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運分歧難和，一同轉戰議會
雨傘運動落幕，政改擱淺，在膠着的政治格局中，香港2015年的社會運動爭議不斷──群眾質疑舊有抗爭方法，不信任傳統組織或領袖；路線之爭使社運分裂，變得碎片化。
2月，傳統社運組織龍頭「民間人權陣線」（民陣）發起雨傘運動後首場遊行，原預期有五萬人參與，最後只有一萬多人出席；及後數次遊行人數亦遜於預期，折射出傳統社運組織不再有昔日的號召力，以及群眾開始質疑和平遊行這種社運方式的效用。抗爭方法思變，亦反映在年初一連串，由本土派組織發起的反水貨客「光復行動」；參與者數量通常約數十至數百人，亦不再避諱較激烈的抗議手法，例如對罵和衝突。
2月至5月間，雨傘運動最重要的領導組織之一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被各大院校學生批評在雨傘運動中決策失當、理念保守不利抗爭，發起公投要求退出學聯，最終有四間大學通過「退聯」，令香港最大的學生運動組織首次面臨解體。及後的六四集會，和針對香港大學校委會拒絕任命陳文敏的抗議事件中，都出現力量分散的情況。
社運分歧難和，卻一同轉戰議會。11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事前一片看淡，投票率卻創下歷屆之冠。泛民主派的成績比上屆稍好，同時雨傘運動之後首次出戰參選的「傘兵」告捷，不少建制派及民主派重量級議員相繼墮馬，為社會帶來新的議會政治想像。
市民投票給「傘兵」，是否代表社會支持新的抗爭路線？不少學者認為，「抗議票」轉為真實政治選擇，仍需時日觀察。而素人從「街頭」走進「議會」，又是否代表社會運動能量的延續？1980年代壓力團體參選議會之後，曾聲言要將抗爭帶入議會，然而客觀現象是由市民自發的街頭抗爭日漸衰弱。
2016年，香港公民社會與政治格局，仍待觀察。
台灣：政治格局變遷
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在政治格局上帶來三大趨勢：一、國民黨威信受到重創，幾不可逆地走向崩壞，二、公民意識崛起，帶動公民社會各種對話、集結、行動的能量，並浮現某種「超越藍綠」的政治期待，三、民進黨蘇謝退位，蔡英文篤定接班，世代交替確立。這些趨勢都延伸到2015，並直指2016年初的總統大選。
國民黨在 2014年底九合一大選的大敗後，這一年氣氛低迷。外界普遍不看好2016大選，加上馬總統態度曖昧，朱王等較具實力的政治領袖均對參選總統扭捏作態。初選中意外由「B咖」洪秀柱出線，更讓政壇老兵宋楚瑜宣布參選。洪提名後，不意外地民氣低迷，復因言論過於偏統引發換柱風波，更讓國民黨態勢更顯分崩離析。
另一方面，2014年底無黨籍的柯文哲標榜「白色力量」，在台北市長選戰勝出。其上任以來以明快直言、偶而白目的個人風格，顛覆台灣社會對政治人物的想像。尤其2015年初，其在大巨蛋、美河市、三創園區、台北文創、雙子星五大案，強勢槓上遠雄、日盛生、鴻海、富邦等財團，甚至遙指馬郝市府舞弊之嫌；其創造的政治新象，讓柯一度享有八成以上的滿意度。
2015 年以來，若干標榜第三勢力小黨更是先後浮現。2014太陽花爆發前甫成立的「公民組合」，在今年初分裂為時代力量與社會民主黨兩個社運型政黨。前者以前司改會長林峰正、閃靈樂團主唱Freddy Lin為主，後來太陽花領袖黃國昌加入並獲選為主席，聲勢大振；後者由野百合世代學者范雲、陳尚智，與若干人權運動者籌組，目前與長年耕耘環境議題的綠黨結盟投入選戰。兩者皆期望走出某種不同於過去綠營，更重視公平正義人權的「進步的本土路線」。
最後，相對於前述兩股態勢，2016年總統大選贏面甚高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2015年的政治動作卻趨於低調保守，相對神隱。
中國：改革派之死，公民社會的衰敗
2015年，對北京政治改革還懷有期待的人，會把11月20日胡耀邦百年誕辰紀念日看成一個政治風向標。
胡耀邦作為1980年代中共自我改革的代表，一向被黨內民主派與黨外改革派人士視為旗幟人物；此後各屆中共領導人對胡耀邦的政治評價，也常常被輿論視作對政治改革的表態。2015年，與許多人的猜測不同，北京空前盛大地紀念了胡耀邦的百年誕辰，但是，對他的解讀卻集中在對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堅守，並不提及他為世人所知的「政治改革」。在媒體上，官方為胡耀邦紀念日定性，只有少數媒體發表了零星四五篇文章偏離主旋律，仍然低呼政治改革。
把「人民的耀邦」變成「黨的耀邦」，這是曾與胡耀邦共事過的學者對此次紀念的評價。這種「盤活」歷史，為我所用的風格，本是中共十八大以來鮮明的執政特色。但如此「盤活」胡耀邦，是89以來第一次，這也使得聚集在胡耀邦精神旗幟下的黨內與黨外改革派，再難容身。
2015年，「不講憲政」、「不講普世價值」、「不講公民社會」的官方主張主導輿論場，NGO工作者、媒體記者、維權律師等公民社會的行動者全面受到打壓，寒蟬效應籠罩曾經活躍的公民輿論場，除了偶見亮色的女權思潮與行動之外，公民社會整體黯然。（見《覆巢：中國權利NGO生死劫》、《記者劉虎的364天》）
在胡溫時代，「公民社會」曾是寄望改革人士的夢想，它意味着民間社會興起、公民意識增強，維權行動的組織化；並蘊含着從倒逼官方改革、啟動漸進民主的期待。但在胡溫執政時期曾經由這個思路持續鼓呼政治改革的黨內、黨外改革派人士，在2012年之後的3年來，幾乎銷聲匿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