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见到杨圆圆，是今年6月，她的纪录长片《女人世界》（Chinatown Cha-Cha）的上海试映会。她留了一个比寸头还短的发型，没等我把“好酷”说出口，她就说——那个，我刚做完化疗。
我心头一颤。
影片快结尾时，主角Coby（余金巧）去世的消息被醒目地打在大银幕上。我心头又一颤。
片尾字幕滚动，鸣谢名单里出现了杨圆圆的女儿。心彻底晃动的同时，我意识到，我们初次相见时，她其实就已经怀孕。
那是2020年秋天，她带着短片《相爱的柯比和史蒂芬》（Coby and Stephen are in Love）在电影节放映。今年9月24日，她回到电影节，牵着女儿走上红毯，也顶着自称长度已经可以装酷的短发，完成了《女人世界》的全球首映。
我理解了她为什么跟我说做《女人世界》的6年里，像是活了好几次。我也因此预想到这篇采访会复杂、回环、信息量爆炸，因为《女人世界》与她的生命是如此细密的交织着，不仅她变了，电影也早已随着这6年间的内外动荡变了。
这原本会是一部聚焦旧金山唐人街黄金时代华裔舞者历史的议题作品，关于亚裔、关于女性、关于被遗忘的历史和不被看见的中间者。但如今，杨圆圆选择让它成为了一场生命的对话，为那些现年已八九旬跳舞奶奶们搭建了全新的舞台，安放她们的过往与末章。或许是在经历人生的无常和世界的颠覆后，这个1989年出生的年轻女性，更加相信了她曾在跨世代异乡人那里获得过“永恒的现在”。也或许是这样，今天的观众才能够通过宽阔无边的情感共振，找到些许与片中久久离散的人们的历史关联。
在平遥国际电展的首映现场，《女人世界》主角们冲破银幕的生命力收获了所有观众的泪水与敬意。影片将在院线上映，与更广泛的观众相见。在这之前，有必要完整讲述它与它背后的历程，因为这或许能打开更多女人的世界。
“肯定不止一个黄柳霜”
杨圆圆生于1989年的北京，青春期极速的社会发展让她成为全球化的女儿，北京奥运会举办那年，她去到英国学习摄影。在此之前，她从未思考过“故乡”与“他乡”。在伦敦巴士二层上听窦唯，是她重建对家乡情感的开始。而闯入异国中餐厅后被唤起“停滞的时空”感受，让她察觉到两地华人文化断开了，从此对身份与历史议题产生了兴趣。
翻开她作为视觉艺术家的履历，几乎都关于“造乡”。她的艺术作品关注人口流动、移民、身份的消失与重建。2018年，她在亚洲文化协会的支持下，到美国展开一个关于20世纪演艺圈中华人女性的主题研究，并筹划出自己的艺术项目。所以，此前她从未想到自己将要做的，会是一部纪录长片。
她刚去美国的时候，对黄柳霜特别感兴趣。黄柳霜是好莱坞的第一位华人影星，但很长时间以来她都生活在夹缝中。尤其她的混合身份与角色形象，既让白人以她取乐，又让华人以她为耻。这让她的职业成就被遮蔽了。杨圆圆特别坚定地觉得“在那个时期的美国，肯定不止一个黄柳霜。”后来，她看了香港城市大学魏时煜教授拍摄的纪录片《金门银光梦》，发现了华人女导演伍锦霞。
伍锦霞是美国二代华人移民，活跃在20世纪上旬的影坛，在当时被称为“好莱坞唯一的华裔女导演”，拍了11部电影，但有9部已经散逸了，也包括1939年的《女人世界》。那是一部她担任编导、由36名女性出演的电影，挑战了当时的性别刻板印象，展现了独立女性间的姐妹情谊。杨圆圆说，光看它的梗概就觉得很先锋，感到很振奋，但又只能看到梗概，好遗憾。“《金门银光梦》里伍锦霞的许多作品都是从垃圾堆里面找出来的”，她强调了“垃圾堆”几个字，说“做这个项目调研的半年间，总是发现许多档案在垃圾堆里，这么重要的历史竟然被遗忘了。”
于是她决定跟随伍锦霞的足迹，去探寻那些尘封的粤剧戏台、电影片场与夜总会。她走访了美国现存的唐人街，在网上找到了旧金山唐人街夜总会曾经的舞者Cynthia（方美仙）。她现在是都板街舞团（Grant Avenue Follies）的领头人物。那是一个由70岁以上亚裔女性组成的舞团，成员多数都是离婚或者丧偶的状态，她们职业各异，Cynthia和Patricia（周笑月）是过去夜总会的舞者，而像Emily（黄应英）Clara（马文蕙 ）等等都是到了老年才开始跳舞的。她们聚在一起吃喝旅行，参加公益活动，用衰老身体的舞动去鼓舞台下的观众，还会搞各种各样有趣的派对。既和酷儿社群“Chosen Family”有某种相似，也和如今兴起的女性互助养老不谋而合。
