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第二届任期至今仅逾百日，二战结束以来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从“充满裂缝”加速到了“大厦将倾”的地步。至少，身处该秩序核心基石之一——跨大西洋军事、经济和政治同盟——的欧洲各国对此感受最为强烈。无论是主导俄乌和谈，频频对乌施压却对俄让步，还是言辞之间威胁包括北约盟友在内邻国的领土完整；无论是多番言辞干涉欧洲国家内政，抑或向全世界发动关税战……“特朗普2.0”在短时间内对战后国际体系的冲击已远超出其整个第一任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下称北约）前秘书长、丹麦前首相拉斯穆森（Anders Rasmussen）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总结道：“跨大西洋关系正在崩塌。”
面对欧美关系的剧变，欧洲各国的决策者和政策研究界如何评估这个帝国主义强权兴起、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Realpolitik）盛行的新时代？他们如何看待美国的政局和外交转向？具体而言，在维系北约同盟、增强自身国防实力和结束俄乌战争等关键问题上，各国政府以及欧盟又正在做些什么？为此，端传媒访问欧洲安全、防务与外交政策界的多位资深人士，以期从“欧洲视角”获得更明晰的理解。
大洋彼岸看美国：“美国人正在自我伤害”
欧洲各国如何评估当下美国的内政外交处境？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在受访人士看来，尽管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四面出击”，却远比表面上看起来脆弱。
在西班牙武装部队退役上校、西班牙国防高级研究中心（Centro Superior de Estudios de la Defensa, CESEDEN）副教授何塞·桑塔亚纳（Col. José Pardo de Santayana）眼中，“从欧洲的视角来看，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是美国正在分崩离析……美国几乎所有主要政策分析人士都在反对他们自己的总统，而不像以往那样起码有一些正反双方的争论。这完全是个新局面。”美国内政不稳定的前景，让欧洲各国领导人在与特朗普政府打交道时难免充满疑虑。
欧洲议会中的最大党团，欧洲人民党（European People’s Party, EPP）前秘书长、欧洲议会前秘书长、马尔滕斯欧洲研究中心（Wilfried Martens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学术委员会主席克劳斯·维勒（Klaus Welle）则指出，美国联邦政府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对其政策空间构成了严重制约。“美国现在处于弱势地位（position of weakness），包括财政上的虚弱：联邦预算的四分之一要靠债务来支撑，导致巨大的财政赤字；公共债务总规模超过了GDP的100%，”维勒解释道。
特朗普2025年4月2日开启的“解放日”关税战更是雪上加霜。在维勒看来，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自我伤害行为，他们遭受的损害远比我们沉重。”根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的估算，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将导致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率升高7%，GDP增速减少1.7%；对欧盟的影响为GDP增速减少0.3%，通胀率甚至会因市场竞争加强而减少0.9%。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很容易陷入滞胀。联邦预算赤字高达GDP的7%，这只有在增长强劲时才可持续。一旦增长消失，又出现高通胀，很快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当下的美国“陷入了只能在各种糟糕选择之间做决定的困局”：无论大幅削减开支还是大幅增税（包括关税在内）都会进一步打击经济，且在政治上极不受欢迎。
