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6日，這是新年假期後第一個完整的工作周。在當地時間上午11時，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從目前居住的麗都小屋（Rideau Cottage）中走出，並宣告自己的政治生涯將會終結。杜魯多宣布，自己將會卸任加拿大自由黨黨領一職，並將會在自由黨3月9日選出新任黨領後辭去總理職位。
對於關注加拿大政治以及渥太華政治圈內人士來說，這條辭職的消息並不完全令人感到意外。就在聖誕節假期前的12月16日，原本擔任副總理與財政部長的資深內閣成員弗里蘭宣布將會辭去內閣職位。在一封發布於社交媒體上的辭職信中，弗裏蘭講述了自己與杜魯多之間就關鍵政府開銷方面的矛盾。而隨後的媒體消息報道稱，在矛盾公開前的星期五，杜魯多通過Zoom通知弗裏蘭，她將會被改任其他職位，而接替她財長職位的，將會是前任加拿大央行與英國央行行長的馬克·卡尼（Mark Carney）。目前，卡尼並非自由黨黨團的一員，亦沒有擔任任何民意代表的職位，事件發生後，卡尼也沒有成為財政部長。
而弗裏蘭的辭職，也成為了在自由黨黨內，新一輪要求杜魯多下野呼聲的導火索。不過在聖誕節前，杜魯多還沒有表現出任何辭職的意願，在節日假期前的公開露面，杜魯多還在提到自己不會辭職，將會以黨領的身份參與下一次加拿大大選。事實上，早在2023年下半年，就已經傳出杜魯多可能下野的聲音。不過在當時，杜魯多並沒有這樣做。在一份2023年的民調當中，有將近七成的受訪者表示，杜魯多應該辭職，並且在2024年應該進行選舉。
在2013年，杜魯多當選自由黨黨領時，加拿大自由黨在議會中僅有34席，而根據目前的加拿大政治民調網站338Canada的模型顯示，如果在1月5日進行大選，那麼自由黨只會留下35席。在近12年的光景內，杜魯多從僅有30几席的國會第三黨，到2015年以贏得超過半數170席的184個國會席位勝選，在2019年與2021年兩度以少於半數的席位連任，再到目前極有可能退回第三黨的位置。可謂是在12年的時間內，帶領自己的團隊走出了地獄難度的開局困境，卻又在兩年的時間內讓自家黨派回到了地獄難度一般的困境。不過，雖然席位上的數字看似相近，造成目前局面的背景卻差距甚大。想要完整的理解杜魯多留下的政治遺產與危機，就需要從其最早的政治經歷開始講起。
「小土豆」
在中文世界，賈斯汀·杜魯多有一個叫做「小土豆」的外號。「土豆」一詞來源於姓氏Trudeau的法語讀音，而「小」則是因為賈斯汀·杜魯多的父親，皮埃爾·杜魯多。通常，人們將杜魯多的父親稱為老杜魯多，而與其對應的，便是作為老杜魯多長子的小杜魯多。
小杜魯多是加拿大歷史上第二位出生於現任總理家庭中的孩子。因此，小杜魯多從出生之前就算是一個在加拿大頗有知名度的人物。老杜魯多在1968年至1984年期間兩度擔任總理，並且推動或創建了諸多至今都在影響加拿大社會的事件：這其中包括同性戀非罪化和死刑的廢除，確立加拿大雙語地位，推進多元文化主義，並且制定了1982年的憲法。在外交層面，杜魯多一方面使得加拿大加入了七國集團，另一方面開啓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關係。如果將這些成就與小杜魯多執政初期的政策對比，不難發現，小杜魯多的政治傾向實際上是延續了老杜魯多政治遺產當中的核心價值：這包括推進多元文化，捍衛英法雙語官方語言的地位，以及保護、包容、乃至幫助社會中的性少數群體及邊緣人士。
