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厦崩塌记

世界正在崩塌，而我们碰巧坐在电影院前排。

1. 朝不保夕者的悲歌

我本科就读于上海某大学的哲学系。在我得知被录取的那天，我的母亲在饭桌上哭了，她不知道我毕业后能做什么、会拥有怎样的生活。一种陌生的未知降临到这个向来心思简单的工人家庭头上。

我的第二志愿是南京某大学新开的人工智能系。如果有一个平行宇宙，我现在或许正在中国大陆的某个大厂当程序员，过著年薪几十万的日子，数著自己为数不多的头发、等待三十五岁到来，和同期们欢天喜地地毕业，随后搬进爷爷奶奶在乡下的祖宅、胸无大志地过上粗茶淡饭的日子。

我对本科学校谈不上有什么感情。我的本科时代恰逢疫情，四年里，我在校差不多只有一半时间。一个不落地见到同班同学的场合大概只有两次，一次是入学，一次是毕业。校园留给我最鲜活的记忆来2022年上海封城，我们被锁在狭小的宿舍区里逾三个月，一日三餐学校供应上门。宿舍对面是一所隔离宾馆，每晚我打开窗户就能见到大巴运送穿白色防护服的新冠密切接触者开进宾馆的院子。封城进入第二个月，宾馆里有人在半夜哭泣。凌晨三点，我躺在床上，听著哭声渐止，无人打扰的鸟类在黎明时分开始鸣叫。本科四年，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不去相信任何体制。

我和阿珍在那所学校里结识彼此，她是哲学系的老师，我是学生。我们过马路都会乱闯红绿灯。我在她私下组织的反性骚扰工作坊上第一次见到她，我记得她那天忠告同学们，如果遇到教授的性骚扰，一定要报警。我从未喜欢过警察，但也能认识到这一倡议中的美学意味：警察在这里不是作为一种权力实体出现，而是一种象征符号，是中老年男性春梦的对立面。管他什么长江学者黄浦江学者，面对操著上海话的秃头警察料想也扯不出半句胡话。

毕业后，我四处漂泊。每次回上海短暂停留，阿珍老师都会请我吃饭。我爸妈每次听说，都忧心忡忡地问我有没有主动去买单。他们担心我总是吃人家的用人家的，显得太落魄，丢了家里所剩无几的颜面。我说我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阿珍老师的产比我多，正好让我偶尔共一共。有一次我在服务员走过来时打开了付款码，被阿珍老师抢先买了单。我当时打开的是蚂蚁花呗的付款码，所以我确实也算是落魄。

我毕业将有两年。这次阿珍老师请我吃饭，说到我的母校面临改革。在一篇最近的采访中，新官上任的校长提到，要做一台“大手术”。众所周知，中国式手术过程中必然会包含一些大出血。阿珍告诉我，她可能要做那第一碗出掉的血，随后被一樽不知名的咽喉痛饮下去，化作哲学意义上的尘埃。

我讲得有些夸张了。

我清楚，中国社会重理轻文的传统自建国以来就源远流长，近年火热的生成式AI军备竞赛只不过是压倒文科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新校长宣誓，要乘著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东风，带领学校扶摇直上九千里。首当其冲是裁减文科资源、将文科本科生录取比降到原先的百分之二十。

其次，大手术家要对教师评价制度做出改革。早在几年前，教师评级已经与时俱进过一回了：“非升即走”的研究员制度在新入校教师中逐渐替换“讲师-副教授-教授”的终身教职制度。学校也出过研究员因考评不合格暴起杀人的事件。

但这次，改革将涉及到的是那些因为任职较早而幸存下来的老教师。尽管八字还没一撇，阿珍说学院已经拉著老同志们开过了追悼会，大致意思是讲，老教师也将面临双轨制的选择：要么你进入“卷”轨，和年轻人一起面对学术发表的压力、进行高强度的自我压榨，尽管折几年阳寿在所难免，但是若天时地利人和兼具，年薪或可高达几十万；要么你进入“躺平”轨，仍旧稳坐你的终身教职太师椅，随后降薪、减资源、被边缘化，逐渐成为学校里的低端人口和社会蛀虫，连保洁阿姨都会在革命的热情下情不自禁地想要将你像蟑螂一般清理掉。

