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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昺崙:疫情之下,誰替島嶼守住糧倉?台灣農運百年小史

自1920年代的左翼思潮始、至1980年代末期520農運的激烈衝突,乃至二十一世紀的第三波「土地正義」運動,百年來綿延不絕的農運,在現代化的激烈浪潮下替台灣留下了一方糧倉,也成為台灣今日面對全球疫情的最佳後盾。


1988年5月20日台北,農民北上示威包圍立法院,民眾加入抗爭並與警察衝突。 圖 : 邱萬興提供
1988年5月20日台北,農民北上示威包圍立法院,民眾加入抗爭並與警察衝突。 圖 : 邱萬興提供

【編者按】4月16日,台灣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在臉書專頁宣布,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制度正式上路。在這篇文章中,陳吉仲如此回憶:

「32年前,我當時讀大三,參加了五二○農民運動,因為農民走上街頭,所以才有隔年(1989)農民健康保險的開辦,然而相較於其他職業,農民仍未獲得完整的福利照顧。一晃眼30年過去了,我們終於才又建立了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臺灣每個職業都有職災保險,就只有農業沒有,但從農的職災風險卻是其他職業的4倍。前年11月通過的農民職災保險讓已經參加的23萬農民可以在工作時獲得保障。」

陳吉仲之所以會將「五二○農民運動」與農民職災保險相提並論,乃是因為「全面辦理農民農眷保險」即是當年農運的七大訴求之一,轉眼三十年過去,參與農運的學生推動當年的訴求成為實際的政策,而台灣的「農運」也經過了幾番轉生,有了全新的面貌。本文作者江昺崙為二十一世紀初的台灣農運參與者,他將五二○農運上溯至20年代的左翼思潮、下延至近十年來的「土地正義」相關運動,為台灣農運寫下一段小史。

正值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蔓延全球、各國益發重視糧食安全的此刻,回顧台灣農運歷史,別具意義。當然,台灣當代三農面貌,同時受到日本殖民政府農政菁英(如新渡戶稻造、磯永吉等)與眾多戰後美援農復會官僚所影響,亦受19世紀以降的國際貿易局勢所左右,惟其並非本文重點,故先略不論。

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台灣青年世代燃起了烽火,集體挑戰威權體制,象徵了一個民主世代的誕生。早在野百合事件之前,學生們就已經積極參與各地的農民運動。1988年7月民主學生聯盟(民學聯)就與農民聯盟合作,組成「農村巡迴工作隊」,協同農民進行抗爭行動,因此野百合是受到農民運動的影響,當時的參加農運的學生,也有部份成為野百合的核心成員。

台灣現代史上有三波農民運動的高峰。第一波農民運動是在1920年代,當時全世界左翼浪潮興起,當時接受到新式教育的第一批台灣知識份子,接觸到了一戰後全球「民族自決」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思潮,紛紛投入「民族、階級、婦女」三大解放運動當中。

而1920年代也是地主及資本家階級剝削農民非常嚴苛的年代,於是以各地知識份子協同農民,組成農民組合,進行對地主及資本家(製糖會社)的抗爭。特別是1925年的二林蔗農事件,可謂台灣第一場現代化的農民運動。可惜後來日本政府日漸傾向右翼集權,所以大規模掃蕩左翼人士,1930年代之後,農民運動即銷聲匿跡。

第二波高峰是1980年代,台灣社會運動風雲迭起的時代,當時因為國民黨政府急於促進台美合作,並積極爭取加入GATT(關稅暨貿易總協定),陸續開放火雞肉與香吉士等農產品進口,成為台灣農村長期遭到壓迫之下,引爆農民怒潮的導火線。因此1987年社運人士協同果農成立「山城區農民權益促進委員會」(簡稱山城農權會),抗議水果進口,點燃了1987及1988年農民運動的烽火。直至1988年5月20日的「五二〇運動」為運動最高峰,運動參與人士與警方發生激烈衝突後遭強力鎮壓,之後檢警逮捕130人,導致運動聲勢下挫,1990年代再也沒有類似規模的運動發生。

第三波農民運動,也是本文要探討的範圍。是在2002年台灣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到民進黨二次執政這一段期間,所發生的新興農民運動,或者有論者稱為「農藝復興」運動。這一波農運不僅只是街頭抗爭,而是在鄉土意識、城鄉發展、環境生態乃至消費者運動上都有全面的思考與實踐,希望可以重新反省台灣土地與人的關係。

但在進入正文之前,我們先來稍作「農民運動」的定義討論:我們現在俗稱的「小農」,學術上來說是戰後土地改革後普遍的「土地零細與家庭經營農場」,這樣講很拗口,所以我們一般就稱之為「小農」。

然後本文所談的「農民運動」,是以現代社會的抗爭模式作為基準——相對於日本時代初期,像是林杞埔事件或者玉井事件那樣「竹篙裝菜刀」的反抗模式——現代式抗爭是跨越階級的合作,知識份子會介入農民社群,進行農民基礎教育、系統性組織、有明確訴求的不合作抗爭、也有抗爭後段的法律攻防、以及普遍的文宣戰與詮釋權鬥爭等等。所以我們才會將二林蔗農事件,看成是第一場現代性的農民運動。

520農民運動事件擔任遊行總指揮的林國華。

520農民運動事件擔任遊行總指揮的林國華。圖 : 邱萬興提供

1990年代:沈寂的農民運動

1988年「五二〇運動」是第二波農民運動的高峰,也是尾聲。而事件之後,整個1990年代的農民運動逐漸消聲。探究整體原因,可以整理出幾個線索:

(一)農運分裂

當時農民運動也反映了台灣社會的思潮,粗分成了兩條統獨兩條路線:「農民聯盟」與「農權總會」。其實跟民進黨初創時期有點相似,農民組織一開始也是不分各種立場的組織,例如山城農權會裡面,就有左翼的「社運工作室」,也有民進黨的支持者加入。但後來在訴求、行動方式、及政治認同上出現分歧,後來就分道揚鑣,分成左翼的農民聯盟,以及以新潮流為主的農權總會。

兩派人馬分裂的原因很多,眾說紛紜:其中一個原因是五二〇事件是由雲林農權會發起,由屬於新潮流系統的林國華擔任指揮,而林國華這一派主張「開放農地自由買賣」,其他農運成員並不一定認同,引起內部爭議。

再來是行動路線方面,與稍早的「一二〇六」、「三一六」與「四二六」等大規模陳情行動相較起來,新系林國華所指揮的五二〇運動衝突最為激烈,甚至拆掉了立法院招牌,警方也毫不留情地對參與者殘酷施暴,造成日後農民對社運心生恐懼。參考當時農運成員陳信行(現為世新大學社發所教授)在〈我的野百合〉一文中所言,他非常不滿新系將群眾帶向激烈的抗爭路線,並指控這種運動是「以群眾為火牛陣」,造就「農運英雄」的民粹主義。

另外也有論者認為,路線差異是山城的「果農客家人」跟雲林的「稻農閩南人」差異所導致。但高雄農權會的戴振耀認為自己是閩南人,也是果農,並不存在這種差異。他在回憶錄《鹽水大飯店》裡提出:分裂主因是因為統獨立場不同。在1988年6月28日,林豐喜及陳秀賢領導的「山城農權會」,以及林國華領導的「雲林農權會」等各路人馬聚集在豐原,討論成立全國性組織的事宜。

會議上,林豐喜這一派主張「全省農民聯盟」,並推舉林豐喜當主席,戴振耀則提出「台灣農民聯盟」,推舉林國華當主席。雙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山城農權會成員拿椅子跟邱義仁、鄭南榕及紀萬生等人互毆,最後林國華這一派出走,另立農權總會,農運正式分裂。後續農民聯盟立場傾向「中國左派」,走上草根群眾及「反美帝反資本」路線;而農權總會則傾向民進黨的選舉路線,例如戴振耀於1990年選上立法委員,將街頭訴求帶入國會殿堂。

綜而言之,農運團體之間原本就存在許多差異,加上五二〇運動因為警民過於激烈,許多農運幹部遭到逮捕,參加的農民群眾也惶然不安,而之後山城農權會與雲林農權會兩派之間的立場及路線出現矛盾,最後導致內部分裂。

520農民運動爆發衝突,立法院招牌也被示威者拆下。

520農民運動爆發衝突,立法院招牌也被示威者拆下。圖 : 邱萬興提供

(二)福利政策

五二〇運動當天,其實也是李登輝總統的就職典禮,李登輝是農業經濟博士,也是台灣第一位「本省籍」(即經歷日本殖民的台灣籍人士、而非45年後隨政府來台的外省人士)領導人,對於農村的狀況非常瞭解,例如五二〇運動爆發後一個禮拜,李登輝立即到林國華的故鄉雲林古坑走訪,表現出柔軟的身段,並釋放積極調整農業政策的訊息。

所以政府後續花了十年的時間就推出了一系列的「農民福利」制度,目的是要舒緩來自農村的騷動與不滿。從1989年7月開始,政府全面實施「農民保險」——相較1958年即推出的公教人員保險與勞工保險,農民保險整整遲到了三十年之久。

而長期以來農村地區,一直存在著水利會與農民之間的矛盾,很多農民對於水利會會費(即水租)過高問題非常不滿,在1988年幾次大型農民運動中,「廢除水租」都是重要訴求,五二〇運動當中也提出了「改革農田水利會」的主張。到了1992年,蘇煥智等人與臺南縣農民發起抗繳水租運動,後續在戴振耀等立委的推動下,1993年立法院修正《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通過,於1994年正式免除農民水租,由政府代繳給水利會。

當時農民沒有退休金的制度,農民年紀大了只能依賴子女奉養,所以在1995年,政府推動「老年農民福利金暫行條例」,俗稱「老農津貼」,針對65歲以上,有保農保的農民,每個月發給3000元的津貼。直至目前為止(2020年3月),老農津貼已經增長到每個月7550元,但制度化的農民年金,卻還沒有正式上路。

農業最重要的資材「化學肥料」,戰後一直壟斷在台肥公司手上,50年代實施「肥料換穀」制度,強制農民用高價的穀物換取低價的化肥,政府從中賺取高額差價,對農民非常不公平。雖然在1973年,蔣經國宣佈廢除肥料換穀制度,但化肥市場還是被台肥壟斷,非常不透明。五二〇當中提出了「肥料自由買賣」的訴求,於是1999年9月,台肥正式民營化,同年並解除了肥料進口的限制,終於2003年開放化肥自由買賣。

戰後台灣的農地交易,僅限於農民之間,其他職業並不能買賣,更不能隨意在農地興建房舍。但是西半部平原的農村,一直都有一種聲音,認為要解決農村貧窮的狀況,就應該開放農地讓外人自由買賣,並且解除興建房屋的限制。所以在五二〇運動當中,雲林農權會才會加入「農地自由買賣」的訴求。而到了90年代,這項訴求也和地方豪強勢力的利益相符,所以國民黨的「老農派立委」,不斷向中央施壓,要求修法開放。

1999年,當時農委會主委彭作奎反對開放興建農舍,結果台灣省農會(現在的中華民國農會)還動員了一萬多名農民到台北抗議,喊出口號:「開放農舍,農民有救」向中央施壓(諷刺的是,這可能是90年代最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後來彭作奎請辭明志,立法院終於2000年1月4日三讀通過《農業發展條例》修正案,開放農地自由買賣,並得以加蓋農舍。雖然立法目的是為了活絡農村經濟,但以這20年的結果觀察下來,卻因為土地浮濫炒作,直接影響了農業與農村的發展。

