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台灣 2020金馬專題

邊境上的異鄉人

戰爭看似結束已久,戰地上的青年仍然時時被命運扣問:我是誰?


剛結束營業的「後浦泡茶間」,與曾經在此取暖、療傷的金門青年。 攝:李昆翰/端傳媒
剛結束營業的「後浦泡茶間」,與曾經在此取暖、療傷的金門青年。 攝:李昆翰/端傳媒

2020 年 1 月 11 日,中華民國福建省金門縣金城鎮,總統大選的開票之夜。

蔡英文剛剛跨過當選票數門檻,民進黨總部前旗海湧動、人群歡騰的畫面,正在電視和網路上鋪天蓋地放送著。然而那晚的金門市區,和任何一個尋常冬夜並無不同,依然被包裹在寂靜之中,只有東北季風的呼嘯聲,仍在街道上呼呼作響——真要說起來,似乎還比平常更蕭瑟、更冷清了些。

一陣歡呼聲,隱約從武廟旁一幢水泥房裏溢了出來。裏頭的年輕男女,正聚在投影幕前緊盯開票轉播。蔡英文得票每過一百萬票,他們便尖叫揮旗,歡聲雷動。

「大選開票那天超有趣的,一整天都有客人進進出出,我們從來沒看過那麼多客人,沖茶沖到手快斷、都沒杯子了。」站在剛歇業的「後浦泡茶間」裏,前店主王苓一邊回憶,一邊指出開票當天他們放轉播投影幕的位子。

王苓是在金門出生的年輕人。和很多同輩一樣,她在金門唸完高中之後便赴台升學、就業,在台灣一待就是十年;結束學業之後,她也同樣曾在「留台灣」和「回金門」兩個選項之間徘徊猶豫。

「剛好有個學者 2013 年在金門做研究,於是我便回來擔任他的研究助理、做軍事文化資產的調查;後來為了策劃展覽,我和曾在美國博物館工作的姊姊,又一起成立了『敬土豆文化工作室』。」在各路夥伴的參與之下,敬土豆後來又辦了幾場展覽、音樂祭,也出版過地方刊物。

到了 2015 年,敬土豆開始在金門市區的後浦老街做田野調查,後來金門縣府看見他們深入社區、正好又想推動「老屋修繕補助」,於是便委託他們推動計畫,而這也是後浦泡茶間的濫觴。

「我們之前在城隍廟做過展覽,也一直都在做口述史的訪查,和社區、城隍廟的關係維持得不錯。正好廟方當時有間房子打算重建、正在閒置,於是便將房子借給我們,做修繕補助計畫的諮詢辦公室。」計畫結束於 2018 年之後,王苓和夥伴想持續活用老屋、也希望金門青年能有聚會的地方,於是便繼續和廟方借用二樓空間,開起了泡茶間。

乍看之下,後浦泡茶間有點像台灣常見的風格小店:舊書、茶香、古家具、大片窗景、甜暖燈光、緊鄰廟宇飛檐的室外露台——放在台灣任何一個街頭巷角都不突兀,卻又帶點金門獨有的市井氣味。

藉由泡茶間,王苓和幾個夥伴起初只想辦些展覽或活動,卻發現空間的質地開始發酵。

金門歐厝經營民宿的王苓與丈夫。

金門歐厝經營民宿的王苓與丈夫。攝:李昆翰/端傳媒

「泡茶間是個軟性的空間,吃吃喝喝嘛,總能讓人放鬆,在氣氛相對保守的金門,也可以讓陌生人先放心進來,彼此熟悉了之後再敞開心房。」現在回想,王苓覺得泡茶間在金門撐起了一個空間,很像某個地下社團,可以讓大家在此談論議題、彼此傾聽,甚至療傷。

王苓自己,也是曾被泡茶間療癒過的其中一人。「回金門頭幾年的工作強度太大,遇到很多障礙和難題,每天都在和不同的價值觀碰撞,所以很難不受傷。2018 年婚姻平權公投和地方選舉結果出爐之後,到總統大選的競選期間,我們也曾經感到非常焦慮,『亡國感』很深。」

