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专访摄影师刘博智，50年华人流散史

“‘为何你经常来这里游泳？’、‘因为毛主席喜欢游泳，所以我也游泳。毛主席游的是长江，我游的是珠江。’”今年72岁的刘博智忆述，文化大革命演得最烈的时候，有大量中国人从内地游水偷渡来港，当时的香港流传著这段广东人应付公安的对话。

出生于1950年的香港，父母祖籍台山，家中有七兄弟姊妹，家人在九龙太子花墟道经营士多维生。他从小就要骑单车送货帮补家计，认识不少街坊邻居，那时候发现，他们都是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中下阶层，从番禺、客家、上海、东莞都有，“那时候完全没意识到他们是逃避共产党而离开。”

记忆中，母亲担著担挑，把饼干、糖、油、寿星公炼奶等副食品、贴身衫裤带上广州给亲戚。刘看到这些东西，明明都是中国造的，不明白为甚么它们送回中国去。他们士多也会帮客人寄邮包回内地，寄的物品也是与妈妈带回广州的一样。

于是他开始想像，这些人为何离开家园？便开始与他们聊天，用相机为每个人拍摄肖像，“肖像最吸引的地方，是可以看到他们每个人的生活也很不同，也令我很好奇他们的背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早便开始拍摄他往后“50年不变”的摄影命题：华人流散史。

就读九龙区名校英华书院，中四时在同学教导下学习摄影，开始阅读《摄影画报》观看他人作品。高中时候，香港爆发六七暴动，他记得商台电台播音员林彬被亲中左派烧死的新闻，离家不远的深水埗曾出现骚乱，街上有土制炸弹，妈妈不许他随便外出。

中学毕业后，刘博智曾短暂到观塘工厂做“坟场工”，每晚11时上班到翌天7时制作原子粒，做了3个月，觉得这是没有前途的工作，储够钱买了台海鸥牌相机，家里问人借钱准备让他离开香港。那时候刘的哥哥已去了加拿大，然后到他自己、接著是妹妹、家姐，最后是父母。离港前，他也拍摄了自己的父母：“包括我自己，这是流散的开始。”

说著台山话，闯入多国唐人街

19岁那年，刘博智来到加拿大展开新生活，在唐人街的餐馆做黑工：“做‘二砧’，剥骨㓥鸡，每次一㓥就是72只鸡，5箱排骨叠得高高的，把猪膊切出来，分开一块一块做叉烧。”没想到，当时与厨师聊天学到的台山话，将会毕生受用。

储了一年钱后，他来到美国加州就读布鲁克斯摄影学院（Brooks Institute of Photography ），后来攻读研究院，再去肯萨斯大学任教摄影，直至退休。

“那时我对纪实摄影很有兴趣，虽然修读科目是工业摄影，但在图书馆阅遍摄影师 Robert Frank、Walker Evans、Richard Avedon 等人摄影书。直到于研究院听导师讲课才开始明白他们的作品，不少都与美国的社会制度、种族、阶级有关，令我对这些主题更感兴趣。”他在大学毕业前，开始从学校开车五个小时前往三藩市，拍摄这个世上其中一个最古老也最大的唐人街。

刘博智到达唐人街后，留意到餐馆楼上的住宅阳台，晾著不同年纪穿著的衣服，地拖和扫把：“饮饮食食的地方楼上全都是住家，多是单身寡妇、男人、女人，也有两夫妇或年迈的老人，大部分人也不会说英语。”他趁有人外出的时候进入大楼，希望拍摄上面的移民，跟老婆婆打招呼时，发现许多人连广东话也不会说，只会说台山话。

“台山话是很重要的工具，学校学不到的，他们一听到‘阿姆你去哪?’（婆婆你去哪里？）便放低戒心。”听到亲切的语言，大家都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有时候他把相机放在脚架上，邻居从门外好奇张望，刘便问他们：“一会可以到你房子拍摄吗？”赶快去拍完，便去另一家再拍。