從1989年到1999年這十年間,由於過去街頭抗爭的社運參與者,例如戴振耀等人進入國會,在與李登輝領導的國民黨政府競合之下,陸續推動了體制內的福利政策。但也因此轉移了農業結構改革的重心,消解了許多農民運動的能量。要言之,福利政策並沒有實質改變農業體質,而僅像是使用葉克膜一樣,延後了農村凋零的時間。

更有甚者,為了應對90年代後全面的民主選舉,加上李登輝要對抗黨內的外省勢力,國民黨主流派開始籠絡地方豪強,讓黑金勢力進入政壇,占據地方議會乃至立法院等高位。而這些地方豪強也壟斷並強化了組織網絡,例如控制三級農會,透過信用部超額放貸等方式來鞏固樁腳,並逕自替農民代言,壓制了農民自主的批判聲浪(這部份地方勢力的運作,可以參考吳音寧《江湖在哪裡》一書)

原本是照顧農民的農漁會系統,其信用部門從9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嚴重超貸的情形,於90年代末期,逾放比甚至高達20%之譜(逾放比是信用機構裡難以收回貸款的比例,正常機構必須控制在3%以下),可見當時農村基層組織腐敗之嚴重。

(三)農運模式改變

雖然說在90年代,大規模的農民運動逐漸消失,但其實以農民為主體來觀察,早在70年代就有大量的地方反公害抗爭出現,只是多數沒有知識份子或中產階級參與,難以在公共領域當中被標誌出來,或被理解為「農民運動」。而五二〇運動之後,這些「地方型抗爭」並沒有消失,而是從農民集體與國家制度對抗,轉向了地方社群以反對公害與鄰避設施為主的行動。

例如說,1997年4月,彰化芳苑鄉鄉民包圍東麗紙廠,抗議工廠帶來的公害,與當地警方發生強烈流血衝突,居民與警方一共有20多人受傷。而在1998年2月,溪州水尾地區預計興建焚化爐,當地居民同樣包圍工地現場,與警方發生對峙,現場鄉民甚至丟擲石塊與糞便,導致雙方陣營多人受傷,再早之前溪州鄉民甚至堵住當地高速公路交流道,癱瘓南北交通。

在90年代,因為各縣市陸續興建焚化爐的緣故,全台各地發生了60多起反焚化爐運動,幾乎每個預定興建焚化爐的地區都有抗爭,大多數焚化爐預定地址也座落鄉村地區,所以其實90年代的農民抗爭並不少,只是可能大多被標誌為環境議題或社區鄰避抗爭。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美濃反水庫運動」。1992年,高雄美濃的鄉親得知,中上游黃蝶翠谷一帶要興建美濃水庫,供給預計在下游興建的「八輕」等工業區使用。鄉親非常不安,到高雄縣政府及立法院陳情抗爭。1994年,作家鍾鐵民與鍾永豐、鍾秀梅等人組織「美濃愛鄉協進會」,開始推動社區營造。雖然1994年立法院暫時刪除水庫興建預算。

但到了1998年4月,時任行政院長蕭萬長重啟美濃水庫計畫,下令「一年內動工」,又引發了美濃鄉親怒火,1999年,鍾鐵民與美濃鄉親再度動員,前往立法院陳情,返鄉青年林生祥組成的交工樂隊也和鍾永豐合作,大家在傳統菸樓裡共同創作出《我等就來唱山歌》專輯,其中「好男好女反水庫、好山好水留子孫」及「水庫係做得,屎嘛食得」等歌詞,撼動人心,專輯甚至獲得2000年金曲獎最佳作曲與製作獎項。

幸好,當時適逢總統大選前夕,民進黨提名的陳水扁前來美濃拜票,承諾選上立即停建水庫。而後陳水扁當選總統,美濃水庫一案也就此廢止。運動結束後,美濃人並沒有停下社造腳步,後續還成立旗美社大、持續舉行黃蝶祭等活動,成為農村文化復興運動的典範。

綜合上述「農運分裂」、「福利政策」、「模式改變」三點,大致上是90年代的農民運動淡化的可能因素。

最後要再加上——台灣農業發展是不斷衰退的過程,1990年農業占整體GDP比重是4.2%,2000年下滑到2.1%,幾乎已經探底(2019年約在1.7%左右),農業、農村與農民極度被邊緣化,幾乎已經消失在主流視角當中,與國家結構對抗的農民運動在90年代末期,似乎也即將成為歷史詞彙。

2001年11月16日,來自勞工權益組織的一名男子在台灣國會外示威,抗議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2001年11月16日,來自勞工權益組織的一名男子在台灣國會外示威,抗議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攝:Sam Yeh/AFP via Getty Images

2000年代:WTO重燃農運烽火

台灣農業在1950年代初期,在美援協助下快速振興,超越戰前生產水準,後續因為政府苛捐雜稅,對農民進行制度性的壓榨,將資本轉移到工商部門,1960年代農業與工業走勢產生交叉,從此一路衰退。1978年台美斷交之後,國民黨為了維持與美國的依存關係,犧牲本地稻作,開始向美國大量進口穀物。

1980年代後期,國際貿易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興起,政府試圖向國際貿易組織叩關,陸續開放火雞、香吉士等農產品進口,造成了1980後期的農運浪潮。而2002年1月1日台灣加入WTO之後,被迫開放稻米進口,對台灣以稻作為主力的小農來說,無非又是一項「不平等條約」,看似將成為「壓死駱駝(農業)的最後一根稻草」。

