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深度六四·三十年六四周年

“记者在现场”的意义是什么?——那个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湾记者们(中)

30年后,他们受访时,反复思考“记者在现场”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仿佛和30年前在现场采访的自己对话。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联合晚报》。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联合晚报》。摄:陈焯煇/端传媒

端传媒记者 李志德 发自台北、新竹

刊登于 2019-05-29

#孙扬明#王震邦#六四30年#胡元辉

王震邦家里仍然有两整书柜的“六四书”,他顺手抽起一本,翻动之间,几张夹在书里的纸落在地上,捡起来细看,是这本书制作之初,日本出版社有意接洽翻成日文,请求代转王丹授权的传真信函。

架上的六四书大多数是绝版“珍本”,王震邦仔细挑了两、三本重复收藏的递给我,“这送你吧,有兴趣带回去研究”。但对我始终盯著的另一本,王震邦正色说道:“这不能给你,我只有这一本了”。

《六四的内情 未完成的涅槃》,作者包遵信,八九民运期间被官方定性为“幕后黑手”。广场镇压之后,包遵信逃亡了一阵子,与王丹先后被捕,判刑五年。王震邦受访时反复提到这位八十年代在中国知识界拥有巨大影响力、在六四镇压之前力劝学生停止绝食,撤出广场的学者。

王震邦最早认识包遵信是在一九八八年访问北京大学的行程,当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达到最高潮 —— 当然,那时不可能有人知道八九年将发生什么事,自然意识不到八八年已经到了“最高潮”——王震邦受邀在北京大学演讲,谈两岸关系。私下办的沙龙,没有海报宣传,但仍然吸引满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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