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万安成了英文俗语中所谓的“victim of his own success”。
当家庭对女孩说“你必须遮住”，国家却对女孩说“你必须露出”时，女性身体再次成为权力结构角逐的场所。
人们始终需要在资讯不完整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但一个个体，是否在行动（与不行动）中可以获得模糊的空间，可以获得理解的机会，可以被免于标签式的粗暴理解？
在国民党的历史来说，公子们高估自己、同时被党内大老高估，早已是不变的规律。
柏林、戛纳和威尼斯都没有解决电影与政治之间的矛盾，而是把这个矛盾暴露得更加彻底。
劳动者把自己训练成“告洋状”的超级原告，普通大众们则在爽文中想像一个“复仇者联盟”。
“不能提过高的目标，搞过头的保障，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
保守派认为Sydney Sweeney代表的是90年代的美。但有没有人记得小甜甜布兰妮？
经济学家越来越专业化，决策权却牢牢把握在政治强人手中。
对公平的想象与坚持，提醒我们不要再为剥削寻找更加体面的解释：不替富豪的道德表演提供认同，不替“大结果”把物化重新命名为成功。
国家以民族复兴动员社会，民间便可能要求它符合更纯洁的民族标准。
朱镕基完成了赵紫阳留下的历史任务。亲手将中国打造成了一个拥有高效率、低冗余、高资本回报率的残酷工厂。也为三十年后的中国经济埋下了炸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