老杜魯多於2000年逝世，在老杜魯多的葬禮上，小杜魯多第一次展現出更大的潛能：在老杜魯多葬禮上的悼詞使得小杜魯多頗受歡迎，在隨後的日子裏，杜魯多與加拿大自由黨之間的聯繫變得更加密切。2008年，杜魯多通過參與議員補選成為了蒙特利爾Papineau選區的國會議員。在2011年自由黨經歷自2006年以來的第三次敗選後，小杜魯多開始了競選黨領之路，並在2013年4月當選黨領，隨後帶領加拿大自由黨挑戰時任總理史蒂夫·哈珀率領的加拿大保守黨，參與2015年的普選。
對於多數政治人物來說，想要成就一番大事業的難度主要來自於缺乏知名度，選民認可度，政治資源等等現實層面上難以跨越的障礙。不過，這些對於前總理長子來說，反而都是幾乎不需要擔心的問題。但即便在這樣的優渥先天條件下，杜魯多的2015大選，依然充滿了未知挑戰。
陽光道路
時間來到了2015年，在這一次大選前，史蒂夫·哈珀率領的保守黨在四年前的選舉中大獲全勝，取得了超過半數的席位。但在這四年，哈珀政府對對社會福利計劃的削減，以及由於能源價格下降導致經濟增長放緩，使得2015年的大選結果變得難以預測。為了利用自身在募資方面的優勢，哈珀決定將競選期儘可能延長，以期望拖垮在競選資金上落後於自己的自由黨和新民主黨。與以往40天上下的競選時長不同，在2015年的聯邦大選期，從2015年的8月2日一直延續到了2015年10月19日，總長度超過了兩個半月。
在選舉期初始，杜魯多的自由黨僅有25%的支持率，低於當時執政的保守黨（28%），遠低於當時的官方反對黨新民主黨（39%）。不過在多輪電視辯論後，杜魯多的支持度極速上升。最終取得338席當中的184個席位，以超過半數的方式完成第一次勝選。在其勝選演講中，杜魯多提到了「陽光道路」（Sunny ways）。這一詞彙在19世紀末期首次在加拿大政治中出現，時任自由黨總理威爾弗裏德·洛裏埃爵士（Sir Wilfrid Laurier）認為，政治可以是積極的且充滿協作可能的過程。而當年的杜魯多展現的，也是同樣的政治姿態。至少說，在他描繪的政治藍圖當中，積極的真實改變變得可能。
如果以今天的視角去回顧2015年的這場「真正改變」（Real Change，系加拿大自由黨在2015年大選期間的競選標語），我們能夠看到的，除了杜魯多在個人形象上的優勢，以及保守黨對杜魯多的攻擊廣告失效外，在當時，杜魯多提出了數個可以被稱作奠定個人歷史地位的政策：娛樂性大麻的合法化，加拿大選舉制度改革（最終失敗），和加拿大參議院改革。或許在未來的加拿大歷史書內，也會將改革加拿大兒童福利金（中文報道中俗稱為「牛奶金」），降低中產階級收入稅，以及與特朗普商定NAFTA 2.0（USCMA）納入其執政的功績。
在2015年，不論加拿大選民最終支持了哪一個黨派，當他們站在票站門口排隊的時候，應該會達成這樣的共識：杜魯多是一個希望改革的政治人物，而人們的分歧，更多是究竟自己是否支持這些改革。
如果我們以2025年的視角回看2015年秋季的加拿大，我們不難發現，一些導致杜魯多今日失敗的風險，在當時已經種下惡因：在2015年出現在多倫多與溫哥華的房產高價，目前已經蔓延到了加拿大全國。加拿大貿易經濟高度依賴南邊的美國，如今也因此陷入了「主權存亡危機」。杜魯多或許也看到了這兩點風險，並嘗試對解決他們做出努力。但遺憾的是，這些努力在今天已然失效。
娛樂性大麻和失敗的選舉改革
由於在國會獲得了過半的席位，杜魯多率領的自由黨政府便有了四年的時間來做出自己競選時期承諾的改革。在諸多改革當中，娛樂性大麻的合法化獲得了成功，而選舉制度改革則最終失敗。