特朗普政府反复无常的决策风格，也打击了投资者对美国法治和市场稳定性的信心。4月以来，市场打破几十年来的常规，联邦政府长期国债收益率曲线——通常被视为金融资产定价基石的“无风险利率”黄金标准——迅速上扬，同时美元指数却不断下滑，反映国际投资者不但担忧联邦财政的可持续性，且对所有美元计价资产的信心都发生了动摇。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警告称，若美国出现通常只见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逃，联邦政府将迅速陷入灾难性的债务危机。
北约是否已死？跨大西洋同盟还有未来吗？
在内外局面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究竟希望在欧美关系中达成什么目标？欧洲能够在哪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与美国达成妥协，实现一种新的均衡？
在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安全与外交政策顾问、德国前驻北约大使约阿希姆·比特里希（Joachim Bitterlich）看来，“特朗普是一个不断为自己寻找‘成功故事’的生意人”，通过在经贸和国防方面让步以换取更稳定的欧美关系是可能的。为此，“我们应该通过两边的商界向特朗普政府和欧洲各国政府传达我们的期待：一个消除贸易壁垒、保障投资安全、有效解决争端的欧美自由贸易区；同时，一个更平衡的防务关系，由自主、独立的欧洲保护自身的安全。”
维勒则认为，美国政府的财政困境是其行为的重要根源之一：“美国的国防开支处于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使其每次只能同时打一场大规模战争（而不是两场）。从他们自身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是更大的威胁，包括台湾问题。因此，美国想转移到亚洲，要求欧洲人负担自己的常规防御（conventional defence）——而非涉及核武器的战略威慑（strategic deterrence）。”欧盟是一个有4.5亿居民的发达经济体，GDP高达俄罗斯10倍，有充分能力承担这个任务。“我们需要的只是5到10年时间，”维勒说。
桑塔亚纳上校更进一步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或许正试图通过对俄缓和以离间中俄关系，即所谓“反向基辛格”策略。然而，他并不看好该策略的前途：“俄罗斯的利益是同时与美国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而不是以牺牲中俄关系为代价实现美俄缓和。普京知道特朗普想优先应对中国，这在谈判中给了普京很大的要价优势。”与欧洲和俄罗斯双方都将乌克兰问题视为事关自身存亡命运的“根本威胁”不同，美国更希望尽早从欧洲事务中抽身而退。
然而，美国的战略转移是否意味着彻底放弃对欧洲的安全承诺？曾被长期视为集体安全保障“黄金标准”的北约第5条是否已“寿终正寝”？
“我相信美国的核保护伞在未来几年内仍会继续存在，”维勒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现在讨论欧洲自己的核威慑为时过早，因为我们不能过于依赖美国，而核能力的建设需要很多很多年时间。”
比特里希却更为悲观。在他看来，“北约集体安全保障机制‘自动触发’的程度一向被夸大。”正如众多战略分析人士指出，与坊间流行的误解不同，北约第5条的原文在法律上相当模糊，并不必然要求盟国武力保证每一个成员国的安全，遑论动用核武器。与之相比，《欧盟联盟条约》第42条第7款即所谓“共同防卫条款”（mutual defence clause）则清晰得多（注）。北约威慑之“可信威胁”（credible threat）的真正力量来源，实为大半个世纪以来各国在指挥、装备、情报、共同执行任务等一系列领域紧密无间的合作，以及美国历届领导人对北约承诺“坚如磐石”的反复宣称所塑造出来的不成文共识，以至于包括苏联和俄罗斯在内的域外对手从不敢轻举妄动。如今，这种建立在高度信任基础上的共识正在被特朗普反复质疑北约价值的言辞动摇，即使未来美国政府更迭也很难完全重建。比特里希问道：“想象一下，如果俄国人今天进攻立陶宛或者爱沙尼亚，你真的相信美国人会动用核武器保卫他们吗？我是有些怀疑的。”
无论如何，北约同盟即便形式上继续存续，也不会一如既往般运作了。预定于今年6月举行的北约领导人峰会将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我预计届时（北约）将会走向‘欧洲化’（Europeanisation），美国不会离开北约，但会减少其角色，我们希望这一过渡能平稳有序进行，”维勒预测道。具体而言，这意味着美国可能会决定不再提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Europe）的人选——该职务是北约统一军事行动的最高指挥官，历史上一向由美军将领担任，而现届任期将于今年夏天结束。
