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改寫自林夏如2021年3月15日布魯金斯學會網站上為台美季刊分析發表的文章：Syaru Shirley Lin, “Taiwan’s continued success requires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of products and markets,” Brookings Taiwan-U.S. Quarterly Analysis, March 15, 2021. 端傳媒獲作者授權首發中文版）
在島内外不少人眼中，今日的台灣可以説是一個「奇蹟」：民主化三十年來，台灣向全世界展示了一個華人民主社會如何有效地運作，一個高收入經濟體如何保持經濟成長。當其他出口導向國家因美中關係脫鉤而受創之際，台灣憑藉在半導體產業的領先地位，繼續受惠於全球迅猛增長的高端晶片市場。台灣防疫的成功使經濟活動不受干擾，去年經濟成長3%，今年預測將創7年新高。台灣已成為經濟韌性與公衛的典範。然而，台灣過度依賴中國，與其餘世界的連結相對較弱，她的成功與災難僅一線之隔。
對台灣而言，中國有低廉的勞工與巨大的消費市場，在語言、文化和地理位置上都和台灣親近，這使得中國自然地成為台灣密切的貿易投資夥伴。但是美中貿易戰當前，中國又積極憑藉自身經濟實力追求政治影響，使所有依賴中國的貿易夥伴都面臨「中國兩難」。對於台灣來說，將其商業關係多元化，才是明智之舉。
李登輝總統雖自1993年開始推動南向政策，但台灣對中貿易仍持續成長，如今達兩岸交流40年來的最高點；中國與香港合計佔台灣總體貿易34%，反觀美國占比13%、日本11%。中國是2020年全球唯一從疫情中恢復並保持增長的主要經濟體，這可以部分解釋台灣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儘管蔡英文政府推出新南向政策，但對東南亞國協（ASEAN）貿易比重卻從2017年的16%下滑至去年的14%。
台灣出口導向經濟的單一性，不僅凸顯為出口市場的集中，也反映在相關行業的集中上。台灣出口成長的支柱是半導體產業，以積體電路製造出口為主，台積電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龍頭企業。而在其他紡織、農業、傳統製造業領域，出口成長並不顯著，相關中小型企業的員工實質薪資從2000年以來就陷入了長期停滯。今天，台灣20至24歲年輕人的失業率達到12%，是全國平均失業率的三倍。台灣的年輕人在找工作時會發現，無論主觀感受如何，中國是他們面對的最好選擇之一。
台灣半導體產業角色過重，對台灣經濟會有潛在的高度風險。台灣半導體是美中兩國實現其先進科技雄心的關鍵，但美國人工智慧國安委員會近期對美國過度依賴台灣表達憂心，警告美國必須致力本土生產半導體，以管控風險、確保供應。中國也大手筆投資半導體生產，作為「2035願景」的發展戰略。當中國相關產業取得技術進展，降低對台灣晶片的依賴，不僅將降低對台採購，也將成為台灣半導體產業、甚至包括台積電的競爭者。
台灣未能全然多元化其貿易與投資夥伴有很多因素，但其實大多與中國的干預無關。究其根源，台灣社會與企業不夠國際化，致使台灣企業仍將中國視作較容易來往、得到利益和成長的來源，而不試圖尋找新市場。
台灣與中國的政治關係緊繃，加劇了台灣對中經濟依賴的風險。民主化的台灣社會擁抱了與中國大陸截然不同的政治價值和生活方式，今天只有1%的台灣人支持立即與大陸統一。習近平所説的「台灣問題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這一目標也變得越來越渺茫。
在2019年初，習近平提出探索「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然而從去年至今，北京無視其在《中英聯合聲明》中的承諾，顯著加速了對香港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的侵蝕。當下，香港的民主派社會運動領袖若非被「國安法」拘捕入獄，便是流亡海外。北京人大剛通過的香港選舉制度改革決定，旨在終結香港的自由競爭性政治參與。香港包括公務員和學術界包括師生在内的各界，都被要求學習愛國主義、實踐「愛國者治港」原則，政治中立與學術自由都岌岌可危。
香港發生的一切，都讓台灣社會對北京的促統手段愈加抗拒。相應地，北京近年來更頻繁地運用軍事威脅台灣、「武器化」台灣對中經濟依賴，以說服台灣人接受北京條件。北京的相關舉措包括頻繁派遣軍機侵擾台、削減赴台遊客、對支持民進黨的台商施壓、禁止台灣農產品出口大陸等等。今年3月的「鳳梨危機」再次讓台灣社會體會到了對中國市場過度依賴的風險。相似的經濟懲罰手段，中國也運用在韓國、澳洲等國身上，但是台灣的處境比這些國家更為嚴峻，因為中國旨在從政治層面吞併台灣。
如今，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墜入1990年代以來的最低谷，甚至為台灣當下最自豪的公共衛生領域投下陰影。台灣人普遍對中國生產的新冠疫苗無感，而被WHO排除在外的台灣，從COVAX分配機制中獲得的疫苗並不多，台灣政府在國際疫苗市場的訂購努力收穫也十分有限。儘管台灣在防疫上有顯著成績，但是隨著全球疫苗接種鋪開，人員逐步恢復流動，台灣可能面臨外來遊客數量有限、國人出境手續繁複的窘境。這將影響台灣的經濟成長前景，並削弱台灣社會的信心。
台灣在過去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了民主轉型，培育了高附加價值的科技產業，也促進了社會分配公平。但是今天台灣正在踏入高等收入陷阱，面對高齡少子化、分配不公和缺乏社會共識的挑戰。2020年，台灣總人口首次出現負成長，到2065年左右，台灣的青壯年人口數量將減半。在疫情時代，全球央行都採取量化寬鬆政策，加劇了資產膨脹。央行數據顯示，台灣的家庭負債佔GDP比例在2019年已經高達86.7%。台灣年輕人在未來將面臨更沉重的債務負擔，世代不平等和城鄉差距會進一步擴大，正如我們在美國和歐洲看到的情形一樣。
台灣要如何跨越高收入陷阱？中國看似是近在咫尺的解方，但它更可能是危險所在。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讓它有更多機會侵蝕民主機制。北京已經在不遺餘力地挖掘台灣高端半導體產業的人才，試圖竊取敏感科技資訊。中國還利用社交網路、傳統媒體和資本對台灣社會進行全方位的滲透。隨著台灣尤其是年輕人對統一喪失興趣，北京漸漸意識到，無論是否動用武力，台灣「回歸」都將不會是一個自願的過程。中國軍隊攻擊台灣和阻止美軍介入協防的能力在不斷加强，令台海局勢越發緊張。然而，中國對台灣國際空間的擠壓和經濟上的脅迫是比軍事打擊更為深遠的威脅。
台灣的成功要能永續，必須保住其在半導體的領導地位、多元化經濟，致使社會各階層分享成功，以及強化與更多經濟夥伴的關係。為達成這些目標，美國與台灣必須達成雙邊貿易協定，尤其因為蔡英文總統已經投注大量政治資本，開放美豬進口，達成了美國達成該協定的前提。
台灣也必須被給予更多機會融入國際社會，包括加入世衛組織（WHO）與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為全球供應鏈的轉變做好準備。台灣經濟未來的永續不僅依賴有為的政府、勤奮的人民，也需要國際社會的支持。台灣無法獨自抵擋中國經濟的引力，除非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合作保護台灣的主權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