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狀病毒疫情 深度

台灣「以疫謀獨」嗎?疫情中茁壯的健保共同體

歷經WHO風波、口罩外交與數起環繞著「全民健保」而生的爭議,讓台灣共同體在疫情之中反覆確認邊界,並再次對中華民國遺留的體制表達困惑與質疑。


2020年4月7日,台北下班的市民戴上口罩走過馬路。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0年4月7日,台北下班的市民戴上口罩走過馬路。 攝:陳焯煇/端傳媒

自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國台辦不只一次指責民進黨政府以疫情為由要求加入WHO、與AIT(美國在台協會)簽訂「台美防疫夥伴聯合聲明」是「以疫謀獨」、挾洋自重。而台灣總統蔡英文在3月19日發表的總統府敞廳談話中,則正面反擊,這種批評台灣「以疫謀獨」的說法,「只是以政治思考的狹隘心態,無助於當前疫情防治。」

台灣是否以疫謀獨?兩岸政府或許難有共識。但自疫情爆發以來,台灣共同體不斷地進一步凝聚、團結,進而出現更清晰的邊界輪廓,確是不爭的事實,也不是台灣政府可以完全掌控、「謀」之的單向道。

27日,正當美國的新冠肺炎案例數剛剛突破十萬例之際,北加州地區發行量最大的報紙《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刊出了一則報導,標題為 〈「難民」從灣區逃往台灣,希望遠離冠狀病毒〉

這則報導採訪了兩位北加州的華裔居民,他們都在台灣「封關」前的最後一刻,成功地從美國飛抵台灣入境;其中一位當事人 Connie Wong,甚至還將自己年邁的雙親也一起帶到了台灣,目前棲身在台北的一處旅館。

「如果我雙親也感染肺炎了,就算送去舊金山的醫院急診,他們也分不到呼吸器,因為到時已經會是戰時狀態了。我們沒有足夠的護士、醫生,也沒有足夠的呼吸器。」她在接受採訪時如此說道。

Connie Wong 還指出,就她所知,當時正在逃離美國、前往台灣避難的人並不少見,但她的女兒最後選擇留在美國,因此她現在也在台灣搜羅口罩和消毒紙巾,準備將這些防疫物資送回美國。

這則報導被轉貼在台灣臉書粉絲團頁面之後,卻引起了部分台灣網民的不滿與騷動。有些人將這些「歸國華人」比擬為在肺炎疫情爆發之後出逃的武漢人,有些人則附和自己也有認識住在美國的親友都「逃了回來」,但更多的留言,則似乎是下意識地將這些從美國來台的個案,連結上了另一個經常挑動台灣輿論神經的議題——海外僑民是否濫用健保制度?

2020年3月14日,台灣新北市舉辦大規模防疫演習,模擬發生大規模社區感染等情境。

2020年3月14日,台灣新北市舉辦大規模防疫演習,模擬發生大規模社區感染等情境。攝:陳焯煇/端傳媒

海外僑民「濫用」健保制度嗎?

台灣從1995年開始實施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由於覆蓋率幾近百分之百、醫療紀錄系統建置完備,以及物美價廉的特性,近年來受到了許多外國媒體的注目。

台灣目前採行的健保制度,由中央健康保險署作為單一保險人,統一掌控醫療服務和藥物的價格,幾乎壟斷了醫療市場,因而與其說是「保險」,不如說更像是「社會福利」;根據《全民健康保險法》,只要是在台灣設有戶籍的國民,以及持有合法居留文件的外國居民,都擁有投保健保的資格。

在台灣,病患看診的自付額相當低廉(在普通診所看診,通常只需負擔掛號費約 50 至 150 元台幣),保費也並相當實惠(一個月最低約 750 元台幣),因此移居海外、或擁有雙重國籍的台灣人,通常都會保留台灣的戶籍和健保資格。

這社福色彩濃厚的制度,始於1995年3月1日。健保署署長李伯璋回顧,全民健保開辦之前,台灣相關健康保險的制度繁多,例如,勞保、公保、軍保、農保等,當時全國約有1240萬人加入勞保,占當時總人口的59%。但其餘41%的非就業人口,多屬於未成年人、65歲以上老人等族群,無經濟自主性、無法加保,且缺少適當醫療保障。

李伯璋說,這些弱勢群體本就是醫療上高風險、高需求者,卻又不易在民間保險市場中獲得適切的醫療照護,1986年,前行政院院長俞國華提出全民健保的規劃,整合現有醫療保險制度,試圖開辦全民健康保險,經過多年規劃,在1995年正式上路。