所幸，部分由于其资源在相当程度上被乌克兰的战场消耗殆尽，俄罗斯在短期内很难对欧洲构成直接军事威胁。按照桑塔亚纳上校的评估，“迄今为止，俄国人的野心止步于乌克兰；他们也对摩尔多瓦和德涅斯特河沿岸（Transnistria）、有野心；但至少目前他们还没有对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动心思。”某种程度上，乌克兰战争给欧洲国家争取了必要的时间，以提振自身的国防实力，最终“吓阻俄罗斯攻击欧洲并不困难”。
“防务金字塔”与欧洲的“重整军备”运动
事实上，欧洲需要尽快承担起自身国防的主要责任，不再过分依赖美国的安全承诺，在多数国家已成为从政府高层到民间舆论、从左翼到右翼各大政党的共识。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 Institute）的初步评估认为，如要对俄罗斯的潜在武装攻击形成有效威慑，欧洲需要在短期内每年增加2500亿欧元的国防开支，军队规模则需要增员达30万人。目前，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国防开支占GDP比例已达到2%及以上，北欧和东欧国家的军费增速尤为迅猛。德国国会更是打破了战后以来极度严苛的财政纪律，修改《基本法》，将国防开支从政府结构性财政赤字的限制中部分剔除，并设立两个特别投资基金，在未来10年内对基建和国防分别投资5000亿欧元。
2024年3月，维勒领导的马尔滕斯中心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报告，展望欧洲议会选举后的欧盟施政蓝图。其中，《深度探讨欧洲防务》（Defence in Depth）报告把建设一个完整的“欧洲防务同盟”（European Defence Union）呈现为一个金字塔的形式（如下图）。欧盟需要从现在开始，最底层的战略思维和军工市场逐级上升，步步为营，直至最终实现一个组织模式一体化、决策体制高效、有能力执行集体军事行动乃至实施有效核威慑的集体安全架构，这一过程总计将长达十年左右。
考虑到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本人出身德国中右派政党基民盟（CDU），且是欧洲人民党鼎力支持的候选人，作为后者官方智库的马尔滕斯中心的影响力自然可谓举足轻重。然而，在防务领域，事态进展之快还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一年多前我们发布这份雄心勃勃的报告时，它看上去完全是痴人说梦，”维勒说，“而现在，看看我们发出的呼吁：在欧委会中增设防务委员、在欧洲议会中设立防务委员会、制定欧洲国防工业战略……全都成为了现实。”
而且，欧盟将为此拿出真金白银。自去年连任履新以来，“冯德莱恩II”欧委会先后发布了《欧洲国防工业战略》（European Defence Industrial Strategy）、《欧洲防务白皮书》（White Paper for European Defence）、《危机准备与应对2030》（Readiness 2030）等文件，迅速推进“欧洲重整军备”（ReArm Europe）计划。其中最亮眼的数字，是通过放宽成员国债务上限、发行欧盟共同债券、建立专门投资银行，乃至没收俄罗斯在欧资产等等渠道，在未来4年内动员8000亿欧元的额外国防投资。“据我所知，欧盟机构内部所有妨碍防务投资的障碍都在被一个个消除掉，”维勒对端透露，“我们目前还缺少一个欧盟版本的国防先进研究项目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但通过对研发的欧盟投资，我们正向这个方向靠拢。欧盟还将在几个有重要短板亟需补缺的‘战略能力鸿沟’（strategic capability gaps）领域——如军事机动与投送能力、情报、太空、防空系统、炮兵火力等等——资助跨国联合装备采购。我们提出的这个‘防务金字塔’的底层和中间部分正迅速得到执行。”
“金字塔”更高层的部分的探讨与摸索已经开始。在波兰政府与德国政府的请求下，欧洲的两个拥核国家英、法已经开始与欧洲盟国商讨欧洲独立核威慑的可能安排。6月北约峰会后欧洲盟军司令的换届也给了欧洲国家一个契机，在一定程度上从美国人手里接过集体军事行动之指挥与控制的权责。
