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个“立足香港”的媒体来说，端传媒关注金门、马祖的频率，似乎频繁得有些不太寻常。我在金门采访时，一位受访者也曾纳闷，“没想到一个香港媒体会这么关注金门。”
的确，端传媒从创刊开始，几乎每年都有关于金马两地的深度报导。
2015 年，我们首次前往金门马祖，探看金门如何在中国大陆的强力磁吸之下改头换面，也见证马祖的军事设施，如何在两岸关系和缓之后蜕变成书店；2016 年民进党上台之后，两岸“对话机制”中断的效应，却开始显现在不分国界的“海漂垃圾问题”上，而美国学者宋怡明的《前线岛屿：冷战下的金门》，则将金门的“热战”放在“冷战史”之中重述，仿佛一语成谶地，预示了金马两地今日被“冷战迷雾”笼罩的气氛。
到了 2017 年，端传媒则关注起在两岸交流中被当作善意符号的高粱酒，如何纠缠进了高粱原料的“身世问题”，接着又报导了在离岛沸沸扬扬的“赌场条例”议题。
2018 年底，当台湾人正因为“非洲猪瘟”而绷紧神经之际，一头死猪遗体却“跨越了边界”，从福建沿岸漂上金门海岸，意外彰显出金门两面依赖的日常需求；到了 2019 年台湾总统大选期间，我们则再次前往马祖，对在“金马”之中常被“忽视”的马祖进行详细爬梳，也和当时以“外地人”之姿、代表民进党在马祖参选立委的李问进行了专访。
在金、马两地采访后，我逐渐发现，端传媒对金马两地会如此关注，其实倒也不无道理，因为那反映的正是端传媒的视角和定位——这是一个读者横跨两岸四地、东南亚和欧美华人社群的媒体，我们期待自己成为各个华文社群之间的“桥梁”、在跨社群的宏观脉络中提供在地视野；而金门和马祖，恰好就是这个定位和视角中的枢纽。
这两个前线岛屿，不只是两岸交锋的前线、国际地缘政治的杠杆，也是东南亚许多华人的原乡；它们曾是两岸破冰的试验场，也有人说是“最纯正的中华民国”，却也是“中华民国台湾”体制最难以绕过的一个坎——不少人都认为，金、马就是“台湾独立”在宪政上最大的障碍。
于是乎，金马两地虽是弹丸之地，却神奇地集结、贯穿了端传媒的诸多关注与旨趣：夹在缝隙中的认同挣扎；在边境找寻归属的异乡人；两岸政经角力的场域；国际宏观政治结构下的微观故事⋯⋯就连金门、马祖自己，也都和端传媒一样，经常希望能以“桥梁”自居，因而就某个意义而言，端传媒和金马两地在属性上本就是高度契合的。
2020 金马专题：新局势中的金马何去何从？
回到这次的“2020 金马专题”，我们最初的问题意识其实很直观：在两岸对峙情势不断升高、中美“新冷战”格局逐渐浮现的眼下，位处“旧冷战”前线的金马人民是否紧张呢？在肺炎疫情、小三通中断的冲击之下，金马两地又是如何自处的？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华民国台湾”体制、以及“台湾主体性”日渐巩固，被不少“台派”认为应该“割弃”的金马两地，究竟又该何去何从？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规划了两篇游记和两篇主文。
首先，我们跟着美国在台协会（AIT）2020 年在金门的足迹，先是在金门来了场“AIT主题”的小旅行，接着又以“老兵视角”在马祖书写了“老兵游记”。
透过这两篇游记，我们希望反映出几个事实：金马两地与台湾和中国大陆间的关系，终究镶嵌在更广大的地缘政治脉络之中，很难只是金马居民说了算；而半个多世纪以来，在金马两地当兵的无数台湾年轻人（包括我自己），也和金马居民一样，都曾为冷战体制牺牲过自己的青春，也意外地催生了“中华民国台湾”体制——借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台、澎、金、马就是因为一起承担了一些东西，才会成为一个共同体。”
第三篇的主文，我们则希望回答“为何两岸对峙，金马人民却不紧张”这个问题，并从金马两地在疫情下的处境，讨论金马两地在区位上的差异，如何侧面反映了过度仰赖“两岸和平红利”的隐忧。至于最后一篇主文，我们则对金马年轻人进行了群像特写——他们的“台湾认同”已然扎根，却要面对“被台湾割弃”的可能性、本地的亲属压力，以及肉眼可见的中国崛起，因而身陷在多重的焦虑之中。
