴厲是有必要的。
她問我，資源和利益，「為什麼不是身份認同的一部分呢？」
迴避抗爭運動，也許已比歪曲和抹黑來得克制，甚至可以說是某種「不表態」的體面處理？
「如果有一種語言讓我感覺『是本地人』的話 ，那就是普通話吧。大家都講普通話，都是中國人。」
在他看來，兩代人的矛盾不只是觀念不同，而是上一代人的交流方式永遠是控制對方、我行我素。而大學，是另一個家長。
如果20年前，對學生說中文科將成「死亡之卷」、一位中文補習老師成最賺錢的補習天王，他們必覺匪夷所思。
或許不是藝術家的那一種，但行政工作也是一種在規則、資源、人情和道理之間的實踐性的藝術。
人們騎馬、牽馬、餵食、梳理毛髮，或只是靜靜擁抱馬匹，聆聽牠們的心跳，都能使獲得放鬆、寧靜和治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