於是原本以為只開一年的泡茶間,最後營業了兩年多,和金門的年輕人一起經歷了同婚公投、地方選舉、總統大選,也見證了他們兩年多來的心情起伏。

然而泡茶間畢竟是個借來的空間,距離廟方、街坊都太近,終究不是毫無顧忌。「我們有個原則:可以擁有自己的立場,但不能太囂張。比方說,我們其實有面很大幅、很顯眼的彩虹旗,原本想在金門巡迴掛著,但為了尊重宮廟文化與地方鄰里,所以就換了一面比較低調的旗子作替代,現在還掛在外面。」

但不論如何,這種對於「取暖空間」的需求,反映出的其實是像王苓這樣的金門年輕人,在返鄉之後所感受到的疏離。他們在一些議題上與周遭主流社群格格不入,時不時陷入各種內捲與傾軋,又因為當地「主流民意」難以撼動,難免會感到無力和挫敗。

而國族認同,就是其中一個經常令他們感到焦慮的課題。

金門對岸的中國廈門市。

金門對岸的中國廈門市。攝:李昆翰/端傳媒

生在反攻大陸前線、藍營票倉,金馬青年如何自處?

翻開歷年台灣選舉的數據,金門、馬祖兩個「隸屬福建省」的前線外島,就是除了原住民地區之外,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最「藍」的行政區。

以 2020 年的總統大選為例,若以得票率來看(「得票數」除以「各選區的有效票數」),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在金門縣掃下了近 75% 的選票,而民進黨的蔡英文只獲得不到 22%,是民進黨此次表現第二差的行政區——換句話說,雖然金門年輕人大選那天在泡茶間裏興奮地又叫又跳,但包圍著他們的,其實是一個難以撼動的「藍營鐵票倉」。

然而如果和過去幾屆大選的數據做比較,金馬的選情其實也不容藍營樂觀:早在 2008 年,民進黨在金馬兩地的得票率還不足 5%,自此卻開始逐屆遞增;到了 2020 年,民進黨候選人在金門已能拿下超過 20 % 的選票,甚至在民進黨表現最差的馬祖,也都逼近 20 % 的門檻——「可能是『亡國感』的作用吧,今年總統大選,好多設籍金門的年輕人都從台灣飛回來投票了。」王苓回憶道。

圖:端傳媒設計組

箇中原因,大概也不難想像。台灣《天下雜誌》於 2019 年的調查中發現,年齡愈低的族群,愈傾向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經濟學博士生陳煒林等人的研究則發現,台灣實施「本土教材教育」的時間點,確實就是「台灣認同」的分水嶺,而在「非閩南裔」為主流的鄉鎮裏,「本土教材教育」對「台灣認同」的提升作用也更為顯著。

這些調查和研究都指出了一件事:在以「國家認同」為核心差異的台灣政治語境之中,如果沒有其他因素的影響,藍營政黨的基本盤可能會持續流失,而金馬這兩個「非傳統閩南裔」的行政區,也可能會是民進黨未來幾年支持率成長最快的地區。

如果我們再看「催票率」(「得票數」除以「各選區有投票權的總人數」),金馬地區這種「藍消綠長」的走勢就顯得更加精準:從 2004 年開始,藍營在金、馬兩地的「催票率」便明顯呈現下跌趨勢,只有韓國瑜這樣難得出現的政治明星,才能在 2020 年讓藍營選民歸隊;另一邊廂,綠營的「催票率」卻在金馬不斷穩定成長,而且不太受政治明星或突發事件的影響。

劉浩晨。

劉浩晨。攝:李昆翰/端傳媒

出生於 1991 年、前幾年剛接手家中民宿事業的劉浩晨,就是受過「本土教材教育」的馬祖子弟。「我覺得我就是『天然獨』。不論國家的名字叫什麼,我本來就覺得我們是個國家,而且包含台、澎、金、馬。」真要說起來,劉浩晨甚至更希望改國名,「講中華民國太麻煩了,講台灣比較簡單,反正我也不在乎要不要『光復大陸』,幹嘛硬要執著於『中華民國』?」

劉浩晨的家族史,其實是個很典型的冷戰故事:他的爺爺是福建長樂縣的漁民,一直都在大陸、馬祖兩地來回跑,七十多年前在馬祖暫居,有天卻發現鐵幕簌地在眼前拉起,再也回不去彼岸那個清晰可辨的老家。但軍事對峙畢竟是冷戰時代的事了;現在的劉浩晨在疫情爆發之前,每年都會去福州兩、三次,家裏在長樂也還有些親戚。