对我来说，金马则和世界上所有的“边境”一样，总归都是迷人的：它们作为“偏离主流叙事”的存在，总能为我提供不同视角，因而也经常是灵感的丰富泉源。更重要的是，金马其实也提醒了我们：在地缘政治的运作之中，大国势力交锋的“边境地带”，往往就是关键所在。
我们一般可能会以为，如果想要感受“大国至高的权力与光辉”，你必须去那些国家的权力中枢或首都才行，比如北京的紫禁城（或中南海）、俄罗斯莫斯科的红场，或是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广场 （National Mall）。然而事实上，若想真正感受大国的威力，更合适的选择其实可能是大国的边陲地带，那里才是帝国施展力量的真正场域——而今日的香港和台澎金马，就是这些场域。
由此，在“2020 年金马专题”最末的这篇手记里，我们整理了六个关键词，除了为整份专题作结，也期待能为你开启日后阅读金马的另类视野；如果你恰好也生活在“边境”里，希望这篇手记也能为你带来些许启示。
边界
边界确实是金马最重要的关键字：金马两地之所以成为战场，以及之所以能凭藉小三通而迎来繁荣，全都跟边界脱不了关系。
2019 年 3 月，我曾在厦门转机，当时特地多留了一天时间，就是为了去厦门旁边的大嶝岛、小嶝岛看看，顺便从岛上回望金门。没想到 2020 年为了采访，视角却颠倒了过来，改由金门回望大嶝、小嶝，而翔安新机场的工程，也依然在边界的另一边如火如荼，黄沙滚滚。
特别是在这种时刻，边界会显得既虚幻又真实——明明看得到、就在那边，却又无法到达；对面飘扬的那个旗帜、在路上缓缓移动的人车，真的存在吗？会不会只是幻觉呢？记得自己在板门店北望、在吉林集安的鸭绿江边南望时，也曾有这种不知道该怎么明说的奇妙感受。
对于金门人来说，冷战结束、两岸重新往来之后，我们也才终于能确定，对面的那些五星旗啊、车啊、人啊、填海区滚起的沙尘啊，原来真的不是幻像。直到今年病毒把“铁幕”再次拉起之后，对面的一切，才突然又开始模糊虚妄了起来。
终究，边界并非不证自明、也不是不会流变的：这两年陆籍船只大量抽取海沙，导致马祖海岸生态出现剧变的动态，就证明了人在地图上划设的界线，其实是模糊而脆弱的：虽然抽砂船不能“越界”，但抽砂行为造成的影响却可以。
此外，如果你愿意拓展对“边界”的想像，“界线”有时也未必是条清晰连续的“线”，而可以是“点状”的存在，甚至可以化作其他形式，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
比方说，我在金门采访时，台湾正好在举行“黑豹旗高中棒球联赛”，而“金门农工”则刚刚打进了联赛的 32 强。有天我途经金门市区的棒球场，才突然想到，金门、马祖可能就是“全福建省”唯二流行棒球的地方——在此，棒球几乎就是两岸边界的化身，在挥棒和传接球的寻常训练之中，标示出了两岸的不同之处。
有些大陆读者或许会习惯用“中国尺度”、“大江南北的框架”来理解这种差异，将这种差异类比为某种“地域差异”（比如重庆和四川、南方与北方的差别），但如果仔细推敲、爬梳，两岸因为分治而有机生长出的系统性差别，内里其实是更复杂的国际政治、以及更深层的价值观体系。
以棒球为例，金马两地的棒球文化，甚至很有可能就是美军因为“协防金马”而带来的“第一手输入”，和台湾棒球是“从美国传入日本，再于日治时代从日本传入台湾”的“二手输入”不同，更直接地反映了让金马成为前线的冷战架构。
再比方说，有次我问一位马祖受访者为什么“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时，他的答案其实跟血缘、文化、语言这类经常出现在民族论述中的字眼无关，而是两岸政府对于同性婚姻、人权议题的立场差异。
然而真要说起来，每个台湾人心目中的“台湾边界”，其实可能本来就是有各种表述的。
比如我曾在马祖芹壁村的天后宫里，撞见过一幅不太寻常的地图。那幅地图是台湾嘉义新港奉天宫赠送的，标题写着“开台妈祖驻台四百年纪念”，乍看只是一幅常见的宫庙“公关品”，画出了“受妈祖庇佑泽披”的地区，而金门、马祖就这样被归入了“台湾”的范畴里。
