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的2017年1月21日，華盛頓見證了當時美國歷史上單日參與人數最多的遊行——女性大遊行（Women's March），超過四十萬人走上首都的街道。遊行前一天，特朗普宣誓入主白宮。從阿拉巴馬到緬因，從佛羅里達到加州，不管紅藍，每個州當日也都有人上街，全美約有三四百萬人參加了這次遊行。在串流媒體和社交網絡上，大遊行也被全程直播——沒有盡頭的隊伍，帶著粉紅色Pussyhat的女性，還有大量在遊行中發表演說的名人和普通人，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遊行中，人們舉牌反對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和意識形態，口號和標語應有盡有——反對墮胎、保護性小眾、種族平等、尊重殘疾人權益、全面健保、移民政策改革等等等等。這場聲勢浩大的遊行出現後，部分政客回應表示支持，並表示不會出席特朗普的入職典禮。就連特朗普本人之後也發推特表示，雖然不同意遊行者的政治觀點，但尊重人們上街發出聲音，表達政治觀點。
八年過去，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但聲勢浩大的反對派遊行卻無處可尋。在紐約、華盛頓、芝加哥等等城市，剛剛過去的週末確實有人民的遊行（People's March），但無論是人數還是媒體報導量都遠遠不如當日，而準備在今天上街的反擊遊行（We Fight Back）目前在社交媒體上得到的關注也不多。
我們訪問了四位今天不準備上街遊行的美國人，他們是性小眾、少數族裔和長期民主黨支持者和左派行動主義者，請他們談談，為什麼八年後的今天，他們不會在關鍵的一日，上街發出自己的聲音。
「這些年什麼也沒能改變」
特朗普的什麼政策議題會影響她的生活？她回答：「所有議題吧。從學貸開始——我背著學貸呢，我認同酷兒身分，那接下來恐同，包括在保險政策上給性小眾添加的各種限制，都對我有影響。還有我周圍人都在說關稅，然後Elon Musk每天搞些新東西，也夠夠的了。」
26歲的Emily Koonce出生在芝加哥郊區伊利諾伊州一個中產階級小鎮。18歲時，她去紐約讀書、工作，最近因為事业、家庭、經濟等等考量搬回中西部，目前在芝加哥市西北部生活。
几天前，她在酒吧門口看到呼籲芝加哥人上街遊行的海報，但坦言自己不會去，估計家人朋友也不會去。說起原因，她零零散散提到好幾個，最現實和直接的是冬天的芝加哥特別冷，一、二月常常在摄氏零下幾度、十几度，大家寧願在家看電視，不願意出門。「一月份是美劇更新期，我追的幾個電視節目都出了新季，第三季的美劇Traders，常青真人秀 RuPaul's Drag Race，中西部的冬季傳統就是在家裡煲劇。」
但更關鍵的，是她看不到上街遊行能做點什麼，也想不出身邊有誰會上街。
在芝加哥，她的家人朋友來自不同圈層，父輩長期生活在保守小鎮，同事朋友多為受過大學教育的城市白領，有陣子她找不到工作也打過四個月的酒吧招待工。這些人中不乏有把選票投給特朗普的，但很少是MAGA，他們投給特朗普，更多是因為對拜登政府極為失望。她提起支持保守黨的鄉野小鎮，覺得與其說人們是支持特朗普而投他一票，更多是在避免繳稅給拜登。
這些階層各不相同的人，都對兩黨政治失望，大家有種普遍的乏力感，不覺得自己能做什麼。最近，他們覺得美國唯一的希望就是Luigi Mangione，很多人同情支持這個「CEO殺手」，「就連我叔叔這樣的老保守黨人也說，當然我反對謀殺，但是這個Luigi啊，我理解他。」
八年前，特朗普第一次宣誓入職白宮時，18歲的Emily剛剛搬到紐約，雖然身邊有朋友去抗議特朗普上台，但是她自己沒去，「一個是不太懂，一個是覺得不太有用吧。」她回看積極參與這些行動的朋友，很替她們失望，「這些年什麼也沒能改變。」