可想而知，这些领域更加困难重重，资源制约、政治分歧、乃至战略思维与文化的差异都可能致其“脱轨”。例如，桑塔亚纳上校指出，北约盟军的效率相当程度上来自美国压倒一切的权威，“北约的所有人都接受、认可美国的领导。但欧洲人都能接受法国人的领导吗？他们都能接受德国人的领导吗？英国人呢？在战争中，领导力最为关键，甚至比军事资源更重要。一支拥有强大领导力的军队胜过许多支力量分散的军队。”而在核威慑问题上，每一个可能选项都充满了未知风险：“完全将核武器控制权上移到欧洲层级最为理想；但现实中并不可行。我们也可以设想让英法两国修改其核战略（nuclear doctrine），由他们承诺保卫全欧洲；但我们如何能确信他们不会有朝一日像今天的特朗普一样行事？我们还可以帮助波兰和德国掌握核武器；但拥核国家越多，核战略的制定与执行就越复杂困难。每一个选项都有其缺陷，没有一个是最优解。”
俄乌和平谈判：关键在于协议的“安全保障”
与北约同盟内的长期防务负担分配相比，停滞不前的俄乌和谈更为棘手，欧美双方对此存在深刻分歧。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与特朗普本人于4月先后公开表示，如果俄乌和谈久拖不决，美国宁可“撒手不管”（take a pass），留下欧洲国家与乌克兰独力支撑。4月23日，在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就是否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问题发生又一次公开争执后，卢比奥缺席了伦敦举行的欧美乌多边磋商，该会议原定商讨各方都能接受的和平协议内容。
同时，欧洲政策界内部的争论也十分激烈——即使是在最基本的问题上，诸如俄乌两国是否有动机达成双方接受的持久和平安排？甚至，现在真的是和平的适当时机吗？
在桑塔亚纳上校看来，俄罗斯的策略是以和谈为掩护拖延时间，放松美国方面压力的同时，尽可能在战场上攫取更多领土。“时间在俄罗斯一边……他们在短期内不需要和平，俄军还能继续作战两到三年，而乌克兰只能在现有状态下坚持最多一年。”在这种情况下，“指望通过延长战争来等待俄罗斯的内部崩溃是不明智的”。
比特里希和维勒则认为，实现和平——至少某种停火——是符合俄罗斯利益的。“俄罗斯经济正面临巨大压力，”比特里希分析道，“普京有动机找到一个解决方案，让他能告诉俄罗斯民众：‘我赢了，我阻止了北约东扩和欧盟扩员。’”维勒对端指出，俄罗斯将其GDP的40%投入到战争努力之中，“然而3年过去，俄军占领了乌克兰20%的领土，但还是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这对此等规模和人口的国家而言不是什么好结果。在战略层面，俄罗斯已经失败，乌克兰和西方已经取得了成功。”
不过，所有受访人士都表示，无论和谈成败，欧洲都应当维持乃至加大对乌军援力度，哪怕那意味着这场残酷的战争将持续下去。“我们已就对乌军援做出了一系列长期承诺，”维勒介绍说，“这些承诺将会兑现，无论战争是否继续。如果乌克兰虚弱，它将受到继2014年和2022年以后的第三次侵略——正如18世纪俄罗斯曾分三步瓜分波兰一样。”增强乌军的防卫能力、资助乌克兰本土廉价而高效的军工产业将是任何潜在和平安排的最首要保证，欧洲各国和欧盟已为此行动起来。
但在乌克兰自身国防实力之外，西方是否有必要向乌提供避免和平协议被撕毁的安全保障，通过有效威慑吓阻经过休整和补给的俄军卷土重来？两个多月以来，在英、法牵头下，欧洲和非欧洲多个有意向参与的国家组成的联盟（coaltion of the willing / coalition des volontaires），在巴黎和伦敦密集召开多轮领导人峰会和军政高级官员会议，讨论组建欧洲维和部队或“保障部队”（reassurance force）进驻乌克兰的可能安排。据美媒Axios报道，在最近的多边磋商中，美国向乌方提出的和平方案就包含了该设想。按照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的Benjamin Jensen、皇家联合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RUSI）的Jack Watling和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Michael Kofman等著名军事分析人士的估算，取决于不同的驻军维和形式，所需的兵力规模将从约800到6万人不等，在欧洲各国现有能力范围之内。
然而，在俄罗斯坚决反对，美国又迟迟不愿承诺向驻乌欧洲军队提供后勤、情报协助或某种形式安全保证的情况下，这一方案究竟能否落实？设若驻乌欧洲盟军遭到袭击，欧洲各国是否做好了与俄罗斯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的准备，美国又是否愿意介入？
