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穩「外包」
另一種類型的保安完全脫離了服務性質，屬於嚴格意義上的維穩。比如：守天橋、拆遷維穩、盯防。
在龍華的兩年半裏，幾乎每一位資深工頭，我都跟他們做過保安。一般是去不同的公共活動站崗維持秩序，比如：馬拉松賽事、商場明星代言活動、無人機表演、春節燈會等。
市民、遊客自然會問我各種問題，比如廁所、便利店、餐館位置或活動信息等。對於這類問題，我僅能憑感覺回答，有些活動地點我也是第一次來，對活動信息也一無所知。
工頭和現場指揮的領導不會介紹太多活動內容，哪怕電子版的信息介紹也沒有。在領導眼裏，我們是一堆站樁的活體稻草人，更重要的是維持秩序，以及威懾潛在的暴力。這些職責也可以被歸為「維穩」。
另一種類型的保安完全脫離了服務性質，屬於嚴格意義上的維穩。比如：守天橋、拆遷維穩、盯防。和防疫一樣，用工的源頭皆是街道辦或社區。
拆遷維穩常常出現在社會新聞裏。我做過的那一次，保安拿着盾牌站在拆遷現場，負責搬運和執行的人同樣像是臨時工。搬運拆除的穿着黃馬甲，看起來像建築工人，大多四五十歲；穿黑馬甲的背後寫着「規劃土地監察」，有20歲左右的年輕人，也有大腹便便的中年男性，領頭人拿着無人機和執法記錄儀拍攝。衝突激烈時，城管部門、街道辦、社區領導都會出面。
盯防也稱跟蹤監視（準）上訪人員。我與另一位臨時工穿便衣，身份同樣屬於保安公司人員。我們在一個小區盯着目標人物的行動軌跡，及時上報。與我們一起配合工作的還有物業公司和社區人員。當事人其實心知肚明。這次事件起因與某家金融公司暴雷有關，許多受騙者是當地有一定財富可供投資的老年人，基層政府擔心他們越級上訪，於是便有了這件差事。
除此之外，工頭還會招臨時城管，負責夜市秩序，驅趕流動攤販，擺放共享單車等。2022年招募的防疫保安同樣如此，通常是政府（即街道辦）將用工需求發給保安公司，保安公司再找到相熟的中介和工頭，每一家分配一定名額。
這種臨時保安與政府購買服務外包有關。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呂芳在《中國地方政府的「影子僱員」與「同心圓」結構》中提到，由於地方政府的績效考核制度，涉及「一票否決」的主要是社會管理部門，尤其是綜治維穩、城市管理等工作。這些工作的特點是勞動密集型，而在編人員不足，因此政府會以購買社會服務形式外包出去。
這類政府購買服務，很多時候會外包給保安公司。如製造業一樣，保安行業也大量運用勞務派遣。當臨時用工需求大時，保安公司會委託中介招募臨時保安。臨時保安作為政府項目的「影子僱員」，長期項目以勞務派遣方式簽訂合同，日結一般不簽訂任何合同。
以城市管理為例，黃琪是福田區A街道的基層公務員，她所在部門為綜合行政執法隊，執法隊平時會招募市容巡查人員，就來自保安公司的保安。防疫、守天橋、拆遷維穩、盯防等都屬於綜治維穩和城市管理領域。
一般情況下，街道辦購買服務通過招投標確定項目服務單位。黃琪說，2022年之前，個別區域有防疫任務，臨時用工需求不多時，政府可以從現有人員中調配，市容巡查員也會去執行防疫工作。而在「戰時狀態」的2022年，疫情突發時，政府採購方式並不一定是公開招標，而是集體評議，即黨委領導一把手立刻決定購買哪家保安公司的服務。
雖然相關管理規定，政府購買服務嚴禁變相為勞務派遣用工，但保安公司的勞務派遣和「掛靠」現象一直很嚴重。黃琪對我說，以她所在A街道辦為例，平時會有一群提供外包服務的中間商圍繞在領導身邊，當政府需要購買服務時，往往從熟悉的中間商裏找人，這種中間商和工頭是一個性質。
