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夏如：台灣若想成功生存，威脅不只來自中國

【編者按】本文為作者林夏如於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 中國領導觀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發表的論文〈人口萎縮、能源議題、政治極端化和本位主義，其重要性不亞於中國，都是台灣成功生存的長期威脅〉 端傳媒獲作者授權，獨家首發中文版。

前言：即使在中國長期的威脅下，台灣仍有四種結構性的問題急需解決，它們包括人口萎縮、能源困境、政治極端化和本位主義。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妥善的處理，一個被邊緣化和內部分裂的台灣，將更難擺脫中國的影響力。

不過，即使受限於一中政策，美國也能給予台灣不少支持，例如增加學生、機構和專業人士的交流，達成雙邊貿易協定，以及協助台灣將經濟發展的支柱從目前的製造業為主改造成新綠能產業和高附加價值服務業。美國也能促成台灣在國際舞台上與理念相近的夥伴合作。就近期而言，台灣在對抗疫情上，不論是早期的成功或最近遇到的挑戰，都足以彰顯台灣是如此孤立，但又與世界相互依賴。對此，美國有能力協助台灣取得更多疫苗，然後與世界分享台灣經驗。

對許多觀察家而言，台灣儼然成了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中國的軍機幾乎每天跨越台灣海峽進入防空識別區，中國海軍的軍艦則常常繞台航行，展示軍力和蒐集情報。如同《經濟學人》在2021年5月1日的封面故事所描述，台灣身處兩大強權可能爆發衝突的熱點中。除了這些明顯的威脅，中國也運用放假消息、經濟制裁、聯合作戰以及一些遊走灰色區域的小動作來對付台灣。儘管對上述這些壓力的擔憂日益增加，台灣政府和人民依舊平靜度日。

的確，有人會說，如果沒有這些中國威脅，台灣幾乎就是富裕、進步、擁有多元民主社會的典範。台灣的人均收入即將超過三萬美元，進入開發國家之列，同時也是世界第一個華人民主國家。台灣是亞洲第一個將同性婚姻合法化、也是全球少數有跨性別閣員的國家。

在半導體產業中，台灣領先全球，生產的晶片用在汽車、手機和新進的軍事設備中。全世界超過90％的先進晶片由台積電一家公司生產，台灣還有其他的晶圓代工廠生產具有大量需求的傳統晶片。全球的資訊與通訊設備很大比例在台灣生產，由於疫情肆虐，很多員工被迫在家上班，相關設備的需求更是大增。因此，台灣在2021年第一季的成長超過8％，創十年來新高，超車大部分的鄰近國家和其他先進經濟體。

更由於台灣記取了在2003年對抗SARS病毒的慘痛教訓，2020年面對新冠疫情時，在公衛上的表現非常突出，全台近2400萬人口中，只有不到10人死亡。連續三年，台灣名列「外派工作者最佳居住與工作國家」榜單前茅。於是，所有的人都會認為，能夠威脅台灣健康和福祉的因素，就只有來自中國的統一要求了。

中國的確是台灣長期不可忽視的威脅，但同樣不可輕忽的還有很多嚴峻的內部挑戰，以及克服這些挑戰所要有的韌性，台灣缺乏長期策略應有的共識來建立韌性。即便遭受到中國持續的脅迫，面對上述的挑戰，台灣內部更須保持堅定，也要更緊密地和其他國家合作。

台灣內政上的挑戰，是長期、結構性的問題

過去一年多在台灣的觀察讓我體會到，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關注焦點和台灣人其實存在著不小差異：世界關注的是中國不斷增加的軍事威脅，以及中、美之間持續升溫的戰略性競爭；而台灣人的焦慮，卻是來自政府處理內政問題的能力。

來自北京的威脅當然存在。但對於台灣人來說，不論世界是否有關注，這種威脅打從 1949年開始，就一直是個常態。對於經歷過那些年代的台灣人而言，1949-50、1953-55、1958、還有1995-96年的台海危機，都和今日的情勢一樣嚴峻。有些台灣和美國學者認為，一直強調來自中國的威脅，反而會打擊台灣人的士氣，並轉移台灣人對於內政問題的注意力，而這些問題與北京武力犯台同樣急迫，這恰恰就會讓台灣落入北京的圈套。

