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重返天安门：在失忆的人民共和国，追寻六四的历史真相》第八章的节录。作者林慕莲藉著采访亲历八九民运的诸多当事人，重建许多运动期间的重要史实。特别是本文所节录在成都发生的民运和镇压，由于远离北京，留下的可信史料一直很有限。林慕莲访问多位当时在成都的外国商人、游客、外交官以及当地民众，补起了一段巨大的历史空白。
《重返天安门：在失忆的人民共和国，追寻六四的历史真相》
作者：林慕莲( Louisa Lim )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9/05/08
六月五日早上，成都的市民一觉醒来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街上有很多焦黑冒烟的公车，现场出奇地安静。而且唯独只有国家的财产遭遇攻击，政府大楼的每一块玻璃都被打碎，而旁边的私人企业则毫发无伤。现场没有警察出现。就连交通号志也停摆了，就好像政府一夕之间突然从公共生活中完全消失一样。当太阳升起之后，街道上挤满了人，一开始是好奇的路人在拍摄残骸的照片，然后渐渐地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抗议者。
政府当局好像完全失去了掌控能力。一份解密的美国电报指出，武警部队的人数远远不及民众人数，他们为确保自己的安全，被迫撤退到市政府大楼。每一次武装部队试图出击的时候，都因惊人的群众数量而迅速撤退，最多只能偶尔向人群投掷几颗烟雾弹。
六月五日晚上，通往毛泽东雕像的人民路上再次挤满了抗议群众。晚上九点左右，金．奈嘉德和人群在一起。正当她与其他欧洲旅客在交换各自这几天经历的故事时，他们听到一声爆炸声，奈嘉德认为是枪声。“人们开始尖叫，开始跑动。那条路上所有人都开始朝远离毛泽东雕像的方向跑，当然我们也开始跑。”她回忆道。他们跑回自己下榻的饭店——锦江宾馆，那里也是美国领事馆的所在地。但不久之后，饭店的警卫就关闭了大门，将寻求避难的人群拒之门外。奈嘉德忧心如焚，担心外面的人会被逼进的武警部队杀害。她拜托警卫让更多人进来，但警卫拒绝了，并命令她回自己的房间。她从走廊的窗户观察情势，发现恐慌的群众变得越来越具攻击性。顷刻间，群众开始猛烈敲击饭店的大门。她听到楼下大厅玻璃破碎的声音，她害怕饭店可能会被烧为平地，于是决定向美国驻成都总领事寻求庇护，魏然的办公区就在饭店后面。
她发现那里已经聚集了十五名西方人，他们用家具堵住门，并在浴缸里注满了水。外面传来一阵嘈杂的噪音，被困住的外国人爬到阳台上看看外头发生的事。同时屋内库特．怀尔（Kurt Weill）《三便士歌剧》（The Threepenny Opera）的音乐震耳欲聋，让奈嘉德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奥利佛．史东（Oliver Stone）的电影中，有种超现实的感觉。她听到魏然告诉驻北京大使馆，成都领事馆被包围了。魏然在电话里说：“这里任何地方都看不到警察的影子。”在一份解密的国务院电报中也提及这通电话。美国外交官还报告，许多工人举行了罢工，而且暴动造成的死亡人数还在持续攀升中。
对魏然来说，庇护外国同胞的行为也曾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这让人想起了1900年北京的“八国联军之役”。当年北京爆发一场名为“义和团”的反洋人、反基督教运动，叛乱份子将九百名外国人士和两千多名中国基督徒围困在北京使馆区，时间长达五十五天。他对我说：“我当时想像使馆区被包围，我们吃驴肉喝香槟——除了我们既没有驴肉也没有香槟，也许有几瓶香槟。”最终，他只是庇护了其他外籍人士几个小时的时间，在判断情况还算安全之后，就让他们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事实上，无论是外籍人士抑或美国领事馆，都不是群众袭击饭店的目标。翌日，魏然在电报上说，有传言称当晚还会有更多攻击发生，他说，“这些攻击事件似乎再次跟领事馆本身无关，也不是对外国人有不满情绪，但与这些饭店的进口香烟、啤酒和白酒的存货有关。”第二晚的攻击行动并未如期发生。但其它外籍人士认为，许多中国年轻人面临了严重通膨和经济困难的问题，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把这些东西当作目标；说到底，这些官员拿来招待亲信的时髦国营饭店，就是腐败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象征，而这正是北京和成都抗议活动的引爆点。