「往往有一個類似工頭的人，他上面可能有個更大的老闆，那個老闆負責維護政商關係，他接到這個項目後，會找一個比較大的保安公司去掛靠。」黃琪說。
A街道辦曾購買過福田區保安公司這類國企的服務外包，但黃琪說，其實際合作中也是一個「空殼公司」。「具體還是包工頭在起作用，」黃琪說，「可能之前那個區域（市容服務）簽的是B公司，每年都重新簽一次合同，下一年簽的是C公司，但做事的可能還是同一群人。關鍵在於工頭有沒有政府資源，不在於這個公司多有品牌號召力。」
這種掛靠現象也普遍存在於龍華工頭和保安公司之間。每次做臨時保安，工頭或負責指揮的隊長會特意叮囑，不要說是臨時工或做日結的，要說是某某保安公司。
工頭背後的中介網絡
工頭通常以個人名義招工，很難知道背靠的是哪家公司，甚至刻意隱瞞相關信息。對零工來說，信息不對等和層層轉包很容易導致勞資矛盾，這十分依賴熟人關係建立的信任。
龍華臨時工與工頭之間也因為勞務派遣和外包呈現出一種複雜的關係。程驍說，老哥們既需要找工頭幹活，又對工頭恨得牙癢癢。
龍華工頭之間主要是老鄉和親戚關係。從籍貫來分，主要有湖南籍和河南籍兩大支，都是勞務輸出大省。如今，他們靠着多年的人脈和資源積累在勞務中介圈壯大，成為小老闆。
早年在景樂市場現場招日結工的模式，在龍華汽車站仍然存在，最常出現的是幾位資深女性工頭。她們接手的業務可能經過了更多層轉包，在角色上偏輔助，也是為上一級老闆打工。而資深的男性工頭已經不會出現在龍華汽車站親自招工，他們掌握了更多資源。
工頭通常以個人名義招工，很難知道背靠的是哪家公司，甚至刻意隱瞞相關信息。對零工來說，信息不對等和層層轉包很容易導致勞資矛盾，這十分依賴熟人關係建立的信任。
2022年，全深圳有保安業務資源的工頭和中介公司都在招防疫保安。很多工頭的網名都叫某隊或某某安保，乍一看以為是保安公司的隊長，但事實上只是中介。龍華工頭至少還有線下的宿舍集合點，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更具欺騙性的小工頭遍布於線上招聘平台和社交媒體。
我接觸的臨時工都說，跟工頭做保安，即便一兩週到一個月的中短期工，也沒有紙質合同或協議，偶爾會簽一個電子版協議。程驍曾告訴我，老吳沒成立過公司，都是掛靠在別人公司名下，以前在海新信人力市場招工時，只是租了個場地，每個月要交入場費。
2023年後做其他日結保安時，我的工資和崗位也大都是微信、口頭等非正式承諾。少數工頭會讓我們簽一份電子版的《用工確認書》和《用工告知書》，前者意味着入職某家勞務派遣公司，後者意味着被派遣到用工的保安公司。
有工頭是明確成立了人力資源或勞務派遣公司，他們的微信網名通常直接用真實姓名加公司名稱，發放工資也是從公司賬戶打款。
即使是成立了正規公司，也會被很多人稱為「皮包公司」或「空殼公司」。他們的招工點沒有專職招聘員，全靠工頭的親戚或同鄉幫忙打下手，老哥們稱其為「馬仔」。
2024年，在一次日結保安報名群裏，我認識了劉文。他告訴我，2022年防疫保安招工火熱時，老吳、李胖子等幾位工頭一起合作，為一家叫做「功創人力」的中介公司招工。
劉文在整個2022年做了差不多200天的防疫保安。他說，當時功創人力接到的防疫項目很多，工頭們一起為那家公司招工，既可以利益均分，還可以通過公司系統建立的黑名單，拒掉一些曾經維權過的臨時工。
這樣的聯合招工建立黑名單避免維權的做法，在2021年龍華工頭搬到沙井時也曾有過。他們與「天傑集團」合作，建立黑名單，當時就是為了防止臨時工維權。
多位臨時工都提到，功創人力的老闆叫雷功峰，而我早在2022年就加過他的微信，當時無法看出其公司背景。