但沉浸在项目调研中的杨圆圆，立马想到的是——“这不就是《女人世界》的翻版吗。”历史的遗忘速度提醒着她一定要赶快见到都板街舞团。2018年6月，杨圆圆去到了这群奶奶们在拉斯维加斯的演出现场。Cynthia带她去见了唐人街紫禁城具乐部最后一任老板Coby，说这是她们92岁的“legend”。
当时Coby正在台上彩排，她的每一个舞动起伏都是绝对的焦点，滞重的身体依然可以轻盈流畅地转圈、抬腿、扭肩。她缓慢又俏皮地脱下层层外套，每一层似乎都关于性别与族裔的历史。贴身穿的是万花筒似的表演服装，每种图案似乎都关于身份的创伤和确认。而她脱衣服的动作却像在振臂挥手，似乎这一切并不完全轻松，却也不那么沉重了。
杨圆圆难以忘记当时的情景，“Coby像蝴蝶一样，我特别震撼，我没见过这样的衣服，也没见过这样的老人，我知道她已经92岁，但不敢相信我眼前看到的这个人真的92岁。”当时舞台上的灯光正在调试，忽明忽暗，背景音乐也极其美幻，像一个梦。
她意识到这一幕融合了很多个层叠的历史时刻，不可描述。想要展现她们的故事，那就必须用影像，必须是纪录片。
Coby的处境
“那天Coby从台上下来的时候，我就一直追着她走，她对我好不耐烦，估计心里在想哪儿冒出这么个人。”杨圆圆描述自己对Coby的好奇和热情几乎是忘我的，想也没想就买了机票追去她住的旧金山。毕竟，动态的生命比定格的史料更具震慑力，杨圆圆的目光完全被Coby吸走了。
这让Coby本人也感到惊讶，“You’re not from Chinatown，you’re from China!”——杨圆圆对Coby的这句话印象很深刻，意思好像是，你这个大老远从中国跑过来的小孩，居然对我们的过去这么感兴趣。
Coby于1926年出生在俄亥俄州，父母是美国第一代移民。她的中文名叫余金巧，但她除了自己名字和父亲家乡的名称以外几乎不会任何中文。Coby从小喜欢踢踏舞和爵士乐，一路成为旧金山夜总会最知名的舞者——由于当时的华人很难获得工作，没办法离开唐人街，旧金山才会产生夜总会文化，但逐渐地它也成为白人的消费景观。Coby讨厌那些醉汉，但却没有更多选择。后来，她们全家卖下紫禁城具乐部经营，又在白人艳舞文化占据更多观众后，一起见证了唐人街夜总会的落幕。
在杨圆圆之前，很多人想采访Coby这个传奇人物，但都被拒绝了。因为她对自己早年跳舞生涯的情感很复杂，也清楚被台下的白人名贵观看意味着什么。杨圆圆很理解Coby的遭遇，她从过去的照片里看到了夜总会的华人女孩身上都深深烙印着黄柳霜的美学——一种东方主义的产物——但这是因为那时候银幕上没有别的亚裔女星形象。她还在旧报纸中发现，Coby总被称为“华人吉普赛玫瑰”，而吉普赛玫瑰李（Gypsy Rose Lee）是当时知名的白人艳舞者，这种带有他者意味的命名方式让人更明确了她被剥削的处境。
但杨圆圆也发现了Coby的创造性。她喜欢做衣服，自己做演出服，帮别人做演出服，离开唐人街后也曾全职扑在手工服装制作的事业上。直到92岁这一年，她还常常在缝纫中忘记时间，熬着夜做衣服。
当年，如果有人想要看她跳舞时露肩膀，她就会给自己多穿两层亲手做的衣服，以此来展示自己的审美与手艺。那些衣服往往不是符合陈规的，甚至有些古怪，混合了摩洛哥风情、美式牛仔、日式元素。她的妈妈喜欢粤剧，所以她也会给外套上加中式的领子，表达一种思念。杨圆圆说“Coby一直有自己的反抗，她其实是把演出当作一场时装秀。”
事实上，带有少数族裔文化特征的服饰，配上Coby自信昂扬的舞台表演风格，不免让人联想到voguing（折手舞）或drag show（变装表演），这些今天的性少数群体和女性会进行自我表达的身体表演。杨圆圆也观察到，Coby正是看到了风情舞文化正在被年轻的LGBTQ+群体拥抱，才重新开始看待自己在舞台上的过往。但那是一个还没有诸如“多元文化”“女性主义”词汇和命名方式的过往。杨圆圆感慨说，这是Coby在裂缝中的原创生活。
舞蹈跳老了Coby，她也把舞台给跳老了。如今舞台下的观众也变了，凝视少了，钦慕多了。Coby依旧踏着十厘米的华美舞鞋登场，英文报幕贴切地说她“92 years young”。