与此同时，在饭店的另一边，抵达的武警部队以残酷的方式恢复了秩序，他们在饭店院子里围捕了数十名抗议人士。一名西方游客在电子邮件上描述了她从五楼阳台上看到的情况。这名女士因为还要跟中国打交道，所以要求匿名。她看到了大约二十五个人跪在院子里，头朝下，双手绑在背后。他们先是被推倒在地，然后卫兵围著他们走来走去将近一个多小时。最后，指令下来了。这时“穿黑裤子白衬衫的人上来用铁棍把那些人的脑袋敲碎。”现场的惨状令人作呕，她吓得在浴室呕吐。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后来她告诉一家北欧的报纸，“他们一个人一个人地杀，那些还活著的人不断哀求他们给一条生路。”
那些躲在魏然办公区的人，全然不知饭店另一头发生的事。不过在魏然宣布当局已控制住情势之后，一些人在回自己房间的途中仍瞥见了惨案的部分场景。目击者包含一名原先在上海学中文的年轻奥地利人珍．布里克（Jean Brick），她刚好在那天抵达成都，因为她非常想了解在成都发生的事。当天早些时候，她从火车站走到饭店的路上遇到一群当地人，他们气冲冲地说，前一天有四十人到七十人被打死，其中包括那名被盛怒的群众杀死的警察。
从魏然那里返回自己的房间时，布里克目击到一群囚犯的处境，这群人被关在大门旁边的一间小警卫室里。她在给国际特赦组织的证词中描述了事情的经过，“抗议的人一个一个被拖出警卫室。士兵们围成一个圈，人挨人。圈子中间有几个士兵用棍棒打那些抗议的人。打完之后，那些人被抬或拖回警卫室。完全无法判断那些人是否还活著。”即使过了二十五年，每当她忆起那些场景时，那些场景一直都以黑白的形式呈现，所有的颜色都被过滤掉了。“当时心理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创伤，”她告诉我，“它就像一部黑白电影在我脑中，没有色彩，让我稍微好受一点儿。”
她还记得有看到警察躲在路旁的灌木丛或梧桐树后面，然后突然跳出来抓住不知情的路人，这些路人遭到殴打，随后被带回警卫室。清晨的时候，她看著武警把他们殴打的那些人拖出警卫室。“没有一个能走路的，全都没有知觉，”布里克告诉国际特赦组织。“我不知道有多少被捕被打的，因为我没有一直在看，而且我当时也很绝望。”
当金．奈嘉德从领事处回到她的房间时，她从窗外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在昏黄的灯光下，一堆堆沙袋叠放在饭店的院子里。她还在纳闷那些沙袋是做什么用途时，突然注意到有一个沙袋在动。她不寒而栗地意识到，沙袋里装的其实是躺在地上的人，他们手被捆绑在身后。她僵在原地，看著武警将其中一名囚犯的手臂捆在背后。“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当时我在想，‘天呐，他们那样做会把那些人的胳膊弄断的！’很明显那完全是故意把人弄残的。”她告诉我，“现在想起来还非常痛苦，非常非常难受。你知道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而你却在旁观。当时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我一定要留下来做见证。”最后，她被一名站在身后的中国警卫强行送回房间。
但在此之前，她先看到两辆卡车驶入，武警人员开始装载那些人体。“他们把人扔进卡车里，就像在扔垃圾，”奈嘉德说，“我不记得还有人尖叫。没有任何声响，只有人摞在人身上的声音。肯定有死掉的人。即便有人还活著，他们也不可能在人堆中存活。太恐怖了。”