不過,就在這樣的低迷氣氛下,反而引發谷底反彈。在21世紀初期,開始有不同階層、不同領域的社群或個人意識到「農業日薄西山」的事實,開始針對結構性的農業體制進行反思與批判,進而出現了從炸(詐)彈攻擊、街頭抗爭、返鄉運動到農藝復興等各種行動,亦即台灣史上第三波的農民運動浪潮。

與農共生大遊行的故事,要從2001年說起:當時陳水扁政府上任不到兩年,希望盡快解決基層金融機構呆帳的問題,亦即改革腐敗的農漁會金融體系。於是在2001年8月,財政部突然直接接管29間農漁會信用部及7間信用合作社,在接管過程中,甚至發生了農會員工拒絕政府接管,與警方發生流血衝突的事件。

隔年8月,分別依據各間信用部門的財務狀況,進行分級管理(2002年6月基層金融機構逾放比已經高達21.44%),狀況不佳者必須限制業務,此一政策牽涉了全台將近八成、197間基層金融機構,造成農漁會幹部的集體恐慌,認為陳水扁政府此舉是要出手消滅農漁會勢力。

於是全台灣344間農漁會很快地就聯合起來,由台北縣農會理事長白添枝(實際上從事砂石業)擔任會長,成立「全國農漁會自救會」,向前任總統李登輝求援,於是李登輝選擇站在農漁會立場,譴責政府手段過於躁進。接著自救會於2002年11月23日發動「與農共生大遊行」,由詹朝立(詹澈)擔任總指揮,動員了十幾萬農漁會成員上街頭抗議,是有史以來動員最多農漁民的街頭抗爭。

這一場行動將農家出身的陳水扁弄得灰頭土臉,於是緊急撤回改革方案,事件也連帶讓行政院長游錫堃請辭(之後接受總統慰留),而財政部長李庸三與農委會主委范振宗則下台負責。

客觀而言,這場與農共生大遊行,應稱為「農漁會遊行」,是既得利益者的反改革行動,並不太能算是農民運動。但2002年年初,台灣剛加入WTO,農民社群之間面對外國農產品強勢侵襲,對前途感到惶惶不安,再加上農漁會將信用部門的呆帳,包裝成是照顧農漁民的必要損失,而政府打壓農漁會就是打壓農漁民,才會讓農漁民產生了集體危機意識,進而走上街頭抗議(當然也有可能是地方派系強力動員的)

這場農漁會運動順便點出了WTO農民受害的議題,在十大訴求裡提出了「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一千億」,除此之外沒有再對WTO多所著墨(補貼之外,然後呢?)但此運動聲量之大,間接帶起了主流社會對於農業的關注,所以也算是第三波農民運動的前導之聲。

台灣農民楊儒門於2009年7月19日在台北舉辦有機農業課。

台灣農民楊儒門於2009年7月19日在台北舉辦有機農業課。攝:Patrick Lin/AFP via Getty Images

白米炸彈客時代:楊儒門、吳音寧推開新農運之門

2003年11月13日,有位神秘的人物,在公共場所放置了裝有白米的炸彈(但其實沒有殺傷力),並附有「一、不要進口稻米,二、政府要照顧人民」等字條。他在一年間,在捷運站等公共場所陸續放置了17顆炸彈,都沒有被警察抓到,於是媒體稱呼他為「白米炸彈客」。一直到2004年11月,這位炸彈客才主動到警察局自首。此時社會大眾才認識了這位神秘的恐怖份子,他是一個來自彰化二林農村,樣貌憨直的青年,名叫楊儒門。

楊儒門放炸彈的理由,是看見故鄉農村凋敝的樣子,但當時台灣政府加入WTO的條件之一,就是要開放稻米進口——每年大約必須進口14.5萬公噸左右的外國米,大約在稻米年產量的8%到10%左右。這個配額是「強制消費」,不能捐贈給其他國家,也不能挪作飼料用途。也就是說,本來台灣種植稻作的小農,因為面積小、生產成本高,競爭力就不如外國稻米,現在每年多了大量的外國米,消費者的飲食習慣又逐漸轉成麵食為主,產生供過於求的現象。最終,農民的稻米就只能由政府補貼收購,或者便宜賣給糧商,農村的老農民,就只能靠著老農津貼及微薄的稻作收入餬口。

小農的生計受到壓迫,原本主流社會並不甚關心,2002年的與農共生大遊行,全國農會幹部們也是「見好就收」,並沒有透過全體農會的堅強實力來解決稻米產銷問題。直到楊儒門這17顆白米炸彈,才又在主流輿論當中引爆。

由於楊儒門遭起訴之後,引起社會各界正反討論,一部分輿論認為楊儒門的理念可以同情,但手段不足為訓——「聲援農民,不聲援炸彈客」;另一方面,當時返鄉寫作的吳音寧、立委林淑芬,以及楊祖珺、鍾秀梅、丘延亮、蔡健仁、郭耀中、林深靖、楊儒賓、彭明輝、殷必雄、台灣農民聯盟、音樂家林生祥及諸多社運團體及人士,都認為楊儒門是良心犯,發起「官逼農反、良心無罪」等聲援行動,並呼籲政府正視農民處境。

吳音寧在楊儒門坐牢期間,兩人持續通信往來,楊儒門寫了將近150封信給吳音寧,後來整理成《白米不是炸彈》一書出版,書封寫著:

我正在尋找

尋找上帝開啟的一扇窗

一扇農民的未來

孩童的希望

如果你知道在哪

請告訴我

2006年元月,楊儒門二審定讞:處5年10個月有期徒刑,併科罰金10萬元。在楊儒門羈押期間,WTO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在香港舉行,楊儒門為了抗議WTO,在獄中發表聲明〈我的決心——楊儒門獄中絕食抗議聲明〉,並進行144個小時絕食抗議。