工商信息顯示，功創人力成立於2021年，其法定代表人和股東信息並沒有顯示雷功峰。當我搜索這家公司的信息，發現雷功峰是功創人力的總經理，同時也是深圳市湖南株洲商會副會長。商會在2022年7月的一篇微信文章中介紹了該公司主營業務：疫情安保、會展保安、活動保安、普工派遣等。
文章介紹，2022年上半年，功創人力為深圳各街道、社區累計輸送防疫安保人員1.2萬人次，為富士康等製造企業累計輸送普工1.7萬人。公司業務已遍布珠三角地區。當年4月，功創人力還獲得羅湖黃貝街道社區安保防疫工作優質人力資源服務商的榮譽。
雷功峰除了擔任功創人力的職務，也是魯豫勞務派遣的業務部經理。而魯豫勞務的總經理張胖子也是大家常提到的龍華工頭，這家公司同樣既招工廠業務，也招保安。
不止疫情期間的防疫保安，日常的招工、床位業務等，數位龍華工頭互相合作，利益捆綁，尤其是湖南籍和河南籍之間。
親歷防疫保安維權
大家再次去往街道辦，走進了大院裏，一步步快要衝進辦公大樓。政府保安迅速過來阻攔，大家意識到快要越界了，就往門口撤。有人七嘴八舌對着保安說，「你也是保安，都是掛逼保安有什麼好牛的」「你不覺得你有一天也會像我們一樣嗎？」
防疫保安是一個只屬於疫情三年的特殊崗位，從2020年出現到2022年達到高峰，隨着年底封控結束而消失。很多臨時工懷念它的高薪，而與高薪相對應的，則是「維權」。
2022年7月，深圳各處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保安維權事件：南山白石洲、福田沙尾、羅湖黃貝、福田南園、龍華新田……我也親身參與了一場連鎖維權事件。
李胖子是龍華的一位資深工頭，他的招工點L公寓就在龍華汽車站旁邊。2022年10月1日下午，我在李胖子的招工點報了名做防疫保安，離開時，在樓下看到四五個臨時工正在報警。
他們當天特地從寶安區趕來後卻被告知，夜班已經招滿了，只剩第二天的白班。他們認為，此前在微信和電話裏已經得到了承諾，但實際到場後又無法報名，再等一天需要更多時間和金錢成本。這激怒了他們。
他們與我們遇到的情況一樣，來到報名點後被告知夜班已滿，只有次日的白班，崗位工資也低了很多。
做日結總是這樣，尤其是防疫，從最上游的用工方到最下游的零工，存在層層轉包和信息差：臨時性、口頭承諾、變數大。工頭在微信發布招工信息時，用的是一套不嚴謹的模板。根據我與工頭打交道的經驗，他們總會先讓人過來，說「一切都以到現場報名為準」，也就是說，網上發布的信息有可能不準確。
當這種變數遇到較真的人，一場維權便開始了。從下午五點半到晚上十點半，我目睹了這場維權的全過程。
警察趕來後了解一番情況後走了，這吸引了更多人圍觀。最後閒雜人等加起來共有三十多人，一起去了附近的社區警務室。現場有人不斷打電話、發微信從各處叫人。工作人員拿來一個小本子登記姓名，有來由和沒來由的共登記了31個人。
有勞動部門的工作人員過來問：你們的訴求是什麼？對方公司名字叫什麼？所有人都只知道那裏叫L公寓，但不知道公司叫什麼名字。等了兩個半小時，在工作人員協調下，李胖子出現了。登記了姓名的人和他一起坐進了會議室談判。
我和一位聞訊趕來的老哥沒有登記，偷偷溜進去聽。會議室裏，李胖子和衆人爭論了十來分鐘，有人要國慶節三倍工資，最後李胖子放話：100元解決這事，接受的可以登記姓名、拿錢走人；不接受的可以留下，安排今晚再去上班，等大巴車來接。
李胖子離開會議室後，社區人員勸大家：現在給大家爭取了100元，正常情況應該核實證據，有通話或聊天記錄的才符合，但不想去深查。
一部分人接受了，下樓排隊登記，李胖子手機轉賬。還有二十來人在樓上等着，覺得100元太低了。我在外等待的一個多小時裏，陸續有人出來。直到晚上10點半，後面出來的人說，裏面還有七八個人，李胖子可能三四百塊錢打發走，不可能再安排去上班。
