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擎：2020西方思想年度述評（全文）

按：作者自2003年起撰寫西方思想界的年度綜述評論。本文由《澎湃新聞·上海書評》首發，網絡版分為上、下兩篇發表，並略去部分內容和全部文獻註釋。完整的印刷版將在《學海》雜誌發表。此前十七年的述評文章已結集收入《2000年以來的西方》（當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出版。全文約三萬多字，我們鼓勵讀者收藏閱讀。

上篇·美國大選與民主危機

序言：漫長的告別

如期而至的政治危機

特朗普現象的根源

偶像的黃昏尚未來臨

下篇·國際變局與歐洲趨勢

難以修復的舊秩序

現實主義的戰略轉向

歐洲的關鍵時刻

馬克龍的反擊

序言：漫長的告別

兩個多月前，全世界無數人迫切期待的時刻來臨了：我們終於告別了2020，這活久未見之年。在一張日曆翻過的瞬間，如願以償。

然而，這是一場漫長的告別，帶着綿延不絕的尾聲，在新的一年持續迴響。一個時代蓄勢已久的力量在去年集中爆發，但不會在頃刻間煙消雲散，正如它並非突如其來。

於是，等到春天再來回望過去一年或許更加適宜。這份遲來的重訪躲過了驚魂未定的慌張，也會在眼前的景色中察覺客歲的餘暉。時間是一種距離，帶來些省思的從容，雖然「密涅瓦的貓頭鷹」不知還要多久才能等到它起飛的黃昏。

《時代》週刊在12月5日的封面上將2020年判定為「最壞的一年」，這是許多人心情的寫照。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的第一個月，全球確診病例數只有不到一萬，半年之內上升到一千萬，一年之後突破一億，累計死亡病例數超過兩百二十二萬（到今年3月已經達到兩百七十萬）。此外，澳大利亞發生了罕見的森林大火，法國經歷了「黑色十月」的創痛，英國釋然或惋惜地正式脱離歐盟，美國見證了風起雲湧的社會抗議運動，以及驚心動魄的總統大選。而一年多前簽訂的中美貿易談判第一階段協議，如今似乎已經時隔久遠而意義不明……

多麼動盪而漫長的一年。那些驚慌失措中的猜測與流言，那些堅韌與勇敢的事蹟，那些悼別逝者的時刻，都匯入了記憶的河流。但這一切經歷究竟帶給我們什麼啟示呢？

有悲觀論者說，這「最壞的一年」或許會是未來「最好的一年」。有更多人強調其重要的轉折意義。《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弗裏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去年3月的文章中提出新的歷史分期，他認為世界將被疫情劃分為BC與AC兩個階段——「前新冠」（Before Corona）世界與「後新冠」（After Corona）世界。政治哲學家格雷（John Gray）4月發表文章，判定「這場危機是歷史的轉折點」，並預告「全球化的頂峰時期過去了」。當下的任務是讓頭腦清醒，「思考如何在一個改變了的世界中生活」。

這些斷言或許正確，卻過於籠統了。也許，記憶之河還需要更久的沉澱，才能凝結為更具啟發性的經驗和教訓。但是，我們的記憶並不是從2020年才開始的，過去幾年的歷史不是早已顯示危機的先兆嗎？

蓋茨（Bill Gates）在2015年的一次TED演講中就曾預言，未來對人類最大的威脅，不是戰爭而是疫情大流行。至於美國的政治危機，從特朗普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獲勝之後，就有難以計數的研究和評論發出過警告。而中美競爭的升級及其對世界秩序的衝擊，也是過去二十年國際政治領域持久關切的核心議題。同樣，全球氣候變暖與各種「自然災害」之間的相關性，一直有大量的研究與公共討論。

震驚之感往往與健忘或漠視相伴。令人驚訝的2020年並非無蹤可循，它只是加速了經年已久累積的危機，讓困境與挑戰以更加鋭利的戲劇性方式呈現出來。如果探究其深層的邏輯，我們可以發現至少有兩種長時段的原因，塑造了當今全球化時代的高風險特徵。

在微觀層面上，存在一個長程的趨勢，可以稱之為「生活本地性的瓦解」。傳統的生活大多在一個有限而熟悉的空間中展開，具有鮮明的本地性。人們熟悉自己的環境和影響生活的主要因素，因為這些「變量」不太多、不太遠，也不太複雜。生活的本地性具有相對自足的特徵，人們也能夠大體把握自己的命運。

然而，隨着全球化的浪潮席捲了世界幾乎每一個角落，巨大的流動性（包括人口、物資、信息、資本和技術的流動）對生活的本地性造成了嚴重的衝擊。底特律汽車工程師的職業前途，可能取決於「通用汽車」海外公司的規模與效益，還有新能源汽車的發展趨勢；而德克薩斯州的石油工人要評估自己的就業前景，可能需要了解科學家對碳排放問題的研究進展，政治家達成的共識，簽訂的國際氣候問題協議及其對國內政策的影響。

影響生活的變量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遙遠和複雜。投資、技術、設備、生產、經營和消費等要素，原本局限於本地、附近或本國內部，如今卻來自世界的四面八方。將這些要素整合起來的過程和機制，不僅複雜到超出普通人的認識能力，而且往往不能夠由本地甚至本國政府單獨決定，因此也難以單獨問責。

當然，這不是今天才出現的新現象。早在現代化浪潮的興起之時，生活的本地性就開始受到侵蝕。但在最新一輪的全球化過程中，各種流動性的深度、廣度和速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極端狀態，也造成了更加嚴重的衝擊。這種趨勢對人類應對大規模流行疾病帶來了挑戰。由於人口流動的規模和速度，防止疫情的跨地域傳播變得格外困難。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防控疫情的有效性，不僅關涉本地居民，也影響到更廣大的人群。

生活的本地性被瓦解了，這給許多人造成了難以估計的風險，對生活的掌控感處在莫名的威脅之中。因為影響你生活的變量是遙遠、陌生而難以理解的，它們是未經你同意和授權的強大力量，卻以不容分說的蠻橫方式操縱你的願望，支配你的命運，甚至剝奪你的權益，深刻地改變了你原有的生活方式。

同時，生活本地性的瓦解也威脅着基層政治的自治傳統。托克維爾讚賞美國民主中的「鄉鎮自治」模式，這種自治依賴於社區成員之間對公共事務的商談溝通。當一個社區難以理解也無法掌控過多的複雜變量，有意義和有效的商談就變得格外困難。世界的許多地區正在見證生活本地性的瓦解，這種狀況讓越來越多的人感到挫敗、委屈、沮喪，甚至怨恨和憤怒。

而在宏觀的層面，全球化造成了國家政治與治理的困境。早在十年之前，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羅德里克（Dani Rodrik）提出著名的政治經濟學「三元悖論」（trilemma）：超級全球化、國家主權和大眾民主這三者不可同時兼得，只有「三者必擇其二」的可能。2020年6月，兩位美國學者在《開放經濟評論》發表了一份實證研究論文，他們用1975年到2016年一百三十九個國家的數據檢驗了羅德里克的假設，肯定了三元悖論的有效性。研究結果還顯示，民主化程度較高的工業化國家往往經歷更多的政治不穩定。

就結構性約束而言，歐盟治理的困境、英國脱歐以及美國外交政策面對不斷增長的國內壓力等現象，都在某種程度上是這種三元悖論的徵兆。這也意味着美國恢復原有國際秩序的企圖將會遭遇持久的阻力。

無論是生活本地性的瓦解對於個人生活的衝擊，還是三元悖論的結構對政治事務與公共政策的挑戰，都會激發出反彈的力量，體現為近十年多來的「逆全球化」趨勢。羅德里克本人並不全面反對全球化，他主張尋求一種更為平衡的選擇，保持適度（而非「超級」）的經濟全球化，同時維護國家主權和大眾民主政治。

然而，不斷超越地區性的全球化趨勢仍然十分強勁，因為資本與技術的邏輯具有突出的「超地方性」傾向，兩者都遵循一種「對事不對人」的普遍主義：資本總是傾向於流向收益更高的地方，技術也總在尋找生產性更高的地方。但是，這種基於工具理性的普遍主義邏輯往往與社會生活形成緊張。人的生活依賴於相對穩定的居住地、傳統、語言和風俗等，總是具有無法徹底抹去的地方性。如果不受約束的資本和技術無情地摧毀生活共同體的根基，很可能會引發劇烈的衝突，導致失序的危機。

2020年以令人難忘的方式突顯了長期以來的全球化困境，也揭示了人類分享着共同的命運，至少在重大危機的時刻。這是無法在揮手之間輕易告別的時代挑戰。它敦促人們重新思考共同體的價值和意義。人的生活總是共同的生活，每個人都從屬於多種直接或間接的共同體，有些切身可感，有些更具有虛擬或想像性，而各種共同體之間又彼此依賴、相互影響和塑造。我們需要探索和建設一種更有生機活力、也更具適應性的共同體，維護其邊界和自治，同時保持對外部的開放與合作。這是一場漫長的告別，只能在開啟新的思考與對話中才會結束。

如期而至的政治危機

202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是一場硝煙四起的「選戰」，直到次年1月20日，當拜登宣誓就職的一刻，才塵埃落定。

在兩週之前，特朗普的一些支持者攻佔國會大廈，中斷了國會兩院確認選舉結果的議程，最終導致五人死亡。這場騷亂震撼了全球各地的政要與觀察家。許多人驚呼，1月6日是「美國歷史上恥辱的一天」，是美國的「水晶之夜」，「自由世界的燈塔熄滅了」……的確，如果在實況轉播中觀看特朗普的煽動性演講，目睹國會山暴亂的場景，整個過程驚心動魄，當時感受的震撼會讓人不禁驚歎「狼來了，這一次狼真的要來了」。

然而，這一切難道不是意料之中的嗎？在根本上，這場危機並沒有超出各種「劇本」的意料，無數「狼要來了」的警告早就不絕於耳。

自從2017年初開始，《華盛頓郵報》決定每天提醒讀者「民主死於黑暗」（Democracy Dies in Darkness），將這句話作為銘文印在報頭之下。2019年（筆者曾在當年述評中介紹）就有學者預言，美國社會的對立正在演變為「政體分裂」，選舉爭議會導致「暴動」並引發憲政危機。2020年10月1日 Politico雜誌發表戴蒙德（Larry Diamond）等五名政治學家的聯署文章，警告大選導致暴力衝突的危險正在急劇上升，並呼籲採取緊急措施，成立跨黨派的專門委員會應對可能的暴力事件。而11月2日發布的一份民調顯示，有四分之三的美國人對選舉引發暴力的問題表示關切。甚至有評論認為，當前的美國處於南北戰爭以來最嚴重的社會分裂，「第二次內戰」並非不可想像。

但是，內戰最終沒有爆發。特朗普在拖延了幾個小時之後，發出了「和平回家」的呼籲，而不是「決一死戰」的號召，也沒有動用軍隊介入「選舉結果的全面核查」。預想中更為驚恐的情節還沒有發生，政治對抗止於「選戰」，瀕臨崩潰的危機幸運地躲過了崩潰的劫數。

狼來過了，露出了猙獰的面目，但在嘶吼之後又迅速離去。國會山的暴亂更像一次象徵性的休克療法，讓人們從「政治失憶症」中驚醒，重温歷史教科書寫就的常識：民主，尤其是美國民主，從來不是堅如磐石的大廈。

很快，重温歷史的治療努力開始了。1月8日著名美國史學者方納（Eric Foner）在《國家》雜誌發表文章指出，「熟悉美國歷史的人都知道，這次國會山暴動並不是第一次以法外方式推翻民主選舉結果的企圖」。美國在「重建時期」以及隨後的幾年中，發生過許多類似的事件，有些遠比1月6日的暴亂更加暴力。他列舉了1873年和1898年武裝白人推翻民選的黑人或跨種族的地方政府或官員的事件。他提醒美國人，「讓我們不要假設，在國會山暴亂之前美國是一個運轉良好的民主國家」，這是一個幻覺。

1月29日馬薩諸塞大學政治學教授羅伯茨（Alasdair S. Roberts）在《對話》網站發表文章，題為「那些哀悼美國民主脆弱性的人們弄錯了什麼？」。文章指出，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在華盛頓特區部署軍隊來維持秩序的情況已經出現過四次，而針對總統和政要的暗殺事件也發生過多次。作者試圖在歷史的視野中，對美國的真實現狀做出準確的判斷。