同時,台灣也有許多社運青年前往香港抗議——當時韓國農民團體發動了非常激烈的抗爭,香港警方數度發射催淚彈及布袋彈,八百多名韓國農運人士遭香港政府逮捕——台大學生李建誠在激烈衝突當中遭到逮捕,並遭到香港政府拘留。透過聲援楊儒門及李建誠的行動,加上看見WTO香港會議上其他國家農民悲憤抗爭的樣子,重新喚起了台灣公民社會對於農業議題的關注。

與此同時,導演莊益增與顏蘭權的紀錄片《無米樂》上映,該片透過台南後壁鄉老農「崑濱伯」及其朋友的視角,柔性召喚了台灣人心底的「庄腳」記憶,既哭且笑地將觀眾帶進了被遺忘多時,仿若歷史現場的農村,並看見老農蒼涼晚景的悲傷。其中崑濱伯也針對政府WTO政策,說自己是「末代稻農」,表達出農民的無限辛酸。這部紀錄片引發了社會諸多迴響,前總統李登輝與時任總統陳水扁等政治人物,也親臨戲院觀賞,表現對於農民的關懷。

2006年1月9日,示威者在台灣台北的香港旅遊發展局台北辦事處外喊口號,因去年12月WTO在香港舉行期間,一名台灣大學生因示威衝突被捕並等待審判。

2006年1月9日,示威者在台灣台北的香港旅遊發展局台北辦事處外喊口號,因去年12月WTO在香港舉行期間,一名台灣大學生因示威衝突被捕並等待審判。攝:Steve Chen/AP/達志影像

新農民運動浪潮

或許也因為社會氛圍轉變,同情楊儒門的輿論與日俱增,陳水扁於2007年6月21日下令特赦楊儒門。楊儒門出獄之後,於2008年與李建誠共同成立了248農學市集,兩人過去都曾用激烈的手段替農民發聲,但是後來認知到:若要從根本改善農民的處境,只有抗爭是不夠的,他們可以透過市集,聯絡有理念的農民,把農產品直接帶給都會區的消費者,讓生產與消費兩端直接面對面交流,讓農民有比較好的利潤,消費者也可以吃到比較好的農產品,進而提倡包括生態環境、食品安全及公平消費等概念。

這也是一種21世紀出現的新興農民運動,它不再只是街頭抗爭,而是進入到市民的生活當中,透過消費來推動改革,讓每個人每天在購物的同時,就是參與了一場無聲的農業運動。

其實早在1993年1月,就有一群「家庭主婦」參考日本「生活者俱樂部」的概念,發起「共同購買」運動,後來組織擴大成為「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這概念跟農民市集有些類似,只是這是消費端的組織。當一群有理念的消費者,集體向另外一群有理念的生產者,共同採購農產品或生活用品,不但免除中間商賺取的成本,用公平的價格進行貿易,還可以進行理念倡議。

而2004年4月,有一名青年人,原本擔任主婦聯盟合作社的幹部,但因為不滿於台北逼仄的工作與生活,決定帶著妻兒,回到宜蘭農村去種田維生。這個30歲出頭的青年人,就是賴青松,他畢業於岡山大學法學研究所,曾到日本生活者俱樂部實習,認識到了日本成熟的消費者運動與農村運動。他在宜蘭創辦了「穀東俱樂部」(就是他的稻田),跟他買米的人,不是純粹的客戶,而是「穀東」(股東),也就是共同經營者。穀東每年固定「投資」,賴青松就會每月定期將稻米寄給穀東,如果稻米盛產,穀東就會收到比較多的米;稻米受害,穀東拿到的米就會減少。而因為穀東跟賴青松是共同經營者,所以賴青松就會在春耕、夏收及冬藏的時節,邀請穀東到田裡參與農事,瞭解自己「投資」的稻田現況,進而產生更多有意思的交流。

賴青松的運動路線之所以特別,因為他務農不全然是基於環保理念,或者是為了階級鬥爭。他開創了一種新的農業想像,稱為「志願農民」,並加入日本的「半農半X」概念,讓務農出現了新的可能——青年返鄉不再是一種消極的狀態,而是充滿理想、自主掌握生活節奏的選擇。他這十幾年的實踐,帶動了許多對於農業感到興趣的有志青年,他們陸續進入農村,以自己的專業搭配農業生產來維持生計,創造了一條農民運動的新興路徑。

2010年代:農村再生條例

在開啟新農運的討論之前,必須先花一點篇幅提起樂生保留運動。它雖然不符合傳統農村運動的定義,但卻是民進黨執政時期,時間最長、也是能量最飽滿的學生運動,例如先前提到,到香港抗議被拘留的李建誠,也曾經參加過樂生保留運動,還曾經被起訴過。另外,這個運動更特殊的是,它繼承了80年代的左翼系譜,近似於《人間雜誌》對於底層弱勢的關懷,而也因為抗爭對象是民進黨的關係,所以在綠色執政期間,保持了比較多的批判空間。

而這些樂生青年,許多人在畢業之後,透過樂生保存運動的經驗,繼續在其他社會運動裡耕耘。很多2010年代之後活躍的農運參與者,都是「樂青」出身,例如日後與許震唐共同出版《南風》的記者鐘聖雄、曾任台灣農村陣線研究員的許博任、莫拉克獨立新聞網記者何欣潔、在苗栗做「苑裡掀海風」社區營造的林秀芃,還有先前提到的李建誠等人,都曾經參加過樂生保留運動。所以在討論2010年代的農民運動之前,不能忽略樂生保留運動與左翼關懷的承繼關係。

話說回第三波農民運動,其啟動的關鍵,與2008年的政黨輪替有關。馬英九總統上台之後,積極推動「愛台十二建設」,其中一項是「促進農村活化再生」,並提出了《農村再生條例》,希望透過投資1500億的建設經費,並以地目變更及景觀再造的方式,達到振興農村的目標,於是該年12月18日,立法院在國民黨絕對優勢下,一讀通過《農再條例》。

想起2000年初《農村發展條例》的慘痛教訓,立委林淑芬和吳音寧首先察覺「農再」並不單純——國民黨可能想要透過變更地目以及景觀工程,繼續擴大農地開發。於是吳音寧寫了一封標題為〈農村出代誌〉的電子郵件,給她所有認識的關心農業議題的朋友(當時還不流行Facebook)。這封信立刻收到熱烈迴響,許多知識份子也開始感到憂慮,是否「農再」又會是一場「農地大拍賣」呢?