阿珍觉得，自己大概是要去当蟑螂了。

我心里默默地想，一定要多多写稿、赚点钱，好在未来去做一个可以被阿珍共产的对象。

2. 双城记

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在耶路撒冷。

沦落至此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契机是在2022年上海封城时我读到的新闻：以色列民众正上街游行，抗议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府试图削减最高法院的权力。他们认为此举将破坏以色列民主的根基。

对于在大陆出生长大的我而言，上街游行是颇为新奇的概念。唯一一次实地考察机会是在2022年底的乌鲁木齐中路，民众藉著悼念乌鲁木齐市居民楼大火受害者的契机，要求政府取消疫情相关的封控措施。现场一片混乱。一个神出鬼没的中年大叔穿梭人群中，用沪语高声喊道：“共产党吾册那XXX！”我目睹抗议者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被警察推倒、架起来拖走，塞进大巴车里，而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应激休克中，仿佛高速公路上被汽车吓得丢了魂的野兔。

乌鲁木齐路告诉我，要学的东西还很多。我于是申请了一所耶路撒冷的学校，两周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在当时给一位师友的邮件中，我写道：“我期待能够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在美国和中国非此即彼的选择中暂时逃脱出来。这两年里我有太多的困惑，疫情中、疫情后，在中国的生活似乎始终被国家、政府、警察的管制，乃至于战争的阴影笼罩著。要反抗的东西太多、自己的能力又太有限。如果自我定位为一名研究者的话，我会忍不住想，自己做的事情真的有意义吗？好像存在一些更加紧迫的问题需要去回应，而我年轻、无知、有著不甘于此的野心，这是在所有眼下的成败之上、更让我觉得不安的东西，我相信你肯定能够理解。只是寻找答案的过程会非常、非常漫长，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准备好了。”

我果然还没有准备好。

我的航班预定于2023年10月10日从上海起飞，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武装越过边境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宣布进入战争状态，所有商业航班停飞。

在我10月7日得到战争开始的消息之前，我并不明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究竟处于怎样的关系里，我猜想他们可能处在某种关于领土的争端中，像是中国和印度在喜马拉雅边境地区的冲突那样。航班被取消后，我坐在上海的书桌前，翻阅关于巴以历史的研究、一个个地检索关键事件的维基百科词条、阅读中东研究学者的采访。“种族隔离”、“种族清洗”、“因提法达”。单独的历史事件、概念定义我都似乎理解了，但我仍旧感到一无所知。

当我踏上耶路撒冷的土地，才慢慢从生活中明白过来，我的疑惑不仅仅来自于知识上的匮乏，更是想象的匮乏。维基百科会告诉你，“西岸隔离墙”将以色列占领的耶路撒冷与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区域分开。维基百科还会告诉你，以色列声称这堵墙保护了他们的国家安全，巴勒斯坦人声称这堵墙的意图是种族隔离。

维基百科不会告诉你，当你亲眼看到那堵灰色水泥墙时——不管你是哪国人，属于哪种肤色，讲哪种语言——内心涌起的绝望。维基百科不会告诉你，住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如何通过检查站：一个隔离墙间隙中的水泥哨站，五米高的天花板上吊著两个褪色的电扇，几十个巴勒斯坦人挤在狭小的通道里、向玻璃房间里身著军装的以色列士兵递交证明你能够进入耶路撒冷的相关文件。

我走到通行队伍的前列。拿著枪的士兵扫一眼我的文件，盯著我的脸片刻——他显然并不关心我的命运，我的手心开始冒汗，忧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是否马上就要被当成危害以色列国家的潜在危险分子被抓去坐牢——再皱起眉头打量我的文件。隔离墙在我心中映射下的这片阴影，巴勒斯坦人每日通勤都要重新经历一遍，而以色列人则住在另一端、耶路撒冷更中心的社区里——远远地，不需要看见或是经过那堵伤疤一样的高墙，不需要目睹任何一张棕色的面孔、听到任何一声叹息。

在以色列，我见证了一个所谓的民主社会在战争唤起的历史创伤和民族主义面前如何快速腐坏。班上的以色列同学威胁要去举报参加停战游行的巴勒斯坦同学，学校厕所里的涂鸦写著“Don't stop the war”，宿舍门口路牌上的阿拉伯语地名被人用黑色记号笔划去。系里有老师因为抗议学校对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无条件支持而辞职，以色列同学们则在私底下称其为“哭哭啼啼的左翼老混蛋”。就连大学校园这片圣地中的圣地，都也已经容不下一丝反对的声音。

我离开中国所试图学习与理解的一切——民主意识，行动主义，道德勇气——正在这个国家里慢慢消失。我的导师问我在耶路撒冷的生活如何，我回答：“It feels like home.”这不是一句好话。我在这里看到警察走向我时也会害怕。我在这里也畏惧海关职员狐疑的眼神。我在这里也三缄其口。我在这里讨论政治时，也会压低了声音说话。It feels like home.