在許多人看來，攻擊國會山事件顯示，美國民主已經變得脆弱，而這種脆弱性是新近的危險趨勢。但作者認為這種看法有誇大其詞之嫌，並不是因為它低估了危機的嚴重性，而是它忽視了一個歷史事實：「美國民主一直是脆弱的。」更準確地說，美國真正的困難在於它是一個「脆弱的聯盟」，在歷史上長期存在着各種矛盾和局部衝突，其中許多深層的裂痕並未真正彌合。「美國」（The United States）這個詞（在字面上）是複數名詞，直到南北戰爭之後，才在美國官方演講中被確立為單數名詞。

但美國政界常常將國家團結視為理所當然，許多新上任的總統都傾向於推行雄心勃勃的計劃。這些計劃激勵了支持者，同時也激怒了反對者。但這種贏家通吃的方式可能會加劇分裂，而不是重建團結。自1990年代以來，舊的分裂開始重新出現，體現為所謂「紅色」美國與「藍色」美國之間的分野。這兩個陣營對於什麼是國家的優先任務，尤其是對於聯邦政府的作用持完全不同的看法，導致了對政府的敵意，因而使政治陷入僵局。

民主的脆弱性並不新鮮，政治暴力與應對政治暴力的努力在美國歷史上也屢見不鮮，人們對於民主的信心也是如此。在過去的一年中，人們對美國民主的信心遭到了打擊。但在19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在1970年代的通貨膨脹和失業大潮的困境中，人們對「民主的終結」也有過類似的恐懼。但這些歷史經驗的證據也表明，脆弱的民主政體能夠在各種衝擊下延續，也確實具有自身的適應性。最近美國總統大選以來的諸多事件令人不安，但這並不表示美國的民主即將崩潰。

文章在最後寫道，僅僅在二十年之前，許多美國人堅信自己體制的優越性，「小布什總統甚至宣稱，美式民主是『國家興盛的唯一可持續模式』。相比之下，今天許多人擔心這種模式正處在崩潰的邊緣」。如果說當初的傲慢精神是誤導性的，那麼2021年的絕望也是如此。「與許多其他國家一樣，美國正在為維護團結、遏制政治暴力，以及達至民主原則而進行永無止境的努力。」

在歷史學家呈現的視野中，美式民主的「燈塔」寓言是一個短暫而過時的迷夢。而在政治理論界，從古至今嚴肅的學者，無論持何種立場，從未將民主視為一個神話。這不必回溯到亞里士多德或者托克維爾，當代支持自由民主制的政治理論家，對民主政治的現狀與前景大多保持審慎或憂慮的態度。

早在1975年，一份題為「民主的危機」的報告提交給了「三邊委員會」（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作者是克羅齊（Michel Crozier）、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與綿貫讓治（Joji Watanuki）。他們針對當時西歐、北美和日本等國家對於民主的悲觀論調，對民主政體面臨的外部與內部的挑戰做出分析，認為導致民主危機的主要原因在於民眾對政府要求的增長與政府執政能力的不足。在1980年代，著名政治學家達爾（Robert A. Dahl）發表了《多元主義民主的困境》（1983）和《民主及其批評者》（1989）等論著，對民主政體的局限與弊端展開多方面的檢討評估並提出改良的構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對於民主的憂患意識貫穿於整個冷戰年代。直到蘇聯解體之後，「歷史終結論」等對民主的樂觀論述才成為顯學。

福山是西方民主政治最熱衷的辯護者之一，但他在2014年發表了關於民主政治「衰敗」（decay）的研究，並且特別針對美國的體制發出警策：「思想的僵化與根深蒂固的政治勢力形成一種結合，阻礙了這些體制發生改革。如果沒有一次對政治秩序的重擊（shock），無法保證這種局面將會有什麼改變。」在2016年，福山在桑德斯和特朗普的崛起中看到了這種衝擊出現的可能，兩派的選民得以藉助「激進的局外人」淨化清理腐敗的建制派。但他同時擔心，「民粹主義者販賣的靈丹妙藥幾乎於事無補……將會使局面惡化而不是改善」。

帶着對政治衰敗的關切，福山2021年1月在《外交事務》網站上發表的文章，考察「特朗普執政時期政治衰敗加速惡化」的趨勢，甚至懷疑這種衰敗已經「敗壞至核心」。在他看來，民粹主義的策略將特朗普送進了白宮，「惡化的進程以驚人的速度一直持續，擴展到當初難以預料的範圍」，最終在國會山騷亂事件中發展到頂峰。危機過去了，但引發這場危機的深層狀況仍然沒有改變：「美國政府仍然被強大的精英集團所俘獲，這些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扭曲政策，誤解了整個政體的正當性，而這個體制仍然過於僵化以至於無法改革自身。」福山進一步指出，兩種新現象的影響使局面更為惡化，一是新的通信技術加劇了「民主商議之共同事實基礎的消失」，一是兩黨之間的政策差異已被凝固為文化身份認同的分裂。

民主理論家戴蒙德多年來深切關注民主的危機。他在9月的《大西洋月刊》網站上發表文章，分析美國選舉制度的缺陷可能導致出現「雙總統」的僵局，並引發憲政危機。在11月3號投票日當天，戴蒙德又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美國民主制度有三大支柱，自由、法治與選舉，前兩項雖然遭受重創，但經受住了考驗，但作為第三支柱的自由公平選舉卻面臨威脅。

有評論說，這個「自由世界」的頭號大國上演了第三世界國家才會發生的政治亂局。這似乎忘記了，老人常常會和幼童一樣容易跌倒。在戴蒙德看來，美國民主的部分問題在於「上了年紀」。這個最早實行民主制的國家，其制度最初成形於廣袤、分散和多樣化的殖民地，更為關注「多數暴政」的危險，因此，美國的「憲政體制缺乏針對選舉崩潰的預防措施，而這些措施在更晚近的民主國家中是常見的」。

實際上，對於美國民主制度的缺陷與弊端，學者與政治評論家展開過持續而豐富的分析批評，從總統制到選舉人制度（選舉院），從選區劃分方法到競選籌款規則。改革的呼籲與修憲動議也層出不窮，但在慣常的黨派政治僵局中，變革的希望非常渺茫。那些不斷髮出警告的批評者，不僅難以觸動政治精英的神經，反而被看作高喊「狼來了」的淘氣孩子，只是虛張聲勢，因此不必理會。

那麼，1月6日國會山騷亂的衝擊有可能激發變革的動力嗎？現在還難以判斷。但至少「狼真的來過了」，美國民主制的隱患與危機並不是理論家們杜撰的流言。

一個半世紀之前，詩人惠特曼在獻給林肯的名作中將他稱作「船長」，這同時包含着對這個新生民主國家的隱喻——美國是在風浪中航行的巨輪，總有遇到驚濤駭浪的危險。而這位「船長」在南北戰爭之前就預見了危險。1838年林肯在青年學會發表《我們政治制度的永世長存》演講，他相信美國政治制度的危險「必定發端於我們內部」，而他對於「應當如何防禦危險」的回答是「捍衞憲法和法律」。林肯甚至呼籲「讓法律成為這個民族的政治宗教（political religion）」。

至關重要的問題是：在林肯演講一百八十多年之後，今天的美國人仍然信奉這個「政治宗教」嗎？冷靜考察202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可能會得出一個失望與希望並存的答案。

美國的社會分裂與政治極化在近幾年來不斷加劇，這無可避免地將這次選舉變成一場狹義的「選戰」。選戰在本質上是真實內戰（物理性戰爭）的模擬物，因此具有「窮盡手段」與「法律約束」的雙重性，這意味着競爭雙方將窮盡一切法律允許的手段來謀求勝選。放棄「窮盡手段」就只是普通的選舉而不足以成為「選戰」，但突破「法律約束」則將使選戰喪失其模擬功能而蜕變為物理戰爭。就此而言，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發起的抗議與幾十起訴訟，即便違背了文明標準，仍然是窮盡合法手段的表現，直到公然抗拒依據司法程序審議的結果，才挑戰了法律約束的邊界。

然而，美國的法律制度絕非脆弱到不堪一擊的地步。《經濟學人》11月28日刊登長文《民主的韌性》，指出「美國體制得到了其法官與官員的專業主義精神的保護。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都受到前輩確立的標準束縛。因為有無數人堅守職責，特朗普推翻選舉結果的企圖失敗了」。

的確，在對選票統計的爭議與審理中，公職人員展示出高度的專業主義和尊重憲法程序的立場，這包括特朗普本人任命的三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和其他聯邦法院法官，他竭力支持的佐治亞州州長，他內閣中的司法部長以及國土安全部負責網絡選舉的負責人，這些共和黨公職人員在總統和黨派利益的壓力下選擇了忠誠於憲法和專業原則。另外，十位前任國防部長於1月3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聯合聲明，呼籲軍隊保持中立，對選舉結果不予介入。即使在1月6日佔領國會大廈的非法行動中，暴亂者試圖以極端方式改變選舉結果，但他們要求的仍然是全面徹底核查選票，而不是廢除民主選舉程序。

在這場選戰中，法律遭到了嚴峻的挑戰，這是令美國人失望的現實。但這些挑戰遭到了更強勁的反彈，這是希望所在。事實證明，選戰實現了其模擬的功能，最終避免了內戰。美國絕大多數公職人員與民眾對於憲法和選舉程序存在基本共識，守住了最基礎的憲法底線——這雖然是「過低的」卻仍然堅固的及格線。在這個意義上，林肯倡導的「政治宗教」在美國人的內心深處依然保留着神聖性。

如何判斷美國政治危機的嚴重性？這需要一個評判框架。如果民主體制的健康運轉依賴於民意的匯聚，那麼共識程度的不同等級將會形成不同的政體穩定水平。

首先，在最理想的狀況下，社會大眾對政治原則與重要的公共政策存在廣泛共識，容易達成一致意見。在此情況下，投票選舉的主要功能是確認既有的一致意見，具有儀式性的象徵意義。

其次，在通常狀態中，民眾對部分公共政策或議程出現分歧，通過協商、辯論和鬥爭達成部分的共識或妥協方案，對於無法妥協的分歧通過選舉程序來決定。

再次，當社會對立與政治極化的程度嚴重，公眾對多數公共議程都持有難以妥協的相反立場，無法獲得實質性的意見共識，但仍然保持對民主原則與程序的共識，選舉投票就具有決定性作用，也常常會演變為「選戰」，政體處於危機狀態。

最後，如果社會與政治分裂如此嚴重，以至於瓦解了對憲法原則與程序本身的共識，社會將會出現頻繁與劇烈的大規模暴力衝突，甚至進入全面內戰，這將導致政體崩潰。

按照以上四種理念型類別的標準來衡量，當今的美國政治已經偏離「通常狀態」陷入政治危機，但仍然抱有對政體原則與程序本身的廣泛共識，因此避免了政體崩潰。然而，如果法律與選舉程序成為一個民主社會僅有的共識，那麼政體穩定就仍然處在危險之中。

拜登在國會山事件之後的演講中告誡，「我們歷史上這悲哀的一幕提醒我們，民主是脆弱的，必須始終捍衞它，我們必須永遠保持警惕」。民主從來不是一個神話，而是一項艱鉅的事業。而事業（course）一詞本身包含着「過程」的涵義，這意味着持續不斷的修復與永無止境的再造。

特朗普現象的根源

拜登在競選時曾說過，在未來歷史的回顧中，特朗普會被視為一個「脱離常軌的時刻」（aberrant moment）。勝選之後他在11月26日的感恩節致辭中說：「生活將回歸常態」，這是對疫情之後生活的期待，但許多人相信，這也是拜登對「後特朗普」時代做出的承諾。

對於飽受「異常」之苦的人們而言，「回歸常態」的說法聽上去令人嚮往，但深究起來不只天真而且危險。

首先，回歸不是一個可欲的選項，那個往日的舊常態正是後來「異常」現象的孳生之地，回歸過去意味着重返危險的起源；其次，回歸也未必可行，美國社會與政治生態在過去四年中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是特朗普的堅定支持者，回歸常態將會遇到強大的阻力；最後，回歸的期望並不明智，輕率放棄了「異常」激發的反思契機，錯失了可以汲取的深刻教訓。

民主黨期待的「大藍潮」並沒有出現，在目睹了國會山騷亂事件之後，更沒理由陶醉於一場選戰的險勝。作為敗選的一方，特朗普獲得了七千四百二十一萬張支持票（百分之四十六點九的大眾選票），這一事實過於醒目，難以忽視。羅德里克教授寫道：雖然人們見證了「他公然的謊言、明顯的腐敗以及疫情控制的災難，特朗普如何能夠保持如此多美國人的支持，甚至獲得了比四年前更多的選票？」

