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仁碩：陸生十年，我們真的只能「互相怨恨」嗎？

就在今年年初，才於返台時與陸生朋友敘舊。不料別後短短數月，先是疫情爆發，而後則是北京宣布停止陸生赴台，就彷彿聽見時代的巨輪嘎嘎作響，一道厚重的大門就在眼前轟然落下。

正逢端傳媒推出了「陸生十年」系列報導，關於陸生來台，或是更廣義的兩岸學生交流，從陸生的現身說法、政策變遷到學術分析，做了相當完整的爬梳。回顧自己的學生生涯，剛好與「陸生十年」重疊，也在第一線參與過許多兩岸學生交流現場。如果正如汪宏倫老師在專訪中所言，陸生停止來台「或許就能成為兩岸思考未來關係的嶄新起點」，那麼以台灣學生視角出發的經驗，或許也能讓這番思考更加豐富而深刻。

我在2005年進入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就讀，同年也是連戰訪中，開啟國共合作的一年。雖然已經有許多台灣人赴中經商，但兩岸社會間的交流層面還相當有限。對當時的台灣學生來說，中國似乎代表著某種未來的機遇，但又模糊不清，充滿風險。

從賽後收到的大學港澳臺辦名片、與中國同學去唱歌時，MV上「TAIWAN ONLY」的浮水印、以及接待同學在會場邊瞪著日本隊伍，對我訴說不忘百年國恥，他絕不原諒日本人等等，都讓當時的我感覺到中國與台灣之間微妙的差異。

當時有許多針對台灣學生的兩岸交流機會紛紛開啟，我在大學時，曾主動爭取參加在北京某大學舉辦的國際大賽，是該賽事首次開放台灣隊伍參賽。當時面對首次有台灣學校希望出賽，主辦單位也歷經了一番討論，最後將我們定位為「境外」隊伍：非國外也非國內，實際接待條件則比照日本學校。也曾參加大學所主辦的兩岸學生交流團，前往北京與東北參訪。

作為懵懵懂懂的大學生，對逐漸打開門戶的中國充滿好奇，而從賽後收到的大學港澳臺辦名片、與中國同學去唱歌時，MV上「TAIWAN ONLY」的浮水印、以及接待同學在會場邊瞪著日本隊伍，對我訴說不忘百年國恥，他絕不原諒日本人等等，都讓當時的我感覺到中國與台灣之間微妙的差異。

但同時也感受到當時兩岸就某些層面上，在方向上是相同的。北京郵電大學的同學，對我們介紹了「三博士上書事件」。該事件起因於一起民眾在廣州收容站被毆打致死的事件，許志永、滕彪與俞江三位法學博士上書人大，促成廢除收容遣送制度。他很自豪地說：「許志永老師就是咱們北郵的！他之後也持續關心上訪民眾！」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中國的維權議題。

另外在交流時的講師，則報告了2002年的「黃碟案」，那是一對夫妻在家中觀看色情光碟遭鄰居檢舉，警方進入住家扣押了光碟與機器，並拘留了當事人。嗣後在當事人的爭取之下，本案被撤銷，公安向當事人賠罪並懲處相關人員。講師熱切地說，這象徵著在中國法治進步之下，人民已經能夠透過法律維護自身權利，希望之後能跟台灣有更多交流。

台大法律系的許多老師也頻繁往來兩岸，台灣成為中國在法學上的主要參照對象之一。例如教物權法的朱柏松老師就曾對我們說過，雖然自身立場並非統派，但基於法學專業，他對中國跟台灣都提供了一樣的修法建議。朱柏松老師總掛念著，台灣的物權法修正的審議已延宕多時，如果最後竟然被中國「超車」，那就丟臉了。

除了自身經驗之外，身邊也有同學參與赴中國實習「玉山計畫」，當中有些人現在已在中國成家立業。另外著眼於中國新興的法律市場，我自己暑期打工的律師事務所，就首次派律師赴中國應考，試圖取得在中國執業的資格，但因為沒有前例，不諳中國的文件認證流程，以為在北京辦妥了手續，到深圳考場卻吃了閉門羹，回來報告時被所長調侃為「五傻闖深圳」。也有學長在畢業後選擇去中國念法學碩士，希望早一步進入中國市場，建立當地人脈，這在當時也幾乎未有前例。

