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的香港，没有维园六四集会——因应肺炎疫情，香港政府发布8人以上的“限聚令”，警方也以此为由，反对今年支联会维园烛光晚会的申请。过去三十年的香港六四集会，承载过与内地、海外同步反抗暴政的责任，也进入了本地脉络，派生出属于香港本土的长期运动，对香港一代代人的政治启蒙、公民社会的保卫，有无庸置疑的地位。虽然今年的维园集会不被批准，民间亦衍生出“遍地烛光悼六四”的流水集会，动员民众在全港各区各地用烛光延续“记忆的政治”。
反修例运动之后，今年人大加速推动港版《国安法》，中美脱钩而香港又身处压力中心，此气氛下，香港的一国两制地位及2047前途都岌岌可危。此时重温此文，不仅在于过去三十年集会的脉络之重要，更在于思考：当香港自治权一再被侵蚀，捍卫本土文化及加强政治主体性诉求的本土运动，与大中华/本土民主运动之间的张力，还可如何被确认；而每个人点起的那盏微弱烛光，映照出了这时代下人们怎样的面孔和心灵。
一代代的，人们活下去并书写历史、抵抗及希望。
今年是六四屠杀三十周年，世界各地出现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说明六四记忆的重要性，并没有随时日的过去而淡化。记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人的切身体验的沉淀，但因此人们也每每以为，记忆只是与个人有关。可是，记忆不只承载着感情和思绪，也传递着难以充分表述的那些社会与历史的足迹与氛围。正如开创“记忆研究”（Memory Studies）的法国社会学家 Halbwach 在讨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一词时所指，记忆其实不只是个人的事，因为个人记忆往往和社会文化互相交接。
人们通常是从社会获取他们的记忆；他们也是在社会中回溯、确认及放置他们的记忆。
Halbwach的这项创见，启发了有关“社会记忆”及“文化记忆”概念的探讨，让我们了解到记忆总有其公共性的面向，也需要物质条件的配合。而且，“记忆研究”总是提醒我们，记忆总不是对“过去了的事物”完整无误的再一次呈现，而是按特定的文化与社会脉络所提供的叙述可能性，成为脉络化和本地化的文化政治原素。“记忆的政治”如果脱离了这些微细的语境差异，在地的历史脉络，根本无从评价。
八九年民主运动在全中国上下卷入过无数的参加者。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在这些参与者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然而，他们的记忆能否保留，如何保留，却不能脱离社会的大环境。在内地的政治环境底下，官方管控着绝大部分的公共话语空间，六四的记忆由被扭曲、被淡化、到接近被完全禁绝，连回忆也是罪名。这种“强制的遗忘”令六四记忆失去了公共的载体，无法与社会现实产生互动，只能成为“地下的记忆”，勉力地挣扎；而这种只能作为个人私下（或地下小团体）记忆的六四，当然也难免进一步遭“自然遗忘”的侵蚀。随着具有八九六四亲身经验的年长一代自然逝去，新的一代欠缺了对六四的基本认识，产生六四记忆的跨代断裂的危机。
冷战的最后一个记忆
六四记忆往往只能被简约化为“六四惨剧”，而当不少记忆素材和更开放的讨论只能在存在于国外、发生在国外，也自然为讨论与对话带来了境内／境外之间的新的隔阂。
审查制度的无孔不入不仅决定了人们知不知道有六四事件，以及相关的事情如何发生，也扭曲了人们能够记着些甚么，以及如何把它们记着。不应忘记的是，“六四”绝非六月四日当天发生的屠杀，而是与八九年整场民主运动相关的一切事态，甚至包含着整个八十年代的各种批判性文化思潮与学生运动、民众抗争运动。其摧毁的其实是毛泽东之后（文革之后）十多年来，在文化和社会抗争层面重新苏醒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