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憑借《倒霉性愛，發狂黃片》（Babardeală cu bucluc sau porno balamuc）擒得金熊獎的拉杜·裘德（Radu Jude）在第75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攜新片《二〇二五年的歐陸》（Kontinental '25）再次入選主競賽單元。而他在柏林影展電影宮（Berlinale Palast）把「Fuck Trump + Putin」簽在了自己的巨幅海報上，引得了在Instagram、Reddit乃至小紅書等社交媒體上影迷和網民的熱烈討論。影迷們紛紛視大膽直言的裘德為自己的代言人，替自己在聚光燈下說出了心聲。而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裘德的這一舉動也直觀地把因「華語電影大年」而吸引來的影迷拉進了柏林電影節極富「政治性」的一面。
這一高光時刻和本屆電影節選入的諸多烏克蘭相關紀錄片一起，構成了「柏林電影節與烏克蘭團結在一起」的風景線。從主競賽單元唯一的紀錄長片《時間戳》（Strichka Chasu），到選入論壇單元（Forum）的《閃電划過海面之時》（When Lightning Flashes Over the Sea）和《目標命中時間》（Chas Pidlotu），這些紀錄片全方位展現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即將滿三週年之際，烏克蘭社會對這場戰爭以及自己身份、國家、語言等的看法。而場外電影人與觀眾們也身體力行地踐行著「歐洲與烏克蘭站在一起」。
從《時間戳》在電影宮完成首映後持久不斷的掌聲，與耳邊不時傳來的「榮光歸烏克蘭，榮光歸英雄」（Slava Ukraini! Heroyam Slava!）；到《閃電划過海面之時》的映後問答中，現場觀眾們爭論導演在片中基本只呈現生活在敖德薩的俄語烏克蘭人有何問題；在格魯吉亞紀錄短片《第比利斯之春》（Shinagani gazapkhulebis q’vaviloba）的映後問答環節，導演和其中一位觀眾甚至就俄羅斯對格魯吉亞的干涉在何種程度上是事實吵了起來。似乎可以說，這屆柏林影展為歐洲焦點議題提供了寬廣的空間，讓議題內容得以展現，也讓電影人與觀眾們的觀點得以激烈碰撞。
真的是這樣嗎？
巴勒斯坦抵制以色列學術和文化運動（PACBI）2月7日發表聲明，呼籲抵制柏林國際電影節，因為其「在以色列對加沙230萬巴勒斯坦人種族滅絕的事件中充當了同犯的角色」。在聲明中，PACBI稱柏林電影節「對以色列的種族滅絕暴行、潛在的種族隔離制度、軍事佔領和定居者殖民主義完全保持沈默，甚至連以色列在加沙地帶殘殺了數萬名巴勒斯坦人的事實提都不提一句，這與它對烏克蘭和伊朗電影製作人旗幟鮮明的支持形成了鮮明對比。」而PACBI指控過往柏林電影節的雙重標準乃至「共謀」角色，隨著本屆電影節的開幕與進行，一定程度上再次反映了出來。
香港導演李駿碩的新作《眾生相》（Queerpanorama）入選了本屆柏林電影節的全景單元（Panorama）。在其世界首映的映後環節，李駿碩代替拒絕出席電影節的伊朗演員埃爾凡·謝卡里茲（Erfan Shekarriz）朗讀了他的聲明，以表達對巴勒斯坦人民的聲援與支持。據Deadline報導，謝卡里茲在聲明中將以色列稱作「一個由西方資助的殘暴殖民定居者國家」，並指責德國政府及其文化機構，包括柏林電影節，參與了「種族隔離、種族滅絕、殘忍殺戮和抹殺巴勒斯坦人民」的行為。而李駿碩的朗讀也多次遭到台下觀眾的打斷，其中一名觀眾高呼「從哈馬斯手上解放巴勒斯坦」。