然而这幅“妈祖的台湾地图”，却有个不太寻常之处：制图者并没有画上位于台湾东南角的兰屿，但我转念一想却又觉得合理——兰屿是台湾唯一以原住民族为居民主体的岛屿，汉人信仰并不盛行，岛上也没有妈祖庙，会被“妈祖地图”遗漏，似乎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于是这份地图对我来说，也提醒了一件事：同样是台湾人，对于“台湾地图”的样貌其实可能会有非常不一样的诠释——虽然有些抱持“金马割弃论”的台湾人会认为“金门、马祖不属于台湾”，因而应该排除在“台湾国族”的范围之外，但被台湾妈祖信徒遗忘、排除的，却反倒不是金门、马祖，而是兰屿这另一个国境之地。
拼音
另一个我认为非常幽微、也同样能反映金马处境的，则是地名的拼音转写系统。
今天不太有人知道，从十七世纪到 1970 年代为止，“金门”在西方世界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做“Quemoy”，而这个拼法的来源，其实就是“金门”在漳州话里的发音：一如宜兰腔“呷饭配卤蛋”的“饭”是 puinn（ㄅㄨㄧ）、“蛋”是 nuinn（ㄋㄨㄧ），“门”的漳州话发音则是 muinn（ㄇㄨㄧ，也就是“Quemoy”里的“moy”）。
然而很奇怪的是，金门主流的闽南语腔调其实更接近“泉州音”，西方人为何会以“漳州音”来拼写金门地名呢？有种说法是，当年西方人在厦门一带活动时，接触到的本地人恰好操“漳州音”，所以才会以漳州音来拼写地名。
但无论事实真相为何，这种旧地名拼音都反映了一件事情：过去金门、厦门和外界接触时，中国还不是像今天这样一个完整统一的现代国家，也没有标准的拼音转写系统；西方人口中的“金门”，甚至还是以漳州话为中介的——于是漳州话这种现在看起来很“在地化”的方言支脉，反而成了“金门”最“国际化”、在西方语言中历史纵深最长的拼法来源。
不过时至今日，Quemoy 其实已经不太常见，除了一些特别想要连结国际、呼应历史的单位（比如金门大学－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之外，大部分使用的都是“邮政式拼音”：Kinmen。
邮政式拼音成形于民国初年，当年的“老国音”跟闽南语一样，还保留着“尖音”（ㄐ，或汉语拼音的“j”）和团音（ㄍ，或汉语拼音的“g”）的区别——比如“精”这个字念“ㄐㄧㄥ”（汉语拼音作“jing”），“金”这个字念“ㄍㄧㄣ”（亦即邮政式拼音的“kin”），不像现在都变成了“ㄐ”（j）声母。
换句话说，“Kinmen”这个拼法，反映的其实是民国初年“现代中国标准语”刚刚统一发音的样貌，本身就是“民国体制”的遗留——而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在，其实也就是“民国体制”最大的残留物。
然而近年来，有些学者也开始主张使用中国的“汉语拼音”来拼写金门，希望能将把 Kinmen 改成 Jinmen，因为“汉语拼音”早已是现在的世界主流——事实上，台湾今日除了南部长期由民进党执政的县市之外，大部分地方也都早已为了“和国际接轨”，而改用汉语拼音拼写街道名，只有“县市名”（如 Taipei、Kaohsiung 等）因为沿用已久、牵涉范围较广，才会维持原有的“威妥玛拼音”。
究竟 Kinmen 有天会不会变成 Jinmen 呢？我不知道。但不论最后结果如何，这些拼音系统，在金门的确反映了一些端倪，在台湾也确实是政治角力的文化战场。
亡灵
在金马采访期间，我偶尔会感到毛骨悚然。
比如前往金门之前，我预定了一间位在古宁头的古宅民宿。结果去了古宁头战史馆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聚落在“古宁头战役”期间打过巷战、死过不少人，于是在心里暗自祈祷，希望民宿里不是只有我一位房客。
然而墨菲定律终究不是没有道理——入住民宿那天，老板一看见我便说，“这几天整间民宿只有你一个人住唷！”