這些和中國威脅同樣重要的內政問題，包括人口萎縮、（能源方面）發電和配電的困境、台灣民主正在面臨的政治極化現象，以及一定程度的本位主義——對一個早已高度整合入全球經濟的國家來說，這種本位主義十分令人意外。

目前，台灣每一名老人還有4.4名勞工來負擔扶養；然而到了2040年，這個數字將會降到只剩下2名勞工來扶養一位老人。

一、人口萎縮

在這些挑戰之中，最容易衡量、但處理起來也最困難的，就是人口問題：台灣人愈來愈長壽，但人口卻在不斷減少，導致人口結構正在快速老化。美國中央情報局（CIA）2021年的生育率報告指出，台灣的生育率在227國家和地區中排名最低，每名女性平均只生下1.07個孩子，遠低於正常的人口替代率。

人口萎縮所造成的效應，有些已經相當明顯，例如台灣已經有許多學校因為招不到學生而關閉，大學也在面臨國內學生註冊人數的下滑。但人口萎縮帶來的長期影響，其實比上述這些更具威脅性。

台灣的勞動力，預計將會在2065年減少一半，只剩860萬人，連人口總數的一半都不到。這不只會削弱台灣的經濟成長，也會讓本就難以維續的退休金體系面臨更多壓力。目前，台灣每一名老人還有4.4名勞工來負擔扶養；然而到了2040年，這個數字將會降到只剩下2名勞工來扶養一位老人。

此外，採用單一保險人制度的台灣全民健保體系，在公平、合理的費用基礎上提供病患優質的醫療照顧服務，過去曾被廣為讚揚，但這樣的健保體系也同樣面臨危險。

多年來，這個健保體系一直處於資金短絀的狀態，一旦有能力支付健保費的年輕人變少，這套系統便會需要更多的資金投入，才能保障長者長期照護的品質與規模。從我自己切身的經驗，我知道，在長者長期照護這方面，由於醫院只能提供醫療、飲食及病情監測的服務，因此病患家屬必須自行協助病患走動、維持病患整潔，負擔很大。

隨著人口變得高度老化，能負擔老年人退休金和健保體系的年輕人也將會變得越來越少，更何況，他們自己也都有年邁的雙親和親戚要照顧。日本已經為台灣提供了前車之鑒：人口銳減，導致日本農村地區的人口不斷流失，而城市也因為缺乏年輕人移入而快速高齡化。

想透過政府政策來增加出生率、扭轉人口萎縮，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鮮有成功的案例。對於像台灣這樣的發達社會來說，最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接受更多的移民。但這也會衍生另一個問題：這個社會是希望人口變得更加多元，還是希望族群和文化擁有更高的同質性？

目前，台灣只選擇以暫時性移民的方式來填補對特定勞動力的需求。不論是家務幫傭、或是專業人士，台灣都很歡迎外籍人士，然而，一旦雇用合約到期，他們就必須離開。增加移民，和台灣的本位主義是相衝突的；關於這點，我將在後文談得更加仔細。

除非有更多產業能改變原有的經濟模型，往更高附加價值、更可持續的方向轉型，台灣經濟最終將難以擺脫逐漸衰退的命運。

二、能源生產的困境

雖然台灣希望標榜自己是個「綠色家園」，在過去的數十年裡也相對成功地減少了空氣和水質污染，然而在人口超過一千萬的國家裡，台灣的人均碳排放量卻位居世界第八高，人均能源使用量也高於德國、法國、日本和英國。

台灣今日有超過80%的能源供應，依然來自煤炭、石油或天然氣，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只略高於5%。即使有越來越多發達經濟體，都承諾會在2050年之前達到碳中和，但台灣政府之前卻只承諾會在2050年減少一半的碳排放量。許多國家都在維持增長的同時也成功減少了碳排放，而台灣的碳排放卻增加得比任何發達國家更為快速。

這個現象與台灣所採用的經濟成長模型有關：現有的發展模式依然將環境的可持續性視為成本，必須和經濟成長做取捨，而不是將其視為重要的發展目標和機遇。事實上，氣候變遷對台灣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已經相當明顯：過去一年，台灣就是因為缺乏颱風帶來的雨量而深受乾旱的影響。