於是吳音寧、楊儒門、徐世榮、廖本全、詹順貴、林子凌、林朝成、蔡培慧及林淑芬等人,立刻召開「農村再生條例,滅農三部曲」記者會,提出反對論述。並且在2008年12月27日,與吳子鈺等人舉辦東勢區的農再問題說明會。之所以第一場說明會辦在東勢,可能是要向1987年農運先鋒的山城農權會致敬。接著在2009年上半年,他們又在全台各地規劃了17場說明會,並且於2月20日,組成「台灣農村陣線」(簡稱農陣)。在各地點燃烽火之後,總算迫使國民黨刪除《農再條例》裡最有爭議的「土地活化專章」,暫時解除農村崩解的危機。

在農陣草創初期,比較活躍的組織人物是吳音寧跟蔡培慧等人,而成員就是陸續在電子郵件裡面加入討論的各路人馬,從農民到工程師、從作家到律師都有。但農陣內部並沒有明確的組織架構,也沒有明確的領導人與幹部,只有蔡培慧擔任發言人的職位。而農陣內部成員彼此的默契是「水平連結」,互相沒有任何權力關係,也沒有明確責任邊界,任何成員只要在群組信件(用Google groups)裡發起討論,也都可以成案並且透過「自願自決」來執行,算是結構比較鬆散,但凝聚力卻又還蠻高的組織。

或許比起80年代的農運組織,農陣自始自終,都沒有發生激烈的權力鬥爭或路線衝突(頂多寫 email 到群組抱怨,或自動退出群組),可能是因為始終保持著這種鬆散而平行的結構吧。吳音寧跟美濃的溫仲良,都主張用「蒙面叢林」的方式來組織,就是大家是來自全台各地,平常在自己的崗位努力,有事情的時候就集結行動,而平時聯絡的方式就像是蒙面的游擊戰士一樣,在組織內部的身份與頭銜,都沒有那麼重要。

2008年11月7日,台灣大學生在行政院前靜坐,表達對陳雲林抵台期間警方執法和集會遊行限制的不滿。

2008年11月7日,台灣大學生在行政院前靜坐,表達對陳雲林抵台期間警方執法和集會遊行限制的不滿。攝:Patrick Lin/AFP via Getty Images

穀雨社與夏耘草根調查營

2008年馬英九剛上台的時候,因為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灣,發生了野草莓學運。這場運動雖然結果是參與者困守在自由廣場上三個月,運動無疾而終。但卻也喚起了大學生對於公共議題的關心,在學運之前,大學校園裡面的公共議題非常消沉,但野草莓之後,議題性社團的參與人數突然爆增,於是這些學生在參加完這些運動的時候,也會開始思考台灣各階級、各區域的問題。

以台大為例,當時有幾名學生,例如邱星崴、陳慈慧及徐肇尉等人,在野草莓學運後,組成了「農村實踐小組」,協助舉辦農陣的訪調營隊、農村深度小旅行以及讀書會等等。後來更擴大組成「穀雨社」,招募更多大學生來關心農村。

當時其他大學,也有成立關心農村的社團或讀書會,例如政大返穀社及清大頭前溪社等,這些青年學生也會交叉聲援各式各樣的議題,比方說成大零貳社的林飛帆也曾經來參加農陣的共識營,或者陳為廷跟清大基進筆記社也會到竹東進行田野調查等等。

所以當時的夏耘營隊、農民運動就跟學生社團串連在一起,互相聲援,繼而每次街頭抗爭的時候,都有一群被稱為「農青」的青年學生出來參與,壯大了當時農民運動的隊伍。

而農陣也在2009年的暑假,開始舉辦「夏耘:草根調查營」(有點類似80年代的大專生「農村巡迴工作隊」),邀請全台大學生及社會青年約60幾人,到高雄美濃參加第一階段的田野培訓工作坊。接著再讓參與學員自行選擇,到竹東二重埔、後龍灣寶、彰化二林、台中東勢及屏東綠農之家等地進行田野調查,分組撰寫田野筆記完畢之後,再舉行「青苗發表會」,各地訪調小組齊聚一堂,共同分享心得跟討論。

夏耘每一屆的舉行場地,都會尋找不同區域,與當地社區組織合作,例如與美濃農村田野學會、溪州吳音寧和工作夥伴、南藝大建築所社造組、埔里籃城好生活青年夥伴、屏東五溝水守護工作站及苗栗縣中港溪產業文化復耕協會(那時候夏耘改名為「游庄」)等團體合作。所以其實夏耘不僅僅是帶動青年學生進鄉認識農村,還帶動了全台社區工作者的串連,組成了一張細密的農民運動網絡。

很多夏耘學員在訪調結束之後,還會繼續留下來參與當地的社區工作,甚至留在當地生活。像是成大環工系的學生康慧賢,在參加過雲林水林地區的訪調之後,選擇落地生根,與農民「菜刀」(蔡得黃)一起進行友善耕作與社區工作。而筆者也是在參加完溪州的訪調之後,後續參加當地的「反中科四期搶水運動」,最後甚至透過吳音寧介紹,在溪州鄉公所繼續服務兩年半。