92岁，人生线程上交响乐章的回旋阶段，是去打开过去、讲述自己契机，于是Coby接纳了杨圆圆日复一日的跟访，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她们的生命从此相融。杨圆圆也常常唤起Coby都忘记的人生细节，因为充分调研的她熟悉那个辉煌时代的唐人街所有夜总会的名字，以及Coby的历任舞伴。她说，Coby甚至会问她还记得当年的某某某吗。——她忘记了杨圆圆不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
于是，杨圆圆就这样一边看着她们的当下，一边想着她们的过去，只差把摄影机架好了。
歌舞公路之旅
在开拍前，杨圆圆还去了趟古巴哈瓦那昔日的唐人街，因为在20世纪早期古巴唐人街和美国唐人街有很多贸易往来，两地华人之间还有好多是远亲关系。当时是2018年9月，古巴和美国之间的旅游限制解除不久，这点燃了都板街舞团奶奶们的兴致，她们想要跟杨圆圆一起去古巴。
“我很激动，如果奶奶们能在古巴唐人街有场演出，不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激活尘封半个世纪的舞台了？而且这两地的华人还能见面，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我反覆问她们，你们真的愿意去吗？古巴不能上网，你们还愿意去吗？”奶奶们很快收拾好了行李。她们的全然信任和旅程的不确定间形成了巨大张力，也让杨圆圆异常兴奋，她意识到，自己拍的东西会变成一个长片纪录电影。
她提前回纽约上了一个纪录片工作坊，是12个学员里唯一没有电影拍摄经验的，但是很幸运地在那儿遇到了合作摄影师Carlo，尽管她手头的经费只够承担他的机票和酒店。而整个项目就是由这么一个个偶然性推动的。
在古巴的一个星期，奶奶们来到了“新大陆”戏院（现在是一个古巴武术学校），和当地的花旦同台演出。她们互相唱歌和交谈，也算记忆的交换。
古巴的拍摄途中上有很多波折，但杨圆圆记得最清楚的却是Coby和Stephen（Coby小18岁的伴侣）每天晚上都想出去蹦迪。“其实我白天拍完了只想歇着，别的奶奶们也想歇着，但Ta们俩真的太好玩、太有生命力了，我就只有拉上Carlo一起陪Ta们去。”也是那时候，杨圆圆和Carlo都认为Coby和Stephen的爱情故事也值得单独拍一部短片。
后来，这个爱情短片《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在2019年9月美国的Camden电影节做了首映，之后又去了十多个全球各地线上线下的电影节。Coby和Stephen和大家一起看了这个片子，边看边笑，说天呐，你还拍了这个，啊那个你也拍下来了。
杨圆圆觉得自己很荣幸可以记录Ta们的生命，因为此时的她已经经历了拍摄过程第一次与生命的交手。
那是在古巴旅程结束不久后，她回到中国，还不知道是否要继续影片的拍摄计划。2019年的1月，她的父亲癌症复发去世。父亲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很早发现了她在摄影方面的天赋，经常给她提供设备上的支持。后来她去英国学习摄影，也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父亲去世后后，她不想整日沉浸在悲痛中，决定回到美国继续长片的拍摄。她说“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可能也会失去Coby她们”。
现在回看，杨圆圆觉得自己那时候是疯的。不仅刚失去一份固定收入来源，还把大部分存款都花在了买更专业的摄像和录音设备上，没有考虑任何后果。而且，她知道回美国后就是一个人拍摄了，为了把相机拿稳，疯狂练了几个月拳击。走之前，她在父亲留下的摄影器材里挑捡了一些拍电影能用上的设备，说这是“带着我爸的一部分在继续完成这件事”。
