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应端传媒邀请，为六四30周年而作长文的第二部分。上篇请参见《“北京公社”的八个瞬间（上）：六四三十年，对于“反思”的反思》
一个无政府主义视角
当然，在社会运动的策略层面，如果5月28日广场表决是倾向撤出的话，我们很容易想像这代表着运动的和平结束，然后执政党内的分裂也公开化，可能发生持久的内部争论和分裂，或者民主派将占上风，或者最终以政变形式结束这场争论。将来如果发生一场类似哪怕更小规模、时间更短但是又有足够规模的公开抗议的话，其政治效应也可能同样如此。
这可能就是中国统治当局在1989年之后极力防止任何大规模公开抗议的根本原因，因为只要发生这样一场抗议，对执政党来说就可能是致命性的。类似的，这可能也是他们的意识形态至今还要装点着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字眼，作为所谓“核心价值观”要素的原因之一，担心反对派可能轻易地使用这些简单口号就能区隔、动员。这是一个貌似强大政权的脆弱一面，也是它不对称地使用大规模军事力量镇压一场和平抗议的根本原因。
而在更为广泛的理论层面上，1989年北京发生的大规模绝食行动和广场占领，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历次大规模抗争运动当中，如此要求民主的非暴力抗争方式又是几乎唯一的，联结了共产阵营的内部抗争和冷战结束后在西雅图、纽约、开罗的抗争运动，而后者受到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高度评价。
2011年“占领华尔街”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早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中就已经暗暗主导着占领行动和民主运动的后半阶段。
具体地说，2011年“占领华尔街”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早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中就已经暗暗主导着占领行动和民主运动的后半阶段。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占领运动的理论家格拉伯（David Graeber），认为1989年冷战结束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的破灭、而2008年金融危机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破灭，从此迎来无政府主义的复兴。而他所简单描述的一个不需要军队、监狱和警察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秩序，几乎和一百年前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论述没有任何差异，也让1989年的“北京公社”更像一个无政府主义运动，而不是一开始就建立了自己武装和法庭的巴黎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