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周年
六四31年，纪念烛光熄灭时？专访澳门民联会区锦新、吴国昌
当疫情成为理由，澳门六四户外纪念活动今年迎来全面禁制，区锦新和吴国昌确信明年仍能找到出口。香港呢？“香港情况远远比澳门恶劣得多，而且情况肯定越来越恶劣。”
刘锐绍：三十一年间，六四悼念怎样影响了香港人？
我总觉得过去的三十一年，是磨炼和提升香港人政治道德、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的过程。日后困难虽多，但香港人还会继续锻炼下去。
【重温】安徒：毋忘六四——三十年流亡及香港本土的记忆政治
六四记忆在内地、海外和香港几个不同的地方遭遇不同的本地脉络，自然有不同形貌和际遇，发展出不同的力量。然而六四作为伟大的反抗暴政时刻却是恒久不朽如一。
吴祚来：当自由城邦遭遇末日帝国——六四幸存者眼中的今日香港
城邦的新生代与帝国的新极权遭遇，形成必然性冲突，问题在于，它所激发的，仅仅是一时的悲情？还是像六四一样，产生一场新的历史悲剧？
许仁硕：六四后，谁帮助中国政府突破国际制裁？
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欧美各国纷纷以经济制裁、抵制中国方式表达对武力镇压的不满。哪个国家以外交折冲与实际金援协助中国突破国际制裁？答案或会令不少人感到意外。
六四后，中美关系、地缘政治与进退失据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我们首先必须把镜头焦距拉长，从六十年代末美国冷战外交路线的转变说起。
“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1990年，张先玲扫墓，看到儿子的骨灰小盒子有一张纸条：“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络……”
专访前四通总裁万润南：三十年来血仍未冷，格局变化将带来新局面
海外民运30年，他不认为是成功，但也绝不认为是一场失败。海外民运被“修理”这么多年，却始终没有被“屠宰”掉，正显示其韧性之强。“至少我们血还是热的，骨头还是硬的。”
“北京公社”的八个瞬间（下）：以“无政府主义”视角重构六四
这个昂扬在北京街头的无政府主义瞬间，充满了反抗国家与军队的精神，把56天的民主运动转化为一场对抗警察权的战斗，其意义相当深远，决定了之后整整三十年里中国警察权的膨胀。
专访裴敏欣：中国或通过改良式革命转型，挑战将来自中共内部
民主在全球遭遇危机，“中国模式”有无取代之势？六四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没有重演的可能？
请回答1989：支援与裂缝，那一年，香港学生在北京
她感觉，八九之后，“国家把你关在外面了，不让你接近”，而香港慢慢成了她真正的家，“我要守护这里（香港），就像我守护北京一样。”
“寻衅滋事”式纪念，陈云飞“快乐抗争”的心法
“公权力就是猛兽，我们目的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陈云飞就是驯兽师。
六四报导在香港：抵抗时间流逝、采访管控和中央划线
“有些被访者二十周年时找到他们，廿五周年时已经不能接触到了。” 香港传媒人如何年复一年讲述六四？我们采访了《苹果日报》副社长陈沛敏和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高级监制薛友德。
【书摘】《重返天安门》：八九民运的成都现场纪实
成都政府采取了迅速而严厉的报复行动。到了六月十六日，已有106人被捕。六周内就执行了第一场处决......。成都从未出动解放军。但警察与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联手镇压抗议，使得公众对其的敌意非常强烈，以至于有段时间一些警察不在公开场合穿制服。
六四舞台庄梅岩：我们不能不做，香港人不会习惯那种没自由的生活方式
“直至来到第三十年，才终于觉得是时候要做点事——并不只是因为事情经过长年的沉淀、人生经历多了、心态转变了等，而是因为社会也变了，变得愈来愈扭曲。”
自认“逃兵”的谢三泰，30年后解封的民运照片——那个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湾记者们（下）
“你知道，在那个信息不对等的社会里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采集影像，如此而已。”
半生被称刽子手，戒严部队军官：“我也是六四受害者”
李晓明是六四戒严部队之中一人，离开中国后，长期受失眠、易怒所苦，近年才去看心理医生。枪响30年后，他说：“虽我没开枪、没杀人，但身为当时戒严部队的20万戒严部队的一员，当时我在部队服役，我觉得也是一种耻辱，有一种内疚情感。军人......，在六四中扮演很可耻的角色吧。”
英剧《Chimerica》追寻坦克人：讨论六四？抑或一场美丽的误会？
编剧柯克伍德直指中国是如何买起美国甚至全世界，不知道有没有观众因此如梦初醒⋯⋯
“北京公社”的八个瞬间（上）：六四三十年，对于“反思”的反思
在自由主义主导、却陷入自咬尾巴困境的反思主流之外，我们可以从与1989学运、冷战结束同时兴起的后马克思主义，来观照这56天。
一个人的战斗，没有退路的吴仁华
吴仁华三本书最初都在香港自费出版，封面是自己用 word文档设计，“很难看、很粗糙”。“三十年过去了，你出版那些受害者名录，谁会买呢？”
六四去国三十载，若在故土上不能说话，与流亡何异？——张伦专访
他是当年北大高材生、也是广场纠察总长；是语言不通而茫然失措的流亡者、也是大师门下的高足；是被三个孩子弄得手忙脚乱的父亲，也是无法床前尽孝的孩子。
通胀中的六四：失败的改革如何引爆革命
后三十年改革的保守底色是怎么来的。
“记者在现场”的意义是什么？——那个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湾记者们（中）
30年后，他们受访时，反复思考“记者在现场”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仿佛和30年前在现场采访的自己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