又有天晚上，我结束一天行程、准备骑车返回民宿；使用 Google 地图查询路线时，却发现回民宿的路上，有条平时根本就没车、附近也没村子的偏僻干道，当时居然有长达数百公尺的路段呈现壅塞状态。我看了后在心里苦笑：当年因为古宁头战役而牺牲的国军弟兄，应该是没有手机的吧？
硬着头皮骑上路后，我决定避开那个“壅塞路段”，于是在某个路口转弯。没想到一转弯之后，诡异的狂风便迎面扑来，路边也只有比人高的草丛，没有人家。我一边加油门，一边瞥见头顶的路牌写着“山灶”，整个背脊都凉了起来——前几天我在网上搜寻史料时，才刚读到过这个地名：金门曾经鼠疫为患，传说山灶村就曾因为有居民染上鼠疫，而被下令封村，最后导致所有村民都死在村里，今日只徒留村名、不见聚落。
还有一次，一位熟悉金门历史的受访者告诉我，有个村子在 1960 年代发生过一件怪事：某天一位少女梦到一位战死在金门的阿兵哥，对方说希望和她冥婚（亦有一说是少女的父母被阿兵哥托梦）；抵死不从的父母，于是带女儿去庙里驱邪，然而过没多久，那位少女还是病故了，后来被村民供奉在一座小庙里。
我听了之后好奇心大作，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愚勇，找了民宿的老板一起去庙里看看。没想到一进到庙里，还真的就看见一帧少女的黑白照片放在主坛桌上，吓得我们转身就走。
研究都市传说和“鬼故事”的学者，一般会将这类故事连结上历史和社会脉络，认为它们反映的其实是某个时代气氛或征状。后来我在阅读宋怡明的《前线岛屿：冷战下的金门》时，似乎便见到了这个鬼故事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意义。
在书中，宋怡明特别将金门女性的生活独立成章，提及从大陆来的军人起初心怀“反攻大志”，一般其实不愿在金门娶妻；然而随着反攻机会愈来愈渺茫，金门本地的女性也开始嫁给军人，而军方也会把婚姻当作治理工具，希望借由联姻促进“军民一体”的共同体感受，让村庄与军队关系更加紧密。
然而这种现象，却在 1960 年代开始式微，一方面是因为金门经济开始好转，居民不再将“嫁女儿”视作维生手段，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金门驻军开始由台湾征召而来，而阿兵哥在台湾可能也有其他的结婚对象。但“阳刚”的金门，终究还是个“男多女少”的社会，于是急切的父母往往会及早开始为儿子物色对象，导致女性结婚的年龄不断下降，女儿的“身价”和出嫁聘金也跟着不断高涨。
如果我们将宋怡明的研究，和那位“被阿兵哥带走的少女”的传说对照着看，大概也能看到许多类似的元素：年纪轻轻即届适婚年龄的少女；滞留在异乡的大陆老兵想要娶妻；以及不愿轻易让女儿出嫁的父母。
侨乡
虽然金门历史一般都被放在“战地”、“两岸桥梁”这两个框架中看待，但其实金门在历史上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它是东南亚华人的侨乡之一。
我在金门采访期间，就曾多次听到当地人提及一位回金门“寻根”的新加坡女士。后来我在脸书上找到了她，她的名字是王淑贞（Lisa Ong）；隔海采访时，我几乎每秒都能感受到她对金门的热爱。
王淑贞的祖母出生于 1914 年的金门后浦，却在七岁时便成为童养媳，而夫家则是已经在新加坡“落番”的金门人，于是还未完全懂事，就独自乘船前往了马来亚半岛顶端的那座小岛。
直到 1991 年过世之前，她祖母都没有机会能回家看看——因为彼时的金门尚未解除“战地政务”，法理上依旧是个战地。很巧合的是，她祖母过世的那年，正好也就是冷战结束的年份；因为冷战而无法返乡的祖母，最后却也跟着冷战一起走入历史。
王淑贞曾经问祖母“想回金门看看吗？”但她总会回答，“我为什么要回去看那个抛弃我的国家？”然而她祖母对金门终究是又爱又恨的——她生命最后几年即使神智已经不太清楚，却仍会用金门话和别人说“我是金门人，我是后浦出世的。”
出生于 1960 年代的王淑贞，懂事时新加坡正好在推行英语和华语政策：对她来说，不论是金门话或福建话，都是落伍的老人说的语言，而金门对她来说，也是一个只存在于祖母口中的模糊地名。
然而 2014 年祖母的墓地遭遇都市开发、被迫迁移，王淑贞当时不禁怜惜，从金门流离到新加坡的祖母，连死后都要再次流离；开棺后她摸着祖母的头骨，突然在脑海里浮现一个小女孩刚下船的身影——“从那刻起，我就决定有天要去金门看看。”