由於美國並沒有類似實施「單一保險人制度」的全民健康保險,即便有私人保險,醫療費也依然相當昂貴,因此保留台灣健保資格的這種現象,在移居美國的台灣僑民身上特別常見。坊間盛傳,從美國返台看病,甚至是固定回台健檢洗牙、順道探親的開銷,就算加上了機票費用,也依然只是在美國醫療費用的零頭而已。

長期下來,這些出於醫療目的而返台的美國僑民,就逐漸被冠上了「沒事美國人,有事台灣人」的負面形象。

回看《舊金山紀事報》的這個案例,這位帶著父母來台的華人由於來自美國、並未定居台灣,因此便被有些網民誤認成「健保寄生蟲」。然而實際上 Connie Wong 本人既沒有台灣的護照或居留證,也沒有健保資格,甚至在飛離美國之前,還自費買了一千美元的商業旅遊保險,應付可能在台灣會有的醫療支出。

健保署署長李伯璋也澄清,根據數據來看,近年來旅外國人、僑外生、新住民,除了「除籍退保、返國設籍加保」及「新住民」等族群,醫療耗用高於保費繳納之外,其餘人士的醫療支出均低於繳納保費。也就是說,台灣民眾對於「旅外國人都是健保寄生蟲」的指責,與實情並不相符。

有些網民也在貼文下方提出了澄清,指出報導裡的當事人其實只是擔心父母無法在美國獲得適當的照護——唯一的一個爭議點,似乎是當事人的父親曾經在台灣就讀軍校、擁有中華民國護照,只是長期定居美國,在台也早已沒有戶籍,是中華民國所謂的「無戶籍國民」。

2020年4月7日,台北國父紀念館,三軍儀隊走到升旗台舉行降旗儀式。

2020年4月7日,台北國父紀念館,三軍儀隊走到升旗台舉行降旗儀式。攝:陳焯煇/端傳媒

身為「中華民國無戶籍國民」的海外華人與民國遺民

有些台灣網民在看了留言討論之後不禁疑惑:什麼是「無戶籍國民」?

的確,根據中華民國《出入國移民法》第三條,「中華民國國民」可以分為「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的國民,以及「在臺灣地區無戶籍」的國民。就連很多台灣人,都不知道「無戶籍國民」的存在。

由於中華民國的 《國籍法》 採用「屬人主義」,任何人只要在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即能擁有「中華民國國籍」,再加上中華民國過往一直以「正統中國」的代表自居,因此過去在海外出生的華人,只要能夠出示僑居地華人組織開立的證明,通常便可以取得中華民國的護照。

同樣都是封面印有「青天白日」的墨綠色護照,為什麼會有兩種不同的待遇呢?箇中原因,或許便與中華民國的「台灣化」脫不了關係。

這類歷史悠久的華人組織,不論名稱是「同鄉會」、「會館」,甚或是「國民黨支部」,功能大抵都非常類似,不只為僑民提供與原鄉的連結管道,過去也可能是中華民國在海外的半官方代表。尤其中華民國在國際均勢上落後給中國大陸、於許多地方裁撤駐點之後,這類華人組織有些也會代辦領事業務,比如韓國的華僑協會、 大溪地的「國民黨支部」 ,都可以算作例子。

根據統計,目前持有中華民國護照,但在台灣無戶籍、無身分證號的「海外國民」,人數約有六萬多人,但有資格被認定為國民的僑民人數卻高達四千多萬,甚至比具有戶籍身份的中華民國國民人數(兩千三百多萬)還要多。放眼全世界,這種「海外僑民比本國國民還要多」的現象,或許可以算是絕無僅有的案例,某個意義上來說,也突顯出中華民國憲政架構套在台灣這個小島上的荒謬之處。

如果打開維基百科的「 中華民國公民簽證要求 」這個條目,讀者也會發現「免簽地圖」上用來標示「台灣護照免簽證國」的綠色色塊有兩種:深綠色是「須提供國民身分證編號」的免簽目的地(包括歐洲、北美和日本等地),而淺綠色則是「無須提供國民身分證編號」的免簽目的地(多半是拉丁美洲、東南亞地區),而上述的「無戶籍國民」,持有的便是「無國民身分證編號」的中華民國護照,他們能夠免簽前往的國家,比一般台灣人還要少。