等我回到住的村裏時已經晚上11點。李胖子的下手老肖負責我們這一批報名，他突然在報名群裏通知，明天的保安項目取消，理由是疫情嚴重，他連發了三遍。
群裏共有162人，已經接龍報名了72人，看到消息立刻炸開了鍋。大家怒罵老肖隨意取消招工，招聘只是為了騙人身份信息上報，「維權到底，抗爭到底」的表情包開始刷屏。老肖對怒聲置之不理，直接解散了群聊。
這時，出現了一位帶頭「大哥」，他新建了一個「保安維權」群，大家商議後決定明天去L公寓維權。
10月2日一大早，我們來到L公寓樓下，現場還有其他聲稱少發了工資的人。群裏仍不斷更新着消息，有人說正在羅湖維權，結束後就轉場過來。有人問沒交身份證也沒報名（日結）能不能過去，有人回答說，「來啊，渾水摸魚。搞得他大出血。」
帶頭「大哥」趕來後報了警，警察又讓我們去前一天的社區警務室登記。警務室門口聚集了二三十人，我又看到了昨晚來過這裏的三個人。
關於賠償費用，有人主張要1800元，還有人要兩萬。有人出面勸說，前幾天在羅湖維權被警察拘留了幾個，自己也差點被抓，勸告大家不能要太多，否則會被認為無理搞事。帶頭「大哥」認為，賠償應該是1天誤工費的3倍再加來回打車費。
老肖被拉進群解釋說：「下午一點報名，我晩上就已經通知取消了，並不會誤大家多少工！是人家鬧事，不上人了才取消的！已當面給大家解釋過了多次了！再說報名也是大家自願行為！」
等老肖來到社區，包括「大哥」在內的幾個代表與他談判。兩次談判後，老肖表示去現場報名押了身份證的給（賠）100元。大家無法接受，矛盾再次升級。
我們徒步到了龍華街道辦，街道辦工作人員又帶着我們去了對面的司法所。這時的在場人員裏，已經有了更多不同訴求的人。有個小夥子在門口寫遺書，說自己被其他中介騙到了浙江。
老肖堅持只補100元，「你們班都沒上，我找他（上游老闆）去要錢啊，笑死。沒有勞動關係叫我怎麼付工資？不成立嘛。」大家反駁：不是我們不想上班，是耽誤了我們時間。
司法所工作人員試着調和矛盾，但雙方一直僵持到傍晚7點。衆人情緒開始激動，大哥質問：是不是要媒體過來？有人開始邊罵邊喊：我要上班！打倒黑中介！我要維權！喊了一會，圍觀的群衆多了起來。
大家再次去往街道辦，走進了大院裏，一步步快要衝進辦公大樓。政府保安迅速過來阻攔，大家意識到快要越界了，就往門口撤。有人七嘴八舌對着保安說，「你也是保安，都是掛逼保安有什麼好牛的」「你不覺得你有一天也會像我們一樣嗎？」
這下終於驚動了警察和更多政府人員。最終，我們又被勸回了司法所，門口緊急趕來了一隊穿着「反恐」和「機訓」制服的高級安保。
政府做出安排，讓我們兩人一組上二樓會議室談判。「大哥」談判完在群裏說：「有身份證的200，沒有身份證的150。就這樣吧，我也不想鬧了，他媽的鬧得嚴重到時被拘留。大家趕緊走吧，別真出什麼事情，我還要擔責任。我群該解散就解散了。」
等了很久，我和另一位老哥才進了會議室，對面坐着政府的人，有移動微法院的，有人民調解室的，老肖在旁邊。對方問：是否接受200塊錢？我說：接受。我把保安服還給老肖，簽名、拿回身份證，老肖微信轉給我200元。走的時候，已經是晚上9點半。
以「合理」方式找漏洞
群裏和貼吧流傳的一張張維權後的調解協議或微信轉賬賠款截圖記錄了這些維權成果。這不斷鼓舞着更多人。有人之前幹長期保安，但「看到老哥們天天維權暴富，所以不幹了」。
我難以評價這次維權。一方面，一些人趁機渾水摸魚；另一方面，人越多也大大增加了政府的重視程度。很難說是渾水摸魚促成了維權成功，還是維權助長了渾水摸魚。
維權的談判過程中，也充滿着不信任。政府讓選談判代表，有人懷疑帶頭「大哥」拿了更多錢，被收買。拿到賠償後，一些人認為相比別人維權到手500甚至1000元，200元太少了。