然而對他而言,離馬祖只有二十多公里的長樂,在心理上的距離似乎比兩百公里以外的台灣還要遠。個性率直的劉浩晨,甚至不諱言自己剛加入了新成立的民進黨連江縣黨部。「很多馬祖年輕人,看國民黨在馬祖一黨獨大這麼多年,其實早就已經很不爽了。」在他看來,民進黨出現在馬祖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能為馬祖政壇帶來競爭者,也能為老派的政治運作帶來新思維。

「我爸知道我加入民進黨之後,只跟我說了一句話:『哪天如果我們被統一,你就要被中共抓去關了』——認真的喔,不是開玩笑的那種。」

然而坦率的劉浩晨終究是個異數。和他同屬「馬祖青年協會」的其他年輕人,多數都沒有加入民進黨,甚至連表態支持都有所顧忌,除了有些是政治立場真的不同之外,主要還是擔心親戚、家人的眼光。

高中和劉浩晨是同班同學的邱筠,對於自己的國族認同就沒這麼斬釘截鐵,「國高中時在馬祖上『認識台灣』的教材,感覺很像在學別人的歷史,甚至會覺得學習台灣史地,就是為了應付考試而已。」

一直要到赴台上大學之後,邱筠才開始在和「台灣人」互動的過程中,慢慢理解作為「馬祖人」是什麼意思,也才開始覺得,台、澎、金、馬就是因為歷史的偶然而走到了一起,所以馬祖人的確有必要知道台灣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真正讓邱筠確認國族認同的,其實是後來參與公共議題、以及小三通去中國大陸的經驗——「去過中國之後會覺得,能在自由多元的台灣成長是件幸福的事情。」邱筠於是發現,自己在政治議題和認同光譜上的位置,也變得「愈來愈像主流的台灣年輕人」。

「等到畢業回馬祖之後,我才又開始覺得,要馬祖人去選擇作台灣人、中國人是很矛盾的。雖然我自己的國族認同是台灣人,但馬祖人在新的『台灣認同』之中還是一樣弱勢;我希望我認同的這個國族,是一個多元的文化實體,也希望其他台灣人願意理解,馬祖和其他相對邊緣的族群各自的背景脈絡。」

南萌咖啡館老闆董逸馨。

南萌咖啡館老闆董逸馨。攝:李昆翰/端傳媒

在馬祖仁愛村經營「南萌咖啡館」的董逸馨,則是在「教改」之前接受義務教育的馬祖人,年紀比劉浩晨和邱筠都大一些;和今日所有 35 歲以上的台灣人一樣,她曾在課本裡接觸過不少中國史地,對台灣的理解卻幾乎一片空白。

「我考大學的時候,剛好家人在桃園有房子,所以希望我能讀台灣北部的大學。最後我被分發到東華大學,收到入學通知的時候才覺得不對勁——東華大學不是在新竹嗎?怎麼信封上的地址寫花蓮縣?」

除了地理上的陌生之外,董逸馨的口音,也曾讓她困擾過一陣子。「剛到台灣上大學時,我聽不懂台語,國語也不太標準,所以有些學長會開玩笑地說我『是大陸來的』。」還在摸索認同的她,於是開始試著學習台語,講國語時也開始認真區分「ㄢ」(an)和「ㄤ」(ang)兩個前後鼻音。

不過真要說起來, 2014 年在澳洲打工度假的經驗,才是讓她真正開始思考國族認同的契機。一開始,董逸馨在和別人自我介紹時,總會記得提到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卻發現很少人清楚中華民國和「中國」的差別。還有次某個澳洲人問她母語是什麼,她說是福州話,但坦承自己講的並不流利,「結果那個澳洲人聽了之後告訴我,如果不流利,就不能算是『母語』了呀。」

這些外地/外國經驗,以及存在於口音、母語之間的幽微掙扎,確實幾乎都曾交織在每個馬祖青年的人生敘事之中。曾在高雄唸大學的馬祖人陳鎮東,在台灣南部買東西時,也曾因為不懂台語,而覺得自己被店家歧視。