“他们1920、1930年代来到美国，一代人老去了，丈夫死后，英语有限，或卖了物业，便来唐人街来租一间房住。”由于读书时金钱不多，每次拍摄也要很珍惜，先和被摄者沟通，让他们放松下来，看准了才按下快门，“你走进别人的家，你紧张他便更紧张。”

后来，除了温哥华和三藩市，刘也到过匹兹堡、纽约、甚至是墨西哥蒂华纳等多个北美洲唐人街拍摄，从1973拍到1995年。

文革后的中国，惊险运底片

1979年，离港十年后，刘博智回到香港，准备拍摄文革后的中国。

他在任教的大学图书馆，找到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政治评论，还有从1950年开始的《人民画报》、《中国画报》和《中国旅游》等刊物，花数年时间阅读大量资料，了解中国文革前后的政治背景。他心里清楚知道，眼前都是符合政治主旋律的“摆布统战摄影”，他决心要拍摄一些“与统战不一样”的照片。

由于言语相通，他首先来到广东一带说粤语和台山语的地方，也就是许多美加华人的故乡，拍摄了不少肖像和的家居环境，“当时的摄影师比较少拍摄这些题材，多数都是街拍。”

接下来数个暑假，刘都会回到中国拍摄。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刚完结的几年，住家里仍有不少政治宣传的痕迹，有人贴上了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标语，另外也有家庭，大厅挂毛泽东肖像，睡房则挂周恩来的。刘解释，墙上的肖像和标语，许多时候更像是一道“护身符”，证明大家是政治上的“同路人”，万一被人盯上了，也可以说自己忠于党。

文革过后，中国社会才逐惭开放，当时较少外国人到中国拍摄，当局或会担心他们拍到敏感的内容，因此海关审查较严格，刘曾听说过一位美国地理学会的摄影家，到中国旅游拍了些照片，出境时过不了关，底片都被人拿到广州冲晒，结果全都冲坏了变成黑色。于是他做足准备，用肮脏不起眼的帆布袋载住三脚架。在通行证上写许多旅游名胜地点，洛阳、西安，统统列出来。

离境时，刘跟外籍太太排在游客队伍。关员看到他行李内有一大堆底片，把他拉到一旁询问，刘便对关员说：“你看看我到过这些地方，中国这么漂亮，我拍摄许多风景照片。”对方显得有点迟疑，看看远处高楼上方另一位职员的指示，当时队面有多位外国游客在等待过境，那人最后做了一个手势，把他放行。

1997街头的香港脸孔

1997年香港回归，刘博智决定要回港拍摄一辑作品，因为香港街上的背景太复杂，随便拍摄一个人站在街上，很容易会迷失在背景中。于是他带上一块能拉下的白色窗帘做背景来拍摄人像。

由于背景面积不大，不足以遮盖背后全部环境，画面里反而出现了许多回归前的城市景象和历史符号，由街上的招牌广告、其他人的衣著、旧立法局到国殇之柱等。由于那年的6月天色一直阴沉，他利用闪光灯让照片增强对比。

他表示，自己拍摄的人物都是各行各业的普通人，有太子道楼下的保安，街上遇到的主妇、穿溜冰鞋裤上印有Hello Kitty图案的小女孩、在殡仪馆工作的女道士、也有一位上班族，是刘从加拿大回港的外甥，身穿整齐西装，腋下夹住报纸，准备去找工作。

其中他拍摄的一位快餐店洗碗工，问他回归那晚可不可带自己出去见识一下？刘便带了他出去走走。

那个晚上，来到了曾为英军基地的添马舰，不列颠尼亚号载著查理斯王子和末代港督彭定康离开香港水域，一位白领阶层看著船离开，显得有点不知所措。目睹香港回归中国，刘博智想：“人们把英国把旗挥来挥去，但要走的始终都要离开。”