農民、農水及農地

原本農陣成立的目的,是要「反農再條例」,但是沒想到各地說明會一啟動,全台農村的環境及土地議題立刻湧入。首先是苗栗後龍鎮灣寶里反徵收的議題,灣寶里是個閩南人的村莊,特產是地瓜、西瓜及花生。1995年的時候,曾經被劃入竹科四期的開發計畫裡,後來徵收沒有成功。

沒想到,在2008年的時候,時任苗栗縣長劉政鴻又將灣寶納入後龍科學園區開發區域裡,要強制徵收灣寶的土地。張木村、洪箱夫婦以及其他村民,非常擔心土地被政府搶走,聯合農陣成員廖本全與徐世榮等學者,一齊向政府表達抗議。終於在2011年4月,由營建署駁回農地變更案,終於保住祖先傳下來的珍貴農地。

抗爭成功後的洪箱大姐,並沒有關上家門退出運動,她積極參與農陣的各項議題,四處協助同樣被土地徵收所苦的農民,輸出抗爭經驗,安撫受害者的情緒,並高喊「一方有難、八方來援」口號。

彰化二林相思寮因為中科四期開發的緣故,即將面臨被遷村的命運。農陣許多成員都有協助進行抗爭,導演許文烽拍攝了《太平路上的相思寮》紀錄片,樂團「農村武裝青年」也寫了《還我土地第八號》專輯,控訴政府浮濫開發與強制徵收。

新竹竹東二重埔反徵收運動,也是艱困的戰役。竹東二重埔與三重埔一帶,雖然有著上百公頃的肥沃良田,甚至「十大經典好米」得主,農民莊正燈的稻田也在這裡,但因為距離竹科很近,所以政府長期以來,就一直想要開發這一片土地。從1987年政府就將這裡劃定為「竹科三期」的開發範圍,但在憤怒的農民劉慶昌,率領鄉親包圍竹科抗爭之後,計畫不了了之,但政府不願解編都市計畫,仍在等待時間重啟開發。

2002年之後,新竹縣政府果然沒有放棄,重啟徵收,劉慶昌只好再度糾集鄉親,持續跟政府頑抗。後來劉慶昌組織「捍衛農鄉聯盟」,擔任會長,跟洪箱一樣四處聲援權台各地的土地徵收案件。

最著名的案例,就屬苗栗大埔事件。2001年,苗栗縣政府規劃在竹南鎮興建「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並擬定擴大都市計畫區。

2008年,苗栗縣政府通過都計委員會審議,但有些居民還在猶豫,尚未同意徵收。苗栗縣府直接將補償費匯進特定帳戶,告知徵收程序已經完成,請自己去領取補償費,此舉引發居民不滿,遂成立自救會抗爭。但時任苗栗縣長劉政鴻的態度非常強硬,他在2010年6月9日凌晨,指派大批警力將抗爭戶包圍,並找來怪手破壞居民的稻田。

公民記者將苗栗縣府破壞稻田的影片上傳到網路,引發社會公憤。於是在2010年7月17日,農陣集合全台各地反徵收自救會,共同發起「土地正義」抗爭行動,並集體夜宿凱達格蘭大道表達反抗決心。第二天一早,在凱道舖下秧苗,象徵支持全台各地農民,要把稻米種回來。

這批「凱稻」秧苗由美濃及溪州農民帶回去種植,到了當年的11月秋收之時,農民將「凱稻田」收割出「土地正義」的字樣,由空中拍攝下去,非常壯觀且激勵人心。

同年8月3日,大埔居民朱馮敏阿嬤,因土地徵收而過度悲傷,在家中喝農藥自殺身亡,引起社會輿論發酵。時任行政院長吳敦義同意與農陣及大埔自救會溝通。會後吳敦義做出「原屋保留、劃地還農」承諾,事件暫時告一段落。

但在兩年後,2012年8月苗栗縣都委會召開會議,仍決定部份或完全拆除四戶民宅。其中一戶是張森文與彭秀春夫婦的「張藥房」,因為座落於仁愛路與公義路的三角要衝,被劃入新訂都市計畫的道路範圍,必須完全拆除。由於這個理由令人難以信服,張森文夫婦與農陣決定持續抗爭,張藥房也成為當時運動的重要象徵。隔年,2013年7月18日,農陣與大埔自救會前往台北凱道抗議,但此時劉政鴻認為「天賜良機」,立即派出警力及怪手將張藥房拆除。

苗栗縣政府的舉動,讓聲援張藥房的群眾怒意高漲,喊出「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口號,連續一個月發動多起游擊抗爭,例如在衛福部揭牌典禮攔截馬英九車隊,以及闖入行政院門口波漆等行動。最激烈的衝突,是在8月18日「拆政府晚會」結束後,上千名群眾突然轉向佔領內政部,包圍內政部廣場一天一夜,並在廣場噴漆、彩繪、唱歌以表達人民不滿。

但沒想到一個月後,9月18日,張森文被人發現在家裡附近水溝中落水身亡,不知是自殺或他殺。當夜,幾十名青年衝至總統官邸潑漆,高喊「血債血償」。大埔事件在2010年代很關鍵的一場運動,它引起了高度的民怨,幾乎成為了惡法暴政的代名詞,而包含「八一八佔領內政部」等相關行動,其實也成為了隔年「三一八事件」(太陽花運動)發生的遠因之一。

當時不僅只有農地徵收引起民怨,在農村的水權分配方面,也出現了很多爭議。例如2011年開始的彰化縣溪州鄉的「反中科四期搶水運動」——當時國科會(現在的科技部)為了在濁水溪下游的二林鎮興建「中部科學園區第四期」,所以要在中下游的溪州鄉施作「飲水工程」,就是直接在鄉內「莿仔埤圳」的水源頭(濁水溪的農田水利溝渠),擷取每日約33萬公噸的水源,用管線直接輸送到下游的科學園區。