李駿碩在現場朗讀的聲明中以「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will be free」（從河流到大海，巴勒斯坦將獲得自由）這句在德國飽受爭議的口號作結尾。因而一度有傳他遭到了德國國家安全部門的調查。他在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稱當地警方沒有聯繫他，也沒有對他的行動施加任何限制，但確認自己事後受到了德國右翼分子的威脅。
柏林電影節新任藝術總監特里西婭·塔特爾（Tricia Tuttle）在接受Variety採訪時表示，電影節「理解到一名與柏林電影節沒有關聯的個人在（李駿碩的）演講後提出了投訴」，「柏林警方因此需要調查任何潛在的指控。根據我們目前的瞭解，尚未啓動刑事訴訟，柏林電影節將與警方保持密切聯繫以瞭解更多信息。」塔特爾補充說，電影節「關心來訪電影人的福祉」，並一直「向柏林警方瞭解當前的情況」。
如果說塔特爾就此事的「官方回應」看起來還在「價值中立」的範疇裏，那麼泰迪熊獎（Teddy Award）頒獎典禮上對《眾生相》的「冷處理」就非常耐人尋味了。泰迪熊獎是柏林電影節專門為影展中各個單元反映LGBTQ題材的電影所設的一個專門獎項，1987年進行首次頒發。《眾生相》本是本次泰迪熊獎的參賽電影之一，惟在頒獎典禮一開始的本屆泰迪熊獎參賽影片混剪裏，沒有出現《眾生相》的相關鏡頭。而與這種「冷處理」相對應的，則是本屆柏林電影節評選委員會主席兼全景單元負責人邁克爾·斯圖茨（Michael Stütz）在台上公開呼籲政府應資助文化與藝術而不是裁減預算。基民盟（CDU）和社民黨（SPD）聯合執政的柏林州政府此前通過了2025年預算案，其中對文化與藝術的資助將被裁減約1.3億歐元，佔預算的12%。此舉使得人們擔憂柏林文化之都的地位將遭到損害，此前柏林文化、藝術和教育屆已經針對柏林州政府此舉進行了多次大規模遊行抗議，而泰迪熊獎頒獎典禮翌日，正是德國聯邦議院大選投票日。
誕生於兩德分裂時期西柏林的柏林電影節，其給自身乃至在公眾心目中的定位一直是要緊扣社會及政治議題。一如本屆電影節，當美國與俄羅斯雙方已經在試圖拋開歐洲去決定烏克蘭的前途與命運之時，表現出對烏克蘭的空前支持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彷彿這尤其能體現電影節乃至德國的政治擔當。在格魯吉亞、被哈馬斯綁架的以色列人質、預算縮減等議題上，柏林電影節也非常堅定地展現了其對電影人言論自由的保障。對比柏林電影節如何應對電影人聲援巴勒斯坦和加沙的表現，柏林電影節的「政治性」很難講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一場秀。
柏林電影節這種「政治性」的選擇傾向並不只反映在銀幕外，也反映在其選片當中。去年柏林電影節入選的唯一一部和巴勒斯坦有關的紀錄長片《唯一的家園》（No Other Land），聚焦以色列當局在約旦河西岸如何剝奪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間。而今年全景單元選入的紀錄片《一起跑酷》（Yalla Parkour）雖然是關於在加沙的青年跑酷愛好者，但導演也沒有用影像直接呈現2023年10月7日之後的加沙發生了什麼。