追寻古巴唐人的故事

拍完香港回归，刘博智想追溯更早期的华人移民史。2009年，他首次到古巴拍摄，“像发现了另一个世界”。

第一次在夏湾拿拍摄了10天，后来全岛都有去，一拍就是10年。他从“台山会馆”和“龙岗会馆”开始，拍摄华人和他们的后代。因为经过了几代混血，许多华裔从外表上已看不到华人的痕迹，加上西班牙文化里儿女会从母姓，名字也不像中国人，要找到他们并不容易。

令他十分诧异的是，当地剩下来的少量华人竟然都是说台山话，“就算他们自己不会说，听到也会知道是自己父母所说的语言。”于是顺利拍摄了许多古巴华人肖像。

“第一批中国人，于1840年已经去到古巴，不少都要靠社团联结来保护自己，会馆就开始雨后春笋般开设。”刘拍摄了他们家居环境，也拍摄有洪门背景的中国会馆，又叫古巴唐人把祖先的照片放在心口前，为他们拍照。

“古巴在1959年解放前，夏湾拿唐人街纵横有20条街，高峰期有20万中国人居住，那时候美国有金山，古巴一样也有金山。”他解释，美国于1860年美国解放黑奴后，大量中国廉价劳工取代他们来到古巴、加勒比海等地谋生。

“矿业、蔗业、烟草，建筑业全部也需要人做，但很多都是‘卖猪仔’来的。澳门以前有些猪仔馆，就是西洋船还未来到时，安置一班苦力的地方。那些出国谋生的人，大多是来自乡村的广东人，由中山、南番顺，五邑，一直去到鹤山。”刘指出，和现在柬甫寨的人口贩卖园区相似。

回乡

“我到古巴已经没有甚么痕迹，但知道以前华人曾经好有钱，他们懂得做生意，又勤力，开设园庄、有自己的货车队。”直至1959年古巴共产党执政，随后华人富户的资产全被充公，不少人自杀，“唐人街有班老人，逃离了中国共产党，怎料去到古巴又遇上另一个共产党。”

有人把钱收到墙里，用英泥覆盖，后来慢慢将钱拿出来，回中国买房子，但刘博智说这些只是极少数。他拍摄了数十年华人移民，不论在古巴、美国抑或加拿大，只有少数华人能够回乡。

“大部分都是在古巴死的，根本没钱回乡，有些去了美国，去了墨西哥，就在那里老死。”许多华人经过几十年打拼，既无法融入当地主流生活，也没有足够金钱返回故土，又或者故乡再没有相识的亲人，或回乡后不适应生活，于是很多华人最后宁愿孤独地在海外死去。

“为何我们要离开中国？为何不能留下？几代人去建铁路、去当矿工，回去台山最后没有了消息。”他在纪录片《古巴唐人── 上世纪的移民故事》叩问：“我大伯坐船去温哥华，去了两次也捞唔掂（混不下去），非常潦倒地返回香港。我在想金山是甚么？为何他们要去金山？而我去金山的时候，发觉是另一回事。”

机遇

今天，刘博智最大的兴趣是钓鱼。他早已厌倦了人多密集的旺角，非常喜爱人烟稀少的美国中部小镇生活，“没人找我，没有应酬，才可以专心做想做的事。”他笑说。

近年，他很少再拍摄唐人街了，看上去餐馆上的住宅，发现还是跟数十年前一样。他见证唐人街的转变，由最初人们说台山话，后来说广东话，近20年开始说普通话。

回顾50多年的摄影旅途，刘说：“不管在哪里，遇到许多机缘巧合的事，碰上许多陌生人，但当他们了解我要做的事，都很愿意帮助我。当出现机遇，我要思考怎样推进它，才能成功到达一个又一个地方。”

太太是美国人，儿子是混血儿，对于中国人身份认同，现在他看得很开：“我觉得自己去到世界哪里便能够适应哪里，在我的世界观，不一定要做中国人或香港人。”可幸儿子的广东话说得不错，也会在家中做港式烧排骨。

这几年，他开始专注到非洲拍摄新的计划 ，寻找华人移民史之前更早的黑奴历史。谈到最近一两年港人移民潮，刘博智哈哈大笑，说自己不拍了，“由你们后生一代去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