然而同樣都是封面印有「青天白日」的墨綠色護照,為什麼會有兩種不同的待遇呢?箇中原因,或許便與中華民國的「台灣化」脫不了關係。

在過去,海外華僑在台灣只要有本地人擔保,便可登記戶籍、取得身分證。然而這種國籍認定的寬鬆狀態,卻在中華民國脫離「內戰框架」的過程中,開始出現了變化。

1991年,李登輝總統公告廢除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在法律上正式終結了國共之間長達四十三年的內戰關係,並於隔年進行憲政改革。在這個時代背景之下,台灣政府也一併修改了出入境管理規定,要求海外華僑來台前,必須先至台灣駐外領事館或代表處申請形同簽證的「入出國許可」,一次停留最多允許六個月,期滿之後也必須先離境,才能再次申請入境。

到了1999 年,台灣更進一步訂立了《入出國及移民法》,開始以「戶籍」為界,將中華民國國民區分為「無戶籍國民」與「有戶籍國民」。時至今日,這些海外國民如果在台灣沒有戶籍,便只能行使總統、副總統的投票權,但沒有立委及政黨票,在台的其他權利也有程度不一的限縮。

總的來說,台灣政府於一九九〇年代針對國籍所進行的一連串改革,都是在透過實務上的差別待遇,隱晦地將中華民國國民的概念,和「在台灣的居住事實」聯繫起來,從而逐步地將海外華人從「中華民國國民」的定義之中排擠出去。

到了2006年,台灣原本主管海外僑民業務的「僑務委員會」,也將組織的英文名稱從「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uncil」(海外華人事務委員會)改為「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海外社群事務委員會),除了在名義上降低華人色彩,實務上也把業務範圍逐漸從「服務華僑」過渡為「服務台僑」。

這些舉動,或多或少都在「效忠」中華民國的海外華人社群裡引起了一些怨言。

以韓國為例,由於地緣政治和冷戰架構,韓國直到1992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之前,承認的「中國」一直都是中華民國,而在韓國世代定居的老華僑(多半為山東籍),也一般都會擁有中華民國籍。由於韓戰過後的韓國社會和政治氣氛對華僑並不友善,因此韓國華僑普遍對中華民國都抱持強烈認同,因而遲遲不願入籍韓國,也多半都持有中華民國護照。

這種現象,即便是在韓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之後的頭幾年,似乎也都沒有太大的變化,甚至還曾造成一個弔詭而有趣的現象——位於首爾明洞的中國大使館,在被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便升起了五星旗,然而緊鄰大使館的「漢城華僑小學」,每天早晨卻依然會在「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國歌聲中升起青天白日旗,上演「兩個中國」在首爾鬧區隔牆較勁的戲碼。

有些人在接觸過韓華社群之後,甚至會覺得「真正的中華民國」或許根本就已經不在台灣,而是在韓國——在冷戰架構中形塑認同的韓國華僑,彷彿是中華民國的遺民一般,即使位於台灣的「中華民國」意涵早已質變,老一輩韓華卻依然會緊抓著那些民國符碼不放。這些韓華或許偶爾會對台灣人說「我也是台灣人」,但他的意思其實通常是「我也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對於中華民國的「台灣化」,也多半頗有微詞。

隨著老一輩華僑社群的凋零,這些效忠中華民國的「海外遺民」也在日漸消失。比如韓華近期的後代,就不如父執輩那般對中華民國抱有情感,尤其韓國社會的平均所得近年已經超過台灣,過去曾將中華民國護照視為前往台灣賺錢、通往「經濟出路」的入場券的想法,也已經不復存在。有些韓華學生,甚至會因為自己持有的「無戶籍中華民國護照」在某些國家無法免簽、無法和韓國同學一起前往海外畢業旅行,而對自己的國族身份產生了懷疑。

循此,讓海外華人和台灣漸行漸遠的,除了兩岸之間的均勢消長、中國崛起造成的拉力之外,台灣內部的推力也正是關鍵因素。

此次肺炎疫情爆發之後,有些台灣人甚至認為,疫情難得凝聚了大多數台灣人的共識、強化了台灣人和「他者」之間的界線,因而此時正是進一步修憲放棄「中華民國在大陸的固有疆域」(儘管現行憲法對於「固有疆域」範圍並無規範)、對「無戶籍國民」進行改革的絕佳時機,可以讓中華民國毋需再以「全球華人的母國」自居,從而成為「真正專屬於台澎金馬人民的國家」。