唯一讓她感受到公民社會的力量，是2020年的Black Lives Matter，「那個夏天是最多人、組織的最好的一次！」她記得好幾個城市的政府都承諾要整頓警力，覺得這是很難得的成就。但她又想，也許是因為事發的時候還是疫情期間，很多人不用上班上學、更有時間，而且，她也不確定那些承諾改變的城市最後做得怎麼樣。
八年後，她26歲，打幾份工，也因此列舉了一個不能上街遊行的原因——「我是合約工，沒有法定假期，加冕那天我還得上班呢。」但她並不是不關心政治，說到特朗普的什麼政策議題會影響她的生活，她苦笑了幾秒，回答：「所有議題吧。從學貸開始——我背著學貸呢，我認同酷兒身分，那接下來恐同，包括在保險政策上給性小眾添加的各種限制，都對我有影響。還有我周圍人都在說關稅，然後Elon Musk每天搞些新東西，也夠夠的了。」
說到Elon Musk，Emily反思，自己很少看到遊行資訊，可能和自己卸載了很多社交媒體有關，「現在這種資訊都在這些平台上」。另外，她搬回來芝加哥的時間不久，線下朋友圈可能不夠廣泛，沒連結上社運者。她聽說過提倡「加速主義」的不投票左派，但並不抱希望他們能帶來什麼不同。她委婉批評了學院左派的離地：「我在紐約大學讀書，同學很多家裏幾代都很有錢的，像我這樣的家庭是少數。學院左派讀了很多理論書，但他們聯繫不上工人階級，動員能力也不強，有的時候說話都有點看不起人。」
1月20日，Emily说應該在電腦上工作，間中在串流平台看看有沒有什麼需要關注的。但整體而言，她對這個歷史事件缺乏興趣：「我們的國家已經爛了好幾年了，接下來當然可以更爛，但我們能怎麼辦呢？這個政府根本不在乎人民說什麼，所以你去上街說那些我覺得意思也不大。」
若公共空間「只有暴力有用」，那不如「與自己人在一起」
「一定要非暴力地抵抗，我們不要生氣，我們不需要生氣。的確特朗普就會是我們的總統，我無法控制和改變這個事實，但我們要一遍遍提醒他、迫使他為我們服務——即便他自己不這麼認為。」
家在佐治亞首府亞特蘭大的非裔美國人Darren Smith，為多家當地科技公司提供IT行業的諮詢服務。他表示，拒絕在1月20日給特朗普任何注意力。那天他會出去，但不是遊行反對特朗普，而是去馬丁路德金中心參加社區活動，和社群一起紀念這位黑人民權領袖。亞特蘭大是美國歷史上重要的黑人城市，被稱為「黑人麥加」，這裏不但是馬丁路德金的故鄉，也是中產黑人家庭比例最高的大城市之一。
Darren解釋，參加這樣的活動是想關心在目前美國社會被邊緣化、需要關心的人群，包括年輕人、移民、少數族裔和生意人。49歲的Darren多年來投身公民社會，為上述人群的權益努力。在剛剛過去的總統大選中，他有幾個月的時間都在為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在亞特蘭大市拜票。
特朗普再次當選讓他非常焦慮，最擔心的是關稅。他認為，對美國國內的工人階層和邊緣群體而言，特朗普言之切切要提高的關稅和可能的物價飛漲，意味着一場災難。「你說移民、環保，對我們這樣幾代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來說，可能會覺得很遠，但是買個電子產品、吃外國加工的食品，這些都是最日常的事情。」
Darren有多年在東亞工作的經驗，也會因此從貿易關係和勞工層面擔心關稅問題。「美國在國際舞台的形象很差，大家提到我們想到的是我們欺負人、沒道德。我想到接下來和中國談判的是特朗普，就覺得真的完蛋了。」身在科技產業，他認為特朗普威脅要暫停的H1-B簽證，最終滿足的也是美國的勞工需求，「不管是科技還是服務業，美國非常依賴移民，我們本身是一個不事生產的國家，我們沒有產品，也沒有工廠，需要勞動力，也需要進出口。」
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贏得總統大選時，Darren在韓國工作。當時他和旁邊的美國人都很震驚，也覺得特別丟臉。特朗普宣誓入職那周，他飛回亞特蘭大，在市中心參加了一個兩三百人的集會。那次活動的目的不是抗議特朗普，而是感謝奧巴馬。Darren回憶2017年1月的集會，什麼面孔都有，這給他很多能量。
