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家鄉的街道在記憶中逐漸模糊，那些原本熟悉的區域無法提及的禁區。我們在異鄉搭建的安身之所，真的可以成為歸宿嗎？

第一期通信來自於一位在美任教的讀者，她談及了專業成就背後的虛無，以及身分認知的拉扯。或許有些問題，物質與事業並沒辦法回答回答。在拒絕成為時代的表演者之後，我們該如何面對那份與日俱增的孤獨，並在無家可歸的常態中，重新尋找價值的坐標？

信件 #1：來自阿琪的投稿

給安徒老師、或是二十年後的我，或是隨便的任何人：

十四年前大學工程系畢業，一心想當教授。但我知道自己資質不夠，想試試在音樂學找出路。少年時在香港的音樂圈子遛過、哭過，學懂了世態炎涼。在美的研究路不算易走，但跌跌撞撞之中又闖出了一條可行的路，當上了一個小小的助理教授。轉折之中又開始讀民族意識、後現代、後殖民主義的東西，還剛剛開始了申請綠卡的程序。某國主席把世界弄得一團糟，但在我小小的生命裡，此時此刻，我算是找到了一點點安穩。我有個蠻舒服的家，照料著兩隻家貓和兩隻街貓。

然而，上星期在心理輔導時，我說我把書稿交了給出版社。同樣是助理教授的心理學家在替我高興，但那時那刻我開始痛哭起來。我知道這書是有聽眾的，我也知道同事真是覺得這是個很重要的理程碑。我也十分在乎我寫的每一句話。但每一個恭喜、每一個笑容，只是令我感到更多的痛。痛在出書這回事對大部分人來說都是沒什麼大意義的事——我又不是寫小說，又不是寫散文。學術書，有數十人花錢買實體書已經算是幸運。賺不了錢之餘，這基本是出錢買難受。

長大於九十年代的草根香港，家人都是要我努力讀書，長大找一份收入安穩的工，沒有甚麼發掘潛質的東西。可幸是自己算是聰敏，學甚麼的難度也不大，但也代表我像是當甚麼也可以。同時間，我的回憶在成長時已經一點點地被破壞——幼稚園畢業後，校舍變成了豪宅。小學在我小六時由半日制轉全日制，在全新的校舍過了最後一年。舊區重建、領展、家母的精神病…思鄉之情不單不安心，還讓自己更感嘆世事變遷、時移世易是如何的快。二零年回港照料家父時，發現街上的人都多說了普通話、餐廳食碗變成了外判工作、曾心愛的大學也已經變成了磨人、磨心的地方。回家不單是變成了訪家，這次家母的病已把我鎖了在家外，再也走不進去。這幾年回了內地家鄉的爸只是不斷地叫我結婚，沒有想過他在文革的經歷是我寫書的動力。

但在美的生活讓我看到人的變遷是同樣可怕：美國人愛談戀愛，找到了伴侶就忘記了友人。作為華人又不太愛說話的我又更容易被遺忘。選擇當個non-binary的亞裔女生半是選擇（我本身就是「男仔頭」），半是主動地否定被色情化。別說找對象了，想找個時間和一個能理解一部分又肯接受自己的友人深談都是近乎不可能的事。

面對學術界的頑固和離地主義，面對政治和管治的混亂，面對一個influencer/KOL當道的社會，不想當表演者的我感到無助和無比的疲憊。在心理輔導時哭出來的淚不單是一份孤獨感，不單是迷茫，而是因為要面對這三十多年來一直逃避／從來沒問過的問題：也許在物質、事業以外，我從來沒有認真地尋找過自我。原來事業成功、感情順利、身體平安、萬事如意⋯不知道自身價值的話，這一切都不會帶來幸福。

但找到了又代表甚麼？這會讓我感到內心平安和快樂嗎？

在大學時曾在瑞典遊學，在斯德哥爾摩的機場在個藝術裝置寫著：「我是環球公民，天涯雲遊客，四海皆吾家。」過去這些年我一直相信這句話，也在這句子裡找到了慰藉。但老師，當家不再是家、新家又不能安心，世界各地都面對著動盪⋯哪裡可以找到心安處、吾鄉？

此致，

阿琪

安徒回信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