「每次我聽到『台灣人』說某個人是外省人,心裏都會想——什麼外省人?你們台灣人在我們馬祖這裏才是外省人!」

但很有意思的是,陳鎮東的這個半玩笑式的委屈,倒也點出了「中華民國體制」在台灣的一個盲點:1949 年之後的「本省/外省」稱呼框架,本就是以台灣為本位的視角,早已埋下了以台灣為主體來區分「我群」與「他者」的潛意識,今日會逐漸演變成「中華民國台灣」,大概也不令人意外。

金門的閩式古厝。

金門的閩式古厝。攝:李昆翰/端傳媒

「如果台灣不要我們,我們又不想當中國人怎麼辦?」

「中華民國福建省人」:金馬青年的多重焦慮

在馬祖創立連江縣民進黨部黨部的主委李問認為,馬祖人和金門人雖然經常被台灣人放在同一個標籤下看待,但馬祖人的語言、文化屬於閩東系,和台灣差異更大,也一直都更能意識到自己和台灣是不同的。

「相較之下,金門人也講閩南語,雖然腔調和台灣的主流腔調有異,但至少在接受『以台灣為本位』的教育時,不會有那麼深的扞格——但或許也正是因為如此,金門年輕人在感受到『被台灣割棄』的時候,心裏可能反而會比馬祖人更受傷。」李問如此分析。

在金門古寧頭經營民宿的小白(化名)就是很好的例子。「我有時候上 PTT(台灣知名的電子布告欄論壇),看到網友一講到金門就說『金門滾回大陸啦、跟大陸統一啦』,心裏就會覺得很莫名其妙。」

提到選舉,小白說自己同樣無法自外於金門綿密的親屬網絡。「爸媽還是會叫我投給藍的,他們怕以後沒辦法跟大陸做生意——但我這次還是投給蔡英文。」原因呢?小白想了想說:「我不希望和大陸靠攏,也不想要台灣和金門變成香港那樣。」

聊到最後,小白用一個直白的問題,總結了金門年輕人獨有的焦慮與困惑:「如果台灣不要我們,我們又不想當中國人怎麼辦?」

事實上,小白的這個焦慮,也反映出了「中華民國台灣」體制一個先天上的矛盾:就現有的憲政體制和地理想像而言,中華民國終究比台灣大很多,而「中華民國福建省」的存在,就是這種矛盾最直觀、最難以忽略的一個化身——而有時候,「中華民國的福建人」就是對這種矛盾最感困惑的一群人。

1997 年出生於金門的小喬(化名),也屬於「後教改世代」,從小在學校使用的是「認識台灣」的教材。和多數金門年輕人不同的是,小喬從求學到工作,一直都待在金門,從來沒有在台灣長時間生活過,但這絲毫沒有減損他的「台灣認同」。

和記者聊到認同問題時,他半嚴肅、半揶揄地說:「我記得小時候剛拿到身分證時,看到上面寫『福建省』,心裏就覺得很奇怪——我不是台灣人嗎?為什麼身分證說我是福建人?」

更弔詭的是,這種「福建式困惑」,有時候甚至還是「國際認證」的。

2011 年,一位金門學生向美國在台協會(AIT)申請學生簽證時,被 AIT 要求將入學申請資料上的國籍更改為「中國」,外界於是也才發現,金、馬居民由於來自「福建省」,在美國簽證系統中一直被歸類為「中國籍」,和台灣人的「台灣籍」不同。

然而如果你在臉書或 Instagram 上搜尋金門、馬祖的商家,卻又會發現系統默認的英文地址通常是「Kinmen, Fu-Chien, Taiwan」或「Matsu, Fu-Chien, Taiwan」——在此,「福建」使用的是台灣慣用的威妥瑪拼音「Fu-chien」,而且從屬於「台灣」之下。然而依據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台灣和福建分明就是平行的兩個「省級單位」;臉書之所以會有這個訛誤,如果不是因為對於「中華民國憲法」並不熟悉,大概就是把「Taiwan」當做了「中華民國」的借代,在粗心之中反映了難以明說的尷尬現實。

但話說回來,金馬年輕人的焦慮確實是多重的:他們的「台灣認同」已經札根,但在政治光譜上的刻板印象裏,卻又常被台灣主流年輕人排擠、割棄;就日常生活而言,他們在金馬本地要面對親屬網絡和偏藍/保守的意識形態,而中國大陸的崛起和包圍,更是肉眼可見的日常現實,每天都在自己的眼前發生(儘管就最後一點而言,馬祖可能沒那麼顯著)。

2019年11月30日,參選連江縣選舉區2020年立法委員選舉的李問在街頭拉票,他將自己打扮成淡菜。

2019年11月30日,參選連江縣選舉區2020年立法委員選舉的李問在街頭拉票,他將自己打扮成淡菜。攝:陳焯煇/端傳媒

最熟悉的陌生人:「返鄉」,有多難?