野草莓學運與「兩岸四地」學生會交流的嘗試

2008年11月，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被視為是兩岸交流的重大里程碑。當時持中華民國國旗、雪山獅子旗，甚至是拿出相機、攝影機拍攝的民眾，都成為警方的取締對象。當時新聞播出相關畫面後，記得有許多同學不信邪，下課之後好奇拿著小國旗想到現場看看，有些人全身而退，但也有些人被警方攔下、驅離。

當時數位相機已經普及，以Blog為主的網路媒體方興未艾，行動網路與直播技術則剛剛起步。許多人拍下鎮壓畫面後放到網路上，引起了許多不滿。在11月6日，一群學生在網路上號召到行政院靜坐，要求「總統與行政院長道歉、國安局長與警政署長下台、修改集會遊行法」，開啟了為期數月，遍佈全國的「野草莓學運」。我也在半夜看到網路貼文後，與台大學生會的幹部們在隔天一同前往現場。

學運的訴求最後沒有達成，詳細經過則先略過。在此要說是，雖然在太陽花運動之後，開始有人將野草莓定位為太陽花的前奏，是『抗中保台』運動的重要里程碑。但在2008年的野草莓當下，其實尚未對中國有清楚的意識與主張。確實，警方鎮壓是因中國官員訪台而起、也有許多參與者反對馬政府的親中立場，但同時也有許多成員擔心，把焦點放在「抗中」，會被認為是民進黨的側翼。在最初的三點訴求中並未提及中國，而是將焦點放在政府執法過當，是在 2012 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中，才開始普遍討論「中國因素」。

因此以當時的台大學生會來說，雖然以學生會名義參加了野草莓學運，在校內也不斷嘗試連結校園公共事務與社會議題。但同時也持續思索與中國的關係，當時馬英九政府正一面強力宣傳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但另一方面又拒絕進行詳細說明。面對民間要求政策說明的聲浪，政府又推出「說破了嘴，不如跑斷腿，拚經濟做就對了」的廣告，堅拒對話的態度引起輿論譁然。

在這樣的背景下，台大學生會出面舉辦了ECFA論壇，到行政院門口開記者會遞邀請函，對政府施壓要求出席。最後成功邀請正反雙方的學者與官員進行對話，釐清ECFA的利弊得失，也對今後台灣與中國間的經濟關係進行討論。

除了在台灣的論壇外，由於台大學生會認為，台灣學生有必要更加了解中國，因此在開始收到來自中國的交流邀請時，即便明知有統戰目的，仍應允與會。

台大學生會在交流時，都會介紹關於校園公共事務與社會議題的參與經驗，例如參與校內各級委員會、在校內集會抗議宿舍議題、以學生會名義參與五一勞動節遊行、同志大遊行等等，都掀起許多漣漪。許多中國同學質疑我們不尊師重道、製造混亂；也有主辦校方以或軟或硬的方式，希望我們不要提敏感話題。

但另一方面，在會後私下交流當中，也感受到各校之間的多樣性。香港學生在報告時談了六四，而中國學生一看到六四就紛紛離場，只剩港澳台學生在場。另有一些學生會仍較重視學生權益，有比較多的交流。

同時，他們對一些較「紅」的學校也不以為然：「你們千萬別覺得大陸的學校都是那樣的」。有一次與我同房的是北京清華大學的團委，他很自豪地跟我說明，只有清大是由學生而非教師擔任團委，展現出了清大獨步全國的自由學風。

其他台灣的大學也受到影響，我曾經經驗過的是，一位在台大隔天報告的友校同學，在報告完後跟我說：「看了昨天你們報告的場面，害我們昨晚都沒睡」。原來是他們本來準備了較軟性的內容，例如在地小吃、校系簡介等等。但在看了台大的報告以及與中國同學的論戰後，就連夜修改方向，補充了一些該校的學運史、學生權益等。