特朗普不只是一名卸任的前總統，還代表着一個重要的「現象」，在政治舞台中仍然醒目存在，甚至可能將長久存在。在這個意義上，大選的驚悚戲劇落幕了，但引發這場危機的根源並沒有隨之消逝。在談論回歸常態之前，首先需要探究「特朗普現象」的來龍去脈，並理解其中的挑戰。

那麼，什麼是「特朗普現象」？幾乎所有相關評論都指出了一種徵兆：特朗普留下了一個極端分裂的美國社會。奧巴馬在其自傳出版後的一次訪談中承認，美國社會的分裂並不是從特朗普開始的，但他加劇了這種分裂。

早在2016年底，《時代》週刊選擇特朗普作為年度人物，當期封面上稱之為「美利堅『分眾國』總統」（President of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到了2020年初，《經濟學人》引用調查數據認為，美國政治極化的嚴重性已經可以被稱為「非文明社會」（uncivil society）。

2020年初，《經濟學人》引用調查數據認為，美國政治極化的嚴重性已經可以被稱為「非文明社會」。

在註冊選民關於對立黨派的態度中，有六到七成認為對方是對「美國及其人民」的威脅，有半數認為他們是「徹頭徹尾的邪惡」，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相信，如果對方行為不軌就「應當作為動物對待」，有近五分之一認為，「如果另一方贏得2020年大選，暴力可以被正當化」。

這種「非文明」的政治對立，並不是美國近幾十年的「驢象之爭」或「紅藍對立」的簡單延續，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歸因於特朗普的「創新」——以劃分敵我的鬥爭性方式動員和凝聚此前相對沉默的社會人群，將其轉變為獲取自身政治優勢的力量，從而加劇和深化了社會的分裂。

在特朗普難以計數的不實之詞之外，至少有一句話道出了部分真相：如果奧巴馬和民主黨人做得好，「我就不可能進入白宮」。同樣重要的是，如果傳統的共和黨建制派有足夠的動員力，也無需求助這樣一個「政治素人」來注入新的政治活力。

特朗普現象的興起，得益於兩大政黨的失敗之處，緣起於政治建制派所忽視或無力感召的地域和人群——那些在經濟與文化的主流趨勢中被邊緣化的地帶，那些感到自己長期被漠視、被遺忘和被辜負的人群。

這並不是一個新鮮問題。在過去幾年間，有越來越多的學術研究、評論文章以及紀實作品相繼問世，探討特朗普支持者的身份、處境與成因。從2013年《下沉年代》 （The Unwinding），到2016年《鄉下人的悲歌》 （Hillbilly Elegy）、《白人垃圾》 （White Trash）和《故土的陌生人》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再到2020年PBS製作的紀錄片《美國大分裂》 （America’s Great Divide），所謂「被忽視的人群」不再是一個被忽視的盲點，甚至已經成為一個公眾熟知的熱點議題。

但熟知並不等於理解。特朗普的支持者究竟是誰？他們的處境如何？支持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麼？對於這些問題，存在着不同的、常常相互競爭的闡釋。學者、政治人物、媒體評論家以及社會大眾，對此並沒有形成共識。最為顯著的分歧之一（以簡單化的類別劃分），是「經濟解釋」與「文化解釋」之間的爭論。

在經濟解釋中，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來自經濟低迷的鏽帶地區，他們是藍領工人。美國製造業工作崗位的流失（其中許多被轉移到海外）進一步侵蝕了他們的穩定地位。特朗普聲稱要站在他們一邊，稱讚他們是善良的普通美國人和真正的愛國者，誓言要為他們「找回工作」，因此獲得了他們的擁戴。

相反，在文化解釋中，許多人支持特朗普的動機實際上是渴望「復辟」，重新獲得受到歷史進步威脅的特權——白人至上的特權，基督教的特權，WASP作為美國正統的特權。這些長期被抑制的反動觀念被特朗普「解放」出來，得以死灰復燃甚至有恃無恐。

由此可見，經濟解釋暗示了社會底層針對精英階層的抗爭。這些被遺忘和辜負的底層人群選擇特朗普，是在表達對建制派的憤怒，也是在維護自身應有的權利。但在文化解釋中，反對還是支持特朗普是「進步的未來」與「守舊的過去」之間的道德戰爭，對這種復辟勢力的反擊而不是放任才是正義的事業。兩種解釋的實踐意涵超出了學術之爭，涉及道德正當性的分歧，也構成了意識形態的對立。

當然，兩種解釋模式的劃分是過於簡單化的表述。實際上嚴肅的評論與研究都不會陷入單一模式，但往往有各自的主導傾向。在公共輿論中，經濟解釋相對流行，但近來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

2016年與2020年兩次大選的證據都不支持單純的經濟解釋。「出口民調」（exit poll）數據顯示，特朗普在中低收入的選民中並不佔據優勢。在家庭年收入低於五萬美元的中低收入選民（約佔選民總數的三分之一）中，更大比例的選民投票給克林頓（2016年）或拜登（2020年），而不是特朗普，差距在百分之十左右。而在五至十萬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中（約佔選民總數的三分之一），特朗普在2016年的得票率高出希拉里·克林頓百分之四，但在2020年比拜登低了百分之十五。

就最新的發展來看，《大西洋月刊》2021年1月12日刊登題為「國會山的騷亂者們不是『下層』」的調查文章，作者指出，儘管抗議者中有一部分是「底層人群」，但參與暴動的主體是企業主、CEO、州議員、公務員，房產經紀人、警察、現役和退休軍人等，屬於中上階層。他們不是出於「經濟上的絕望」，而是來自他們的信念：「相信自己有不可侵犯的統治權利。」

同樣，1月19日《波士頓評論》發表長篇分析文章《特朗普主義的生存之地》也質疑了經濟解釋。在1月6日國會對選舉人票的確認審議程序中，有一百三十九名共和黨眾議員投票反對確認選舉結果。通過對他們所代表的選區進行人口和經濟分析，作者發現，這些選區大多是經濟增長和人口多樣化都較快的郊區，相對富裕的白人家庭與其非白人鄰居之間的不平等差距正顯著縮小。這些地區非白人選民的投票率較低，為共和黨候選人帶來了邊際優勢，以此反駁了流行的觀點——特朗普運動的支持者是來自鏽帶地區或窮鄉僻壤的經濟受困者。

這些新近的調查分析並未覆蓋所有的特朗普支持者，也無法完全否認經濟解釋的有效性，但試圖揭示特朗普的一些極端支持者並不屬於經濟上被剝奪的人群，他們的政治動機更有可能出於原有的特權地位受到威脅，期望維護一種少數統治。

在文化解釋方面，近年有多部研究論述「基督教民族主義」（Christian Nationalism）的著作問世，其中2020年3月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的《為上帝奪回美國》 （Taking America Back for God）獲得許多好評。作者懷特海（Andrew L. Whitehead）和佩裏（Samuel L. Perry）是兩位社會學家，在大量經驗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他們的見解：基督教民族主義主要不是一種宗教願景，而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基於對美國建國原則的神聖化理解，主張「將美國的公民生活與特定類型的基督教身份和文化相融合」。這種意識形態體現出一種維護種族與民族「邊界」的強烈願望，將白人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傳統視為美國民族精神的正統，傾向於將歸屬其他種族和宗教的移民視為「他者」，構成對美國文化傳統的威脅。在基督教民族主義者中，有更高比例的人反對跨種族婚姻和跨種族收養，質疑警察執法中存在種族不平等的事實。這部著作的研究論證，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將特朗普視為他們受到威脅的權力與價值的捍衞者」，他們支持特朗普是為了以上帝的名義「奪回美國」，並維護自身正在失去的特權。

《紐約時報》2020年10月16日發表的文章指出，在回答「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支持特朗普」這一問題時，「經濟焦慮」還是「種族焦慮」是兩種不同的解釋，對此已經有相當多的研究問世，許多學者相信種族因素更為重要。但作者在訪談中發現，「這兩種因素是很難拆解開的」。

實際上，經濟與文化因素難以相互隔離，因為經濟狀況對政治態度的影響，依賴於人們對自身處境所講述的「故事」。關於自我的故事並不是對事實的客觀描述，而是對於事實的認知、感受與判斷，這需要經過文化的「闡釋框架」才得以形成。

社會學家霍赫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多年前就表達了類似的洞見。她深入到路易斯安那州「茶黨」（Tea Party）的腹地，經過五年的考察訪談寫下了《故土的陌生人》，試圖理解「美國右派一邊的憤怒與哀傷」。她在茶黨基層成員那裏發現了一個悖論：他們會支持有損於自身利益的議員和政策（比如深受環境污染之苦的人，卻支持撤銷聯邦政府環保署的動議），這讓人感到不可思議。她探索他們「看待世界的主觀稜鏡」，發掘了他們的「深層故事」（deep story）——這並不是他們處境的事實，而是他們對自身處境的「彷彿感覺」（feels-as-if）所構成的故事。

這個深層故事以「排隊」的隱喻呈現出來：一群排隊追尋「美國夢」的人，其中大部分是藍領工人，也是白人基督徒，雖然努力工作但收入下降或停滯。隊伍沒有挪動，在付出極大努力和犧牲之後，他們開始感到沮喪。然後，他們看到了「插隊者」——少數族裔、女性、移民和難民。在他們的主觀稜鏡中，大多數自由派提倡的促進正義的公共政策都是不公平的「插隊」。同時，他們曾經感到自豪的價值與正派生活方式——基督教道德、異性婚姻、愛國的忠誠等等，在自由派主導的文化中成為「過時的」或「歧視性的」偏見，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於是，他們感到自己是「故土的陌生人」。

可以想像，他們的憤怒與哀傷是真切的，來自對真實困境的主觀感受，其中不乏固執的偏見，卻並非不可理喻。他們構成了特朗普2016年競選口號中所謂「沉默的大多數」。作者在書中有一封寫給「右派朋友」的信，向他們講述了「自由派的深層故事」，最後告訴他們「在左派一邊有許多人也感到自己像故土的陌生人」。霍赫希爾德如此盡力地要越過「共情之牆」，因為她意識到彌合分裂的緊迫性。她回顧自己的研究後發現，「特朗普崛起的布景已經搭建完畢，就像點燃火柴前的蠟燭」。

霍赫希爾德的努力值得尊敬也令人深思。然而，文化解釋與經濟解釋之間分野仍然顯著，這既是社會分裂與政治極化的徵兆，也是其構成性部分。這不僅導致了對特朗普現象的診斷分歧，也為應對方案的選擇帶來了挑戰：什麼樣的政治論述和公共政策最有利於彌合美國社會的分裂？如何在刺激經濟增長與促進分配正義之間尋求恰當的平衡？同樣，面對「文化戰爭」的困境，在鬥爭與對話之間、在堅定與妥協之間應當作何選擇？比如，文化精英把大選中支持特朗普的七千多萬美國人描述為「投票反對他們自身利益的愚民」，或者斷定「他們大部分是種族主義者」，即便可能是一個正確的判斷，但其政治實踐意涵究竟是什麼？這會使「種族主義」這個詞失去道德分量嗎？會進一步加劇社會分裂嗎？或者最終將推動社會進步？所有這些難題都具有挑戰性。

羅德里克11月9日在 Project Syndicate網站發表文章，題為「民主黨人的四年緩刑」。他注意到，選舉之後民主黨內部的爭論已經開始，但從這場險勝中很難獲得明確的經驗教訓。在文化與經濟這兩個關鍵議題上，都存在意見相反的批評者：「有人指責民主黨人走得太遠了，也有人指責他們走得不夠遠。」

在文化方面，美國社會的裂痕在「文化戰爭」加深，一方是保守的、主要是白人聚集的區域，一方是所謂「警醒」態度已成為優勢的大都會區域。前者注重「家庭價值」，反對墮胎，支持持槍權。後者強調LGBT的權利，支持社會正義，抵抗「系統性的種族主義」。許多給特朗普投票的選民認為，民主黨人支持去年反對警察暴力的街頭示威，是在「縱容暴力，並給整個國家抹上種族主義的色彩」。雖然拜登曾謹慎地發言反對示威中的暴力，但民主黨人仍然被指控為「道德譁眾取寵、詆譭美國中心地區的價值」。但在另一些人看來，對特朗普的支持仍然持續存在，這本身清楚地表明種族主義與偏執習氣是多麼根深蒂固，針對這種傾向展開鬥爭是「民主黨緊迫的要求」。