在某篇颓丧的日记里，我用英语写：“仔细想来，被这个国家驱逐或许对他而言是件好事。几十年后，反锡安主义者们或许会质问他为何远道而来、专门把钱扔进一部战争机器里，而锡安主义者们则会指责他未能共情那种长久流淌于他们内心深处的不安。无论如何，他的学费将付诸流水。那是父母终日枯坐在办公室里赚来的钱，只为了将独子从其思想罪的余波中解救出来。那些思想罪在他的母国尚未正式遭到迫害，不过是一受到过度教育的工人阶级青年的妄想症。”

3. 直到大厦崩塌

2024年底，美国总统大选开票。我正在东京，早早买好了一瓶清酒，打算第二天晚上叫上朋友们一起观看开票直播。一觉醒来，民主党大势已去，某个排外、厌女、法西斯的橘黄色生物即将迎来其第二任期。美国朋友婉拒了我的邀请，告诉我他要花48小时躺在被窝里，假装这个世界并不存在。Whatapp的以色列大学国际学生群里，大家正在欢呼雀跃，庆祝这场已经耗时一年多的战争（以他们想要的方式）结束的曙光即将来临。

我当时差不多递交完了所有的博士申请，包含近十所美国大学。在前线踮脚站得太累了，我迫切地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独自坐一会儿。我并不幻想著这场荒谬的大选会事不关己，但作为一个边缘人文学科的边缘博士申请者，我琢磨著即便是天塌下来，在砸到我这只无人关心的蚂蚁之前，砖块也得在半空中先飞一会儿。

2025年1月底，我回到上海的家中过年，正值特朗普登基。每日醒来打开新闻，世界都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失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停发。特朗普意图将战后加沙建成水上乐园。移民局抓捕参与反战游行的留学生。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被迫辞职。万斯怒骂泽连斯基⋯⋯如果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戏班子能够在几天里演出那么多场匪夷所思的闹剧来，势必将获得进军百老汇的资格，不幸这次舞台上的生旦净末丑大都是各国的民选领袖。

与此同时，小红书上等待博士录取结果的中国学生们实时更新著来自各大美国院系官网的消息。A大学人文社科系所今年停招博士生；B大学博士录取名额减半；C大学化学系撤回了给学生的录取决定；D大学社会学系告知学生无法在读博期间提供资助。

因为录取名额减少，许多顶尖大学的项目都为了保险起见、录取了同样几个学历最为光鲜的候选人，于是一小撮人连中三元，绝大多数人颗粒无收。小红书上又涌起一阵讨论“privilege”（优势地位）的浪潮，状元郎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布尔乔亚出身、美高美本美硕藤校精英教育所获得的文化资本。在大家关掉小红书之后，连中三元的人会驱车去纽约市中心吃Omakase，颗粒无收的人会去考自家小镇的公务员。作为整体的世界正在慢慢变糟，但很多时候，我又觉得它压根没变。

我收到了一所美国中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心里并没有所谓“上岸”的喜悦之情，只觉得前路漫长，一眼望不到尽头。几天之前，美国国会的共和党议员提案禁止所有中国学生赴美学习。这次它被否决了，过一阵子估计又会像狗皮膏药一样卷土重来。

我和我的编辑老杨打电话聊起这件事。老杨在新疆出生。她长大的那些年，新疆慢慢被搞；她去了香港，香港开始被搞；现在她跑去美国，美国开始自己搞自己。老杨问我，这一切是不是她的问题？是不是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被搞？我说这不是你的问题，因为在我身上发生了一模一样的事情。这应该也不是我的问题。世界正在崩塌，而我们碰巧坐在电影院前排。

我的爷爷曾是一艘远洋渔船的船长，他告诉我，曾经有北朝鲜的渔民趁著海上起雾的时候驾船靠过来，拿几条很大很大的鱼向他们换了一点剩下的油和盐。我最近经常想起这个故事。我有时候觉得我们这样的人，就像是那个北朝鲜的渔民：在一场笼罩世界的大雾里，我们所能做的只有拿自己所剩无几的、美好的东西，去向一些语言不通的陌生人换取他们所剩无几的、美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