在參與了幾次交流活動之後，包括台大在內的幾所台灣學校，都認為兩岸四地的學生交流，至少在增進彼此理解上有其重要性。但此類交流活動畢竟是以統戰為宗旨，實在很難暢所欲言。因此規劃由言論空間較為開放的台灣與香港，在2010年暑假合力籌備交流營隊。主要目的是期待能擺脫中國的言論管制，進行更自由而深入的對話；也不願兩岸交流被統派壟斷，希望在確保台灣主體性的基礎上，尋找對話的可能；最後也有意進一步探索港台間合作的可能。

主辦團隊由台港的數所學生會組成，前半階段在香港、後半階段到台灣，但籌備期就歷經波折。有一些團體認為兩岸交流活動是助長統戰，不便支持。另一方面也有某組織提案透過他們仲介，接受中國政府指導，就保證能爭取到優厚的金援。我們雖然拒絕，但嗣後有幾所台灣的學生會退出，改參與了該組織的活動。

在營隊前夕，我們接到了該組織聯絡，要我們再考慮，不要後悔。我們再次拒絕後，就收到所有中國的參加者，以各式個人理由表示不克前來。有中國同學對我們透露：是「上面下了條子」。之後也有消息指出，該組織不僅以赴中營隊的折扣招攬學生自治組織成員，也鼓勵成員參與學生會，並介紹學弟妹參加組織。團隊中的某友校學生會幹部，其實是該組織培養「出來選的人」，我們是被他們向北京舉報了。但當時既無從查證，坦白說，查了也無濟於事。

雪上加霜的是，我們到了香港才知道，當時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等數所學生會，向來抵制這類「親共」活動，這也是我們以前從未在營隊中碰到這些學校的原因，他們自然也不可能參加這次營隊，而與我們合作的香港同學並未告知此一情形。而後另外透過引介，總算在中大與中大、科大等校的學生會幹部碰了一面，港方仍是談六四，我們則介紹台灣的社會運動。但當時與會的香港同學，似乎對台灣興趣缺缺，我們也對六四在香港學運界的意義缺乏理解與共鳴，因此未能發展進一步的交流。

而以往在營隊上激昂地大談六四，與我們合作的香港同學們，實際上大多也對我們所準備的，以台灣公民社會與政治、社會史為主軸的參訪和座談並不熱衷，經常蒙頭大睡。多年後則有熟悉港台關係的朋友分析，2008年因為北京奧運與汶川大地震，香港人的中國認同達到高峰，要到2010年下半年的馬尼拉人質事件、劉曉波事件才開始出現轉折。因此當時即便是談六四的民主派，也是「反共不反中」。因此參與的同學可能也是基於中國認同以及對香港制度的優越感而出席，因此對台灣並無太大興趣。

這場首次集結台港數所大學學生會合辦的交流營隊，在缺乏經驗之下，可說是虎頭蛇尾地結束了。但很快地，兩岸之間不再需要倚賴學生會間的交流來認識彼此了。在暑假營隊結束後的新學期，陸生來了。

台灣學生自治脈絡下的陸生議題

在陸生來台的第一年，在經歷了暑假營隊疑似被友校學生會成員舉報的風波後，有些夥伴擔心，陸生是否會成為這類組織候選人的「鐵票」，或者是在校園中因政治意見不同，發生集體性的衝突。

因此我在新學期出任台大研究生協會（研協）的副會長時，也以個人名義擔任台大接待第一屆陸生的工作人員，負責協助陸生辦理體檢、入住宿舍、註冊等手續。我一方面認為陸生既然入學，就是台大的一份子，不應有所區別，所有學生都有權表達政治主張。但從暑期營隊產生的挫敗感與困惑，也揮之不去。因此希望能透過參與第一線的工作，思考該如何理解與應對即將而來的改變。

見面時總不免問起來台灣留學的理由，特別在「三限六不」之下，更讓人好奇。回答則是形形色色：有些同學說覺得台灣的學歷「含金量高」，有些是讀過台灣學者的著作而心嚮往之，有些是希望能在較自由的環境下學習，有些則是著眼於未來的台灣市場。也有同學在台大辦給第一屆陸生的集會上，就直接發言反應，希望校方能促成政府鬆綁相關限制。