在經濟方面上，許多觀察者（包括一些中間派的民主黨人）認為民主黨「走得過於左傾而背離了保守派選民」。然而，共和黨仍然在煽動恐懼——「對於高税收、有損就業的環境政策以及社會化醫療保障的恐懼」。在美國兩大政黨內仍然盛行「典型的美國神話：政府管得最少、獨行的企業家做得最好」。但在進步派看來，拜登倡導的經濟方案，若以其他發達國家的標準衡量，根本算不上激進，也許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沃倫（Elizabeth Warren）更加強調就業、經濟保障和再分配的想法才符合大部分美國人的願望。

總而言之，這次大選顯然沒有解決長期的爭論：「民主黨和其他中左翼政黨是否應該為了實現競選號召力的最大化來決定他們在文化和經濟問題上立場？」大選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些政黨面臨的挑戰。在文章最後，羅德里克提醒左翼政黨需要制定務實的方案來解決深層的經濟問題，也需要建立溝通的橋梁來克服主要由文化精英造成的裂痕，「否則，民主黨人可能會在四年之後再經歷一次驚醒」。

偶像的黃昏尚未來臨

在全球化與新技術的衝擊下，當文化變得更加複雜多樣，既有的本地生活模式被不斷侵蝕，許多人陷入了經濟與文化的困境之中。他們越來越難以理解自身的處境，更無從把握自身的命運，對於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尤其如此。在無以名狀的恐慌與失落中，他們感到挫敗甚至生出怨恨。無論在道德意義上是否正當，他們的感受是真切的。當一個國家中相當大比例的人群感到自己被遺忘，而政治建制派忽視或無力回應他們的訴求，民粹主義的煽動家就可能應運而生。

德州大學政治學教授林德（Michael Lind）在2021年1月發表文章《治癒煽動性民粹主義之道》，他認為「作為一種政治形式，煽動性的民粹主義往往興盛於這樣的時候——當大量的公民群體感到傳統的政客忽視了他們的利益和價值」。作者列舉了許多歷史先例，包括南北戰爭前美國南部的白人農民和工人，十九世紀晚期中西部的農民，二十世紀美國東北地區的歐美「白種人」，以及二十一世紀英國中西部和北部工業地區的白人工人階級。對應於這些「被忽視的群體」，相繼出現了一系列「自稱代表無權者對抗腐敗當權者的護民官政客」。這在美國歷史上層出不窮，但此前主要局限於地方和州一級的政壇。特朗普是第一個成為美國總統的真正的煽動家。

但林德認為，特朗普無法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法西斯獨裁者相提並論，他沒有獲得軍方、官僚界和學界精英的真正支持。作者也反對將特朗普的民粹主義化約為「白人民族主義」。雖然他常常有偏執言論（bigoted remarks），但與2016年相比，2020年特朗普獲得白人選票的比例有所下降，而在非白人選民中的支持率有所上升。林德側重於特朗普現象的經濟維度。在他看來，工業離岸外包與移民產生了輸家和贏家，而美國建制派精英拒不承認自由貿易和移民帶來的負面問題，這給了特朗普可以大肆發揮的議題。

但是，歷史上的「民粹主義煽動家，經常鼓吹一些不切實際的措施來解決真正的問題」，特朗普也是如此。比如，在美墨邊境修建隔離牆，以及草率地使用關税，都是花招而不是可靠的政策。「美國歷史表明，根除民粹主義最好的方式是把被疏離的選民納入主流政治，並以精到的方法回應他們正當的訴求。」作者認為，羅斯福新政是一個可資仿效的例子。新政的改革者達成了許多民粹主義運動要求的目標，但並非藉助煽動性的外來者，而是通過制度化的方法來實現。「民粹主義者往往是惡棍，但是他們的追隨者值得被尊重和傾聽。煽動性的民粹主義是代議制民主的一種疾病。治療它需要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民主。」

然而，林德強調的制度性原因只是煽動家興起的必要條件，但如何理解他們能夠如此深入地俘獲人心呢？比如，即便在佔領國會山事件發生後，大多數特朗普的支持者仍然堅定不移。皮尤（Pew）研究中心在1月9日所做的調查顯示，在支持特朗普的選民中，有百分之四十認為他無疑贏得了選舉，有百分之三十六認為他大概獲勝了，只有百分之七承認拜登贏得選舉。要充分解釋這一問題，煽動家的個人風格及其追隨者的政治心理也是不可忽視的要素。

《經濟學人》發表題為「特朗普的遺產」的長篇文章，其中一節的小標題是「給公眾來一場歌舞」。文章評論說，雖然特朗普推行的政策與里根之後的所有共和黨領導人有相似之處，「但在許多問題上，他都以異端、極端或兩者兼有的方式脱穎而出，以一種其對手做不到的方式俘獲了選民的想像」。

這種俘獲方式要求一種特殊的「歌舞」才藝。著名作家布魯瑪（Ian Buruma）2021年1月8日在 Project Syndicate發表文章，着重分析了特朗普作為偶像的魔力。作者指出，「特朗普是一位演藝界的人才」，他在房地產行業實際上是個不斷失敗的商人，真正給了他名聲的是一檔電視節目，「他一直利用這個品牌，施展無與倫比的才華用於自我宣傳」。

在這方面，特朗普讓其他共和黨政客望塵莫及。他以自己特有的才能「精明地利用了在他進入政界以前就已長期存在的問題與怨恨：日益擴大的貧富鴻溝、對移民的恐懼、對伊斯蘭教的厭惡、對少數族裔的仇恨，大城市和金融業不斷增長的支配優勢，以及貧困的去工業化地區和鄉村地區的衰敗，等等」。這些問題都曾被其他政客所利用，但他們從未企及特朗普的「魔力」。

就此而言，特朗普不是常規的政客，而「更像是一名邪教領袖（a cult leader），一位超凡魅力的煽動家，向其追隨者們承諾了拯救，要把他們從一個邪惡的世界（充滿暴力和頹廢的城市、自由派精英、黑人、同性戀者、移民以及其他有污染性的外來者）中拯救出來。許多人投票支持特朗普，因為相信他更像是一位救世主（messiah），而不是一名政客」。

布魯瑪的文章揭示了特朗普得以利用的社會問題，也發現了他特殊的煽動能力。但要成為一個「救世主」，他還必須給予「信徒」引導與愛戴。

實際上，特朗普的魔力還在於，他能夠以最通俗和最簡單化的方式，對所有難題給出明確的解釋並提出有力的解決方案。就業有問題嗎？那是因為「外國搶走了你們的工作」！福利有問題嗎？那是因為「非法移民侵佔了你們的權益」！相應的解決方案也就變得簡單明確：以貿易戰贏回「公平的交易」，以及徹底驅逐和阻擋「非法移民」。

特朗普用簡化了的世界圖景剔除了一切複雜性，讓困惑者獲得了確定感，用粗暴有力的措施回應錯綜複雜的難題，讓挫敗者看到了希望。而且他能以安撫的名義激發哀傷與怨恨，以道德的名義強化認知與道德的偏見，讓所有的憤怒者榮獲「真正愛國者」的美名，並喚起了鬥爭的意志，指向他揭出的「人民的公敵」，誓言要「抽乾華盛頓的沼澤」，摧毀「深層政府」，從而「讓美國再次偉大」。這一切才使特朗普贏得了狂熱的崇拜，使他得以超越尋常的總統，成為令人着魔的偶像，成為一個救世主！

於是，追隨他不僅意味着支持他主張的政策，而且要成為崇拜他的信徒。否則難以充分解釋一些匪夷所思的現象。因為（除非另有圖謀）只有對偶像的崇拜才能讓人相信，造成近三千萬人感染、三十五萬人死亡的疫情災難是虛假數據編造的「假新聞」，其中沒有總統可以問責的過錯。同樣，面對司法程序對幾十起「選票舞弊」起訴審議後的全部駁回，也只有出於崇拜才會斷然否認，這個司法審議的結果是凡人社會可能獲得的「最近似的真相」，因為信徒確信，特朗普憑藉「超凡之眼」能夠直接洞察全部真相。

對特朗普的崇拜現象已經受到許多評論家的關注，在CNN、PBS、NPR、Vox和《外交政策》等多家知名媒體中也出現了相關問題的討論。《名利場》雜誌2021年1月21日發表了對哈桑（Steven Hassan）的訪談，他在去年出版的著作《特朗普崇拜》 （The Cult of Trump）近來引人注目。哈桑認為，對崇拜（或邪教）的判定在許多時候是困難的，因為名人常常會讓人產生近似崇拜的獻身傾向，而特朗普是「一個極為出色的營銷者、品牌家和社會名流」，這與著名運動隊或流行明星有非常相似的一面。名人確實會吸引崇拜者，但問題在於這些人是否被欺騙和被控制？

在哈桑看來，對特朗普的崇拜體現為「破壞性的權威控制」，包括四種相互交疊的控制，他稱之為「BITE模式」（其中B代表行為控制，I是信息控制，T是思想控制，E是情緒控制）。這四種控制有可能將一個人轉變為依賴與順從的崇拜者。雖然特朗普不是一個宗教人物，但在他的基本盤選民中確實「有一些人以救世主的眼光看待他」。哈桑認為，「特朗普具有邪教領袖的所有特徵，而他的追隨者也具有崇拜者的品質」。他們始於對一個自戀者全情投入，後來每天吸收「另類事實」來對抗自己的認知失調。

《今日心理學》在2020年11月發表舍羅（Hogan M. Sherrow）博士的文章，試圖更為嚴謹地探討「崇拜」現象。舍羅指出，美國歷史上出現過一些明星政治家，從華盛頓開始，有西奧多·羅斯福、肯尼迪和里根，一直到奧巴馬，他們都被視為具有人格魅力的領導人。那麼，給追隨特朗普貼上「邪教」的標籤是否公平呢？舍羅認為，特朗普的許多追隨者「符合社會學、宗教和心理學界通常用來認定邪教的標準」：邪教是「一種極端主義或虛假的宗教或教派，受到一個專斷的、魅力型領袖的指引，其成員對他表現出不變的、甚至是宗教性的崇敬」。在美國選民中，特朗普最忠實的追隨者只佔較小的比例。他們傾向於信奉一種非常特殊的愛國主義理念，其中包括孤立主義和仇外心理。他們渴望讓一個所謂「上帝之選」的人物來引領他們。

舍羅進而通過具體例證的分析，論證特朗普及其追隨者們為什麼符合邪教的典型特徵。追隨者們相信，特朗普是關於真相的唯一權威，只有他能決定所有政策與實踐。他們熱情而無條件地忠誠於特朗普，把他的信仰和實踐視為真理和法則，他本人也確認這種理念。追隨者使用公開羞辱或懲罰來壓制同伴中出現的個人主義和懷疑態度，任何對特朗普或其他追隨者的批評或嘲笑，都會受到懲罰。追隨者群體聲稱特朗普和他們比其他人優越，認為他們的道路是通往真理和救贖的唯一道路。

但是，「特朗普的拯救」失敗了。拜登完全可以借用他的句式說：「如果特朗普做得成功，那麼我就不會進入白宮。」但這並不是值得慶賀的時刻，因為無論是經濟與文化的爭論，還是對特朗普的崇拜，都沒有隨着大選結束而告終。

在拜登宣誓就職的當天，特朗普終於離開了白宮，前往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但他並沒有從美國的政治舞台真正退場，而且還有可能捲土重來。2021年2月在第二次彈劾案審理結束之後，特朗普發表聲明宣稱，「『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歷史性愛國運動才剛剛開始」。2月28日在「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PAC）上，特朗普發表長達九十分鐘的演講，標榜自己過去四年的豐功偉績，攻擊拜登政府一個月以來的所有政策和措施。他再次聲稱自己「已經贏得了2020年大選」，而且將會「第三次擊敗民主黨人」，並否認他將另外組建新政黨的傳言，這暗示在2024年的總統大選中，他將再次作為共和黨候選人參加競選。

據《紐約時報》當天的報導，在對CPAC與會者所做的匿名投票調查中，支持共和黨繼續推進特朗普政策和議程的人佔百分之九十五，希望特朗普再次參加總統競選的比例為百分之六十八。有百分之五十五的與會者選擇特朗普為他們偏愛的候選人，位居第二的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提斯（Ron DeSantis）僅獲得百分之二十一的支持，而前副總統彭斯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僅獲得百分之一的支持。數據表明，共和黨內還沒有出現足以與特朗普匹敵的政治領導人，至少目前如此。「偶像的黃昏」還需要多一些時辰才可能來臨。