2019年5月，她回到美国，再续与奶奶们的缘分。除了在旧金山的日常拍摄，6月还和舞团一起去了夏威夷演出，一个人担当导演、制片与摄像的角色，全世界跑。不过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奶奶们的下一站会是中国。
2019年9月，杨圆圆被上海的外滩美术馆邀请做一个艺术项目，她立即想到可以让奶奶们也到中国表演。于是她开始设想这趟中国之旅的安排，因为她知道奶奶们来中国的意义不止是一场演出，更是来到中国这件事本身。后来，她真的带着这群曾经在紫禁城具乐部跳舞的奶奶们，到了真正的紫禁城，一边做导演，一边做起了导游。
带16个70岁以上的老人出远门是不容易的，从上海到北京，从外滩到故宫，杨圆圆一路配合演出、担任翻译、推着Coby的轮椅、订酒店、抗相机……她说“我的拍摄渐渐变成了一个公路电影的结构，叙事在旅途之中显现。”在这个过程中，杨圆圆与奶奶们似乎也越来越靠近了，她成了舞团的一员，Cynthia变成了她的干妈。她逐渐感受到纪录片是两拨人有着不同身份与背景的人相遇，与彼此交换世界。
死亡与新生
奶奶们从中国离开了后不久，杨圆圆结束了人生中最累的一个月。此前全情投入的她突然如泄气的气球，她想停下来捋思路、找资金，再进行后面拍摄。但谁也没想到，世界的剧本在此刻发生了变化，她的休整期结束后，新冠疫情爆发了，阻绝了她再去美国拍摄的可能。
此时她手上已经有20个T的素材，于是她决定先不拍了，进入后期。一个毫无电影从业经验的人，就这么开始组建起了专业的后期团队，学习整套产业流程。而正当杨圆圆在适应新的创作模式时，Coby去世了。
这是2020年8月14日，去世的前一周她还在跳舞。某种意义上，杨圆圆记录了Coby的最后一舞，也如她说“Coby真的跳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周以后，杨圆圆有了跟生命的第三次交手——她发现自己怀孕了。Coby的女儿知道这个消息后哭了，还跟开玩笑说，这个孩子可能天生就会跳舞，就好像一种生命的循环（cycle of life）。
她开始带着新的生命去完成后期工作，跑电影节参加创投，向社会众筹资金，买档案版权，以及按电影长片规格和需求去重新组织素材。2021年初，杨圆圆开始和剪辑师唐倩妮一起合作，她形容那是一段肚子和剪辑时间线一起长大的日子。4月女儿出生后，她常常半道出去给孩子喂奶。随着生活的巨大变化，杨圆圆也意识到这个片子与最初的想法不一样了。从前做艺术家的时候，她可以把所有的档案、议题和人物放进一个项目，但电影是时空的艺术，是连贯的银幕叙事，没办法容纳太多维度的线索。她坦言“拍电影就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
然而，更大的意外来临了。2023年11月，杨圆圆被发现患上淋巴癌。福祸相依，那时候影片刚拿到来之不易的公映龙标，“非常离谱，我老公在医院照顾我好几天后回家收到中国邮政的快递，里面是一张光盘，他不知道那是什么，还差点给扔了。我说，这是龙标啊，大哥！”
内外的冲突，让杨圆圆有了一种特殊的病人心态——确诊为癌症一期后，她只想著有病就治病，治好了就赶快忙电影的事情。她那时候被通知需要化疗8次，每次化疗在医院待7天，回家15天。而在第一次化疗之前，杨圆圆就拉着大家把混音和调色都定了。团队所有人都惊呆了，治疗日程成了推动她完成工作的deadline。《女人世界》的制片人徐筱说，杨圆圆还会在每次化疗回家的间歇挂着氧气瓶和大家开会，是医生口中整个血液科最忙的病人。
从经历生育到困在病床，杨圆圆在创作《女人世界》的过程中与身体搏斗了几轮，也体验了作为女性的不同部分。她说还好那时候做的项目是《女人世界》，镜头里这群在死亡逼近时仍然起舞的女人给了她莫大鼓舞，“好像一直都还能从她们身上学到东西。”
创作是疗愈的，电影的后期工作对杨圆圆来说是个转移注意力的事情，做电影的信念让她“活在当下”——这也是Coby留下的智慧。顺利的是，她在今年4月就提前结束了疗程。回望这一切时候，杨圆圆也像Coby一样乐观，笑着说“现在头发已经长出来了，可以去炫耀是时尚了”，转过头，她又感慨“做《女人世界》这6年，我好像活了好几次。”
讲述共同的故事