由於聽到了不少陸生對三限六不的不滿，研協認為有必要處理這個議題，但在邀請陸生時卻碰到困難。由於台大學生自治組織對校園公共事務與社會議題的積極參與，因此許多陸生似乎認為我們都是「台獨」學生，而保持距離，比較傾向期待在兩岸關係持續強化下，校方、教育部或是國民黨會主動協助。汪宏倫亦指出，陸生對政治參與的卻步，擔心牽扯台獨，導致其對陸生政策的不滿難以宣洩，親身體會之下確實如此。

有一些陸生跟我說，他們返鄉時都會被要求填寫在台的活動記錄，交代常跟那些老師、同學往來，做什麼等等，也有人給我看了他偷偷拍下的調查表。陸生並非沒有組織，許多學校都有陸生會，但要公開參與政治活動，例如參與台大學生會選舉，是有相當的政治風險的。就我所知，雖然也有陸生感興趣，但也沒能組織起其他人。

另一方面，張可在〈當台灣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一文中，從陸生的角度，剖析了台生與陸生間的情感糾葛。而從台灣學生的角度來看，許多大學高層都經常宣揚一種「陸生優越論」，典型敘事例如「在中國每天凌晨，都有許多學生排隊等著進圖書館苦讀」等等。我在兩岸交流時只要提起這些說法，每次都引來對方的哄堂大笑。也有同學苦笑著解釋，許多學校宿舍可能暖氣弱、熄燈早，圖書館座位又少，期末考前只好早起排隊。這並非是特別勤學，只是設備太差。

而基於前述的「陸生優越論」，在討論陸生政策時，當時也有許多傳言指出，將會提供優渥獎學金去資助（比台生優秀）的陸生。在端的報導〈我們的青春，到不了台灣〉中，也確實有陸生表示在所方承諾會給予「台商提供的獎學金」，但最後並未實現。

就個人經驗而言，實際上與陸生同學一同修課時，確實感受到其不同於台灣學生的觀點，經常能提供課堂新的刺激，而我所遇見的陸生也都相當認真而優秀，但這都並非「陸生」所獨有，其他國家的留學生亦不例外。但校方與官員鼓吹的「陸生優越論」與「陸生優待論」，過度特殊化了陸生群體，也激起了台灣學生與社會的相對剝奪感，反而促成了「三限六不」的誕生。

而要化解這股反彈的方法之一，就是陸生不再被校方或官員代言，作為主體展開與台灣社會的對話，當陸生將期待寄託於由官員、政黨基於兩岸關係來改善陸生處境時，其實反而強化了在先前端的報導中所指出，陸生被「工具化」的問題。

除此之外，台大研協也在校內學生的勞動權利問題上，意外地遭遇了台生與陸生間的矛盾。當時台大與許多大學大量由學生擔任助理，負責教學、行政與研究工作，而當中不少預算來源則是以「獎助學金」為名。由於不受勞基法規範，因此衍生出遲發、拖欠、工作時數過長、時薪低於法定工資等等問題。

校方堅持給學生的「獎助學金」就如「父母給幫忙做家事的小孩零用錢」，無論給多給少，學生就是得做事。之後助理們成立了台大工會，在工會申請被駁回後，進而透過訴訟要求承認工會成立，間接承認工會成員，也就是助理們的勞工身份。在工會勝訴後，教育部則創設了「學習型助理」與「勞僱型助理」的分類，認定前者非勞工，不受勞動法規範，等於是為各大學開了迴避法規的方便之門。

但在2014年年初，教育部開放陸生可以擔任「非勞工」的學習型助理。若按照工會的訴求，將校內助理全面認定為勞工，則陸生又會受到打工禁令的限制。工會在理想上希望廢除「假學習真打工」的學習型助理，同時爭取開放陸生打工，不分校內外與國籍都受到完整的勞動權利保障。但當時陸生也開始被拿來作為反對保障助理勞動權利的理由之一，陸生生計與助理勞權被對立起來，甚至成為學生自治選戰的爭點之一。不過以陸生的角度來看，既有「真打工」的巧門可走，不希望再次關上也是人之常情，工會也缺乏與陸生討論的管道。

從三限六不，到助理勞權運動和陸生打工需求的矛盾，當然政策責任都不在陸生身上。況且留學已經夠辛苦，還要參與當地公共事務更屬不易。理想上的高等教育政策，應為所有的學生，盡力準備好能全心探索、實現自我的校園環境。