《紐約客》的資深作者格拉瑟（Susan B. Glasser）曾撰寫每週更新的專欄「生活在特朗普的華盛頓」，在2020年底專欄即將結束的時候，她在結語中寫到：「直到並且除非我們對圍繞特朗普發生的事情做出完整的解釋，否則2020年就沒有過去，也永遠不會過去。我仍然不願去想起，但我知道忘卻不是一個選項。」

拜登尤其需要這個「完整的解釋」。他承諾「治癒這個國家」，而達成這個目標任重道遠。

難以修復的舊秩序

在過去四年，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政策變化莫測，困擾着世界許多國家，包括美國的盟友。原有的國際秩序受到嚴重的衝擊，也處在一個異常狀態。美國大選的結局帶給許多人些許的安慰——至少驚魂不定的日子終於過去了，似乎可以期待一個回歸常態的世界。

但片刻的慰藉很快被新生的憂患所吞噬：原先的常態秩序遠不是一個令人嚮往的世界。至少從十多年前開始，所謂「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就一直處於頹勢，遭受的懷疑與批評之聲也連綿不絕。著名學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稱之為「神話」，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視其為「大幻覺」，還有戲稱其「既不自由、也非國際，而且無序」的譏諷之辭也廣為流傳。

當然，持續討論一個持續衰敗的事物，這本身意味着它衰而未死。作為既有範式的自由國際秩序之所以尚未徹底消失，並不在於其殘存力量仍然強大，而是因為各種替代性的新選項更加令人懷疑或模糊不清。

2020年似乎到了範式轉換的時刻。在經歷了新冠疫情的衝擊與美國政治的危機之後，自由國際秩序的大廈已經搖搖欲墜。世界格局面臨兩種可能的選項：修復既有的秩序，或者創造一種新的秩序。無論作何選擇，其前景都取決於主導國家的意願與能力。

由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還有可能修復嗎？新任總統拜登表達了明確的意願。
早在2017年1月18日（特朗普即將就任的前夕），拜登曾在「達沃斯論壇」上呼籲：「顯然，近年來支持這一體系的共識正面臨來自內部和外部的越來越大的壓力……我們必須採取緊急行動來捍衞自由國際秩序。」

在2020年競選期間，拜登在《外交事務》3/4月號發表文章，題為「為什麼美國必須重新引領」。文章批評特朗普「災難性的外交政策」對國際秩序造成的破壞，尤其是對盟友和夥伴關係的損害，以及對民主價值的背棄。拜登構想的國際戰略，在很大程度上回歸到奧巴馬時代的基本方針，但更強調外交決策必須有利於國內政治與經濟的復興，也更注重加固民主國家的國際同盟，並顯示出對美國主要競爭對手更為明確的強硬立場。

2021年2月4日，拜登在國務院發表上任以來首次外交政策的講話，其基本精神與前文一致，主張加強與全球盟友和夥伴的關係，並堅持美國的價值理念。他宣告「美國回來了」，實際上表達了對未來世界的願景：美國將重返其主導地位，致力於修復已經衰敗的自由國際秩序。新政府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的團隊主要由民主黨的建制派構成，顯示了對這一願景的肯認。

拜登是一位擅長國際事務的老練政治家，曾擔任兩屆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在長達八年的副總統生涯中，他深度介入了奧巴馬的外交構想與實踐。然而，老練穩健的另一面可能是陳腐守舊。他雖然意識到新形勢下的挑戰，但選擇的應對方案卻難以擺脱原有範式的局限。

真正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是：美國還有可能重建自由國際秩序嗎？

閲讀過去一年發表的幾十篇相關評論後會發現，只有極少數論者對此抱有相對積極的態度，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伊肯伯裏（G. John Ikenberry）是其中之一。他在《外交事務》2020年7/8月號發表文章，主張重建「下一個自由秩序」。然而他的論證主要訴諸「必要性」的理由：世界各國處在複雜而深度的相互依賴之中，「現代性問題」造成的全球危機需要有全球合作的解決方案，自由國際秩序雖有缺陷，但很難找到更好的替代性選項。他建議從1930年代「羅斯福新政」的遺產中獲得啟示，重塑一個以美國為核心、以自由民主國家聯盟為基礎的多邊主義的自由秩序。

然而，對必要性理由的論述無法支持可行性論證。伊肯伯裏的文章很少觸及當今背景下美國主導世界秩序的能力問題。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大多數專家學者和評論家對自由國際秩序的修復提出了悲觀或懷疑的判斷，其中包括韋瑟（Stephen Wertheim）、麥克塔格（Tom Mctague）、弗蘭克爾（Jeffrey Frankel），科什納（Jonathan Kirshner）、哈斯（Richard Haass）、萊恩（Christopher Layne），古德吉爾（James Goldgeier）和詹特森（Bruce W. Jentleson），以及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和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等人的文章與對話錄（分別刊於《紐約時報》《大西洋月刊》、Project Syndicate、《外交事務》和《外交政策》）。

綜合他們的分析論述可以發現，重建自由國際秩序的努力至少會遇到三方面的阻力。

首先，遠在特朗普執政之前，已經出現了扎卡里亞所說的「其餘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趨勢，表明美國實力的相對衰落。美國的經濟與軍事力量仍然位居世界之首，但在全球的相對權重已經顯著下降。這種衰落將減弱美國提供全球公共品和干預區域事務的能力。另外，雖然美國一直從其主導的國際秩序中獲益，但普通民眾對此缺乏直接的切身感受，他們反而對於為阿富汗與伊拉克這兩場持久戰爭付出的代價更加敏感。大多數美國民眾反對在國際事務上「浪費資源」，贊成「美國優先」的轉向。在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高漲的背景下，拜登「讓美國重新引領世界」的雄心，將面對國內民眾及議會代表的反彈阻力。

其次，自由國際秩序的基礎是歐美之間的「跨大西洋聯盟」。但美國與歐洲的關係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過去四年，特朗普惡化了與歐洲盟友的關係。許多歐洲國家已經體驗到、甚至適應了「失去美國保護」的局勢。同時，美國兩黨的政治極化不斷加深，弱化了其外交政策的持續穩定。為了規避美國政局動盪的風險，歐洲也需要降低對美國的依賴。

相應地，歐洲追求自主性的訴求日漸高漲，馬克龍宣揚「歐洲主權」的理念，試圖通過歐盟來複興法國的影響力。德國也有意願尋求歐洲的自主性，主要因為德國公眾態度的轉變，以及對進入中國市場的需求。因此，拜登期望與歐洲盟友「重修舊好」從而鞏固「跨大西洋聯盟」的計劃，將會是非常艱鉅的任務。

最後，重建「自由國際秩序」也會面臨來自中國的挑戰。拜登的對華政策尚未完全成型。他聲稱中國是美國「最嚴峻的競爭對手」，但同時表示「只要符合美國利益，願意與中國展開合作」。在2021年2月19日「慕尼黑安全會議」的在線會議上，拜登呼籲盟友聯合一致，做好「與中國長期戰略競爭」的準備。3月3日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John Blinken）在白宮發表長達二十八分鐘的演講，向美國人民介紹新政府的主要外交政策，其中將處理與中國的關係列入八項優先任務之一。布林肯強調，美國面臨着若干國家的挑戰，但來自中國的挑戰與眾不同，這是「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因為「中國是唯一——以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的力量——對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構成嚴峻挑戰的國家」。他指出，美國與中國關係將會是三種類型並存：「競爭如果應該，合作如果可能，對抗如果必要」，而這三者的共同基礎是「需要從強勢地位與中國打交道」。為此，布林肯重申了與盟國和夥伴合作的重要性，「因為我們結合在一起的權重是中國更難以忽視的」。

拜登任命的國家安全與亞洲事務的官員背景，以及他們的公開言論，都顯示新政府傾向於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但與此同時，絕大多數國際問題專家都強調必須防止中美衝突升級，避免走向「新冷戰」或熱戰。《大西洋月刊》的一篇評論指出，與冷戰時代美國的對手不同，中國已經達到了相當水平的財富、活力和技術進步（儘管與美國還有差距）。

更重要的是，中國具有蘇聯從未擁有的一種「武器」：能夠在經濟衝突中（借用形容核戰爭的術語MAD）「確保相互經濟毀滅」（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在此局勢下，一部分國家希望能同時與中美兩國保持良好關係，它們很難全心投入一個由美國主導但卻排斥或對抗中國的國際秩序。

從哈斯對「後美國世界」的描述，到古德吉爾闡述的「美國並不具有領導世界的天然資格」，都試圖論證美國難以恢復在二十世紀後半葉主導國際事務的能力。拜登聲稱「美國回來了」，但世界已經改變。未來的發展甚至有可能走向兩次大戰之間的格局。

現實主義的戰略轉向

美國外交戰略具有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雙重性，在實踐中也有此消彼長的歷史記錄。2020年國際政治論述中出現一種明顯動向，就是預判美國會再次轉向現實主義，體現為全球的戰略收縮（retrenchment）。實際上，美國的戰略收縮在奧巴馬執政時期已經開始，特朗普只是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趨勢。

蘭德公司在2021年1月發表其「國家安全研究部」（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的一份報告，題為「實施剋制」（Implementing Restraint），副標題為「美國區域安全政策轉向運用一種現實主義的剋制大戰略」。這份長達一百八十二頁的報告全面介紹和評估了「剋制大戰略」的主張，這是與「主流外交政策界」不同的另類選項。

需要注意的是，這份報告本身並不是推舉剋制戰略的政策建議，而是試圖解釋，如果選擇這種戰略，美國在關鍵區域的安全政策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因此是「為了幫助美國政策制定者和公眾理解這一選項」。

報告的作者將剋制大戰略的倡導者視為一個學派，他們以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為指南來構想美國外交的大戰略。與當前主流的大戰略相比，他們對美國利益的界定更為狹窄，對美國面臨威脅的評估也更低。報告援用一個理論模式顯示，在「總體支配」與「孤立主義」兩極之間的連續譜中，存在多種可能的大戰略選項。

美國在冷戰後的外交政策採用了靠近「總體支配」一級的「霸權大戰略」（Hegemonic grand strategies），這需要更高程度的軍事介入。但如果美國在國內外各種制約下無法延續這種戰略，就需要向「孤立主義」一端移動，轉變為「剋制大戰略」（Restrained grand strategies），相應地將減少或保持最低限度的軍事介入。

報告總結了剋制戰略的一些主要觀點。剋制派認為，主流外交政策界誇大了一些國家對美國的威脅。他們主張，應當更多依靠外交手段來解決利益衝突，對使用武力的門檻要求更高，鼓勵其他國家發揮領導作用，並保留美國的軍事實力用於捍衞自身的重大利益等。剋制戰略的一些倡導者尋求與俄羅斯和伊朗展開更多的合作，但對於美國的亞太戰略存在分歧。他們發現在東亞、歐洲或波斯灣地區一個強大國家的崛起將危及美國的重大利益，但對於如何確認這種威脅正在出現尚未提出指南。由於中國顯著的軍事能力，他們呼籲美國在東亞要比在其他地區發揮更大的軍事作用。

總之，在現實主義的剋制大戰略下，「美國將對其他大國採取更具合作性的方式，減少其軍事規模和前沿軍事存在，結束或重新談判美國的一些安全承諾」。

報告指出，剋制大戰略常常被誤解為孤立主義，但兩者存在明顯的區別。剋制戰略認為，美國應該減少在許多地區的介入，但並不主張在任何情況下都停止介入關鍵地區的安全事務，這不同於孤立主義更極端的戰略收縮。報告的作者建議，需要進一步鑑定剋制大戰略的核心主張，以驗證和完善其政策處方，並對其風險和代價做出評估。

蘭德公司的這份報告如此認真對待剋制大戰略，表明美國的外交戰略界開始重視「範式轉換」的可能，如果拜登無法實現修復國際秩序的構想，可以轉向新的備選方案，實施更為現實主義的戰略收縮。

如果美國完全放棄在國際事務中的領導角色，自由國際秩序終將崩潰嗎？這對美國又意味着什麼呢？《外交事務》雜誌將最近四年發表的相關文章彙編成專輯《特朗普的世界》，收錄專輯的最後一篇文章題為「無賴超級大國：為什麼這可能是一個非自由主義的美國世紀」，作者是塔夫茨大學國際政治專業的副教授邁克爾·貝克利（Michael Beckley），他同時介入智庫的研究工作，還有長達五年學習中文的履歷（其中兩年在中國留學）。這篇文章視角獨特，觀點新穎，相當值得關注。

