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的中国，虽然名为“人民共和国”，但仍然是一个帝国形态，是传统帝国与共产体制的复合。天安门广场是帝国的广场，三十年前的“八九”一代抗争者获得了一个多月的占领，最终失败，自由的声音被枪声泯灭，广场归于沉寂。
而香港由于百年时间在英国治下，已拥有相对成熟的法治与自由，它是一个自由城邦，却不具有真正民主的政制。作为一个位于帝国南大门的自由城邦，它的幸与不幸，盖因地缘关系而注定，帝国的威权要扩张，必然挤压城邦的自由空间，通过消解独立法治，实现威权掌控。
而香港城邦的新生代要进入“价值主义”时代，自由民主法治是第一价值，并与生命人权价值相维系，城邦的新生代与帝国的新极权遭遇，形成必然性冲突，问题在于，它所激发的，仅仅是一时的悲情？还是像六四一样，产生一场新的历史悲剧？
近日李鹏去世，引发坊间莫名狂欢，但中共对他的讣告却令人不安，大陆主流媒体上多年不见的“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这样的政治定性又一次出现。中共高层不仅要将六四血债让李鹏去背负，同时又一次利用其“屠夫”角色，对抗争运动中的香港进行威慑，这也发出不祥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