「那時候和現在不一樣。雖然特朗普當選，大家都無法相信是真的，但是我們剛剛見證了奧巴馬——第一位黑人總統，兩屆任期，充滿希望。那次集會也在證明即便特朗普來了，我們也不要喪失信心，要繼續往前，會好的。」
2025年的美國在他看來已經是另一個世界，人們經歷了疫情，經歷了特朗普和拜登的八年。通貨膨脹越來越嚴重，房價飆升，雖然也挺過來了，但人們疲乏了——「很多時候我們知道他在胡說，比如疫情的時候一直批評中國製造病毒，宣傳不打疫苗，說科學是假的——但是一遍一遍地說，還造了很多事情出來，還可以對產生的後果不負責任。」
比起奧巴馬時的「希望」，他說現在美國的關鍵詞是「恐懼」。這裏面有生存的恐懼，也有人身安全的恐懼。
Darren解釋，這次自己不去遊行有好幾個原因，其中一個就是對人身安全的考量。他評估，過去幾年來美國人的遊行效力不大，唯一對國家產生深刻影響的，是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在華盛頓特區的「遊行」。他認為，那場暴力衝突以及後來的審判和赦免，實質上告訴美國人，目前只有暴力還有點用，而且如果你支持的是特朗普，甚至不用為暴力負法律責任。雖然今年1月加冕的是特朗普，但Darren認為，接下來特朗普支持者的暴力行動只會越來越多，他們的確不需要防抗總統，但更可以狐假虎威，攻擊和傷害少數族裔、女性、性小衆和移民。
相較而言，左派和民主黨支持者的遊行影響很小。目前跨越各黨派分歧，得到美國大衆廣泛支持的人Luigi Mangione，在Darren看來，也部分是因為行使了暴力，「我們是一個愛槍的國家，尤其是現在，別的國家看到當街開槍殺人，會說，好可怕！美國人問，這個Luigi挺帥，還單身嗎？」
他曾經寄予希望民主黨能夠改變現狀，但民主黨在選舉落敗後的表現讓他失望。他說不想去遊行的原因，也是看不到民主黨的領袖有做什麼反抗，有什麼長遠的計劃——不管是特朗普任期內，還是四年後的總統候選人。
他深覺被民主黨辜負：「不管是賀錦麗還是拜登，這之後的表現讓我覺得他們很害怕特朗普，並不願意為人民做什麼。洛杉磯大火裏，那些監獄裏的少數族裔年輕犯人被拉去滅火，拯救有錢人的豪宅，拜登就急着赦免自己的兒子和死刑犯，為什麼不赦免他們？」
他心中最壞的情況，就是在不安全的公共空間抗爭的時候，被人暴力攻擊，而如果他去反擊，可能還會被抓去坐牢，而他不相信民主黨領袖會在乎自己。
即便沒有上街的心情，Darren其實沒有困在憤世嫉俗的情緒裏，而是想回到在地的社區和家庭。他說，現在參加遊行只能取得反效果，因為特朗普樂於見到他「憤怒」，但「憤怒」不能帶來改變，反而在地的工作、聯結和人與人之間真實的幫助可以。他說這才是真正的抗爭。
事實上，我採訪的多位民主黨支持者都給出相近的回答，「想和自己人在一起」。對於Darren來說，這個社區就是亞特蘭大市的黑人文化、黑人社群。「我現在很在乎的本土組織就是馬丁路德金中心，他們多年來都在做很多在地的項目，很接地氣。」
他說，黑人民權運動的歷史和親歷的奧巴馬的總統任期，讓他相信，一切仍有可能。就在上週，他聽了金女兒的演講，非常認同。「她說一定要非暴力地抵抗，我們不要生氣，我們不需要生氣。的確特朗普就會是我們的總統，我無法控制和改變這個事實，但我們要一遍遍提醒他、迫使他為我們服務——即便他自己不這麼認為。」
還在行動的人在反思
他看到最直接的行動是費城當地媒體和獨立媒體的興起，人們更願意付費支持這些平台，「很明顯，傳統媒體CNN，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公共廣播電台等等等等，都失敗了，只能靠自己。」
特朗普加冕的這個週一也是馬丁路德金紀念日，一個全美公共假期，費城公立學校老師Brendan Skwire決定週末放個小長假，北上加拿大看望自己的孩子，並且「在一個自由的國度享受一個美國人最後的自由。」