台灣的經濟，依然十分依賴石化產業和半導體、資通訊科技等電子產品；正是這些產業讓台灣得以致富。然而這些產業不只消耗了大量的水資源，同時也是能源消耗、造成碳排放的主要來源。因此，台灣擁有的其實是「棕色經濟」而非「綠色經濟」；維繫這個產業的，其實是人為操控下的廉價電力和水力。我們讓環境成了成長的代價，也導致下個世代無法擁有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此外，台灣在電網管理上也有問題，導致在2021年5月間，全台因為發電量跟不上炎炎夏日裡高升的用電需求，一連發生了好幾次大停電。這起停電事故，反映出了台灣在能源供應上缺乏彈性，並重啟了台灣能源政策的討論。

近期，台灣政府一改過去較為緩慢、落後其他先進經濟體比擬的減碳路徑和目標，終於承諾將在2050年達成碳中和，因此過去排斥使用再生能源的私人企業，現在都必須開始面對痛苦的調整。政府發展再生能源的計畫一直備受爭議：除了有私人企業因為擔心成本上升而提出反對之外，環保人士也有顧慮：有些人希望能加速脫離石化產業、反核運動者則要求關閉現有的核能電廠，還有些比較傳統的環境保育者，則是反對任何會傷害環境的能源生產方式。

即將來到、而且備受爭議的藻礁公投，便讓上述分歧清楚地浮上了檯面。總體而言，台灣在2021年第一季度的8%成長率確實令人羨慕，然而除非有更多產業能改變原有的經濟模型，往更高附加價值、更可持續的方向轉型，台灣經濟最終將難以擺脫逐漸衰退的命運。

台灣內部政治的極端化，已經超越了台灣人與大陸人、甚至是民進黨與國民黨之間的分歧，並在各自陣營中，都分裂出了許多有稜有角的派別。

三、政治極端化

由於台灣政治極端化的程度很高，因此其民主「生活方式」，每天都在接受不小的考驗。這種政治極端化不只來自於民進黨和國民黨支持者之間的分歧，也來自雙方陣營內部愈來愈常見的派系鬥爭。台灣即將在2021年8月舉辦的四項公投，便是在考驗著台灣的制度，能否能在意見分歧的環境中就關鍵議題取得共識。

重要的是，這次的公投和以往不同，沒有一個議題直接與中國或台灣的對中政策有關。正如我在《台灣的中國兩難》（Taiwan’s China Dilemma）一書中所提到的，隨著「台灣人」的身份認同漸趨穩固，內政議題也將會變得愈來愈重要，其重要性將會超越以往關於國族認同、國家未來定位，或兩岸關係等議題的分歧。

事實上，這樣的改變，也導致兩大黨就公投議題進行與支持者溝通時，都會拋棄過往對相關議題的主張。此外，由於今年沒有其他重要選舉，因此這場公投也成了一場對民進黨執政評分的考驗。不難想像，這場公投將會促進台灣民眾對重要議題進行討論，有助於全民建立共識，甚至還能改善政策的成效。

但也有部分評論者質疑，由於民進黨降低了公投和罷免的通過門檻，這些投票已經變成了黨派彼此攻訐的工具，用來拉下對方、或是貶損和對方有關的政策主張，而無法為重要的內政議題提供理性辯論和決策的機會。

此外，不論是綠營或藍營，雙方陣營的內部也都變得越來越分裂。隨著國民黨漸趨邊緣化，其年輕黨員也會主張，國民黨應該試著吸引台灣的年輕世代，並和較年長的黨員爭奪領導權，因而變得更加分歧。至於泛綠陣營內部，也同樣愈來愈常看見類似的派系鬥爭。

其中，關於桃園大潭三接的藻礁公投案，就反映出了民進黨支持者內部的分歧，也顯示出在面對能源、環保、氣候議題相關的政策時已變得非常有爭議性。

分佈在台灣西北部海岸、長達27公里的脆弱藻礁，在過去的數十年來一直都備受爭議。民進黨為了建立「綠色」政黨的形象，曾於1990年代反對國民黨在藻礁旁興建液化天然氣碼頭的計畫。