在2015年，大麻在世界範圍內普遍依舊被認為是一種毒品。自1923年起，大麻在加拿大便被列為了管制類藥物，吸食大麻也成為了刑事犯罪。在20世紀後半，涉及大麻的刑事指控開始增加，在1969年，加拿大政府開啓了關於非醫用大麻的公開諮詢，在1973年發布的調查委員會最終報告中，委員會建議，對大麻實施非罪化管理。但隨後的政府並未理會這一建議。直到2001年，加拿大衛生部批准了大麻在醫療範圍內的應用，關於大麻生產，收穫，使用等等條件，才有了最初始的管理制度。關於大麻的合法化問題，直到2015年，杜魯多勝選後，才又一次進入到加拿大政治的嚴肅討論環節。
在勝選後，杜魯多便成立了大麻合法與管制工作組，與加拿大各省與地區討論合法化的流程。最終的合法化與2018年完成。針對大麻類產品的管理與酒精類產品的監管方式類似：購買需要符合年齡條件，查驗身份，並且在駕駛汽車時不能吸食大麻。無證件私自販賣大麻亦屬於非法行為。自此，加拿大成為了G7與G20國家當中第一個在全國範圍內合法化大麻的國家。反對這一政策的人士則開始使用「加麻大」這樣的詞彙來嘲諷或表達他們的不贊同。
而選舉改革，則是加拿大政治另一個難題。目前，加拿大采用的依舊是「頭名獲勝」（First Past the Post）的競選規則，意為在選區內得票數最高的候選人獲勝。而同一選區內，其他敗選者的選票在議會席位上則變得毫無意義。這樣的選舉制度使得例如新民主黨、綠黨等相對規模更小的政黨無法獲利。例如在全國民調中佔有7%的綠黨在國會中僅有1-2席，遠低於其全國支持者人數。而在2015年僅獲得不到四成選票的自由黨，則佔據了國會當中超過一半的席位。這些存在於現行選舉制度中的不平等促使了選舉改革的討論。在2016年，選舉改革特別委員會建議嘗試將目前的頭名獲勝制度改變成為比例代表制度（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但亦同時建議政府通過全民公投的方式獲得選民對改變的同意。不過，由於選舉制度改革缺乏共識，杜魯多在2017年2月正式放棄了這一競選承諾。在2025年宣布辭職後，杜魯多再次談及此事時，表示自己後悔放棄推進改革的決定。
在外交層面上，杜魯多在就任一年後對上當時剛剛當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而在特朗普上任初期出現的旅行禁令，以及諸類針對移民群體的限制和驅逐，便開啓了美加兩國在內政問題上的諸多分歧。由於美國開始驅離各類在美國不具有永久身份的移民，其中一部分人士選擇通過陸路在非官方入境地點進入加拿大尋求庇護。在911事件後，美國與加拿大曾達成過「安全第三國協議」，意為來自美國與加拿大以外的人士，在抵達美國與加拿大後僅可以在其首先抵達的國家尋求庇護。但這一協議存在漏洞：其包括的範圍僅侷限於官方入境點，而非無人監管的非官方入境地點。這些非官方入境地點中，最有名的便是位於紐約州與魁北克之間的Roxham Road。在特朗普政策下「走投無路」的移民人士選擇通過這裏，「走線」進入加拿大以再次尋求庇護，從而留在北美大陸上。在2023年3月，Roxham Road被永久關閉前，統計數據表明有至少10萬人通過這裏進入加拿大尋求庇護。
在與美國的關稅問題上，早在2017年，美國與加拿大就已經在鋼鐵產品上出現過第一次關稅爭端。2018年5月，美國開始針對加拿大鋼鐵徵收25%的關稅，加拿大隨即對美國產品徵收報復性關稅。這一輪關稅戰爭在2019年5月結束。但在2020年8月，特朗普又一次對加拿大鋼鐵徵收10%的關稅，此舉同樣遭到了加拿大的對等報復。在2024年，特朗普再一次當選美國總統。而這一次，他威脅將要在上任後第一天針對加拿大與墨西哥產品徵收25%的關稅。此外，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還反覆提到要收購加拿大，以及不排除使用武力奪取巴拿馬運河與格陵蘭島。起初，杜魯多對特朗普的關稅威脅採取了軟化態度，並攜帶關鍵內閣成員前往弗羅裏達州拜訪特朗普。但在宣布辭去總理職位，以及反覆遭到特朗普、特朗普的兒子埃裏克·特朗普，以及馬斯克等人在社交媒體上的嘲諷愚弄後，杜魯多與2025年1月7日在X上反擊：「加拿大絕對堅決完全不可能（英文原文：a snowball』s chance in hell ）成為美國的一部分。」