但從台灣關於教育政策的社會運動史，例如反高學費運動以及前述的助理勞權運動就能得知，教育政策也是政治的一環，當政策不盡人意時，學生自身的參與與爭取仍非常關鍵。雖然陸生議題亦數度在台大學生自治組織選舉中被討論，但不得不說陸生主體性的缺席，不僅延宕了政策改善的步調，也錯失了藉由參與公共事務，嘗試化解彼此不滿的契機。

取徑「東亞」下的兩岸交流

在負笈日本後，我開始參與一些東亞公民社會間的交流活動。張可在文中提到，建議借鑒中日韓民間共同編寫東亞近代史的經驗，從民間開始取得諒解。而該運動除了共同編寫教科書外，每年亦舉辦青少年歷史營，由中日韓輪流作東。

正巧，在2016年，主辦該年度青少年歷史營的日本NGO，找上我參與的日本NGO「東亞公民網絡」協辦該年營隊，我便順勢向主辦單位詢問讓台灣學生參與的可能性，意外獲得了中方對口，也就是中國社科院的首肯，於是台灣學生首次參與了該營隊。

雖然參與該營隊的目的並非只針對兩岸交流，但事前也確實期望台灣與中國在第三地，能有比較平等的互動。然而中國在開幕式上突然退席抗議，宣稱他們發現有台灣團成員在臉書上發表過「台獨」言論，要求台灣不得獨立參與，否則將杯葛營隊。

最後，由於台灣的同學們決定仍希望留在營隊中之後，我們向日方主辦單位表示，就台灣工作人員不致詞、不發言與不參與工作會議，可以讓步，但堅拒被併入中國團，也不得干涉台灣學生的言行。我所屬的「東亞公民網絡」則表明，若台灣學生被迫退出，會負責安排接下來的食宿與參訪，希望同學們可以安心。

在這起風波傳遍整個營隊後，日本學生中的在日韓僑學生起而表示，他們希望能效法台灣，作為獨立主體參與營隊：「我們希望能像台灣一樣保有自己的認同，我們不是日本人，但也與韓國人不一樣」。由於在日韓僑議題對日方主辦單位來說，具有相當強的正當性。雖然中國仍希望能併團，甚至表示「日後還想參與，咱們都有商有量」，但由於在日韓僑的獨立參與，撐出了尊重成員認同的正當性下，我們也未再讓步。

對日方來說，中國是並肩共抗「右翼歷史修正主義」，打造民間求同存異典範的多年盟友，突然間露出「戰狼」面貌，令日方顯得手足無措，只是不斷拜託台灣「顧全大局」。追根究底，日韓台均是由NGO參與，強調擱置各國政府立場，促進民間交流，只有中方對口是中國社科院，並強勢地將中國政府的立場帶進營隊，顯然是最大矛盾。對此，日方主辦單位給我的回應則是：「但是中國沒有公民社會啊！我們還能跟誰交流？」

正如台灣人熟悉的國際組織碰壁故事，在中國反對下，台灣對青少年歷史營的參加就僅此一屆。但日方主辦單位屈服於戰狼之下，亦有許多成員不以為然。除了前述在日韓僑的學生之外，甚至包括中國在內，各國都有成員私下拉著台灣工作人員，表達支持與抱歉之意，日後也都還有後續交流往來。也有教師開始將台灣加入其教材之內，日前還收到其中一位老師的聯繫，表示小孩受到他的影響，未來想去台灣留學，希望我能給一些建議。

跟拍營隊的日本電視台製作人也察覺到了異狀，私下找我詢問，為何主辦單位通知他們台灣不能受訪。在解釋了台灣的處境後，製作人反而更積極地關注台灣學生的動態，也私下問了許多問題。後來我收到製作人的聯繫，請我務必看看報導，在影片中雖然沒有台灣學生受訪，但是以台灣學生合唱《島嶼天光》（台灣樂團「滅火器」為三一八學運創作的歌曲）的段落作結。我對他的用心表示感謝，他則回以：「沒什麼，那是首好歌，台灣人真的很努力。」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營隊最後的分組報告，報告題目是：「營隊後我們可以做什麼？」在討論時間時，某小組的負責老師來找我：「實在不知道台灣學生在說什麼，能否來看一下？」一聽討論內容，原來大多數的學生傾向討論：「如何推廣在營隊中學習到的『真正的歷史』」，但台灣學生認為因為歷史經常受到當代學術、政治與社會脈絡影響，而有許多分歧，因此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不同史觀間的對話基礎與空間。