然而時至今日，民進黨政府為了廢核（而這也是另一個公投議題），開始將天然氣視為比核能更安全、比燃煤和石油更乾淨、比太陽能和水電更可靠的選項，也認為這是台灣能源轉型的重要一步。不過，政府也受到了來自氣候運動人士的反對——他們多是民進黨的傳統支持者，但他們認為，在減用核能、以及包含天然氣在內的化石燃料的進程上，台灣政府的動作太過緩慢。

有些環保人士則是進退兩難，一方面希望能保護藻礁，另一方面卻又擔心燃煤、燃油發電廠，會帶來更多的空氣污染，因而認為三接帶來的破壞可能會相對較小。藻礁公投凸顯了環境、能源到底孰輕孰重的問題，而這項議題長期以來所缺乏的討論，如今卻變得高度黨派化，也高度分化。

面對能源議題時政府常用專家會議來進行討論，但現在已經難凝聚共識了。和其他地方一樣，「科學的」觀點並不能說服那些不信任政府的運動人士，而被政府指派來評估爭議的這些專家，也得不到運動者們的信任。由於這些爭論內蘊政治、又無法只由專家來決定，因此專家會議就更難解決爭議了。

另一個極具爭議性的公投案，則是萊豬議題。該議案擔心，民進黨為了增進台美關係，會在美國的施壓之下對美國做出過多的妥協和讓步。萊豬公投想挑戰台灣政府開放進口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的決定；作為瘦肉精來使用的萊克多巴胺，目前已被160個國家禁用，而台灣過去基於公共健康的因素，也曾予以禁止。長期以來，美方在和台灣進行貿易協商的時候，開放萊豬也都是最重要的訴求。

這個議題，也再次突顯了台灣的兩大黨是如何投機地改變自身立場。時間回到2012年，國民黨其實也曾在民進黨的抗議之下，開放美國牛肉進口；然而到了現在，儘管台灣消費者因為食安顧慮而群起反對，民進黨政府卻依然同意開放美豬進口，希望能藉此讓台美雙方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然而由於台美 FTA 並沒有太多進展，在野的國民黨也有足夠底氣能和消費者權益團體合作、舉辦公民投票，重新禁止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這為民進黨政府以及強烈主張簽署 FTA 的人士帶來了很大的麻煩。

由於北京的阻撓，台灣未能簽訂任何重要的雙邊優惠性貿易協定，而且除了世界貿易組織之外，台灣也無法加入其他的多邊貿易協定。蔡英文總統曾動用大量的政治資本，於2020年決定解除管制，期盼美國能與台灣簽訂FTA，並希望藉此鼓勵其他貿易夥伴，也和台灣協商FTA。最近，拜登政府重啓了久違的台美貿易官員對話，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復談重燃希望，不過，台灣要與美國簽署這類FTA，需要得到美國中產階級的認同，這些中產階級，多被視為民主黨主要支持者。

簡言之，台灣內部政治的極端化，已經超越了台灣人與大陸人、甚至是民進黨與國民黨之間的分歧，並在各自陣營中，都分裂出了許多有稜有角的派別。不論是哪個政黨或派系，都在算計著各自的政策選項，可能會為選舉帶來哪些好處或損害。於是乎，極端化現象也造成了碎片化的局面，導致不論是食安、能源政策還是環保議題，都難以透過理性或超然的分析來建立共識。

台灣必須變得更國際化，才能從地方走向世界，更加和世界接軌。其實，國際化反而能幫助台灣保持、發展、承傳自身的獨特文化，使她免於完全被中國主導的華語圈同化和吸納。

四、本位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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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台灣社會有個很矛盾的特徵：即使以人均收入來說台灣很富有、對全球經濟也貢獻良多，在政治與社會價值上又非常進步，民族文化的組成也相當多元，但台灣卻並不怎麼國際化。

其中一個體現台灣本位主義特色的指標就是交通工具。台灣的火車或大眾運輸工具在進行廣播時，至少會用上四種語言，但其中只有英文是外語（其他三個是國語、閩南語和客家話，在一些原住民鄉鎮路線上，還會加上原住民族的語言）。

類似的場景還有，台灣本地的電影和電視節目都會加上字幕，用的卻是中文字幕，這也反映出了一個歷史事實：許多年長的觀眾，很可能聽不懂國語，但卻看得懂中文字。雖然有少數例外，但絕大部分的企業，都是只使用中文溝通的，在學校，也主要使用中文教學；除了少數面對外籍觀眾的媒體之外，大眾傳媒也幾乎全都使用中文。