這次事件後，我才知道，2022年9月是防疫保安維權的高峰期，當時也是深圳疫情再次嚴峻的時候。
在保安群裏，伴隨着文字解說，傳來一波又一波現場照片和視頻：「福田沙尾三四百號人在維權」「羅湖黃貝大概50號人在維權」，一群穿保安服或便裝的人在街道辦等公共場所大喊：「我要維權！我要維權！」最引人矚目的方式是在樓頂揚言跳樓。
有人戲謔地稱這種維權方式為「才藝表演」，「藝術家，大神天生是演員。」
群裏和貼吧流傳的一張張維權後的調解協議或微信轉賬賠款截圖記錄了這些維權成果。這不斷鼓舞着更多人。有人之前幹長期保安，但「看到老哥們天天維權暴富，所以不幹了」。
維權的核心癥結是臨時工與中介常年以來的矛盾：層層轉包下工資被吃了不少回扣。
劉文曾入職過保安公司。他說，政府報的工價可能是400到500元，甚至上千元，保安公司會從中抽成，中介再從中抽成，最後到臨時工手裏變成180到200元左右。工作時長也會暗中加碼，政府提出8小時三班倒，但這需要更多人，工頭就會延長成12小時兩班倒，減少用人，利潤會更高。
我做的那次防疫保安工資12小時180元，摺合時薪為15元。按規定，2022年深圳非全日制用工最低時薪標準是22.2元。也有人到手工資高，一人一天400元，才幹了4天後要撤人，他們去維權，街道辦讓中介按照一手單價發，一天1200元，才知道中介抽成更多。因此，臨時工們對中介極度憎恨。
每一次具體維權的起因繁雜，同一地點同一天可能發生不同原因的維權。劉文經歷過多次維權，影響大的事件中，區長等大領導、警察都來到了現場。
有的維權爭取到了更高的報酬，但參與維權的人會被換掉。劉文說，有的工頭會息事寧人私下解決，比如給三百、八九百。有一次，劉文一直參與談判到最後，拿到了1700元。後來他聽說，那一次四個聯合招工的工頭虧了上百萬元。
各種維權中，甚至還有完全相反的訴求。比如：有人不願做大白，因為和小藍工資差距小，但被指定要穿；有人想穿大白，但上面認為，沒經過專業培訓只能穿小藍……
維權後的賠款或調解費用有時高至幾千到上萬元。9月，一張福田南園街道人民調解委員會的文件顯示，用工甲方賠償近10人2.5天勞務費750元，7天隔離費（按每人每天1050元標準），並且甲方保證不會把乙方拉入黑名單，否則乙方到甲方公司領取一萬元現金。
李博就是其中一個簽名的。他告訴我，為了防止實名被傳播和拉黑，他簽的是假名。他2020年開始做保安，2022年參與過近15次維權，不止在深圳，還有上海、廣州、佛山、東莞等地。
他非常熟悉如何在合法途徑內維權，會出謀劃策。有一次，他打聽到很多社區公務人員「吃了」原本發放給居民的物資，他們就以此為由要求社區領導協調談判，把工頭叫過來，簽一份書面協議，寫清楚在哪裏幹活、多少錢一天、工期多久、隔離費多少。簽完後獲得賠償，並互相保證不能將這些信息外泄。
他獲得的最低一次賠償是四千元，在深圳，最高的一次是在上海，2022年春天封城期間。在臨時工中，上海防疫保安日結上千元傳得沸沸揚揚。李博和很多人都從深圳去了上海。
上海方艙醫院是所有防疫保安中工資最高的。李博去了方艙守外圍，原本說好每人一天3000元，工期十天。他們那一批20多人，因為不滿意崗位安排，第二天就發生了維權。一開始工頭只願意賠3000元，經過談判，每人拿到了一萬元。
「老哥們最巔峰的時候」
關小林2017年來到三和，之後開始幹保安。兩年後說起維權，他不無懷念和自豪。「老哥們是打不得、罵不得，特別是疫情的時候，他不舒服，他就那個（維權）。」他說。
