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至5月初，苏联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加盟共和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先后宣布从苏联独立。苏联政府当即拒绝承认三国的独立主张，并对其实施经济制裁和禁运作为惩罚。
同年6月1日，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鲍勃·多尔（Bob Dole），向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威胁道：苏联必须马上调整其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政策，否则美国将撤销苏联的“最惠国（MFN）”待遇。戈尔巴乔夫反唇相讥：“天安门屠杀之后，你们一如既往地延长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这样看来，莫非我们也得在立陶宛实施军管戒严，才符合你们的要求？”
戈尔巴乔夫这番话虽是外交辞令，却着实击中美国人的软肋——毕竟六四之后，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对中国政府的纵容袒护态度有目共睹，美国国内舆论早已一片哗然，此时既被苏联人当面戳穿双重标准，也只好哑口认栽。不过话说回来，老布什在后天安门时代的对华政策固然饱受诟病，但其后来者改弦更张的尝试，同样未能达成预期的效果。
时过境迁，本文试以老布什与克林顿两任总统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为切入点，追溯六四之后的中国政府，何以能够“逃脱”“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制裁并从容壮大，最终反过来威胁到自由民主的政治模式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