與之相對應的，是一個很有趣的對比：2023年2月24日，俄烏戰爭一週年，將鏡頭直接對準了戰場的紀錄片《東部戰線》（Eastern Front）在柏林電影節遇見單元（Encounters）完成了世界首映。如今加沙戰爭已經持續了一年多，即便考慮到加沙的拍攝環境比起烏克蘭前線更加惡劣，當半島電視台的記者們依然能持之以恆地輸出著他們對加沙的紀錄時，很難相信對於柏林電影節策展團隊來說，找不到一部直接呈現2023年10月7日之後的加沙的紀錄片，來展現他們對這個議題的關注。
《一起跑酷》紀錄了加沙跑酷愛好者艾哈邁德·馬塔爾（Ahmed Matar）從2015年到2023年的生活，既包括了他幼時在加沙的殘垣斷壁間練習跑酷的場景，也包括了他如何輾轉試圖離開「被剝奪了未來」的加沙。當他以及另一位片中出現過的加沙跑酷青年一起以「移民」的身份出現在映後環節，此片的力量與現實的殘酷都堪稱震撼人心。從觀影體驗的角度來說，《一起跑酷》在素材的選取、組織乃至在艱難的環境下如何以恰當的方式呈現加沙，都做了相當出色的平衡。
而被選入主競賽單元的《時間戳》將鏡頭對準了烏克蘭戰時的學校，部分模仿了美國紀錄片導演弗雷德里克·懷斯曼（Frederick Wiseman）的創作思路。導演卡特琳娜·戈諾斯泰（Kateryna Gornostai）試圖將學校視作一個社會機構來解析學生對戰爭、民族、國家等的認知如何伴隨著戰爭而在校園內被形塑，但其凌亂的組織沒能讓難能可貴的素材得以清晰地展現。
如果單看影片質量與議題攸關程度，儘管《一起跑酷》是導演阿里卜·祖埃特（Areeb Zuaiter）的長片首作，但我絲毫不認為《時間戳》比前者更值得進入主競賽單元。而《時間戳》自身難掩的「趕工」氣息，與柏林電影節給予它的高規格待遇，共同完成了「立場先行」的注腳。
更諷刺的還在於柏林電影節對《一起跑酷》映後環節的安排竟也貫徹了雙重標準的理念。在我觀看的第一場面向公眾開放的場次裏，《一起跑酷》的主創以及片中的人物來到了現場，可以在影院內和觀眾進行即時的互動。可以明顯感受到的是，其中一位來自加沙的跑酷愛好者很努力地想要喚起大家對加沙的關注，但措辭上他非常謹慎，沒有使用諸如「種族屠殺」的表述或喊出任何聲援巴勒斯坦遊行上的常見口號。但《一起跑酷》在柏林電影節的最後一場放映上，電影節竟沒有安排任何影院內的映前或映後環節，甚至沒有讓主創上台向觀眾們打個招呼以及簡短發言。觀眾只能在放映結束後去放映廳外與主創們見面並「私下」交流，如果他們真的有這個興趣的話。這也就意味著，當關於加沙與巴勒斯坦的討論離開了柏林電影節所提供的平台，柏林電影節無需對此直接承擔責任後，這些討論才得到「允許」。柏林電影節試圖輓留的最後一點臉面在此時已經蕩然無存。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一天之後另一場烏克蘭相關的紀錄片《目標命中時間》放映前，電影節特意安排了導演維塔利·曼斯基（Vitali Mansky）與觀眾簡短的見面，並讓他能在俄烏戰爭即將滿三週年之際再次呼籲觀眾們關注烏克蘭當下正在發生的劇變。放映結束後導演沒有再回到現場和觀眾進行映後互動，那麼《一起跑酷》的主創似乎也不至於只能得到「場外」的安排。這樣的區別對待，我在這屆電影節的場內場外經歷了很多次。
去年柏林電影節便已經表現出其在應對巴以議題上的無力與滯後。《唯一的家園》在去年獲得了柏林影展最佳紀錄片與全景單元觀眾票選獎最佳紀錄片。當導演巴塞爾·阿德拉（Basel Adra）和另一共同導演尤瓦爾‧亞伯拉罕（Yuval Abraham）上台領獎時，尤瓦爾呼籲紀錄片中呈現的巴勒斯坦人正在承受的種族隔離措施必須被終止，以色列必須停火並停止對加沙的佔領。然而事後這番言論遭到了德國媒體包括政客的批評，指其發言是「反猶」。而柏林電影節在這些連鎖反應中始終沒能保護當事人尤瓦爾，惟前任柏林電影節藝術總監卡洛·夏崔安（Carlo Chatrian）與首席選片人馬克·培安森（Mark Peranson）於2024年3月1日，在各自社群媒體上針對相關風波發表了獨立於機構的個人聲明：