關小林也在上海待了近兩個月，光維權就有三次，拿了兩三萬元。去上海前他經常看到，「群裏老哥都在炫耀，在哪裏又搞了四五千。」他直言，去了上海之後就是「故意搞事」，找一個理由。比如：飯送晚了；別人工資更高；方艙說招人，去了後又說不要這麼多人。
關小林2017年來到三和，之後開始幹保安。兩年後說起維權，他不無懷念和自豪。「老哥們是打不得、罵不得，特別是疫情的時候，他不舒服，他就那個（維權）。」他說。
「已經出名了，（2022年）那時候在深圳名揚四海，可以說是龍華三和老哥們最巔峰的時候。你隨便去哪裏，人家聽見三和就佩服。市政府、街道辦、信訪辦，到處敢搞、敢鬧。其他城市的（臨時工）他不敢。那時候老哥們都很團結。」
關小林說，有一次，工頭從龍華拉了兩大巴車保安去廣州，到了之後街道辦又不要了，工頭準備把人拉去隔離。但100個人都不下車，要求工頭必須簽協議，賠償五六千元到賬才去隔離。最後，工頭先給了每人3900元，隔離完再結清。
程驍也去上海蔘加過維權。他說，他所知道的（維權）最早從2021年就開始了，廣州和珠海都曾發生過，都是去隔離酒店。維權後，一人賠了八千到一萬元。「2020年也有疫情，為什麼沒有這麼誇張，還是因為2021年有了這個開端後，一傳十、十傳百都知道了。」
程驍總結起維權的原因，他歸因於臨時工們的心態：「說句難聽的，我們這幫人包括三和的人，都有一個好吃懶做的心態。去了就想鬧事，疫情就是最好的一個開始……（維權）回來那幫人每個都宣傳，當官的也在撈錢，這個錢這麼好撈。哪怕叫你住星級酒店，給你吃最好的，他都要找出漏洞。」
從中介的視角看，臨時工維權是故意「鬧事」。因工期問題被維權後，一些中介學會了簽協議和錄視頻，稱「工期不定」或「甲方說什麼時候撤就什麼時候撤」。
「但是沒用，人家還是照樣維權，你還是要賠錢，因為維權的理由多得很。這就像做生意，你賺得太多了，肯定要吐一點出來，有虧有賺嘛。」劉文說。
他認為，總體上，維權都是因為工價不到位，中介不過是有信息資源差，也不是高科技有技術含量，沒付出什麼勞動卻吃那麼多回扣，這不合理。「總的來說，他們還是發財了，靠疫情，這些工頭一個個幾百萬幾千萬的身價。」
維權的連鎖反應是：維權多了，街道辦會臨時取消項目，這樣又導致了新的維權。如此循環，中介和政府因此更加排斥「三和大神」。
我把福田崗廈村防疫工作「避免聘用『三和大神』」的帖子給受訪者看，他們都認為，這是因為維權事件太多了，政府怕了，因此才點名「三和大神」。
劉文認為「大神」有兩種含義，一種是貶義的，如躺在龍華汽車站和大街上的那些人；另一種是褒義的，指「牛逼」，敢於維權，能搞到錢，他佩服這樣的人。他自我認同為後者，比如官方文件裏特指的維權「大神」。
對於中介和政府對「大神」的排斥，劉文說，中介在招工信息裏寫「不要大神」，但從來沒真正問過，這相當於一個警告，不要鬧事。「政府這樣寫確實是對人有點不尊重，有些東西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你作為一個政府單位，不能把這個東西貼出來，貼出來就屬於侮辱人了。」
並非所有人都贊成維權。群裏時不時會傳出不同的聲音：「大神維權，搞得我餓死在深圳沒活幹了。」有人向中介「告密」的聊天記錄被傳出，之後他被扒出聯繫方式，被稱為「叛徒」。國慶節維權事件後，很多工頭都只要住宿舍的熟人了。
阿樂2022年沒有參與過維權，他認為，很多老哥是跟風「表演才藝」。阿樂說，老吳宿舍維權過的人都被趕走了，大部分長期住工頭宿舍的人一般不好意思維權，「也沒多少人老實，只是吃一頓跟長期吃還是分得清。把你拉黑了，就只能跟陌生（工頭）搞，發工資磨嘰得很。」
「弱者的武器」
「老哥們維權十次，九次能成功。」關小林說。而這取決於政府傾向哪一邊。在疫情特殊時期，維穩的主要對象是被封控的居民，防疫保安是執行人員。當防疫保安從維穩機器變成不穩定因素，政府此時需要儘快平息事端。