在2016年，杜魯多政府亦嘗試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達成自由貿易協定。但這一努力在多輪磋商後最終因人權問題未能達成一致未有結果。在2018年，孟晚舟在加拿大因華為涉嫌美國針對伊朗的制裁令被捕，隨後引發加拿大與中國之間的外交危機。關於加拿大-中國的貿易協定問題在2020年最終以加拿大正式放棄而中止。此外，在維吾爾拘禁營、香港反送中示威與隨後的香港國安法、南海航行權利、台灣加入WHO等問題上，加拿大與中國亦有巨大分歧。在2023年，加拿大安全情報局爆料宣稱，中國試圖幹預2019年與2021年加拿大大選，這一媒體指控截止目前為止導致一名國會議員脫離自由黨黨團，一名安大略省議員脫離安大略進步保守黨黨團，並最終開啓了加拿大針對大選幹預的公共質詢會議。外國幹預選舉委員會將於一月底發布關於事件的最終報告，與政策建議。
回顧2015-2019的這四年，杜魯多雖然遭遇接收中國商人捐贈、前往私人島嶼度假，以及涉嫌政治脅迫司法部長為企業免除刑事罪責等爭議醜聞，但在民調數字上，杜魯多的表現並不差。在2019年選舉前，在全國範圍內與最大反對黨保守黨幾乎持平。考慮到保守黨在西部各選區優勢巨大，全國範圍內持平的數據，意味着自由黨將會在安大略、魁北克兩個席位更多的地區表現更好，亦代表自由黨極有可能再次以超過半數席位連任四年。不過，就在選舉期開始後不久，杜魯多政治生涯當中最大的醜聞浮出水面。
「阿拉伯之夜」
2019年的選舉，杜魯多的自由黨主打的競選綱領，是擴大其第一任期內出台的「首次購房者」補貼。這一政策在2019年度的政府預算案被首次提出，在2019年的選舉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補強。政策將會提供多達10%的貸款，滿足條件的首次購房者可以用這筆補助資金降低每月需要的還款月供。在當時，購房價格的上限為50萬，在2019年的選舉期間，杜魯多宣布將計劃在多倫多和溫哥華的價格上限上調至78.9萬。
五年後的在2024年3月，這一政策由於房價飆升，因此已不具備實際意義，最終被政府取消。從今天的視角來看，財政補助無法追上房屋短缺和房屋價值快速上漲的速率。而包括房價問題在內的生活成本上漲，實則是導致杜魯多民調數字下滑的根本原因。
不過，這些政治政策並非此次選舉當中，給予人最深刻印象的事件。在2019年9月18日，「時代」雜誌發布了一組照片，展示杜魯多在2001年擔任私立學校教師期間，曾在一次「阿拉伯之夜」的派對上塗上黑色妝容，並穿着包頭巾和阿拉伯長袍。在更早的時候，杜魯多還曾在高中期間的才藝表演中塗上黑臉，歌唱牙買加民謠。在這些照片被發現後，杜魯多對自己過去的錯誤表示歉意，但並未因此辭職。由於事件的發生，杜魯多暫停了一天的選舉活動。而在這次選舉後，杜魯多的自由黨便再未獲得過過半席位。