負責該組的老師帶著焦慮與困惑問我：「我們舉辦營隊就是希望學生能學習『真正的歷史』，進而促成和平與友好。但台灣學生卻認為沒有所謂『真正的歷史』？這怎麼可能？」對台灣的同學來說，他們在前一年台灣剛經歷了公民、歷史課綱微調反對運動，對任何意圖將「真正的歷史」定於一尊的做法充滿懷疑。而深切體會到台灣在歷史源流與觀點上的分歧與對立之後，會在意如何面對歧異，進而推動共同體內外的持續對話，也是很自然的。

但同時我也理解對長年參與「歷史戰」，抵抗日本右翼主流史觀的該老師而言，台灣學生似乎是承認右翼史觀也有一定的正當性，至少是需要對話的對象，顯然「敵我不分」。

因此我對那位老師說：「就讓學生自己決定吧！我們的工作是提供他們小組討論的環境，不是介入結論。」最後台灣學生說服了其他組員，上台做了一次與其他組相當不同，但我個人看來相當有意思的報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即便中國領隊禁止中國學生與台灣學生接觸，但根據台灣同學在營隊後所述，還是有不少中國同學找機會偷偷與台灣學生攀談，「他們想看看黨國之外的世界是什麼樣子」。甚至聊了不少政治議題，基本上彼此都耐心地傾聽了對方的說法，這對雙方都是珍貴的體驗。因此就結果來說，台灣的同學們仍是慶幸選擇留下來的。

看見人，也看見結構

在這數年間，出現了許多活躍於兩岸間的組織與個人，例如穿梭中港臺進行社會調查的「啟鳴兩岸探索計劃」與「台大Sino啟鳴社」、參選淡江大學學生會長的陸生蔡博藝、境外生權益小組、成為首位香港大學《學苑》成員的江旻諺等等。後來在台灣舉辦的六四紀念活動，則成為了部分持不同政治立場的青年間合作與交流的場域。

而我自己從勇闖北京參與國際賽事的大學生，到嘗試開啟兩岸交流與維護陸生權益的學生會幹部，再到現在每年固定擔任幾個國際交流的工作人員。回望過去，雖然偶然地站在時代的風頭浪尖，若比起前述各位的活躍，並沒有留下什麼了不起的成績。

即便這些經驗的代表性有限，亦仍未足以抵禦「互相怨恨」的滾滾洪流，但只有當雙方都不再是滿佈標籤卻面目模糊的群體，認真看待彼此的所思所為時，才有真正開啟對話的可能性。

然而在讀了「陸生十年」的系列文章後，雖然基本上同意文章中基於學術研究與採訪後的分析，但對於「互相怨恨」的結論，仍不免耿耿於懷。把這段經歷寫出來作為回應，是認為在「陸生十年」試著透過學術研究與採訪，將「陸生」具體的思想、行動脈絡與世代變化描繪出來後，或許也是時候開啟對「台生」的討論了。

即便是持台獨立場，仍舊有許多人不願將兩岸交流或陸生議題化約為「統戰/反統戰」工具，而是懷抱著熱誠，去面對每次兩岸交流活動、以及在活動中相遇的每位陸生。正如陸生不該是兩岸關係的工具，台生也不只是陸生在台生活的背景，燃燒了青春的，不是只有陸生。即便這些經驗的代表性有限，亦仍未足以抵禦「互相怨恨」的滾滾洪流，但只有當雙方都不再是滿佈標籤卻面目模糊的群體，認真看待彼此的所思所為時，才有真正開啟對話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回顧一路挫敗的原因，也正應證了汪宏倫所言：「兩岸問題的癥結終究在北京」。因此很多事情不是台灣不願意做，從兩岸交流活動前被下條子、陸生將學生會視為「台獨」而不願信任、再到台灣被東亞歷史營拒之門外，當中即便各自有許多錯綜的因素，但若循其本，無疑中國政府才是最大的阻礙。許多事情看起來是雙方各自有錯，例如前述東亞歷史營的主辦單位，就主張他們的決定是基於試圖阻止台灣與中國「雙方」的爭論，維繫彼此友好，沒有偏袒哪一方的意思。但這類說法，掩蓋了台灣與中國間在權力關係上的不對等。若友好的前提是有一方必須放棄主體性，那絕對稱不上真正的友情。