深圳各地招防疫保安的中介幾乎都被維權過。2022年9月開始，幾個中介的微信言論截圖在保安群裏流傳，他們訴苦稱：大神維權導致虧了幾十萬到近百萬。
從很早起，很多中介在發招工信息時都會說：鬧事者一律拉黑名單；臨保黑名單一律不錄用。
在群裏，我看到三份流傳的黑名單文檔，其中一份有姓名、手機號、身份證號，以及備註的「鬧事」經歷，涉及地區不僅深圳還有上海，近550人。另一份文檔有2456人，備註事由大多是勞資糾紛、上訪、吸毒、犯罪經歷。還有一份5000多人。
相對應的，臨時工也建立了中介和保安公司的黑名單，統計中介網名、聯繫方式和招工地點。
關小林說，中介的黑名單就是嚇人的，防疫最缺的就是人。2022年報名做保安時，他從沒碰上過不合格，「一般鬧事一兩百人，帶頭最兇的幾個才會被拉入黑名單。」程驍也說，只有運氣不好時才偶爾被刷掉。
臨時工們想盡辦法對中介進行反制，保安行業也有靈活用工平台運用大數據來應對。
深圳一家安保行業服務商2022年3月曾發文稱，防疫保安存在兩大問題：一是招人難找人貴，中介費用水漲船高。二是保安入職背景審查難。該公司大數據調研發現10個防疫保安有8個是「問題」人員：利用他人身份證入職（主要是有網貸黑名單記錄，銀行卡停止使用）、有違法犯罪或吸毒等記錄。
該公司合作客戶包括多個國營和民營保安公司，業務之一是幫保安公司進行「合法合規」招聘，包括簽訂靈活用工協議，購買商業保險，從而規避五險一金和甲方承擔連帶責任的用工風險。平台還能利用與公安專網的數據打通，一鍵查看求職者有無違法犯罪記錄、金融污點，以及利用黑名單系統，降低「專業碰瓷等勞工風險」。
「老哥們維權十次，九次能成功。」關小林說。
而這取決於政府傾向哪一邊。在疫情特殊時期，維穩的主要對象是被封控的居民，防疫保安是執行人員。當防疫保安從維穩機器變成不穩定因素，政府此時需要儘快平息事端。
「上海跟深圳最好維權，畢竟是一線城市，很注重形象，必須站在老哥弱勢群體這一面，不可能站在黑中介資本家那邊。」關小林說，「警察還是向着我們這邊的，畢竟我們做防疫是為人民服務，如果說你來打壓我們，到時候我們發到網上去了，對政府影響肯定不好。」
在一次又一次的維權越來越不可控後，政府開始抓「典型」。保安群裏常有人稱，自己維權後被帶到了派出所，出來後警告大家：千萬別維某某保安公司的單子，鬥不過。
關小林說，還有人從深圳去了海南三亞做防疫，維權時，警察拿着槍出動了，他們維權自然也沒成功。現場照片傳到群裏，威懾了想要去但還沒去的人，「海南的錢不好搞」。
李博和關小林都有認識的保安，因為維權被警方拘留了。
2022年5月，上海警方「礪劍行動」通報了兩起方艙醫院保安「涉疫敲詐勒索案」，那年9月，在深圳，臨時工群裏流傳出一起類似案件通報，此事沒有公開發布，但過程和上海警方的表述近乎一致。
一位名叫李騰的律師針對上海警方的通報寫了一篇案件評點。他指出，「非法佔有目的」是構成敲詐勒索罪的主觀要件，兩起案件中「跳樓行為」和「索要超額勞動賠償」並不具有非法佔有目的，因此也就不構成敲詐勒索罪。李騰認為，公安機關在打擊涉疫違法犯罪時，應嚴格遵循刑法。不能一味為了服務所謂防疫大局，就把一些輕微違法行為拔高作為犯罪處理。
李博最後一次維權在廣州，那是2022年11月。那天，上百人聚集在天河區一個廣場，很多人開始起鬨，被防暴隊以聚衆鬧事為由打了。一些被打的人去信訪局討說法，但最後，包括李博在內很多人都沒有獲得賠償。另外有一批妥協拿到了部分賠償。沒能團結一致，李博認為這次維權「最失敗」。