從選舉結束後的結果來看，「黑臉事件」影響了杜魯多原本的形象。在事件發生前，杜魯多在選民心中一直屬於進步派人士。但如此進步的人士，卻在成年後在擔任教師的時候，依然做出瞭如此具有種族主義色彩的行為。但回顧2019年的選舉過程，杜魯多的主要對手，以及加拿大社會在社會平權問題上的反應，僅可以用半斤八兩來形容。當時的保守黨黨領，安德魯·謝爾曾與2005年在國會發表反對同性婚姻的言論：「如果你把狗的尾巴當作腿，一隻狗應該有幾條腿？答案依然是四條，不論你是否認為狗尾巴應該被稱作腿，那都不是腿。」這番言論，是謝爾當時用來類比，同性戀者的婚姻永遠不會與異性婚姻一樣的言論。多年過去，謝爾本人也從未參與過同志驕傲遊行。而另一個全國性政黨新民主黨的黨領加格米特·辛格（Jagmeet Singh）則是加拿大歷史上第一位擔任全國性政黨黨領的非歐洲裔人士，在蒙特利爾競選時，曾被選民告知，自己應該摘下頭巾，這樣才能「更像一個加拿大人」。辛格出生於多倫多，其父母是是來自於旁遮普邦的錫克移民。在2019年大選前不久，魁北克省議會通過了一條21號法案，禁止公職人員在工作時佩戴宗教飾品。這意味着辛格如果生活在魁北克，將不可以在議會佩戴頭巾。
「黑臉事件」發生後，杜魯多的自由黨的支持度曾出現下降，但在隨後，自由黨選擇了更具有攻擊性的競選策略。在當時，由於執政初期對各項社會服務與教育經費的大幅度削減，安大略進步保守派省長道格·福特的支持度十分慘淡。自由黨則利用了福特政府的低支持度，猛烈抨擊聯邦保守黨計劃的大幅福利削減。這一計劃在多倫多與郊外的大多倫多905地區（905為大多倫多地區除多倫多以外的電話區號）頗為奏效。在最後一週，自由黨建立了較為明顯的席位優勢，最終雖然獲得了更少的全國票數，但憑藉在大多倫多地區的發揮，再次贏下選舉，但並未在國會贏得超過半數的席位，僅具有足夠席位成立少數政府。
未能兌現的政治支票
2019年選舉後的杜魯多，實際上依舊在延續原本的執政思路。但與往前四年不同的是，杜魯多最重要的改革計劃均有定論，這時的杜魯多更像是一個維繫統治，爭取連任的政客，而非四年前那個期望改變社會的改革家。
但其原本平穩的政治計劃很快便被席捲世界的新冠疫情打破。在2020年2月，加拿大政府曾組織包機，將被困於武漢的加拿大公民接回。但很快，在2020年3月，新冠疫情開始在北美爆發。自此，杜魯多與世界其他主要國家領導人一樣，進入到了對應巨大公共衛生危機的任務中。
面對新冠疫情，杜魯多采取了封閉邊境，動用公共財政對失業人群與企業進行大幅度補助。此外，加拿大也積極參與到了疫苗的研發與採購環節。但在疫苗研發的問題上，加拿大選擇與中國公司康希諾共同研發新冠疫苗，在2020年8月，中國海關拒絕將疫苗試驗樣本發還至加拿大，這使得加拿大的疫苗研發陷入停滯。而康希諾背後的解放軍相關背景，以及中國利用新冠物資進行的外交脅迫，亦成為傳媒討論的議題。早在新冠疫情前，邱香果、程克定兩名曾受僱於加拿大溫尼伯國家微生物實驗室的科研人員就因涉嫌向中國泄露未公開數據而被調查，隨後解僱。在遭到解僱後，此二人前往中國，並涉嫌使用假名繼續從事科研工作。
在新冠疫情期間，加拿大與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對抗頻頻出現，但對於杜魯多來說，這些負面事件並沒有影響自己的民調數字與支持度。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或許是對比南邊的鄰居，加拿大的新冠治理策略更符合科學與常識。至少杜魯多並沒有在發給人們的支票上寫上自己的名字，也沒有去說消毒水可以治療新冠。而在新冠疫情期間，亞裔人士頻繁成為暴力事件的受害者時，杜魯多並沒有像特朗普一樣使用「Kong Flu」、「Chinese Virus」一樣的歧視性話語，而是為受害的人士發聲。在這樣的背景下，加拿大度過了2020年最為艱難的一段時光，並且在2021年開始迅速推行接種新冠疫苗。隨着大多數人接種了兩針疫苗後，杜魯多似乎是看到了民調的樂觀數字，在2021年的夏天，杜魯多確定提前解散議會，試圖通過其在新冠疫情中的表現搏得國會過半席位。