另外四名目击者也描述了同样的场景。珍．布里克说，这些人体被吊上卡车，“就好像他们是一块块的肉。”五楼的西方游客写信给我说，“我太震惊了……他们把人扔进卡车，就像在扔大袋的马铃薯。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都被打死了，但很多肯定是死了。脑浆流到地上，我觉得这种情况人不可能存活。。”另一位目击证人在话语中多次使用“屠体”（carcasses）这个词来形容那些卡车上的躯体，但他谨慎地说，自己并没有看到任何表明这些囚犯已经死亡的迹象。最后一名目击者则在证词中直截了当地说，“被那样对待的人不可能还活著。”他们看到被扔进卡车的尸体数量，估计大约落在二十五到一百具之间。
至于那些被殴打者的身分，除了他们的衣著，几乎没有其他什么线索。一些人戴著学生用的白色头巾。其他人则像工人一样，穿著白衬衫和海军蓝的裤子。大清早卡车开走之后，珍．布里克走到前门，看见地上遗留了三十到四十双的塑胶夹脚拖鞋，就是工人、农民和无业游民经常穿的那种拖鞋。
美国外交官对这些拘留的情况是知情的。他们在一份电报中描述的状况与那些目击证人提过的类似；当时有两百名戴著头盔的人民武警部队和五十至七十名的便衣警察部属在锦江宾馆。一个小时之内，他们恢复了旅馆院区到对街岷山饭店区域的秩序，逮捕了“大约三十名在外面或院子里捕获的抢劫犯。饭店警卫一一确认这些人的身分。这些被拘留者被迫身体曲前地跪在地上一个多小时，然后他们的手被反绑在背后，脸朝下，直直地被人往地上推倒。后来他们被扔到人民武警部队的卡车上载走。”电报中没有提及暴力事件，可能因为发报者觉得大使馆的通讯不够安全。
为了寻求证据，我转而去找中国的官方消息来源。在《成都骚乱事件始末》中，有一段提到了拘留事件。书中提到，当武警抵达饭店时，“暴徒”已经砸碎了大厅里的一些大花瓶，以及饭店大厅商店里昂贵的灯具、玻璃门和玻璃窗。一个布告栏和地毯著了火。这段资料描述了“经过半小时的战斗，他们在现场拘留了七十名暴徒。”至于官方的暴行，《四川日报》则以赞许的口吻提到，“六月六日清晨五点，一群暴徒在案发现场被捕获，其中一名暴徒持铁棍疯狂反抗。他被我们现场的准军事警察袭击并打伤，此举重挫了暴徒的傲慢。”据另一份官方报导的说法，住在旅馆的外国人很高兴看到武警恢复了秩序，他们“热泪”盈眶表示感谢。
在美国领事馆避难的那些外国人没看到暴力事件，不过第二天就有人告知他们了。其中一人是奥地利人类学教授卡尔．胡特尔（Karl Hutterer），他在离开中国后向《纽约时报》投书。刊登出来的文章标题为〈成都有自己的天安门大屠杀〉。他指出，控制示威者并不是政府的主要目的，因为“受害者即使已经倒在地上，仍然遭到殴打，并被军人践踏；医院被禁止接收受伤的学生（至少有一家医院的一些员工因违抗命令而被逮捕），在暴力镇压发生的第二天晚上，警察还阻止救护车值勤。”胡特尔坚信，武警的行动是为了消灭学生运动。他同时对旅馆遭自发群众袭击的事件存疑。他指出，几个小时前，饭店工作人员曾警告住在那里的一些外国人说，旅馆将受到攻击。在投书文章中，胡特尔谴责美国官方“谨慎批评”的立场是不够的。
各方估计的死亡人数差异很大；美国外交官认为，成都的动乱共造成十到三十人死亡，受伤人数高达三百人。胡特尔则估计有三百人死亡，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也是这个数字。报告还指控，相关单位下令秘密处决异议份子，并监禁了全国约一万名与抗议活动有关的人士。中国否认了所有的指控，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毫无道理”。
在暴乱发生后的接下来几天，成都政府采取了迅速而严厉的报复行动。到了六月十六日，已有106人被捕。六周内就执行了第一场处决，受刑者是两名被控纵火焚烧车辆的农民。至少有三人因“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被处决，还有一人因翻倒一辆吉普车并纵火而被处死。还有三名被控纵火、抢劫和扰乱治安的人，分别处以无期徒刑。成都从未出动解放军。但警察与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联手镇压抗议，使得公众对其的敌意非常强烈，以至于有段时间一些警察不在公开场合穿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