從過去到現在，社會新聞中常見建築工程領域農民工以跳樓方式討薪，在不少事件中這被官方定性為「惡意討薪」。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在馬來西亞的農村田野調查中發現，農民針對不平等有種種不體面的日常抵抗形式，他稱為「弱者的武器」。
無論是做工廠普工或是保安，被黑中介欺騙後，以跳樓方式吸引關注在過去的三和屢見不鮮。大規模的防疫保安揚言跳樓、街頭呼喊等維權方式繼承了這一傳統。
層層外包下項目回款慢是一種普遍現象。儘管很多臨時工都說，工頭和中介在防疫項目中賺了很多錢，但同時也都在傳某工頭與保安公司打官司，疫情時期上千萬項目款一直未到賬。
解封後，工頭李胖子和下手老肖就因為利益分配問題決裂。2024年4月一天，兩人在朋友圈發布了「決裂」聲明。他們各自附帶了幾張聊天截圖，時間最早可追溯到2023年2月。對話中，老肖想要和對方對賬，李胖子回說，很多帳還沒要回來。
此事被臨時工們冷嘲熱諷，成為談資和笑料。他們說到李胖子和老肖過往對待臨時工的「粗暴態度」和「劣跡」，最多的評價便是「分髒不均，狗咬狗」。
尾聲：後疫情時代的保安
2025年3月初，新一年兩會開幕。守橋保安也開始招募。有的三班倒，8小時150元；有的兩班倒，12小時200元，還有更低的，190元、170元、160元，以及24小時260元。「太黑了」，人人都說。但工頭從不缺人。
有人提到了最低工資標準。就在3月1日，廣東省最新調整後的最低工資標準開始實施，深圳非全日制小時工最低標準是23.7元，所有日結都沒有達到這個標準。
隨着疫情結束，保安行業日趨正規化，日結保安的報名條件也在慢慢提高。對夾縫中的臨時保安來說，生活越來越「艱難」。
2023年馬拉松之後，很長時間裏我沒有再做過保安。直到2024年夏天，再去報名時，是一場明星見面會活動。
到了龍華汽車站附近的集合點，我才發現這近70人裏，除了我在內的少數幾個，幾乎都自帶了保安服——他們屬於長期臨時保安。2022年7月第一次做保安時，對身高要求不嚴格，只需要有一雙純黑色鞋子和本人身份證。兩年過去，保安身高常常要求1.7米以上，有時不再提供保安服，甚至必須要有保安證，還要交「防鴿費」的20元押金。
一次演唱會保安報名後，工頭在群裏通知，我和劉文等幾人被刷了下來。工頭接的二手單，他說，他也不知道為什麼不合格，讓我自己找原因。我不確定是否是因為參與過維權，或是因為沒有保安證。
2024年，很多工頭都在發代辦保安證的業務，費用從300到600元多不等，甚至還有上千元。這引發了無證臨時工的憤怒：又是一輪新的收割。
關小林說，工頭要保安證一般是派出所或者甲方的要求，因為如果發生衝突，沒有證件，查出來會被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的「閒雜人等」，對甲方不利。
很多人也會給工頭發假的保安證照片，矇混過關。劉文就是這麼做的，他說，把別人的證件頭像P一下換成自己的，工頭也不會認真查。
有段時間，他選擇保安的標準是容易「維權」。他有了一套針對中介反向「割韭菜」的經驗，不再選擇龍華的資深工頭，那些人「工價低，也維不了權」。他與朋友一起，找新的「容易出血」的小工頭，有一天，「過去半個小時不到，給我800塊，讓我走，趕緊走，別把他項目搞黃了。」
他不擔心後續影響，因為對方「賺得多，太黑了，也怕曝光」。他形容，「深圳的中介都是內鬥的，就像韭菜一樣，割了這一波又會長出另一波」。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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