也许会有人期待《女人世界》给出一份有关性别和族裔的历史报告，毕竟这个题材如此具备议论性，杨圆圆掌握的素材又那么丰富。但成片却不是这样，更多的篇幅都在呈现主角们现在时态的故事。我曾以为这偏离了创作初衷，她会有不甘或无奈。但她说完全没有，作品就是在创作过程中摸索和生长出来的。这是她主动选择的“侧重”。
“如果我真的把成片做成一个散文电影，去探讨议题，她们的出现就是辅助性的工具了，但她们这么有生命力，Coby这么大女主，我不想要她们的魅力被削弱。”回想与Coby相遇的那个瞬间，杨圆圆想要传达的，就是那种在历史的转身瞬间被另一个生命鼓舞的震动。但她也依然没有抛弃对议题和历史的兴趣，用另外的项目（将在明年出版的书籍《她乡舞曲》 ）完成了讨论与追寻，也在《女人世界》中保留了许多进入历史的线索，以及这个片名——对华人先锋女性的致敬。只是六年的时间，内外的动荡都让人更想去讲述似乎可以贯通本质、拨开杂音的情感。
而情感的故事，就是我们“共同的故事”。关于这一点，杨圆圆还分享了一件事。
在疫情期间，都板街舞团的奶奶们突然成了网红。当时亚裔歧视回潮，美国唐人街的一个华人奶奶被抢被打，但没想到这位奶奶抄起鸡毛掸子把对方打走了。都板街舞团的奶奶们知道这个新闻后，写了一首混合了广东话和英语的说唱，叫《鸡毛掸子说唱》，摆出了亚洲奶奶不好惹的态度。这支MV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她们后续还被请上了美国的电视台。
但在美年轻华人却对奶奶们的表达有着明显不同的态度，杨圆圆观察到“Ta们可能会觉得老一代华人不够激进，觉得Ta们的长辈没有争取到什么。”这是因为️️ 1960年代美国黑人在开展民权运动时，亚裔的声音相对来说不够响亮，所以代与代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债务问题。杨圆圆说这是“互相不去看见”。
但她自认为是游走在二者之间的人，既过着年轻人的生活，也对老一辈的爱好感兴趣，比如粤剧。但事实上，杨圆圆感兴趣的不是作为艺术的粤剧，而是粤剧的跨文化交流属性。早期粤剧班社就像一个旅行团，依靠简便的设备和灵活的场地选择，能够迅速搭建临时舞台，随时随地展开演出。Ta们将粤剧带到世界各地的华人社群，也在那个还没有电视和互联网的时代，让各地的新闻、故事得到流通。
18岁就离开家的杨圆圆，从开始艺术创作起就着迷于流通与连结。她说“因为我反对宏大叙事，相信历史是由那些被忽视的个体的迁徙交织构成的。”所以当她游走世界，在不同的文化和人群中来回穿梭时，也总是在有意无意间用肉身搭建桥梁。
杨圆圆曾多次在访谈里说自己是“讲故事的人”，原本我以为她想强调自己作品的叙事性。了解她的“桥梁”使命并跟她对话后，我才意识到，她说的是本雅明意义上的“讲故事的人”。
1936年，德国人瓦尔特·本雅明写出了著名的《讲故事的人》。他举例说海员们是故事的源泉，因为Ta们通常经历过广阔的海洋和多样的文化，生活充满了探索和变迁。今天少数还能够处于流动和冒险状态中的人，或许就是21世纪的海员。
而“讲故事的人”指的就是这些能够通过分享个人经历和集体经验，将生活中的智慧、情感和思考传递给Ta人的人。Ta不仅仅是讲述事件的旁观者或记录者，还得是打破时空界限传达共鸣的人，也是记忆的维护者。但本雅明也认为，工业化的信息传播的方式削弱了个人经验和集体记忆之间的互动，让真正讲故事的人在消亡。放到今天逆全球化的语境下，则更是如此。世界正在加速割裂，切肤的接触、真正的进入、完整的口述变得虚弱，经验变得不可传递。
杨圆圆说“现在各地都有自己的语境，也许你在A地非常激进，在B地又显得过于温和。”她也提到，美国华裔和中国大陆人之间有很大的文化差异，但如果往前追溯20世纪的历史，我们的关联曾是无比紧密的。
这让她更坚信故事的复杂性和情感的力量，或许“看见相同比看见不同更重要，因为去讲述那个共同的故事，就会成为我们之间的连接点。”
现在，她已经再次成为导游，带着《女人世界》和奶奶们出发，去往世界不同角落去与不同的观众见面，创造更多共同的故事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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