貝克利認為，讓美國重新引領世界、修復自由國際秩序的規劃是一廂情願的幻想。但文章沒有沿襲「美國衰落論」的老調，而是指出了美國保持強大的另一種前景。

作者否定了主流觀點的默認前提——國家強大必定領導世界，其實兩者之間並不存在必然關聯（正如班級中「學霸」未必要當班長）。他的核心主張是，美國完全可以放棄領導世界的責任，同時仍然保持頭號大國的地位。正如文章標題所示，這樣的美國不再是國際秩序的主導者，而是轉變為一個「無賴超級大國」（Rogue Superpower）；這個世紀也不再是一個自由秩序的世紀，卻仍然是「美國的世紀」，一個「非自由主義的美國世紀」（illiberal American Century）。

貝克利提出了三個主要論證：首先，這種前景是對美國傳統的回歸；其次，美國有能力在未來實現；最後，在後冷戰時代，這是最具現實可行性的戰略。

首先，「美國優先」取向的外交政策具有深刻的歷史根源，不會由於特朗普離任而消失，因為「特朗普的方式並沒有脱離常軌，而是潛入了一種貫穿於美國政治文化的潮流」——美國在其大部分歷史時期中是一個「超然的大國」。

作者分析指出，美國能夠超然獨立地追求自己的目標，因為它與其他強國不同，美國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國家。到1880年代之後，「美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最大的消費市場以及領先的製造商和能源生產者，有浩瀚的自然資源，但沒有重大威脅」。由於其國內的天然優勢，美國幾乎沒有興趣在海外結盟。直到1945年之前，美國主要以金錢與物質安全來界定自身的利益，在積極追求這種狹隘利益的時候，幾乎不在乎對其餘世界的影響。那時的美國既不與任何國家結盟（只在獨立戰爭時期與法國有過結盟），也不介入國際組織與體制，而且是世界上關税最高的國家之一。雖然美國擁護自由主義的價值，但只是選擇性地在國內外運用。

冷戰改變了美國的超然傳統。由於需要強大的夥伴支持來遏制來自蘇聯陣營的威脅，美國鑄造了一個聯盟，為幾十個國家提供安全保障以及對美國市場的便捷准入。但隨着冷戰的結束，美國承擔全球領導者的必要性逐漸消失，而其弊端卻日益顯著。雖然有許多政治精英仍然熱衷於美國的自由主義霸權，但遭到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抵制。

其次，美國有能力重返傳統的超然大國的位置。貝克利的這一判斷依據兩個重要的長程變量：人口結構與技術能力。

世界人口老齡化的總體趨勢非常顯著，但對各國造成的衝擊並不相同。作者着眼於從二十到四十九歲年齡段的「年輕人口」變化，因為他們是最重要的勞動力和消費人群。文章引用數據指出，在未來五十年，世界前二十個最大的經濟體當中，只有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三個國家的年輕人口會持續增長。相比之下，中國的年輕人口將會減少二點二五億，佔目前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六之多（日本將縮減百分之四十二，俄羅斯百分之二十三，德國百分之十七）。印度的年輕人口會增長到2040年，然後會迅速下降。相比之下，美國年輕人口將會增長百分之十，具有明顯的優勢。

在未來五十年，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需要為養老金和老年醫療投入更高比例的GDP（俄國將增加近百分之五十，中國將增加近三倍），這會影響它們軍事開支的能力，從而進一步擴大它們與美國之間的軍力差距。美國因此也更少依賴同盟來確保安全。

與人口結構指標類似，美國的技術能力指標也處在領先地位。在人工智能領域，美國公司和專家的數量是中國（位居第二）的近五倍，其軟件與硬件的世界市場份額也是中國的數倍。美國可以利用先進的自動化優勢，在國內建立垂直一體化的工廠（vertically integrated factories），以此取代龐雜的全球供應鏈。人工智能也將促進許多外包的服務業迴流美國。這或許不能增加多少國內的就業機會，但會大大降低美國對海外廉價勞動力和資源的依賴。

基於對人口與技術指標的分析，貝克利認為，美國將重新獲得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優勢。目前美國的市場規模已經等於其後五個國家的總和，對外貿和投資的依賴程度幾乎低於其他任何國家。到2040年，美國將成為全球「唯一擁有持續增長的龐大市場和財政能力的國家，得以支撐其全球性的軍事存在。同時，新技術將減少美國對外國勞動力與資源的依賴，併為美軍裝備新的工具，以遏制其大國對手的領土擴張」，這些優勢將使美國保持其「具有世界支配地位的經濟和軍事的權勢」。

最後，在大部分西方國家經濟衰落的趨勢中，在民族主義普遍蔓延的背景下，由美國主導來修復自由國際秩序的努力，將會在國內外遇到重重障礙，而且對增進美國利益而言收效甚微。因此，美國更可能的選擇，既不是孤立主義，也不是國際主義，而是像一個「無賴超級大國」：「可以保有盟友，但要讓它們為受到的保護付出更多；可以簽署貿易協議，但只與那些接受美國規制標準的國家簽署；也可以參與國際組織，但只要它們的行動有悖於美國利益就威脅退出；也可以促進民主和人權，但主要用來動搖地緣政治對手的穩定。」

貝克利認為，這樣一種更為民族主義取向的對外方針，與主導全球的自由秩序相比顯得「吝嗇而乏味」，但更為現實可行，而且最終也更有效地讓自由世界聯合起來。

這篇文章實際上為特朗普的國際戰略提出了正當化的理論闡釋，其分析和判斷或許輕率和片面，但不可忽視作者勾勒的一種可能前景：如果自由國際秩序最終崩潰，美國反倒得以抽身而出成為最大的受益者，憑藉人口與技術的相對優勢，在自給自足的內循環中，做一個擺脱國際責任的「無賴超級大國」。

實際上，美國虛偽面具下的無賴行徑早已在無數國際正義之聲的批判下暴露無遺。但是，如果它終於決定丟棄所有虛偽的面具，成為一個赤裸裸的無賴，這個世界的未來會完全被霍布斯的「叢林法則」所支配嗎？這種可能的前景值得關注與警覺。

歐洲的關鍵時刻

新冠疫情對歐洲經濟造成了重創。2020年歐盟接待國際旅客的人數下降了百分之七十，歐元區經濟縮減近百分之八，財政赤字從前一年的百分之零點六飆升到了百分之八點五。公共債務的比例也從百分之八十六攀升到百分之一百零三。而疫情的影響至今還沒有結束，經濟復甦至少需要兩年，才可能恢復到疫情爆發前的水平。

歐洲領導人將疫情的衝擊視為「二戰以來對歐洲最嚴重的挑戰」，認為歐洲進入了關鍵時刻。但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近十多年來歐盟多次陷入危機時刻：從歐元債務危機、難民危機到英國脱歐危機。而每當危機爆發，就會看到「歐盟解體」的疑雲遍布，成為生死存亡的時刻。

早在2020年4月初，哈斯（Richard Haass）就發出悲觀的預告。他在《外交事務》發表的文章中指出，在疫情的威脅下，每個歐洲國家都只關注本國邊境的管控，幾乎都是獨自應對疫情及其經濟影響。例如，德國一度禁止醫療援助物資和設備的出口，而當時鄰國意大利的死亡人數正令人恐怖地激增。他認為這種「各自為政」的現象顯示，「歐盟的規劃已經失去了動力」。其實，「遠在這場危機之前，人們就對歐洲一體化的進程喪失了熱情（英國脱歐就是明顯的例證）」。

但哈斯的預言過於悲觀了。正如英國脱歐並沒有引發「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反應，歐盟沒有繼續放任各自為政的混亂局面，而是提出了雖不夠及時卻相當有力的回應措施。5月27日，歐盟委員會發布了一份經濟復甦提案，名為《歐洲的關鍵時刻：修復以及為下一代的準備》。7月21日，歐盟特別峰會達成「歷史性協議」，為大規模經濟復興制定了總額為一萬八千二百四十三億歐元的一系列財政計劃，其中包含一萬零七百四十三億歐元的七年長期財政框架預算，以及七千五百億歐元的復甦基金（名為「歐盟下一代」計劃），用於疫情後的經濟紓困與重建。值得注意的是，這是歐盟首次以共同債務的方式借款，以聯盟赤字來應對經濟衝擊。有評論家認為，這項協議對歐洲一體化進程具有里程碑意義。

實際上，這項復甦計劃來之不易，也經過了曲折的談判協商。設立復甦基金的動議，最初由馬克龍在3月提出（Corona-Fonds），但當時沒有獲得其他國家的響應，輿論界也對此持懷疑的態度。出乎意料的是，在經過多次磋商後，德國表達了明確的支持。默克爾表示，陷入危機的歐洲經濟需要救助，德國也需要一個強大的歐洲經濟來維護自己的持續繁榮。基於這種互惠的理由，她決定支持歐盟成員國共同舉債，避免疫情導致經濟崩潰。5月18日德法兩國聯合提議建立五千億歐元的紓困復甦基金，歐盟委員會最終追加了百分之五十的額度，扭轉了歐洲普遍的低落情緒，媒體也予以熱烈的反響。許多評論都援用德國財政部官員的比喻——稱之為歐洲的「漢密爾頓時刻」，意味着歐盟在走向「財政聯盟」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默克爾的立場轉變也備受關注。這位沉穩老練的政治家，在面對國內政治派系與民意的壓力下，對歐盟事務時而表現出謹慎猶豫的態度，這與馬克龍熱烈而堅定的歐洲主義立場形成明顯的反差。但默克爾面對這次危機時刻的選擇，顯示出她是值得信任與尊敬的歐洲領導人。有評論說，她雖然不像馬克龍那樣喜歡談論宏大的歐洲願景，但從未放棄對歐盟事業的支持，她只是需要找到一個最佳的契機，來實現德國與歐盟共同一致的利益。默克爾將在2021年9月卸任，這可能是她留給歐洲事業最後的政治遺產。

哲學家哈貝馬斯也被默克爾的轉變所觸動。2020年10月，在兩德統一三十週年前夕，九十一歲的哈貝馬斯發表長達五十頁的文章，題為「三十年之後，德國的第二次機會」，副標題是「默克爾的歐洲政策變化與德國統一進程」。哈貝馬斯一直是歐盟事業堅定的捍衞者和理論家，他對馬克龍的歐洲主義理想大加讚賞，也抱有很高的期望。相比之下，對於默克爾相對保守的立場，他心存疑慮，還曾批評過默克爾在歐元債務危機時期主導的「緊縮政策」。這次默克爾在歐洲政策上的變化讓他看到了新的希望。

在哈貝馬斯的視野中，三十年前東西兩德的統一與歐洲一體化的事業是高度一致的，都要求德國人為歐洲的共同事業放棄狹隘的利己主義。他相信，歐盟需要實質性的深度一體化，才能確立歐洲的主權自治，才能應對全球化的挑戰，同時也才能解決歷史遺留的所謂「德國問題」：歐洲鄰國擔憂，德國可能將歐洲變成一個「德國的歐洲」。哈貝馬斯認為，只有在歐盟深度一體化的框架中，才能抵制德國國內的極端民族主義勢力，讓「德國的歐洲」的野心，轉變為「歐洲的德國」的理想。而默克爾的變化正是推動這種轉變的努力，在哈貝馬斯看來，這是兩德統一三十年之後「德國的第二次機會」。

這項復甦基金方案需獲得二十七個歐盟成員國一致同意，最後提交歐洲議會批准後才正式生效，其中涉及的爭論與談判過程一波三折。起初，方案遭到「節儉四國」（奧地利、荷蘭、瑞典和丹麥）的反對，對基金的規模、來源和使用方式等問題提出質疑。隨後又遭到匈牙利和波蘭領導人的抵制，他們拒絕方案中附加的「法治條款」（要求成員國政府以「遵守法治」為前提條件才能使用這項基金）。由於這兩個國家曾有涉嫌違背歐盟法治標準的行為，引起過不少爭議和司法糾紛，但在它們的領導人看來，這項法治條款限制具有特定的針對性，威脅了成員國的主權原則。

在幾個月的談判過程中，默克爾發揮了重要作用（她當時擔任歐洲理事會的輪值主席），最終在成員國之間達成了折中方案。2021年2月10日，歐洲議會批准了六千七百二十五億歐元的基金方案RRF（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這是七千五百億歐元復甦計劃的主體部分。