2020年3月19日,大批海外返台的民眾抵達桃園國際機場,並需消毒才可登車離開。

2020年3月19日,大批海外返台的民眾抵達桃園國際機場,並需消毒才可登車離開。攝:陳焯煇/端傳媒

在特殊國際處境中催生出的「健保共同體」

這些從疫情衍生出的「劃界」需求,除了重新拉出了「誰是中華民國國民」的討論空間之外,也反映出公衛體系和國族認同的共構體制,如何在台灣凝結成了「健保共同體」這個概念。

「有沒有健保卡」,有時與「有沒有身分證」、「有沒有中華民國護照」一樣可以界定身份,甚至因為「中華民國」概念日漸曖昧模糊,健保卡的「區分」效果更為清晰。

就 Connie Wong 的案例本身而言,儘管當事人並沒有「海外僑民佔用台灣健保資源」的疑慮,然而台灣網民對於這件事情「本能式」的反彈,依舊顯示出了國籍界線在牽涉到健保、醫療等議題時,究竟有多容易引起爭議。

這除了是前述在經濟層面擔心「健保濫用焦慮」造成的結果之外,在台灣特殊的國際處境下,健保卡也意外成為「中華民國/台灣」界線的最佳具體象徵。

首先,健保制度屢次成為讓國民驕傲的「台灣之光」。自從歐巴馬總統於二〇〇八年競選時以「全民健保」作為其中一項競選政見之後,是否要實施「單一保險人制度的全民健康保險」(Single-payer healthcare)的議題,便在美國成為政治人物彼此辯論攻防的重要議題,至今仍未有定論,而在這場辯論的過程中,台灣也不時會成為 美國媒體引用的案例 ,讓健保制度因而成為台灣「被世界看見」的契機和「驕傲的來源」。

除了美國媒體之外,以提供全球各城市生活物價服務聞名的資料庫網站「Numbeo」,也於2020年2月公布了醫療指數(Health Care Index)排行榜,評比各國的醫療品質,而台灣則以 86.71 分,第六度獲得冠軍。為跨國工作者提供各國生活資訊的「internatino.org」,也將台灣列為 「最受跨國工作者青睞的目的地」 ,如果細看問卷填寫者的理由,也總是能看到「優質價廉的醫療服務」這個說法。

其次,在日常生活中,健保卡對台灣人可說是幾乎人手一張的證件,也因此帶有「類身分證」的功能,不論搭乘國內線飛機、銀行開戶、辦手機門號,都能派得上用場——「有沒有健保卡」,有時與「有沒有身分證」、「有沒有中華民國護照」一樣可以界定身份,甚至因為「中華民國」概念日漸曖昧模糊,健保卡的「區分」效果更為清晰。

比方說,自從台灣開放陸生來台之後,陸生能否納入健保便一直是各方爭議的議題之一。不少意見指出,由於台灣健保的內涵更接近「社會福利」、而非「保險制度」,因此的確有必要對投保資格或待遇進行差異化,以服務本國公民為主。這個議題經過多年爭議,終於在蔡政府於在 2016 年上台之後才終於定案,允許陸生納保,但政府不對保費進行補助,而其他外籍生或僑生也一併適用新的規定。其後卻又遭到擱置,至今仍未被納入健保範圍之中。

但事實上,台灣拒絕陸生納保的原因中,所謂的「陸生來台造成健保負擔」的因素並不成立。健保署署長李伯璋表示,根據僑外生投保數據來看,即使陸生納保,也不會造成健保財政負擔,因為陸生屬於年輕族群、且來台人數有限,健保醫療支出相對較低。對於台灣許多民眾來說,不願與身為「他人」的陸生共用自己的健保資源的動力,或許遠大於「擔心健保負擔太大」的經濟因素。

有趣的是,每當外國媒體、美國政治人物提及台灣的健保制度時,報導下方也都經常能看到台灣網民的自豪留言。就此而言,健保制度不只是台灣的「驕傲」、能讓台灣被國際社會看見的東西而已,而已經幾乎是「台灣認同」的一部分了,而健保卡除了具有身分證(identity card, ID Card)的功能之外,也意外地承載了台灣人的身分認同(a card of identity),從而成為光榮的「健保共同體」的具象載體。

2020年4月7日,台北下班的市民在等候公車,螢幕上顯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講解的防疫宣傳。

2020年4月7日,台北下班的市民在等候公車,螢幕上顯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講解的防疫宣傳。攝:陳焯煇/端傳媒