在這一次，杜魯多主打的主要競選政策是「十元日託服務」。在加拿大，雙薪家庭的育兒經濟負擔實則很重。由於雙親都需要出門工作，照顧孩子的任務就需要依靠日託服務機構完成。但這筆費用實際上十分昂貴。對於一些家庭來說，他們在每個月甚至需要花費數千元才能找到人照顧孩子。而更有可能的是，如果家庭無法找到照顧孩子的方法，那就意味着家庭當中的一個人無法全職參與工作，這顯然會影響勞動參與率，以及每個家庭的經濟生計。於是，十月日託便成為了自由黨在2021年選舉中，最為重要的綱領之一。
但在選情方面，杜魯多延續的財政支出政策並沒有獲得選民的青睞。民衆更多在指責杜魯多在新冠疫情尚未結束時提前發動大選。與2019年的民調過程相似，在2021年選舉期間，自由黨的支持度先是出現下滑，而在選舉中期，自由黨通過攻擊保守黨在槍支問題上的不明立場，以及時任保守黨黨領艾林·奧圖（Erin O'Toole）發表的特朗普式競選口號「奪回加拿大」（Take back Canada），再一次保住了執政地位。但如同上次一樣，杜魯多的自由黨在國會中的席位基本與2019年選舉相同，依舊未能過半。
在新冠疫情期間，杜魯多發出了上千億加元的財政補助，幫助人們渡過新冠封控當中的種種難題。在今天，在野黨以及自由黨內的財政保守派人士，均對目前的政府預算赤字與花銷習慣持批評態度，但在新冠疫情期間，這些批評的聲音卻遠沒有現在這般巨大。
在進入到第三個任期後，杜魯多的方向開始變得迷茫。在連任後不久，自由黨便在議會中與新民主黨達成了協定。自由黨政府將會在新民主黨在意的例如全民牙醫保險、全民藥物保險等問題上做出行動，以換來新民主黨在議會中的一貫支持。由於兩黨席位總和在國會內過半，這使得杜魯多的第三個任期得以拉長。在過往，少數政府的平均壽命不會超過兩年，但就目前為止，杜魯多的少數政府已經堅持了近三年半的時間。
房價、通脹、和不清不楚的外國勢力
在2022年，新冠疫情的政治經濟後遺症開始逐漸浮現。在西方各國出現在通脹問題也同樣影響加拿大，除此之外，加拿大一直以來並未能解決的房屋價格泡沫在新冠期間的低利率刺激性貨幣政策的影響下變得更加嚴重。對於越來越多的人來說，生活可負擔性成為了他們面對的最大挑戰。
2022年1月，數百輛卡車集中至渥太華，抗議杜魯多政府實施的新冠管控政策。抗議以癱瘓渥太華以國會山為中心的區域為目標，持續了近一個月的時間。在2022年2月，杜魯多政府選擇使用緊急狀態法，出動大批警力將抗議人士驅離現場。在事後對於此次使用緊急狀態法的衡量中，聯邦法庭認為，政府使用緊急狀態法違憲。不過在政治民調上，這起時間並沒有撼動杜魯多的民意支持。使得杜魯多真正出現問題的，實際開始於2023年的夏天。而這一次，並沒有什麼驚心動魄的政府醜聞，民衆對杜魯多政府的支持，只是隨着生活越來越難以負擔，買房變得遙不可及而逐漸消散。對於杜魯多來說，他手中的政策工具箱卻變得越來越有限：曾經的巨大政府花銷使得其在未來花銷上無法施展拳腳。而在住房問題上，聯邦政府的資金目前還並未取得能夠讓民衆信服的結果。在住房問題上，或許民衆對自身生活的希望感，遠要比政策的有效性來得重要。而對美好生活的遙不可及，卻成為了近三年來，越來越多的加拿大人內心的感受。
在2023年同時出現的，還有針對中國幹預2019年與2021年加拿大大選的指控，關於大選幹預的問題，在《中國幹預加拿大選舉爭議的來龍去脈》一文當中，已有詳細解釋。比起經濟問題，外國幹預的政治爭議已算不上什麼改變大局的事件。不過在本月月底會發布的調查委員會終版報告，或許會告訴我們一些額外的信息。