「影展的這十天，是人們溝通與對話的場合，然而當電影落幕、當溝通與對話的形式被政客與媒體以另一種形式佔據時，我們看到他們是如何將之轉變為‘反猶主義’的控訴，以達成其政治意圖。我們與所有受到直接與間接威脅的電影人、評審、影展嘉賓站在同一陣線，不對我們做出的選片判斷後悔。」
二戰後的德國為反思其曾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負有的歷史責任，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政治與文化傳統，任何可能的「反猶」舉動都將遭到強烈的反制。柏林參議院去年便通過了一項條款，要求任何接受官方補助的各文化機構與藝文工作者，都要依照「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IHRA）的規範，不得做出「反猶主義」之舉。而在該定義下，控訴以色列政府的言行很容易被解讀為「反猶」。另外，李駿碩所提到的口號「從河流到大海」，在2024年8月柏林地方法院的判決中被裁定為「縱容哈馬斯的犯罪」，在集會上喊出這一口號的示威者Ava Moayeri被罰款600歐元。可以說，柏林電影節所處的城市，已經對「反猶」以及「言論自由的邊界」做出了很清晰的裁決。
當銀幕外的言論自由是有條件的時候，銀幕內的表達自由自然也不可能是暢通無阻的。「與烏克蘭團結在一起」的另一面，則是柏林電影節在其「政治性」上的選擇性回避。電影人在影展上的表達自由遭到限制的同時，電影節在選片時的專業性與獨立性在多大程度上依然可靠且值得信任，也不得不划上一個問號。這一切都指向了當下德國社會與政治的癥結。
當本屆德國大選投票率以84%創下兩德統一以來的新高時，德國社會對政治的關注度也前所未有的高，尤其是在「反對極右翼」（gegen Rechts）這件事上。但這並未能阻止極右翼政黨選擇黨（AfD）以近乎翻倍的20.9%得票率成為聯邦議院的第二大黨，甚至就在大選前夕，基民盟主席默茨（Friedrich Merz）就因試圖與選擇黨合作共同在聯邦議院通過移民法案而飽受外界批評。二戰以來經歷過深刻改造的德國社會，正處在納粹捲土重來的陰影之下。這些焦慮與不安都放大了德國社會在面對巴以議題上對以色列與猶太人的「道義與歷史責任感」。批評以色列政府在德國變得尤其困難，隨時可能面臨「反猶」的指控，而德國人也得以通過「與以色列站在一起」來確保了自己依然保持著道德上的「潔淨」。
所以當這種政治正確的風氣籠罩著柏林電影節，而柏林電影節事實上也面臨著國家安全部門的介入調查與政府資助縮減的雙重威脅下，大選前夕的「謹言慎行」，便成了唯一理性的選擇。在可以大聲疾呼的議題上努力展現自己的「政治性」，比如烏克蘭議題，或者聲援被哈馬斯綁架的以色列人質大衛·庫尼奧（David Cunio），其紀錄片《一封給大衛的信》（Michtav Le'David）也得到了柏林電影節的特別展映。而在德國爭議的議題上，限制電影人的言論自由，甚至映後環節也要「低調處理」。
只是，如此一來，柏林電影節的「政治性」與獨立性在何種程度上依然是可靠的呢？又或許更應該質問的是，德國社會已經走到這一步，卻依然拒絕正視「反對以色列政府」與「反猶」之間存在的距離，那麼它離自己千方百計試圖遠離的納粹德國歷史，到底還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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