英國情侶風波、港台訪問事件與「口罩外交」

台灣在此次疫情中相對沈穩的表現,也同樣引起不少國際媒體的關注,在某個意義上,也延續了同為公衛制度的健保制度過去曾為台灣人帶來的光榮感。就此而言,從英國廣播公司(BBC)的一則新聞——〈冠狀病毒:擔心女兒在台灣接受檢疫〉,以及其在台灣輿論引起的風波來看,尤其可見一班。

3月26日,BBC的網站刊載了一位母親的心聲,她指出自己在台灣遭強制隔離檢疫的女兒,向她抱怨隔離所環境太差、伙食不佳,「像住在監獄裡一般」。

消息一出,激憤的台灣人紛紛前往刊載該新聞的 BBC 英國中部地區(BBC Midlands)地方版的臉書粉絲頁留言。不少人措辭強烈地要求 BBC 為這則新聞道歉。事後證明,該報導其實是當事人母親的轉述,並非本人向媒體進行投訴。風波擴大之後,台灣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澄清隔離環境和餐食並未虧待,當事人在得知報導引起風波之後,也傳了簡訊給防疫工作人員表達歉意,而 BBC 事後也補上了台灣政府的說法,並在不久之後完全將這則新聞撤下。

然而回看台灣網民當時在 BBC 臉書頁面上激憤的留言——「你知道英國現在連食物都買不到嗎?」、「不喜歡台灣,就滾回英國去吧,我相信英國的國民健保局(National Health Services, NHS)會好好照顧你的⋯⋯才怪」,這些留言的敘事大多都隱含著「明明台灣防疫措施做得比英國好,你怎麼有資格抱怨台灣政府」這樣的言下之意,反映出的也正是台灣人對此次政府亮眼表現的自豪與認同。

就在疫情持續穩固台灣的「光榮共同體」的同時,海峽另一端的香港電台,也公佈了一段揪動台灣人心的訪談影片。

3月28日,世界衛生組織助理總幹事布魯斯・艾爾沃德( Bruce Aylward)在接受香港電台記者專訪時,被問及世衛組織是否會考慮讓台灣成為組織成員。沒想到艾爾沃德先表示訊號不佳、聽不清楚問題,卻在記者準備重新發問時,又回應「我們可以進入下一個問題」,最後甚至乾脆切斷通話。記者後來再次撥通了電話、重新發問,而艾爾沃德則回應「我們已經談論過中國各地區的狀況了」,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及「台灣」。

這段受訪片段曝光後,立刻在台港兩地引起了關注,也引發外國媒體跟進報導。世衛組織事後則罕見地發佈聲明回應,指出「台灣能否加入世衛組織,是由世衛成員國、而非世衛組織的工作人員所決定的」,並強調台灣目前已有參與世衛組織的管道和機制,並未被排除在世界防疫體系之外。

對於在台灣境內的觀眾而言,艾爾沃德的專訪片段,卻也讓中國的干預行為,在一個西方人的中介之下有了非常具體(且戲劇化)的形象和化身,而不再只是中國官方單方面數十年如一日、如讀稿一般的乏味措辭,也不再只是「民進黨政府刻意操作的空穴來風」。

2020年2月14日,鶯歌一間口罩機台製造廠內正生產口罩。

2020年2月14日,鶯歌一間口罩機台製造廠內正生產口罩。攝:陳焯煇/端傳媒

病毒與「想像共同體」的共構

從這三起由國際新聞報導引起的風波來看,我們不難發現,疫情似乎的確推動了台灣共同體的進一步鞏固。事實上,傳染病、隔離、檢疫這些公衛概念,其實原本就內蘊了非常強烈的「界線」概念,在實際操作層面上,也總是難以避免「劃界」或強化既有的國界——中國政府會指控台灣「以疫謀獨」,自然不是空穴來風。

由於疫情和民眾的生活福祉息息相關,對於很多自認「對政治無感」的人而言,國族認同、他者界線這些問題,突然成為實際影響自身福祉和生命安全的切身課題,每天在自己的眼前真實上演。

就在台灣認同因為公衛體系而攀上高峰之際,蔡政府又透過「口罩外交」做出了一記追擊。4月1日,蔡英文在總統府敞廳針對疫情發表談話,表示「台灣在前個階段已經組好了國家隊,這個階段要打國際盃,跟其他國家一同區域聯防,全面抗疫」,並宣布「將捐贈1000萬片口罩支援疫情嚴重國家的醫療人員」。

蔡總統發表談話之後,歐盟各國也紛紛透過各種管道向台灣致謝。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范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甚至在推特上首次針對台灣發表聲明,公開感謝台灣捐贈口罩的決定。口罩,儼然成為台灣爭取外交籌碼的利器。

