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人员上门，跟张先玲打个招呼，语气谦恭。“唉哟阿姨，我们又来上岗了。你有什么事，给我们打个电话。”
“又来违法了？”张先玲一句回过去。对方客气笑笑，“啊对对，我们违法违法。”
张先玲满头白发，身材瘦小，今年82岁，“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起人之一。过往多年，她出门有人开车护送，买菜有人跟著提东西，邻居都知道张先玲的经历，不过从来不说什么，只是戏称，这是“首长待遇”。受高度监控的季节由1月17日赵紫阳死忌开始，3月的两会、4月清明节、4月15日胡耀邦忌日...... 临近六四时，监控人员数目增至几十人，有的守住两条主要通道，有的紧盯她家门，有的在院子里拦截纷至沓来的记者。
可故事还是透过网络、透过海外记者，传到世界各地。用张先玲的话说，30年了，她“说了千万遍，全世界的人都听腻了”。她要说的也不复杂——儿子王楠死于1989年6月4日，头部中枪，她要明白死因，知道还有多少人和自己的儿子有相同遭遇。不过尽管在北京的屋子里说了千万遍，声音却传不到屋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