2019 年，退休后的王淑贞带着祖母的遗物，一连来了两趟金门。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金门人的讲的金门话，第一次听到时眼泪都涌了上来，“原来阿嬷讲的话，不是老人的语言，在金门还是有年轻人在讲的。”
虽然王淑贞只能用英语流利对谈，但受访过程中仍会偶尔爆出几句金门腔的福建话，而她之所以想再回金门，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也跟语言带给她的连结感有关。“但现在的年轻人不会说福建话，大概也不会再有这种情感纽带了。那感觉就像，你的 Wi-Fi 没了、断掉了。”
这真的是一个很美的譬喻。的确，语言就像 Wi-Fi 讯号：它没有形体，却又非常重要，能连结许多东西。或许，语言就是当年“落番”、下南洋的金门人，唯一真的能携带在身边的东西——房子土地是带不走的，珠宝、金钱也有被偷走遗失的可能，但语言、口音是偷不走的。
王淑贞在受访时还用了很多其他美丽的譬喻。比如她曾和很多新加坡人一样，觉得历史和记忆是“负担”（burden），但年纪大了之后却觉得记忆是“锚固”（anchor）；后来想想，她又觉得这两种东西，在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因为要能成为锚，首先当然必须是个很重的东西，因而也就难以避免被视为沉重的负担。”
在金门期间，她也经常感叹金门和台湾年轻人，对于历史、母语的保存意识比新加坡人好。“我很感谢金门的每个店家，继续的存在那里，让我还能回来想像阿嬷几十年前走过的街道，甚至能想像她在城隍庙前拜拜的样子。”
挂上电话前，王淑贞说她还会再来台湾的。“毕竟我也算是台湾人嘛——我的祖母，是『台湾的金门人』。”
偶然的共同体
从金门、马祖回到台湾之后，我接着又去了一趟台湾中部的梨山；今日的梨山，以高山蔬果农业为主要的经济来源，虽然名气不如阿里山、日月潭，但一直都是我心目中台湾最美的地方。
但我之所以喜欢梨山，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我总觉得，那里就是台湾的缩影，浓缩了近代台湾的族群面谱。1950 年代，台湾政府为了兴建横越台湾岛中央山脉的“东西向横贯公路”、又为了安置大陆来台的退伍老兵（也就是“荣民”），曾将许多外省老兵带到了梨山，而梨山的高山气候和农场，又吸引了本省果农来此开垦，和原本就在这里的泰雅族原住民并肩混居——今日如果要找全台湾族群比例最均衡的地方，梨山应该可以算上一个。
除了梨山本身之外，贯穿梨山的中横公路也很有意思。这条于 1960 年代全线竣工的公路，从西部的台中启程，横穿海拔近三千米的山脉，终点则位于太鲁阁峡谷外的花莲县，是台湾最险峻的公路之一，也是当年国民党政权用来证明“人定胜天”的重大工程。
然而 1999 年的九二一地震之后，这条公路便因为坍方而严重毁损，一直处于修修封封、到底应不应该重启的争议之中，中断了近二十年，直到前几年才开放临时便道给梨山居民和公车通行。
今日比较少人知道的是，中横公路还有个有趣的特点，也和金门马祖息息相关：它在兴建时，正好就是两岸紧张对峙、八二三炮战前后期间，因此这条公路能诞生，其实就是军事需求和“美援”直接带来的结果，而公路沿线也被安插了不少金门、马祖的前线符号——比如外省老兵当年在山壁里所挖凿出来的诸多隧道，其中一个就叫“金马隧道”，而后来行驶在台中和梨山之间的客运巴士，也被命名为“金马号”。
对我来说，这种历史的巧合和奇趣，就是中横公路最迷人的地方之一：这条公路在台湾民主化时期的中断与争议，为党国威权时代的“人定胜天”论述撬出了一条裂缝，却也将“台澎金马一体”的伏笔，给深深地镶嵌在了台湾中央山脉的山体里，就算地震台风，都未能真正抹除。
但诚如不少金马居民抱怨的，就宪政体制和行政划分而言，金马终究不是台湾，而是福建；在过往的内战叙事之中，金马至少还能以“前线”自居，距离“中华民国故土”的距离，甚至比台湾还近。相较之下，一个以“台湾为主体”、甚至“以台湾为名”的国家想像，就很难不让金马居民进一步感到边缘化。