這點也讓人不禁聯想起美國學者克雷格・艾迪生(Craig Addison)曾在2001年提出「矽盾」(Silicon Shield)理論。艾迪生認為,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在世界的高科技產業鏈中佔有重要地位,讓美國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保護台灣,半導體產業就像台灣的「盾牌」一樣。

但話說回來,半導體這種東西,終究還是帶有「基礎設施」的特性——雖然是維持生活運作不可或缺的基礎物件,卻經常藏在表象之下難以察覺,比如水電管線埋在地底下、和半導體有關的元件也藏在手機、電腦的機殼之下。

相較之下,口罩就很不一樣。雖然口罩平常根本無關痛癢,但在疫情之中,卻成為了人類是否能阻擋病毒的焦點,和病例數字一起變成最「可見」的奇觀和符號之一,遠比半導體更有話題、也更能讓人留下印象。

再說,雖然艾迪生把半導體稱為「矽盾」,但究其本質,這個概念的言下之意終究是「台灣雖然是某個重要材料的生產基地,卻也是個脆弱、而需要外人保護的基地」,換言之,就是個「需要保護的對象」。但口罩和其他醫療用的 PPE(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個人防護裝備,比如防護衣、手套)就與半導體產業不同。這些東西的本質就是在「保護」穿戴者,可以更直觀地將台灣聯繫上「主動保護者」的形象,也讓台灣從「被動的受害者」(Please help Taiwan),轉變成了「主動的援助者」(Taiwan can help)。

若再退一步看,公共衛生與民族主義都是現代化社會工程的重要環節,這兩者本就經常攜手並進、交互作用。台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蘇碩斌,在他的著作《看不見與看得見的台北》中提到:現代統計技術和戶口制度、都市規劃和公共衛生計畫,都是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進行現代化的核心計畫。這些計畫的共同目的,便是將原本一個個看不見、無法掌控的地方和居民,轉變成「可防可控」、讓統治者看得見、能夠進行現代治理的空間和對象。

此外,人類在形容「他者」、「外來人口」的時候,本就經常使用帶有公共衛生意涵的比喻,比如納粹便曾經以「寄生蟲」、「蝨子」來比喻猶太人,而積弱不振的清帝國,則被西方人稱為「東亞病夫」。

人類因為科學發展而現代化之後,公衛醫療體系在讓疾病成為「可控」的同時,也同時在讓疾病變得更加「可見」。然而,這些具象、切身的恐懼,不但沒有減少我們將疾病歸咎於外來他者的行為,反而還進一步讓共同體的邊界變得更加具體可見。

回看此次肺炎疫情,我們也不難看到各地以帶有民族主義的情緒和措辭動員抗疫意志, 被禁足的義大利人,也在公寓陽台上唱起了國歌 。這類動員不論是民間自發、或是政府引導的,總歸都能讓共同體的想像變得更加穩固。畢竟,將病毒、疾病想像為「外敵」的作法,本就更容易讓人們願意擱置歧見,也更能讓社群產生一致對抗外敵的團結感。

然而這種共同體想像的鞏固、以及民族國家的復興,卻也意味著超國家體系的危機。為了阻絕病毒擴散入境,世界各國都相繼實施了境管措施,就連歐洲申根區內原本已經名存實亡的「國界」,也都在疫情爆發之後因為重啟邊境檢查而開始「重現」;當歐洲成員國正在對高達四千億歐元的緊急應對資金進行討論時,荷蘭卻考量「國內」情形表現出了遲疑的態度,也為歐盟的團結氣氛蒙上了一層陰影。

此外,西方各國在出現醫療物資短缺的問題之後,也已經開始反省過往依賴全球生產鏈分工的製造模式,而這點,也正好和過去幾年來因為貿易戰而出現的「去全球化」勢頭匯流,極有可能對在冷戰結束之後維持了三十年的「全球化」年代,以及建立在這個體系之上的經濟發展進程帶來關鍵性的衝擊。

公衛體系與民族主義的共構,雖然讓台灣共同體出現了進一步鞏固的契機,但就更廣闊的脈絡來看,卻可能也為全球化體系預示了某種典範移轉的可能性。疫情當前的此刻,也正是各國需要攜手抗疫的關鍵時刻,民族主義是否會對國際合作帶來阻礙?甚至為世界局勢的走向埋下隱患?將會是全世界都必須謹慎看待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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