台灣近來之所以會出現本位主義高漲的現象，有部分可能是因為許多台灣人都希望能鞏固本土的身份認同，和中國人做出區隔，因而對發展和保持本土文化的活動很感興趣。

我上個月就看過一些非常優秀的作品，比方說：世界知名的雲門舞集新的作品《十三聲》，就透過舞蹈描繪出了台北萬華區的在地文化，也是我的出生地；根據得獎無數的環保人士吳明益的小説《複眼人》所改編的舞台劇，內容講述人與環境的關係，特別是原住民對大自然的尊重；電影《聽見歌 再唱》講述一間布農族部落小學的學生為了贏得全國歌唱比賽，而必須模仿城市孩子合唱的方式，但他們最後決定不認同這做法，並在這個過程中重新認識了自己的文化。

這些主題都相當在地化，也都在已深入台灣市場的大陸影片相互競爭。比起好萊塢電影，台灣人更喜歡本土和陸製的作品，因為中文比英文更加親切。

台灣政府已經開始鼓勵學生擁有多語的技能，但這裡的多語，指的不只是中文和英文而已，也包括國語和地方母語。我是道道地地的五年級（編按：指民國五十年一代出生，即西元1960年代）台北人，家裡說的是閩南話和客家話，但我在學校裡卻不能說方言，否則就會挨打，因此我擁抱這個遲來已久的政策。

不過，我也認同學習英文的重要性，因為那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中國以外的世界；同時我也明白，學習英文無可避免地將會佔用掉學習國語和本地母語的時間。

由此，台灣想國際化、轉型成為雙語社會的目標，正面臨著很大的阻礙。政府已經公布了一些政策，試圖讓高中生、大學生能流利地使用英文，並說服曾在國外留學的教職員使用英語來教學，甚至還鼓勵公務員精進自己的英語能力。

然而，要讓這些政策得以成功，台灣極度缺乏國際化的日常生活環境。台灣的日常生活環境，並不足以讓身處其中的台灣人感覺到：使用英文不僅可行、且對國家安全繁榮乃至個人的福祉都有好處。

自從北京於1970年代取代台北、成為國際上唯一的中國代表之後，台灣便一直遭到國際社會的邊緣化。現在，台灣無緣參與任何以國家身份代表的國際組織，就連以觀察員身份參與的也很少，只能以個別而特殊區域的名義，參加諸如亞洲開發銀行、亞太經濟合作論壇（APEC）的經濟組織。

台灣曾經期望成為歐美國家通往亞太地區的經濟樞紐，但終究未能達成目標，而這樣的角色也早已被中國沿海的開放城市搶走了。因此，台灣不但欠缺國際組織，也一直少有國際企業或INGO在台設亞太總部，無法為年輕人提供太多涉及國際性質的工作機會，導致台灣年輕族群缺乏誘因培養雙語能力，也不太願意為了參與國際事務而培養技能。

這些現象對台灣相當不利，因為台灣必須變得更國際化，才能從地方走向世界，更加和世界接軌。其實，國際化反而能幫助台灣保持、發展、承傳自身的獨特文化，使她免於完全被中國主導的華語圈同化和吸納。我住在香港的時候也學會說粵語，我能感覺到，香港的自主性正在不斷被侵蝕，而北京也也不斷試圖令其獨有的粵語文化邊緣化，藉此讓香港成為中國同質化的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這和過去台灣的歷史如出一轍。

對此，香港人正在努力推廣本土文化，並持續使用英語；透過這種方式，他們一方面在抗拒被中國同化，另一方面也是在維持自身的國際地位。如果台灣人繼續維持自己的本位主義，他們最後便會發現，台灣除了透過中國之外，將很難有其他管道可以與世界自然的連結。

曾被官方標榜為「亞洲世界都會」的香港，正在逐漸變成中國的另一個一線城市，同時也正從東亞的金融商業中樞，變成中國大灣區的核心，而深圳甚至也已經能和香港並駕齊驅。十分相似地，台灣也曾期盼成為「亞太營運中心」，幫助世界與當時依然與世隔絕的中國建立連結。然而，如果台灣沒有辦法提高國際化的程度，那麼台灣人將會發現，愈來愈國際化的中國，正取代台灣企業成為全球營運的中心，並成為台灣人和外界連結的主要途徑。