無論是復甦計劃的啟動，還是其艱難的談判過程，都反映出歐盟長期存在的結構性難題，包括南北歐洲國家之間的差異，歐盟新老成員國之間的矛盾，在缺乏真正財政聯盟的條件下，歐洲共同市場與貨幣同盟難以協調治理的困境，歐盟治理與各成員國主權之間的緊張，以及在文化上歐洲主義者與「疑歐派」之間的衝突。這次歐盟的復甦計劃突破了歐元債務危機時期的政策限制，首次實現了成員國之間的債務共擔與轉移支付，但這未必是邁向財政同盟的制度化進展，也可能只是應對經濟瀕臨崩潰的一項臨時性舉措。

2020年6月初，《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家沃爾夫（Martin Wolf）發表評論指出，這項復甦方案展示了德法兩國領導人「決心用盡一切努力來維護歐盟」，對歐盟更長遠的未來具有變革性的意義。但這項措施並不是致力於讓成員國「信奉財政義務的議程」，而且因為「歐盟缺乏一個聯邦政府的程序，預算方案必須經由全體同意才能致通過」，因此這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漢密爾頓時刻」。但沃爾夫認為，這項方案展現了歐盟的團結，也創造了一種由歐盟税收來資助的獨特經濟手段，「在象徵意義上邁出了進展的一大步」。

被譽為「歐洲一體化之父」的莫內（Jean Monnet）有一句名言，「危機是最偉大的聯合者」。每當歐盟的事業出現危機，都是對所謂「莫內方法」的一次考驗。在這次危機中莫內方法仍然有效：團結與共識最終壓倒了疏離與分歧，歐洲一體化似乎又迎來雲開霧散的景象，直到下一次危機的來臨。

英國在2020年1月31日啟動脱歐程序，經過十一個月的「過渡期」之後，在12月31日正式脱離歐盟。距離英國「脱歐公投」（2016年6月23日）已有四年半之久，對於脱歐的是非與得失仍然存在着爭論。

《德國之聲》12月25日發表評論說，約翰遜（Boris Johnson）首相執迷於陳舊過時的國家主權觀念。在當今世界，每一個參與國際組織與協議的國家都會受到約束，從而讓渡一小部分主權，但同時也在合作中受益，這並不意味着國家就失去了獨立和主權。因此，對於英國終於能「拋開歐盟的枷鎖」再次獲得獨立的期待是誤導性的謬論。英國並沒有在全球貿易談判獲得任何優勢，對於中國和美國（這兩個歐盟之外的最大貿易伙伴）甚至還沒有協議的蹤影，英國確實與日本和新加坡簽署了協議，但幾乎照抄了歐盟與這兩個國家已經商定的協議。文章的結論是，脱歐是一場騙局，英國如果留在歐盟其實會更好。

那麼，英國脱歐只是偶然的事件還是有其必然性？政治經濟學家、英國上議院議員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認為，英國脱歐反映出歐盟本身的結構性矛盾，並非偶然事件。2021年1月18日，他在Project Syndicate發表文章指出，人們很容易將脱歐看作前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戰術性誤判」造成的結果，但事後回顧來看，英國離開歐盟有其「不可避免」的因素。

破裂肇始於1992年，英國堅持保留英鎊，拒絕加入「馬斯特裏赫特條約」所建立的「經濟與貨幣聯盟」（EMU）。而在歐元區危機之後，歐盟嘗試性開展聯邦主義式的國家建構（包括邁向財政聯盟、銀行聯盟以及擴展歐洲央行的功能），以增強歐盟委員會、歐洲理事會和歐洲央行的監督權和監控權。就此而言，脱歐派正確地預見了「歐盟經濟結構中的聯邦主義邏輯」，他們對此持有異議。

但問題在於，聯邦主義真是歐洲的宿命嗎？許多聯邦主義者相信，「如果歐盟的二十七個成員不能徹底推進達到政治聯盟，歐洲就將完全退化為民族國家的簡單疊加」。但斯基德爾斯基認為，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論選擇是錯誤的。實際上，歐洲有多種可能的前景。比如，德國前財長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曾提出一種「可變幾何」（variable geometry）的歐洲：歐盟的核心成員國走向充分聯邦化，而地中海國家可選擇更具彈性的安排。另外，政治學家帕布斯特（Adrian Pabst）提出過一種「現代化版本的封建制」：一種基於社會關係的現實而非法律契約的歐洲，由「混合體制、重疊司法轄區、多重成員身份、多中心權威以及多層級治理」組成的歐洲。這是一種公民社會的前景，它能夠承擔所有必要的經濟管理任務，而無需那種聯邦主義者相信必不可少的中央控制。

作者相信，「假如歐洲沿着這些路線演化，英國可能不會那麼疏遠歐盟，因為歐盟本身就會不同」。但這些具有吸引力的模式沒有成為現實，可能有多種原因，其中重要的顧慮是「封建制」不利於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在歷史上，首先實現了經濟起飛的是西北歐出現的統一民族國家。而今天的民主國家需要成功地結合地方主義和集中化的控制，後者是經濟增長與平等的基礎。「也許歐洲能夠實現這種結合，但英國脱歐表明，我們還沒有找到這條路。」

關於「歐洲的未來」，德國《時代》（Die Zeit）週報2020年3月發表作家拉杜納（Ulrich Ladurner）的訪談，他強調「歐盟是一個在建工程的經典範例，一個結局開放的過程」，可能正走在通向聯邦國家的路途中，但這條道路漫長而艱辛，並且無法確定是否能抵達這個最終目標。

德國人願意超越民族國家，致力於歐洲的事業，因為他們從歷史中汲取了教訓，不過也可以說，這是由於歐盟「給了德國人一次擺脱自己歷史的機會」。但其他國家並不熱衷於「超越民族國家的方案」，許多歐洲人曾以自己民族的名義來抵抗納粹，他們對歐洲的願景常常與德國人不同。在另一方面，歐盟正逐漸獲得能力在世界舞台上代表歐洲的利益。「如果歐洲想要保持自由，就必須擁有主權。」但獲得這一主權的方式是日復一日、緩慢積累的進步過程。「那些沒有耐心的人應當明白，歐洲是這樣一種理念，民族國家之間能夠為了相互受益而合作，有時更為密切，有時則不然。這聽起來平淡無奇，但到目前為止這是既有的最好理念。」

馬克龍的反擊

英國脱歐之後，法國成為歐盟唯一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而且隨着默克爾的任期即將結束，馬克龍已被視為歐洲最有影響力的政治領導人。他本人對此有明確的自覺意識。2020年11月16日《歐洲大陸》（Le Grand Continent）雜誌刊登對馬克龍的長篇訪談，同時以六種語言發表，題為「馬克龍綱領」（The Macron Doctrine）。

透過新冠疫情的蔓延以及恐怖主義襲擊事件，馬克龍看到當代世界的結構性危機。他批評幾十年來「金融化的資本主義」的弊端，造成對氣候與自然環境的破壞，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問題。他因此提倡以新的「巴黎共識」取代陳舊的「華盛頓共識」。從反思新數字技術對公共文化的影響，到探討地緣政治變化對國際秩序的挑戰，馬克龍再次強調歐洲主權與戰略自主的重要性，主張需要「一個強大和政治化的歐洲」來防止美中兩國形成雙壟斷的格局，避免回到區域大國的敵對狀態。他試圖建立一個國際事務的新框架，一方面「重新回到實用的國際合作道路」，以防止戰爭並應對當前的挑戰，一方面在世界舞台上增強「歐洲自己的聲音、力量和原則」。

同時，馬克龍關切歐洲價值的普遍性所面臨的威脅。俄羅斯等威權國家助長了價值相對主義，而宗教激進勢力形成了特殊主義的意識形態，對共和國的政治原則造成衝擊。他堅持法國尊重宗教自由，「所有公民都能夠如其所願實踐他們的信仰」，但強調共和國賦予公民的權利必須得到完全的尊重，「因為我們首先是公民」。馬克龍期望在整個歐洲展開辯論、對話和反思，來澄清這些複雜的重大問題，確立其中的共同利益與力量。最後，他相信「存在一個有待被創造的世界，我們已經在創造，但我們需要更清晰地展現它」。

在這篇長達二十九頁的訪談中，這位四十三歲的法國總統顯露了他的視野與抱負，表達對重大議題的思考與立場。馬克龍的年輕氣盛以及哲學氣質容易給人留下「魅力型政治家」的印象，但也會讓人懷疑他在高談闊論之外的務實能力。然而，在過去幾個月的一項立法動議中，馬克龍顯示出一種堅定（或專斷）的執政能力，有人欽佩也有人質疑。

法國國民議會於2021年2月16日表決通過了「支持尊重共和國原則」法案，隨後將提交由保守派主導的參議院審查，幾乎會沒有懸念地通過。這項法案不僅是對四個多月前「黑色十月」恐怖襲擊的回應，而且是一個標誌性的政治抉擇：重申共和主義作為法國公共生活的至上原則，更為嚴格地限制宗教信仰與實踐對政治領域的影響。

這項法案包括五十一個條款，其核心是維護政教分離的共和傳統，強化「宗教中立性」的原則。據《外交政策》發表的文章介紹，法案不僅禁止公務人員、而且還禁止公共服務的所有私營合同者「分享他們的政治見解或者佩戴其宗教的表徵物」，允許法國政府部門為阻止傳教者散布仇恨而暫時關閉禮拜場所，要求接受外國資金的宗教性社團必須提供嚴格的審計，獲得公共資助的社團必須顯示它們遵循「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尊重人的尊嚴的原則」，對學齡兒童「在家上學」的申請予以更嚴格的限制。同時，法案明確將以罰款與入獄來處罰某些特定行為，包括懷有傷害意圖在網上傳播公共部門僱員的個人信息，以及對未婚者提供所謂「貞操檢查」的醫學認證。

這項法案的文本沒有提及任何特定的宗教，但其緣起的背景暗示着指向「伊斯蘭主義」（Islamism）的針對性。伊斯蘭主義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在概念上嚴格區別於伊斯蘭教（Islam），但在實踐中總有人試圖將兩者關聯起來。法國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西歐國家（大約有五百多萬），伊斯蘭教是法國的第二大宗教。法國數十年來致力於與穆斯林的文化融合與政治同化，但日常可見的文化衝突與時而發生的暴力事件顯示，法國仍然面臨着極具挑戰性的問題：如何在尊重文化差異和保障宗教自由的同時，堅守遵循作為立國之本的普遍共和原則？

這個難題在2020年再次凸顯。10月中旬，中學教師帕蒂（Samuel Paty）為了講解法國言論自由的特點，在課堂上展示了《查理週刊》諷刺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他後來在巴黎郊外被極端分子斬首殺害。10月29日，南部城市尼斯的一座天主教堂又遭到恐怖襲擊，導致三人死於兇手的刀下。這兩起事件震撼了法國，再度激起了關於如何控制宗教極端化等議題的爭論。

早在襲擊事件發生之前的10月2日，馬克龍總統就發表了《與分裂主義鬥爭》的講話。在後來的多次講話中，他以更為強硬的態度直接抨擊「伊斯蘭分裂主義」（Islamist separatism,），認為這是一場事關共和國價值的「生死存亡的戰鬥」。在他的闡釋中，「伊斯蘭分裂主義」是指法國穆斯林社群存在的一種現象：以源自其宗教實踐的律法與習俗來取代國家的民事法，這實質上在法國形成了「兩個平行的社會」，因此稱之為「分裂主義」。

馬克龍的這一觀點主要受到凱佩爾（Gilles Kepel）的影響，他是阿拉伯裔的法國政治學家，以研究伊斯蘭問題而著稱。據《經濟學人》的文章介紹，凱佩爾認為，部分穆斯林社區形成了一種「飛地」，分裂着西方社會，強化了「伊斯蘭恐懼症」，也成為全球性「聖戰」組織招募戰員的場所。在2012至2018年之間，有兩千多名法國公民前往敘利亞參加「聖戰」，有兩百五十多人在法國的恐怖襲擊中喪生。

馬克龍總統在2020年10月提出動議，為「反分裂主義」立法。12月9日法國政府正式提出了法案的初稿，經過多方討論修改，最終形成了「支持尊重共和國原則」法案。在這項法案的動議與討論過程中，馬克龍政府遭到了許多穆斯林國家的民眾抗議與領導人的譴責。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說「馬克龍需要接受精神治療」，並呼籲抵制法國產品。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認為馬克龍的言論煽動了「伊斯蘭恐懼症」，而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宣稱，穆斯林有權「殺死數以百萬計的法國人」來回應他們所遭受的「不尊重」。