然而和網民嘲諷、中國威脅相比,幾乎所有金馬年輕人都同意,「親屬網絡」還是最切身的焦慮來源。

「金門是個大家多少都有親戚關係的小地方,也是個特別傳統、特別重視血緣關係的社會。」舉凡返鄉開店、陳情、辦事,甚至選舉投票,金門年輕人都很難逃脫來自親屬網絡的壓力和眼光。「有時候去別的村子,當地人沒看過你、又知道你不是遊客,跟你聊幾句之後可能就會問——你爸爸叫什麼名字?」王苓帶點無奈地說。

一位在馬祖從事社區營造工作、不願具名的台灣青年則認為,外來人在馬祖工作,好處即在於沒有包袱,本地人對外地人犯錯的包容度也比較高;相較之下,本地子弟對地方的情感則更為複雜、深入,犯錯的話會牽連家人,甚至成為一輩子的標籤。

不過就「親屬網絡」的壓力而言,金馬兩地依然存有差異。在馬祖,親屬網絡的力量一般會併入「五同」(同學、同姓、同宗、同好、同村)這個概念之中;在馬祖北竿經營民宿的陳鎮東也認為,馬祖本地人口較金門少,連帶導致外地人比例更高,所以居民本來就很習慣外地人,親緣網絡的壓力也沒這麼大。

王苓則認為,金門作為一個社群和地方的歷史比馬祖更加悠久,也出過許多及第名門、在南洋開枝落葉,因此宗族緊密度確實比馬祖更高一些 ;金門很多村子裏甚至只有一個大姓家族,村子內外的界線非常明確,所以不像馬祖那樣容易接受外人。相較之下,身為外地人的李問能在馬祖生根經營,一些金門年輕人看在眼裏其實是有些欽羨的。

然而接受採訪時,李問卻認為,馬祖年輕人的壓力未必只來自世代差異、政治認同這些領域,每個人的生存狀態與困境都可能是複雜而交纏的。「其實就算是年紀大一點的馬祖人,也都可能會有些抱怨,而我作為一個外來的『反建制派』,經常就會變成這些人吐苦水、發洩怨氣的對象。」

然而話說回來,世代間的認知落差,有時其實也是一種隱性的戰地遺緒——這些世代差異和廢棄的軍事要塞、沙灘上的軌條砦一樣,都是戰爭在金馬遺留下來的痕跡,至今仍未撫平,只是以另一種形式出現在金馬年輕人的身上而已。

「我們年輕人沒經歷過『戰地政務時期』、沒有被政府動員過,所以不能理解為什麼長輩會覺得自己被虧欠,也不能苟同他們習慣等待政府補助的心態,因為年輕人沒有那種希望被補償的心理。」 在馬祖青年協會和軍事遺址做導覽工作的邱筠說道。

造訪過馬祖、在金門大學工作的金門本地人王書定(化名)也有類似的經驗:因為返鄉工作而對金門歷史產生興趣的他,曾經和幾個好友組織讀書會,一起讀《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這本書。「當時讀了之後才知道,原來我們所認識的這個金門,是在冷戰國際情勢之中被建構出來的。」雖然他參與過社運、也讀過一些社會學相關的研究,但第一次看到有人用後設視角、以結構性的視野去解讀金門,還是覺得很新奇。

然而他也留意到,不少金門長輩對這本書是抱持負面評價的。「後來我們在讀書會討論這個現象,覺得長輩不能接受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這本以『冷戰』框架來理解金門的書,推翻了金門人真正打過『熱戰』的光榮感受,也危害到他們身為堅忍戰地子民、為國家犧牲奉獻的自我認同,把他們寫得好像只是被國際政治架構宰制的對象而已。」