來自羅德島的Brendan今年54歲，在費城居住了二十年，非常積極地參與這個城市的各種公民運動。正職之外，他還不斷更新一個政治文化播客和同類博客。他說從十八歲成年開始，就一次不落的投票，也參加過大大小小的遊行示威。但現在，他說遊行示威根本沒用，就算人在費城，也不會去不遠的華盛頓特區或在費城上街了。
「上街到處走，大聲喊口號，這些事情，我從2001年就開始做了，那還是小布殊時代，我們反對伊拉克戰爭，事後證明我們是對的——沒發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不管是遊行的時候，還是後來水落石出的時候，沒有人真的改變了什麼，也沒有人為此付出代價，除了那些送了命的老兵。現在也是一樣，出去遊行，也就是瀉瀉火，」
不去遊行也有關於人身安全的考量，費城的警察暴力很有名。Brendan說，他朋友的兒子，幾年前在費城人上街經過「黑命攸關」遊行時，被警察誤傷。朋友起訴了傷人的警察，但法庭最後判決警察無罪。為了沒有用的遊行冒險，在他看來實在沒必要。
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當選時，Brendan和女友分別參加了羅德島和納什維爾的遊行。現在想起來，他們覺得明明只是相隔八年，已經像兩個不同的世界和國家。他們說，那時候氛圍很有力，有希望，人們確實阻攔了特朗普實施一些瘋狂想法。但是，Brendan分析，也許當時行之有效的不是遊行，而是之後公眾和民主黨的努力，「我們為了地方選舉和聯邦選舉都做了很多事情，我們打電話給自己的國會議員、地區代表，我們去市鎮大廳見本地政治家，要求保護自己的權益。」
八年後，他對這條路不抱希望，除了對遊行本身失去信心外，遵循美國現行的政治體制，趕走他口中的法西斯政黨——這也行不通。在他看來，一方面，左派疲軟無力，沒有領袖，沒有政綱，民主黨的老人政治依舊橫行，政客懦弱虛偽。Brendan認同伯尼桑德斯的理念，但批評桑德斯在實際的立法層面，少有建樹，他覺得更有野心也更有能力的AOC，因為年紀太輕，排資論輩要再等很多年才有希望掌握權力。
在本地層面，Brendan批評賓州民主黨參議員John Fetterman，他回憶當初選Fetterman，是因為Fetterman作為激進派民主黨站出來，表示要徵稅富人稅、全民醫保、提高最低工資。但這次特朗普當選後，Fetterman是第一批跑去特朗普的海湖莊園參觀的民主黨人，還接受Fox新聞訪問，表示要嚴控邊境。這個180度的轉變，讓Brendan很憤怒，「所以他之前都是在扮演左派，扮演民主黨嗎？拜登也一樣，美國政客只在乎選票，不為自己的承諾負責，不為選民負責。」
和潰不成軍的民主黨相比，Brendan眼中的共和黨是個無法被阻止的怪獸，他很擔心即便四年任滿，特朗普也會有方法不離開——「共和黨現在大權在握，有總統、有法庭、有國會，說不定特朗普之後決定說民主黨本身就不合法，說不定他決定報復民主黨和支持者，把我們抓起來送去集中營，也不一定不可能啊。」
在公立學校教書的他，最擔心的是移民和教育政策的轉變。在費城，他任教的學校，還有他熟悉的其他公立中學，都有來自無證移民家庭的孩子。如果費城之後和芝加哥一樣，要立即遣返無證移民，這些孩子也會被海關和警察從學校帶走。老師們都準備好到時候盡全力保護學生。不過他也擔心，如果特朗普說到做到，真的取消美國教育部，公立學校本身可能也不復存在。
Brendan目前不是很擔心自己的生存問題，他有多年的教育經歷，也是一名活躍的音樂人，還有媒體背景。但他坦言，的確在看要不要搬去藍州，比如加州，或者他熟悉的新英格蘭的麻州、緬因州、佛蒙特州。現在美國各州對於中學老師的需求都很旺盛，找工作不難。他的女友在賓州大學做教授，相較而言高等教育機會少的很多，不過她也在申請外州甚至加拿大的大學職位。