许多人对形势感到悲观。“美国扮演绝对关键的角色，在欧美之间未达成某种默契和谅解的情况下，驻军乌克兰不符合欧洲的利益，这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桑塔亚纳上校分析说，“一旦驻乌盟军遇袭，各方连锁反应之下局势很容易升级到核战争边缘，因为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俄国人有多么恐惧一个团结的欧洲：在接受欧洲逼压致使俄国内崩溃的风险之前，这个国家很可能变得极度危险好战。”
比特里希提出，一个更现实的解决方案可能是在联合国或一些非西方国家如土耳其、印度、沙特甚至中国的牵头下派遣中立的维和部队，“我在印度的电视节目上推销过这个方案。突然之间，我面前的评论员和嘉宾分成了两派，一派说这是欧洲人自己的问题，另一派却说：我认为你是对的。”而作为对国际社会安全保障的交换，乌克兰需要放弃加入北约，宣布中立，乃至在国内实施联邦制，走上某种“芬兰化”的道路，“我甚至认为应当把俄罗斯重新纳入到欧安组织（OSCE）和北约-俄罗斯理事会（NATO-Russia Council）等欧洲安全架构之中，”比特里希说。
维勒则坚信欧洲国家的直接干预十分必要：“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松散的、联合国授权的维和行动，因为相关决议随时都可能被违反，无法为乌克兰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另外，俄罗斯总是对一切提议都说‘不’，这次又有什么例外的呢？”在他看来，相对可行的欧洲驻军形式将类似于冷战时期的两德分治，其时美、英、法三国占领军保障了西德的安全，而西德自由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繁荣巨大的吸引力最终令柏林墙的倒塌不可避免。特朗普的俄乌事务总统特使凯洛格（Keith Kellogg）也在公开表态中提议欧洲盟军驻扎在第聂伯河西岸，乌军由此便可把兵力在第聂伯河以东，同时在前线划出一定宽度的“非军事区”（demilitarized zone, DMZ）。至于与俄军发生正面军事冲突的可能，维勒认为，无论哪种选项都有风险，而“如果我们想维持乌克兰自由领土的稳定，如果我们不想看到俄罗斯直接陈兵东欧边境，那我们就必须冒这个险。”
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都不约而同提到中国可能扮演的角色。“我们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为此中国得在乌克兰问题上帮我们一把，”比特里希对端说。4月8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称有至少155名中国公民在为俄军作战；中国否认有任何政府授意支持。“我们没有忘记普京在开战前夕去北京赢得的那个‘中俄友好合作无上限’的宣言，”维勒提醒道，“现在我们正密切观察中国能否在结束乌克兰战争上发挥积极作用。此外，由于美国的关税几乎斩断了中国商品的对美出口，（中欧关系的改善）也取决于中国会否把其过剩产能倾销到欧洲市场。中国是时候提振自己的国内消费了，如果不在这方面做出努力，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就可能胜出。”
无论安全保障具体采取何种形式，欧洲人的努力必须竭力避免最糟糕的情形，即出现一个和平安排得不到任何实质性保障的危险时期。但超出此外呢？“自从我们把自己的安全——不只是乌克兰的安全，而且是欧洲的安全——交到美国人手里，我们就注定有一天要为此付出代价，”桑塔亚纳上校说。在他看来，由于欧洲国家目前军事和财政运作不充足，正确的策略是韬光养晦，“保持谨慎，接受美国的领导，避免与特朗普关系破裂，努力从内部影响他，尽可能促成相对而言最好的结果，即使未来仍然充满未知，而不是强担我们担不起的风险，试图克服我们克服不了的困难——假以时日，我们将能独力解决问题，但不是现在。我们的命运目前掌握在普京和特朗普手里。”
注：“共同防卫条款”：如果一个成员国的领土遭受武装侵略，其他成员国有义务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之规定，以其力所能及之一切方法，向其提供援助和协助。这不应损害某些会员国安全与防卫政策的特殊性。在这一领域的承诺与合作应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承诺相一致，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而言，该组织仍是其集体防卫的基础和实施集体防卫的场所。
好文章，谢谢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