這三年的杜魯多，可以說已經變得和從前大不相同，除去其自身家庭在婚姻上的變故外，杜魯多從政治上的改革者，到抗擊新冠的總理，再到如今，卻變成了一個苦苦支撐，卻又不得民意的落魄政客。執政進入第十個年頭，杜魯多身上需要揹負的政治疲勞感，以及實際上其無法解決的政策矛盾性，已經讓目前的辭職下野成為了無法避免的選擇。但即便是這樣，在2024年整年，杜魯多亦沒有提前宣布下野。在這一點上，他的行為有些與2024年的拜登類似：在他們的主觀意圖上，他們並不想放棄競選連任，他們因此不願意承認一些十分明晰哪的客觀事實。而在猶豫彷徨期間，自己所在的黨派又因此失去了更好的機會，最終不得不以更倉促的方式面對競選的壓力。
已經輸掉的社交媒體戰爭，無法跟上時代腳步的進步派
杜魯多民調數字下滑，與另一件發生在加拿大的政治事件實則具有驚人的匹配度。在2023年8月，由於不願配合加拿大議會通過的在線新聞法案，Facebook與Instagram母公司Meta宣布將停止對加拿大用戶展示新聞內容。這意味着在加拿大的用戶無法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分享轉發新聞內容。關於這件事情的報道，在《加拿大大戰科技巨頭公司》一文中已經提到。
而新聞內容缺失的空白，迅速被原本主要發布搞笑內容的短視頻賬號所填充。於是在加拿大，「印度移民在沙灘上排泄大便」、白人女子指控沃爾瑪只僱傭旁遮普人、「加拿大淪落成為第三世界國家」、「加拿大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全面落後於美國」等等標題，成為了人們瀏覽的內容。而新聞讀者，則需要自行打開新聞應用程序，或者訪問新聞網站才能夠看到原本出現在社交媒體上的新聞內容。這樣的變化，使得人們對事物的判斷受到更多並未經過事實核查的內容所影響。這些內容並不是完完全全的假新聞，但是通過演繹手法，剪輯技巧所渲染的觀衆情緒，顯然與經過多方驗證和採訪的新聞內容具有很大差距。
與此同時，右翼政治人物以及社交媒體網紅對政治影響的權重開始變得更大。其中，最顯著的案例便是收購推特的馬斯克。依靠着X平台的影響力，馬斯克接連開始攪入美國、加拿大，以及歐洲各國的民主政治，而對於馬斯克這樣的「入侵性行為」，各國政府反而沒有什麼太好的辦法。在杜魯多辭職前，馬斯克曾說「杜魯多就像是一個難以忍受的工具一樣。他不會把持權力太久了」。在杜魯多辭職後，馬斯克在X上表示：「2025年看起來真不錯」。在2025年1月7日，杜魯多在X上反擊稱加拿大絕不會成為美國的一部分時，馬斯克則在這條推文下嘲諷道：「女孩子（將杜魯多女性化，侮辱杜魯多是一個軟弱無能的人），你已經不再是加拿大州州長了（這一說法實際上有事實錯誤。在3月9日選出新的自由黨黨領前，杜魯多依然在擔任加拿大總理一職），所以你說的話無關緊要」。
在2025年，加拿大知名右翼學者，多倫多大學教授Jordan Peterson採訪了加拿大保守黨黨領皮埃爾·波列耶夫（Pierre Poilievre），這一長達1小時41分鐘的採訪，在Youtube上已經獲得了超過300萬次播放。Jordan Peterson在Youtube上擁有超過850萬訂閱者，於此對應的，是杜魯多在Youtube僅有的3萬6000多名訂閱者，和每條影片幾千次的播放量。在社交媒體的活躍度與流量上，曾經的進步派新潮人士，目前卻成為了無法跟上時代腳步的老舊派。
在杜魯多辭職之後，自由黨將會進入新的黨領選舉，並參與隨後或許很快就會到來的大選。但在黨領選舉背後更重要的，應該是如何更加準確的把握這個時代的潮流。在十年前，真正的改變讓杜魯多獲得勝利，在十年後的今天，如何頂住全球右轉與民粹主義的壓力，將會是進步派政治人物需要思考的根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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