因為濁水溪的水源豐枯不太穩定,中游又有「集集攔河堰」,把部份水源攔截到雲林的六輕石化工業區。所以濁水溪中下游的農民經常吃不到水源,十天裡面只有四天會供水,大部分的時候都必須自己鑿井抽地下水來灌溉。所以居民知情以後,非常不滿,長期以來被水利會壓榨的新仇舊恨都湧了上來,而當時吳音寧在溪州鄉公所擔任秘書,就協同鄉親進行抗爭。

吳音寧和鄉親經過一年多的抗爭,包括搭遊覽車到台北抗議、串連藝文界人士聲援溪州、在水源頭舉行「護水音樂會」(當時還有黑道份子意圖鬧場)等等行動,在各種與政府的談判折衝中,時任國科會主委朱敬一承諾暫時停工。但在2012年5月10日當天,鄉親通報吳音寧,說怪手已經開到水圳旁邊,準備要動工了。吳音寧當下立刻趕到現場,直接坐在地上阻擋怪手施工。後來鄉親們陸續前來支援,眾人索性在現場搭起帳篷,就地抗爭。經過將近百日的靜坐抗議之後,國科會承諾降低中科四期用水需求,並改至下游取水,於是農民中止抗爭。

吳音寧為了延續運動過程中累積的社區能量,繼續與反中科搶水運動裡的農民夥伴,以及陳慈慧、巫宛萍和紀心韻等青年,共同創辦了「溪州尚水」農產公司,透過契約耕作的方式,帶動當地農民種植友善農產。

台東的農夫在田耕作。

台東的農夫在田耕作。攝:陳焯煇/端傳媒

農運的未來

全世界最大的農運組織叫做「農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他是由世界各國的農民團體所共同組織的,他代表的是全球小農(peasant 通常指涉無地農民、小農及農民工等較為貧窮的農民)的利益,所以非常關心自由貿易、農地徵收問題、基改問題、城鄉差距問題及農村婦女及幼少權益等等議題。每隔幾年就會召開區域及世界大會,串連各地農民組織,並分享運動心得。比方說韓國農民團體是全世界有名的「硬派」,在交流的過程中,韓農團體會交換他們的組織心得,韓國女農也會分享農村裡性別不平等的現象,並如何維護女農權益,都可以提供給世界其他農民參考。

農陣原本想要代表台灣加入農民之路組織,但是農民之路說必須要是真正的農民團體才能加入,而農陣的成員不是以務農維生,所以不適合加入。於是台灣就改用「捍衛農鄉聯盟」的名義入會(包括劉慶昌會長在內,成員幾乎都農民),農陣再從旁協力。從2012到2013年間,農陣跟「東亞東南亞區」的農民之路會員國之間,都有非常密切的交流。

2013年12月,第九次WTO部長級會議在峇里島舉行。鑑於前幾次WTO會議都發生激烈的社會抗爭,印尼政府如臨大敵,做好各種防止陳抗的準備。而農陣代表台灣的農民團體,也有許多農民跟青年朋友參加,和世界各國的農運團體一起在場邊交流及抗議。問題是在這些國際串連之後,農陣成員也發現了一些自身的瓶頸,我們台灣最大的農民團體其實是「農會」,但農會有點像是半官方的組織,小農自身並沒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獨立組織。而農陣跟1920年的台灣農民組合也不太一樣,它屬於中產階級跟「關心社運的農民」合作組成的社團,很難深入串連到一般農民。

正因為農陣的中產階級性格比較強(說實話,大部分成員都是社會精英),所以在2014年三一八事件(太陽花運動)之後,農陣成員很快地就捲入了政治與社運浪潮當中,於是出現了「入陣(入政)」可能性。也由於在2009年到2014年之間,農陣跟在野的民進黨保持了相對友好的關係,所以民進黨提供了不少的政治空間,邀請農陣成員加入。於是蔡培慧成為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吳音寧擔任北農公司總經理、詹順貴擔任環保署副署長、曾旭正擔任國發會副主委、姚量議擔任台畜公司總經理,其實不是成員但關係很密切的陳吉仲,也擔任農委會副主委一職。

當然農陣還有多數成員並沒有從政,仍在自身的領域持續耕耘。而農陣成員也交換過不少意見,多數人對於夥伴從政還算樂見其成。但這麼多的核心成員加入執政團隊,就大大削減了社會運動的能量,社會輿論也可能會把農陣跟執政黨綁在一起。再加上這些成員又都是很核心的角色,很多事情都是他們在號召執行,如此一來,農陣就失去了原有的動能。

所以在2016年之後,農陣就進入了低度運作的狀態,在2013年達到高峰的農民運動,也逐漸沈寂下去。這也是需要讓全體公民社會一起思考,在民進黨執政期間,在加入主權議題的思考之後,未來農民運動究竟會是怎樣的面貌?而過去農陣在批判WTO對農業帶來的破壞,未來又要怎麼處理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美國退出後改名為CPTPP)的相關議題呢?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必須要承認,只有在街頭倡議,沒有實質體制內的權力,也是沒有辦法改革的。這些農陣成員們把理想帶進政府內部,進行日常制度的改革,對於農業領域來說也是至關重要的。只是體制內外的「分進合擊」,要如何保持一定的張力?或許都還是有待討論及驗證的難題。

最後,第三波的農民運動,其實並不會單一團體個人的路線選擇而消失。「農藝復興」是一個概念,包含著我們全民對於「鄉土」、對於環境、對於糧食與人的想像。也是漫長的社會溝通,以及日常生活的逐步實踐。同時「農藝復興」也是一座橋樑,它是階級之間、城鄉之間、環境與人之間的橋樑,希望這一座雙向交流的橋,未來是越來越穩固,而且踏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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