在法國國內，這項法案也受到一些穆斯林群體和左翼議會代表的批評抗議。《經濟學人》12月發表一篇文章，綜合介紹了各種批評意見。許多人擔心，這項法案實際上是在針對伊斯蘭教。有些人懷疑，該法案將太多的權力移交給國家，並且侵犯了「世俗原則」（laïcité）本應保障的宗教實踐權利。也有人批評政府誤將保守的宗教性當作險惡的意圖，而無視法國貧民窟背後的結構性種族主義，認為馬克龍過於重視針對伊斯蘭主義的鬥爭，但至今為止忽視了他反擊種族歧視的承諾。還有人指責他不僅反對伊斯蘭主義，而且反對宗教本身。但極右翼政治家勒龐（Marine Le Pen）卻認為，馬克龍動議的這項法案在這場「意識形態戰爭」中過於軟弱無力，無濟於事。

面對國內外各種質疑與抗議的聲浪，馬克龍以明確而強硬的言辭予以回應和反駁，他改變了以往相對模糊也更有彈性的立場，義無反顧地推動這項立法。

2020年11月12日，馬克龍打電話給《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史密斯（Ben Smith），指責美國媒體對於恐怖襲擊以及法國的回應發表了帶有偏見和誤解的報導。三天之後，史密斯發表專欄文章，對這次電話交流做出介紹和評論。馬克龍認為，英美媒體「指責法國而不是那些殘忍實施恐怖襲擊的兇犯」。當看到一些文章將「暴力正當化」，並認為問題的核心在於「法國是種族主義的、伊斯蘭恐懼症的國家」，馬克龍深感震驚；而發表這些文章的記者和報刊來自與法國共享價值觀的國家，來自作為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繼承者的國家，這讓他感到這些媒體「已經喪失了基本原則」。在與史密斯的對話中，馬克龍試圖澄清美國人對「法國模式」的誤解：「美國曾是種族隔離的社會，後來才轉向多元文化主義模式，其實質是不同族裔和宗教的共存。」而法國模式是「普遍主義而非多元文化主義的模式」，始終強調公民不能依據其文化身份作類別區分，膚色與宗教信仰無關緊要，「一個人首先是公民」。

在這種「理論對話」之外，馬克龍還以他的雄辯和政治影響力迫使一些媒體撤下已發表的不當或不合時宜的言論：包括英國《金融時報》的文章，批評「馬克龍向伊斯蘭分裂主義宣戰只會進一步分裂法國」；美國Politico雜誌歐洲版的文章，題為「危險的法國世俗主義宗教」；以及美聯社的一條推文，試圖解釋「為什麼法國在穆斯林世界『煽動』（incites）憤怒」。在與馬克龍通話的最後，史密斯反問：「這種對美國媒體的抱怨本身是否有點特朗普的風格——通過高調攻擊媒體來推進自己的議程？」馬克龍似乎退縮了，解釋說只是為了澄清誤解。

在國內，馬克龍於11月18日向「法國穆斯林信仰委員會」（CFCM）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後者在十五天內製定一份「共和國價值憲章」，敦促其各組成團體致力於「根除極端主義」，明確承諾伊斯蘭教在法國是非政治性的，且不受外國干涉，否則會「引發後果」。根據BBC的報導，馬克龍甚至點名CFCM下屬的九個聯合會中，有三個對於「共和國價值」持「模稜兩可」的立場，因此有必要結束這一局面。

CFCM的職能是代表法國穆斯林團體與政府溝通對話。經過艱難的辯論和協商，委員會主席穆罕默德·穆薩維（Mohammed Moussaoui）與兩名副主席共同完成了一份「共和國價值憲章」。穆薩維於2021年1月17日發表聲明宣布，委員會下屬的九個組織已正式接受了該憲章，併成立了「全國伊瑪目委員會」（CNI），負責登記並管理法國全國的伊瑪目。

《經濟學人》的文章指出，馬克龍「對伊斯蘭主義的強硬立場可能在海外遭到批評，但很可能受到國內的歡迎」。這項法案在法國享有廣泛的支持，來自主流左翼和温和的右翼，也有穆斯林領導人表達了支持。穆薩維認為，這些措施的總體目標是「讓法國的穆斯林安心」，因為極端分子是「非常邊緣的少數人」。也有些支持者是出於現實主義的考量。法國伊斯蘭基金會（一個尋求「進步伊斯蘭」的世俗組織）負責人本謝赫（Ghaleb Bencheikh）博士在電話採訪中表示，這項方案對於反對宗教極端主義是「不公卻必要的」（unjust but necessary）。

在過去四個多月中，法國學者與知識分子的相關討論也非常活躍。在帕蒂被害後的10月24日，有一篇四十九人聯署的文章發布於《星期日報》（Le Journal du Dimanche）的論壇，要求政府翻過「與激進伊斯蘭妥協」的歲月，恢復「完全徹底的世俗主義」。文章的聯署人包括著名哲學家巴丹戴爾（Elisabeth Badinter）和郭舍（Marcel Gauchet），作家佛瑞斯特（Caroline Fourest）和《查理週刊》的律師瑪爾卡（Richard Malka），以及「共和之春」運動的活動家。

文章譴責殺害帕蒂的兇手是「在激進伊斯蘭宗教處決的律法儀式中，以最野蠻和最具表現力的方式」實施暴行，旨在「破壞法蘭西共和國的民主基礎」。聯署作者表示，「今天要在1905年法律的基礎上重建整個政教分離的大廈」。文章還抨擊一些「遠離這場深刻的大眾民主運動」的人，他們「三十年來試圖說服法國人相信，他們對一切都有罪，如果他們死於子彈和刀刃，那是他們的錯，而不是刺客的錯」，指責「這些人已經放棄了對世俗主義的捍衞，甚至不斷與其對手站在一邊」。文章最後表示，帕蒂的「死亡是一次電擊，賦予法國人力量，不再接受那些不可接受之事」。

一週之後，《世界報》發表了一百多位著名學者聯署的公開信，宣稱「關於伊斯蘭主義，對我們最大的威脅是頑固的否認」。公開信堅決支持教育部長布朗蓋（Jean-Michel Blanquer）不久前引發爭議的言論，他聲稱「高等教育中存在非常強大的伊斯蘭-左派（Islamo-leftist）思潮，帶着有害的思想影響」，是一種導致最壞結果的意識形態，並表示「這些理念常常來自別處，來自身份政治」。公開信的作者將宗教極端主義的思想部分地歸咎於從美國引進的學術理論，特別是本土主義、種族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理論。批判這類意識形態激發了「反白人的種族主義以及對法國的仇恨」，這些「反西方教條」與「政治正確」對大學構成了嚴重威脅，言論自由的尺度急劇縮小。聯署人要求教育部「採取措施檢測伊斯蘭主義的趨勢，以明確的立場反對他們背後的意識形態，並鼓勵我們的大學投入捍衞世俗主義和我們共和國的鬥爭」。

如此看來，法國似乎正在興起一場肅清美國「思想污染」的運動。《紐約時報》記者大西哲光（Norimitsu Onishi）追問「美國的思想正在撕裂法國嗎？」他以此為題在2021年2月9日發表文章指出，法國的「政治家和著名的知識分子認為，來自美國的關於種族、性別和後殖民主義的社會理論，對法國身份和法蘭西共和國構成了威脅」。這種威脅是生死攸關的，它助長分裂主義，侵蝕民族團結，縱容伊斯蘭主義，攻擊法國的思想與文化傳統。然而作者的調查分析顯示，這並不是一場兩國之間的理念衝突，法國與美國各自的學術思想界內部都長期存在着類似的分歧與爭論（特別是對於身份政治、種族主義、「政治正確」、警醒文化與封殺文化[cancel culture]等議題）。只是在當前的輿論形勢下，法國更為左翼的進步主義思潮處於相對弱勢。

美國保守派評論家考德威爾（Christopher Caldwell）表達了不同的看法。他在2021年3月5日的《紐約時報》發表文章，題為「這是法國智識生活的終結嗎」。作者追憶了法國「最具聲譽」的知識分子評論刊物《論辯》（Le Débat），去年夏季在創刊四十週年的紀念日宣告停刊。這份刊物的主要作者與編輯包括政治哲學家郭舍（刊物主編），哲學家芬基爾克勞（Alain Finkielkraut）、馬南（Pierre Manent）和小說家維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等人。這些中間派或偏左翼的著名學者與作家，在最近十多年已被年輕一代貼上了「保守派」甚至「反動派」的標籤。考德威爾由此感歎，法國的「論辯文化受到了從美國引進的更意識形態化、更注重身份認同的模式影響」。在他看來，法國最近的「右轉」只是對長期左傾化的一次反彈。

反諷的是，人們通常感知中「更為左傾」的法國現在似乎站到了美國的「右邊」。曾幾何時，在福柯和德里達的時代，是美國從法國引進「先進思想」。但今非昔比，美國思想已經足夠進步，再也無需關注法國的思潮。作者注意到，美國沒有任何主要報刊提及《論辯》停刊的消息。他最後寫道，「美國人仍然可能從法國學到一些經驗教訓，只要我們帶着正確的問題來對待它。一個起步的好問題可能是：近幾十年來的美國學術界，連同它所承載的文化與培育的政治行為，在更開闊的世界裏，究竟是一種智識自由的力量還是相反？」
考德威爾的言下之意是，美國也應該學習法國抵制激進左翼的思潮。然而，簡單的「左右分野」從來無法完全把握思想論辯的內涵。比如，對馬克龍頗有影響的凱佩爾屬於右翼保守派嗎？但他在研究中關注的一個焦點是，一些脱離「國家管轄」的穆斯林社區，形成了一個「反社會」，剝奪了女性與LGBT等弱勢和邊緣人群的基本權利與尊嚴。這種關切本身帶有鮮明的進步主義標誌。在此呈現的立場混雜與錯位並不容易解決，也對激進政治理論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必要探究具有「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弱勢群體在文化實踐中面對的複雜困境及其多種應對的可能。

哈達德（Benjamin Haddad）是智庫「大西洋理事會」未來歐洲計劃的負責人，他在《外交政策》2020年11月刊發表文章，認為美國自由派的批評家誤解了法國面臨的危機。文章指出，將馬克龍的鬥爭與極右翼政治相提並論完全錯失了要點。馬克龍十分謹慎地區分了法國的穆斯林：一面是熱愛和平的絕大多數穆斯林，另一面是威脅共和國的極少數激進派，而極右翼政治勢力恰恰拒絕這種區分。因此法國的司法部長駁回了來自勒龐的「國民聯盟」（National Rally）實施緊急措施的呼籲，堅持法治是唯一可能的解決辦法。「對許多法國自由主義者來說，這場鬥爭與反對極右翼的鬥爭密切相關，兩者都是在捍衞自由民主的價值，反對不自由的意識形態。」馬克龍自己承認，法國在融合穆斯林族裔以及處理種族主義和歧視問題方面，仍然存在缺陷。但是，「將襲擊和極端主義的興起歸咎於法國政府或世俗主義，顯示出一種危險的道德混亂」。

文章最後指出，「2017年，在英國脱歐和特朗普當選之後，在經歷了兩年的恐怖襲擊和結構性經濟困難之後，法國選民選徹底擊敗了極右翼，並選擇了一個中間派、親歐洲的政府。今天，法國是另一場針對反自由主義鬥爭的前線，以同樣的價值觀指引這場鬥爭。它應該得到比來自朋友的否定和指責更好的對待」。

如果說近來的「文化戰爭」在美國加劇了思想的兩極對立，那麼在法國則形成了相當多數的中間派。2020年10月「法國公共輿論研究所」（Ifop）的調查顯示，在受訪者中有百分之八十九認為「恐怖威脅嚴峻」，有百分之八十七認為「世俗主義處於危險之中」，有百分之七十九認為「伊斯蘭主義已經向共和國宣戰」。

在這個意義上，「專斷的」馬克龍並不是「帶着人性面具的特朗普」。他針對伊斯蘭分裂主義的鬥爭並沒有撕裂社會，恰恰相反，他凝聚了民意。不少評論者批評馬克龍的立法動議旨在「拉攏右翼選民」，只是為了能在2022年的總統大選中贏得連任。這種指控貌似有理，卻沒有反問自身：「否則如何？」任由這些選民被勒龐的「國民聯盟」俘獲嗎？那麼勒龐不會成為一個「法國的特朗普」嗎？在美國失敗的地方法國成功了。雖然國情有所不同，但美國的自由派在急於教訓法國之前最好更深刻地吸取自己的教訓。

在這個複雜與易於分裂的時代，塑造並實施一個價值立場鮮明且具有凝聚力的中間派政綱，這是馬克龍政府難以低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