總而言之，台灣人正在面對的，是一個艱難的政治議程。他們既希望保持自由多元，又希望在環境、經濟、人口等其他高收入社會也在面臨的難題上努力達成政策上的共識。然而，由於台灣社會的目光總是向內，而台灣的民主政治制度也讓選民變得更加分化，因此上述的目標只會變得更難達成。

與此同時，中國也在不斷使用其愈來愈強的經濟、軍事及外交力量，讓兩岸統一看起來是勢在必行的。然而台灣認同的崛起，加上北京對新疆和香港政策，都讓台灣人變得更不願意與中國統一，也導致北京必須加大力度，在國際社會中孤立台灣。

因此，台灣人的眼前正擺著一道難題：要如何在抵禦中國的同時，也發展出一套策略，來處理這些長期的結構性挑戰？

​台灣若不想向中國靠攏、又希望長期生存，為何美國政策相當重要？

要解決台灣的長期問題，最簡單的捷徑、也是北京最希望台灣人接受的方法，就是被中國統一。除非台灣接受變成族裔組成更多元的社會，否則若想抵抗人口萎縮的現象，那就只能靠來自中國的移民。反之，台灣對中國學生和專業人士的吸引力，不只來自使用中文的文化相近性，也包括更高度的個人自由和學術自由、更加獨立的法律體系，以及台灣優秀的醫療體系。

然而，相對的，隨著台灣經濟成長趨緩、年輕人失業率增加，台灣的科技專業人才，也早就開始前往中國尋找工作機會，而中國正好也急需他們的技術。對台灣的博士生而言，中國的學術市場能提供的機會比台灣和西方國家多更多，尤其許多台灣學者本來就更常使用中文發表研究；相較之下，台灣和西方國家的學生和教職機會都在逐漸減少，而且在這些地方教書還會被要求使用英文進行教學、發表論文。

簡而言之，除非有人積極推動並幫助台灣更加融入國際社會，台灣終將會陷入中國的影響範圍——就這點而言，台灣本身，以及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都需要加把勁。

世界上許多國家，在透過民主過程針對議題優先順序建立共識的過程中，也都曾遇到過不少困難；當下台灣的特別之處在於，其政治運作過程很容易受到來自中國的密集滲透。

一、幫助台灣對抗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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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急迫的需求，便是幫助台灣對抗疫情。藉由嚴格的邊境管制、對所有入境者進行隔離檢疫，以及有效的公衛措施，台灣曾經成功地阻止了病毒在社區傳播，看似為居民創造了安全的避風港。

然而近期，台灣在防疫表現上的自滿，卻也造成疫苗短缺、人民接種意願不高，以及檢疫系統的嚴重漏洞。此外，由於確診案例似乎不多，因此台灣一直沒有大量篩檢，因為擔心錯誤的檢驗結果會導致醫療系統無法負荷，甚至破壞台灣亮眼的防疫紀錄。

上述這些原因，都讓新一波 COVID-19 疫情，無預警地在2021年5月13日爆發，而政府也無法掌握所有的感染源。本文撰寫時，台灣正在努力應對疫情，並實施了比過往還要強硬的管制措施。

更糟的是，直到近期疫情升溫之前，台灣都只從亞斯利康（Astra Zeneca）那邊獲得了數量有限的疫苗，也沒有從中國或俄羅斯那邊取得任何疫苗。直到疫情升溫之前，台灣在商業和政治上似乎也缺乏力量或急迫感，而無從輝瑞、莫德納那邊取得足夠的疫苗。此外，台灣在短期之內，也還沒有辦法自己生產疫苗，或是像韓國和新加坡那樣，幫外國公司代工製造疫苗。

這意味著，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之下，多數居民都沒有接種疫苗的台灣將會面臨充滿變數的未來，也可能必須比其他國家維持更久的封鎖狀態。在最糟的情況之下，若新型變種病毒不斷擴散，那麼台灣的確診病例數也將會持續居高不下。