左派的希望在Brendan看來是在年輕一代身上。工作中，他看到中學生甚至大學生拒絕接受共和黨回到五十年前的這一套。現行的各種體制都被證明是無效的，還在行動的人確實在反思，搭建自己的秩序。「如果你去費城西區，那裏是全賓州最激進的地方，也許你看不到示威，但那些書店、社區中心，裡面有很多人在開會，在反思。」他看到最直接的行動是費城當地媒體和獨立媒體的興起，人們更願意付費支持這些平台，「很明顯，傳統媒體CNN，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公共廣播電台等等等等，都失敗了，只能靠自己。」
他的不少朋友則寄希望於共和黨自己搞砸，或者是特朗普支持者意識到自己投了錯誤的一票。他有個老友，一輩子都是民主黨支持者，但最近投給了特朗普，「可是，這個人是一個中年工人階層，還是癌症患者，他現在很依賴的政府補助保險很快會被特朗普取消。」他認為，這種「擺爛再覺醒」的「戰略」是不可取的，雖然民主黨歷史上曾經依仗相似的戰略捲土重來，「今時不同往昔，現在執政黨是法西斯，看看西班牙、德國和阿根廷的歷史，法西斯可不會按規矩來，他們就像臭蟲，不會離開。 」
改變，「正以另類形式發生」？
Maria說下午也許會去鹽湖城的各種邊緣社區集會看看，還很激動地分享美國的左派政治網紅在小紅書上發表時事評論的視頻，表示改變正在發生，正在以另類的形式發生。
三十多歲的Maria幾年前和經濟學家丈夫為了工作從紐約搬到鹽湖城，她稱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一直在參加各種組織和活動，希望能夠推進第三黨派在美國政治舞台的能見度。
在剛剛過去的大選中，Maria和她的朋友沒有投票，並積極遊說自己的家人、同事、朋友和社交網絡的追隨者都不要出去投票。「我不是這次對民主黨失望了，我早就明白民主黨和共和黨沒有區別，都是為資本家辦事，選拜登還是特朗普其實本質是一樣的。」她希望越來越多的人能在特朗普當選後覺醒，意識到再不做點什麼，美國就會從民主社會倒退到寡頭社會。
相比她熟悉的紐約，鹽湖城很少因為行動主義為人所知，大家更長聽到的是摩門教怪談，或是這裏的風景有多好看。在這裏生活了一段時間後，Maria說，其實大家關心的、受困擾的話題是共通的，比如最低工資，性別不平等等等，並不是只有東西海岸、城市人才覺得美國在這些社會議題、人權議題上岌岌可危，只是中西部和小地方的人比較少發聲機會。
她很警惕被媒體問，為什麼這次上街的人很少，也不願意多談八年前的盛況，而是頻頻質疑媒體報導人少，是出於什麼目的，「肯定有人上街的，但是更多人知道我們需要做比遊行更多的事情。我覺得衡量抵抗是否有力不應該只是看遊行，這不能說明什麼。」
她不停列舉遊行之外，此時此刻左派行動者正在做的項目——一些去中心化的社區互助小組、卸載Meta、Amazon和X的各種服務，把群組對話轉移到Signal上去等等。雖然她能看到無論是「人民遊行」（People’s March）還是「反擊遊行」（We Fight Back），人數都只有幾千，但她覺得這並不說明反抗的人在減少，除了更分散更在地的行動外，她強調說，在目前的政治氣氛裡，組織遊行、政治動員和宣傳這些非常需要人力物力的行動，能夠得到的支持遠遠少於八年前。
她認同《國家》（The Nation）雜誌近期的一篇分析評論文章的觀點：左派，包括民主黨的這些政治動員往往非常依賴大財團的慈善捐贈，這導致政治動員注重短期的影響，喜歡用數字、相片等方法誇大自己的成就，甚至有些組織者會謊報多報參加人數、註冊人數，所以數字並不是最可信的衡量方法。另一方面，因為接受了財團的捐贈，很多政治動員的口號和目的也會遷就捐贈者的議程，長期來看並不會和行動者或者是本地民眾的利益一致，往往還會削弱運動。
她說今天下午也許會去鹽湖城的各種邊緣社區集會看看，還很激動地分享美國的左派政治網紅在小紅書上發表時事評論的視頻，表示改變正在發生，正在以另類的形式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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