如果說這一路以來的挫敗有什麼價值，那就是深刻體會到必須同時看見人也看見結構。不應將人工具化為政策目的，真誠地面對每一次的互動，並維護彼此的尊嚴；但同時也要看見在人際互動背後政治力量的作用，不能一廂情願地去政治化。對「中國/台灣」、「中國人/台灣人」、「陸生/台生」在不同情境脈絡下，所產生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必須面對，而非漠視。

我非常贊成張可在文中提倡避免互相傷害、尋找新的共識基礎與共鳴的主張。但在該文的基礎之上，不得不進一步去問，要實現一個兩岸民間能良性互動的環境，實際上究竟如何可能？

對於這樣的問題，我一路遇見過許多不同的答案。例如基於對台灣主體性的堅持，認為應該與中國劃清界線。或是嘗試以藝術、學術、媒體等領域建立交流途徑。取徑港澳、日韓等其他國家也是選項之一。另外也有批評台灣社會太過固執於台灣認同，妨礙了兩岸和平進展的意見。

除了台灣自身的各種立場之外，不可忽視地是這些年來，中國也變了許多。在許志永再度身陷囹圄、滕彪遠走海外的今日，若再次到訪北京郵電大學，恐怕不易再聽見有同學公開以「三博士上書事件」自豪。而總是在交流活動上對中國學生大談六四的香港學生，現在無論出於政治立場上不願，或政治風險上不敢，亦已成絕響。而曾經成為我重要資訊來源的《陽光時務》、《南方》、《財經》，人事均已非。

而學者雖長期在交流上扮演重要角色，但幾年來中國的拘捕對象，已經從國內的中國學者，擴張到台灣學者，再波及了旅外中國學者，與訪中的外國學者。我所服務的北海道大學，就在去年有日籍教授在受邀赴中時被捕，震驚了日本的中國研究學界。同時鄰近的友校也有中國籍的資深教授，在去年返國探親後失去聯絡，過了很久之後才間接傳來似乎是被捕了，但詳情至今仍不明。

回到陸生議題，即便我仍舊認為陸生的權益應受保障，也期許留學生能在兩岸關係當中扮演正面角色，但當北京決定關上大門，以台灣的立場也實在強求不來。而幾年來的東亞交流經驗也讓我理解到，台灣有必要放眼東亞乃至於更廣闊的世界，將兩岸關係置於國際脈絡中去處理，而非眼中只有中國。

同時，對許多國家來說，過往不放在眼裡的台灣，當面對中國崛起時，其實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照對象。台灣可以此為起點，擺脫被各國視為對中關係一環的定位，確立在國際上的主體性。這並非否定台灣需要面對中國，也不單純是「結盟抗中」，反而是透過強化多邊關係扎穩馬步，才能更穩健地與中國往來。

例如，若從今往後，陸生不來了，以台灣高教的立場而言，首先應認真面對私校監理問題，阻止私校的惡意倒閉。同時開拓多元生源，例如日本留學生的數量，在近年就持續成長。但也應儘速解決以產學合作專班之名，剝削留學生勞動力的問題，這都是更務實而重要的高教議題。當台灣能夠認真解決陸生所「照」出的自身體質問題，不再將陸生視為台灣私校的唯一救世主時，或許當陸生再來時，我們就能更建設性地討論陸生權益議題。

在「互相怨恨」的時代，要如何保留一絲清明，不被消磨掉對人性的尊重與善意，但同時又清醒地認知到政治社會結構的影響，實事求是地在夾縫之中尋找自保與共處之道，不管陸生來不來台灣，都仍將是我們未來無法迴避的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