因此，雖然台灣在疫情之初的表現非常出色，但由於新型變種病毒突破了原本台灣有效控管的邊境、成了檢疫措施的漏網之魚，台灣現在在應對疫情上也成了最為捉襟見肘的國家之一。再者，台灣並非世界衛生組織的成員——儘管七大工業國和多達五十個國家都表達了對台灣的支持，但台灣依然未能參加於 2021 年 5 月舉辦的世界衛生大會——因此台灣也很難和國際社會分享自己的經驗、或從國外獲得援助。

為了在抗擊疫情上與國際社會進一步合作，台灣一直努力在國際發出自己的聲音，希望對其他國家有所貢獻，而目前台灣反而成了變種病毒的重要戰場。這令跨領域及國際的合作關鍵重要。

過去半年，台北已經籌劃要參與致力於後疫情時代經濟、健康與環境的永續發展的國際聯盟「堅韌社會再造委員會」Reform for Resilience Commission。台北主導的亞太中心召集公共衛生專家、企業界精英和公共政策領袖，以促進亞太區域跨領域的合作，透過科學實證的政策研究，一起參與此國際委員會的相關工作，建構後疫情時代在公共衛生、經濟、及環境領域更具韌性、更永續的發展模式。

在本月七大工業國峰會前夕，佈局歐洲、美國及亞太地區的委員會發佈年中報告，針對疫苗的製造與配送，呼籲國際社會緊急合作，以加速全球疫苗接種。這也正是台灣面對當下疫情所亟需的。

台灣的努力需要來自美國的支持，尤其當中國也利用了疫情提供的機會，試著透過疫苗外交，來說服台灣為數不多的邦交國轉向承認北京。這再次印證了一件事：除非台灣再次承諾以兩岸終極統一為目標，否則中國都將會不斷嘗試邊緣化台灣。

加強支持台灣成為世界衛生大會（ World Health Assembly，WHA ）觀察員，並不會讓美國違反其「一中政策」，因為巴勒斯坦和梵蒂岡這兩個非聯合國成員，都早就已經是 WHA 的觀察員了，而這麼做，也能為台灣開啟重返國際社會的大門，尤其台灣的參與不只是值得期待的結果，也確實有其必要。此外，讓台灣成為 WHA 觀察員，也能挽救世界衛生組織正在流失的公信力：由於某些重要成員國（例如中國）的政治干預，該組織早已蒙受了不少批評，遭指無能應對疫情。

二、幫助台灣與世界連結

美國可以和台灣攜手，透過台美雙向的交換學生以及學者和年輕專業人士的交流，來幫助台灣變得更加國際化。

沒有正式邦交並不代表台灣人不能獲得國際機會。美國在台協會已和台灣政府合作建立了一個人才流通聯盟（Talent Circulation Alliance），既鼓勵台灣人前往海外，也鼓勵美國人在台灣唸書工作，海外的台僑也可以將自己的知識和經驗帶回島內。美國國務院也已將其中文訓練課程從中國大陸轉移到了台灣，並透過一個新的計畫 Taiwan Fellowship Act，試圖讓更多的美國官員能駐台工作。此計畫已被併入剛剛獲得美國參議院通過的《無盡邊疆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中。

而台灣這邊，也應該要更加敞開自己的大門、面向國際學生——而且不只是來自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學生，也包括東南亞的學生。台灣在諸如公衛、科學、科技和國際事務等領域，已經擁有幾個非常成功的計畫，吸引了不少學生前往台灣，例如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全球衛生學位課程、國立政治大學社科院亞太碩博士學程，和新進成立的創新國際學院等。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的工程和技術專業課程，也長期吸引了衆多東南亞學生。

同樣重要的是，一旦學生或專業人士在台灣完成學業或訓練，台灣政府也應該要允許他們成為永久居民。為了吸引國際人才來台灣工作，定居，國發會也剛通過「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修正案，邁出國際化的步伐。

台灣愈是開放，就會有愈多專業人士和充滿抱負的年輕人移民到台灣，這有助於建立台灣亟需的國際化生態體系。最後，由於美國的教育和生活費用較高，因此有興趣前往美國就學而家境不富裕的台灣年輕人，會需要財務上的支持，此時慷慨解囊的捐助者、台美官方的獎學金，以及由學費互惠減免機制所資助的台、美大學的交換學生計畫，就能為他們提供所需的資金。