或许正是看到了这种“台湾主体性”的囿限，有些人近来也提出了“台湾群岛”的概念，希望舍弃“台湾是本岛、金马是离岛”的说法，弱化“本岛／离岛”内蕴的主客之分。
就此而言，金门、马祖所叙说的，或许其实就是“国族如何可能”的故事，为班乃迪克・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提供了一个迟来的案例：一般的“国族建构”，不论采取何种途径，总归都需要建立一个“中心”，借此来重新划界，从而定义出新的核心与边陲；然而台湾今日却出现了“台湾群岛”的概念，试图在论述上解构主客之分，似乎走上了一个不太典型的路线。
事实上，这或许也是台湾最有趣的一点：住在这里，你每天都在贴身目击一个国族如何诞生。
浓缩的戏剧性
仔细回想，金门、马祖这两个福建沿海的群岛，今日会因为历史的偶然，而和台湾成为某种“共同体”，确实是有些荒诞的。这种源自冷战史的戏剧性和冲突感，有时则又会因为金门、马祖面积不大的特性，而有种被“浓缩”的感觉，于是在金、马采访的好多瞬间，我都会觉得像在看一出电影似的——不，有时简直比电影还富戏剧性。
比如在马祖的某天，我曾应受访者之邀，前往一个卡拉ＯＫ参加聚会；出现在同个场合的，还有去年在马祖参选立委、目前担任民进党连江县党部主委的李问。
就在歌唱了几首之后，一组本地客人突然走进。其中一名年轻男子满脸酒意，看见李问在场，便靠了过来攀谈，语气并不和善。在卡拉ＯＫ里的好几个瞬间里，我们都以为那名男子就要动手打人了，气氛僵持了近半小时，幸好最后在朋友的劝解、以及李问的善意沟通之下，暂时化解了危机。
但更戏剧性的还在后头。
就在危机解除、双方回到座位之际，音响也传出了李问点播的歌曲；仔细一听，正是被某些人誉为“台湾地下国歌”的《美丽岛》。于是我一边听着歌词里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边目瞪口呆：一个希望团结“中华民国台湾”、想在蓝营票仓拓展民进党“选民光谱”的政治人物，在短暂遭遇了威胁之后，居然刚好唱起了“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正当我还沉浸在这种巧合的张力之中时，音响里又传出了熟悉的旋律——原来紧接在《美丽岛》之后的下一首歌，是《亚细亚的孤儿》。更巧合的是，点唱这首歌不是别人，正是刚刚差点和李问正面冲突的男子。
看着那名男子扯开嗓子高歌，我心想，这首歌的确与他非常契合，因为就某个意义而言，《亚细亚的孤儿》或许就是今日台湾最能代表“正蓝声音”的歌曲之一：罗大佑创作这首歌时，就是 1980 年代初，中华民国刚刚退出联合国、在国际间“风雨飘摇”的年代；歌词里的“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也经常被人解读带有“反共”、“反西方霸权”的意涵。此外，《亚细亚的孤儿》后来也曾被放在描写国民党“泰缅孤军”的电影——《异域》中当主题曲，因而让这首歌的“正蓝”色彩变得更加浓厚。
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觉得那天在卡拉ＯＫ里的这段经历，就是金马“被浓缩的戏剧性”最好的写照——就算是电影剧本，大概都不会有如此工整的符号对仗和桥段安排，简直太过奇幻。
就此而言，华语电影的“金马奖”会以金门、马祖命名，大概也是个再适切不过的巧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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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聚时间：2021 年 1 月22 日（19:30-21:00）（UTC+8） 📌小聚主持：何欣洁 端传媒台湾组主编 📌小聚嘉宾：李易安 端传媒台湾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