出生於 1992 年的王書定,並沒有經歷過兩岸對峙的時代,的確很難體會戰地的光榮感。雖然他並不排斥這種「戰地子民」的標籤,但他說「自己不會去貼」:「有些金門人現在會覺得自己被台獨、新的中華民國體制遺棄了,就會氣憤地說我們以前是幫台灣人擋砲彈的。但我會覺得這個標籤不是只有金門人才適用而已,很多在金門當兵的台灣阿兵哥也都犧牲過——台、澎、金、馬就是因為一起承擔了一些東西,才會成為一個共同體。」

在金門經營民宿的蔡志舜,對於金門歷史的戰地框架也有不少意見。「金門就是因為一直強調戰地記憶、推動老兵觀光,才會吸引不到年輕人。不過別誤會,我不是反對保存戰地記憶,而是主張我們需要針對年輕人做『文化轉譯』,讓這些戰地遺產能更容易打動年輕族群。」蔡志舜的確有不少理由這麼說——他經營的民宿類型,是金門較少見的「背包客棧」,目標客群就是沒那麼多旅遊預算的年輕人。

對於「南萌咖啡店」的老闆娘董逸馨而言,這種世代差異,有時則來自長輩對「工作賺錢」的認知。

去澳洲打工度假之前,董逸馨曾在馬祖做社區營造計畫的約聘職,當時長輩看她一年只有八個月有薪水、另外四個月出國旅行,總會覺得她不務正業、工作不夠穩定;直到現在,長輩們還是會進到咖啡店探頭探腦,指點她如何做生意——「南萌咖啡店」的「南萌」,在馬祖話裏是「天真、傻氣」的意思,其實就是當年長輩用來罵她「不務正業」的形容詞。

「他們到現在都還是覺得我不懂賺錢,開咖啡店只是為了交朋友。」董逸馨無奈地笑道。

東莒的東犬燈塔。

東莒的東犬燈塔。攝:李昆翰/端傳媒

某天下午,王苓打開了大門深鎖的後浦泡茶間;和我們一起爬上二樓的,還有王書定和其他幾個以前常在泡茶間流連的金門年輕人。

店裡的家具已經清空了大半,矮桌上擺滿茶壺,塞滿塑膠套的紙箱則堆在角落裡。雖然已經沒有音樂、沒有客人,但曾經甜暖的氣氛不難想像。

泡茶間之所以結束營業,是因為總統大選結束,金門年輕同溫層的「亡國感」暫時撫平了嗎?王苓笑著搖了搖頭。「其實是因為廟方要收回去改建,而一起經營的夥伴,剛好也都有別的事情要忙,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在緊鄰武廟飛檐的露台上,王書定拿出了那幅「比較顯眼」的彩虹旗——那是他們之前為了金門的同志運動而做的,而且做過兩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用的是『Queermoy』這個詞,其實就是把金門的古地名『Quemoy』和酷兒(queer)結合在一起,做了一個專屬於金門的彩虹旗。」

之所以使用「Quemoy」這個以「漳州音」(類似台灣宜蘭腔台語)轉寫而成的地名,除了因為開頭三個字母剛好和「酷兒」相同之外,也是因為從歷史學界的角度來看,從十七世紀到 1970 年代在西方世界廣泛使用的「Quemoy」,知名度其實更高、歷史縱深也更長。

「然而大多數台灣人對『Quemoy』這個符號其實是不熟悉的,很多人不知道這個詞曾經是西方世界對金門的稱呼。」王書定說道。

後來有些馬祖年輕人到金門和他們交流,他們也才發現,原來兩地的年輕人有些焦慮是非常類似的。「外界對金門、馬祖有太多誤解或刻板印象,所以我們才決定要設計這面改版的『金馬彩虹旗』,想透過旗幟去接觸台灣的同溫層,讓台灣人知道金門這裡也有一群不一樣的人,所以第二個版本也才會換上台灣人比較熟悉的『郵政式拼音』——Kinmen。」

王書定憶起當時選用拼音的取捨過程,於是又和其他夥伴討論起「Quemoy」的意義,爭論起到底是「Kinmen」好、還是「Quemoy」好。

「誰知道呢?也許再過一陣子,金門就要改用中國的漢語拼音,到時候你就要寫 Jinmen 了。」一個同伴玩笑地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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