三、幫助台灣發展更多元的經濟

雖然前所未見的全球晶片荒、以及資通訊產品的短缺，確實都讓台灣蒙受其利，但長期來看，台灣還是必須擁抱創新和可持續性的概念，藉此擴展、建立更多元的經濟基石。台灣已經成功地透過獎勵，吸引一些台灣企業將工廠和事業搬回到台灣來，但台灣應該要與美國和盟友合作進行經濟結構的升級，讓原本碳排放密集的經濟得以轉型，改為專注於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

此外，如前所述，我們也必須鼓勵台美之間的人才流通、並培育企業家，藉此讓台灣的新竹科學園區和美國矽谷建立更多連結，發展出新的產業。不這麼做的話，中國便會超越美國和台灣，率先成為一個乾淨的低碳經濟體，並讓中國成為台灣最便利的夥伴，為台灣提供經濟轉型所需的資本、科技和市場。

為了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轉型，台灣也急需和美國達成雙邊的貿易協定，而跨太平洋的夥伴關係重建之後，台灣也必須加入其中。否則，不論是中國的市場，或是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多邊貿易協定（比如RCEP），都會成為台灣的唯一選擇——尤其北京本就已在試圖擴張和台灣的互賴關係，以此來達成他們的政治目的。一旦台灣別無選擇，他們的經濟就會被侷限於以中國為主的環境中。

四、幫助台灣鞏固其民主制度

作為一個活躍的民主政體，在政治上，台灣必定會希望自己的內政外交政策以及長期的安全和發展策略，能和其他的民主國家並駕齊驅。拜登政府應該要透過各種方法持續和台灣緊密合作，比如「全球合作訓練架構」（Global Cooperation Training Framework）就能讓台灣和理念相近的國家分享自己的經驗，並鼓勵其盟友與台灣針對共同的問題進行合作。

台灣在這方面已經獲得了不少支持，比如七大工業國今年在倫敦發表的、有史以來第一次對台海兩岸和平穩定做出的共同聲明，就是其中一個例子。早在拜登的全球民主高峰會之前，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便已在 2021 年 5 月邀請蔡英文擔任演講人，其他與會的嘉賓，也包括其他民主社會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領導人。此外，將台灣整合進「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不只能加強台灣的防禦能力，也能讓台灣和擁有相同價值和目標的民主政體進行合作。

一如前面提及的，台灣很可能正在經歷一場重要的政治轉型：從過去的兩極化，轉變成為更多元的意見分佈，而我們也期待台灣人民在面對公共政策的複雜議題時，能更加理性地進行思考。除了更加支持台灣認同，以及民主的生活方式之外，人民對於涉及能源、可持續性、教育和移民政策的利弊權衡，當然也會有各種不同的意見。

世界上許多國家，在透過民主過程針對議題優先順序建立共識的過程中，也都曾遇到過不少困難；當下台灣的特別之處在於，其政治運作過程很容易受到來自中國的密集滲透。和其他理念相近國家合作，可以幫助台灣的政府和公民社會深化其民主實踐，並分享他們在面對複雜議題時捍衛民主的經驗。

結論

川普執政期間，美國的對華政策出現了明確的轉變：從全面性的交往，轉變為戰略性的競爭。讓一些人感到訝異（對另一些人來說或許是有些失望）的是，川普帶來的這些轉變，至少在拜登就任總統後的前幾個月，都並沒有改變。

然而，針對台灣問題，激烈的辯論已經展開：美國是否應該以戰略清晰政策，取代傳統上的戰略模糊政策——換言之，美國是否應該更清楚地表達防禦台灣的承諾。

無論如何，美國都應該要協助台灣提升其長期的環境可持續性，以及其在政治、經濟上的活力；增加對台軍售、提升台灣防禦能力這些事情固然重要，但僅僅這些是不夠的。

如果我們希望台灣能妥善處理兩岸關係，並增強台灣在公共衛生、國家安全、經濟和環境領域中的韌性，那麼幫助台灣變得更加國際化、促使世界各國與台灣分享共同面對「高收入社會挑戰」的經驗、簽訂美台貿易協定、在乾淨能源領域和台灣合作、幫助台灣加入其他理念相近國家的多邊對話，以及提升台灣在國際組織中的參與程度，讓台灣的意見和經驗能夠為國際社會作出貢獻，這都是相當重要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