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回顧/前瞻 觀點

兩岸三地年度觀察之四:公民社會與政治格局變遷

2014年大型群眾運動的餘波影響到2015年香港台灣兩地的政治格局,民間新勢力崛起,政黨世代交替;另一邊廂,中國公民社會卻備受官方打壓,改革派幾乎銷聲匿跡。2015兩岸三地政治格局的生與死,可堪對照。


2015年11月22日,區議會選舉市民到票站投票。攝:Anthony Kwan/端傳媒
2015年11月22日,區議會選舉市民到票站投票。攝:Anthony Kwan/端傳媒

香港:社運分歧難和,一同轉戰議會

雨傘運動落幕,政改擱淺,在膠着的政治格局中,香港2015年的社會運動爭議不斷──群眾質疑舊有抗爭方法不信任傳統組織或領袖;路線之爭使社運分裂,變得碎片化

2月,傳統社運組織龍頭「民間人權陣線」(民陣)發起雨傘運動後首場遊行,原預期有五萬人參與,最後只有一萬多人出席;及後數次遊行人數亦遜於預期,折射出傳統社運組織不再有昔日的號召力,以及群眾開始質疑和平遊行這種社運方式的效用。抗爭方法思變,亦反映在年初一連串,由本土派組織發起的反水貨客「光復行動」;參與者數量通常約數十至數百人,亦不再避諱較激烈的抗議手法,例如對罵和衝突

2月至5月間,雨傘運動最重要的領導組織之一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被各大院校學生批評在雨傘運動中決策失當、理念保守不利抗爭,發起公投要求退出學聯,最終有四間大學通過「退聯」,令香港最大的學生運動組織首次面臨解體。及後的六四集會,和針對香港大學校委會拒絕任命陳文敏的抗議事件中,都出現力量分散的情況。

社運分歧難和,卻一同轉戰議會。11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事前一片看淡,投票率卻創下歷屆之冠。泛民主派的成績比上屆稍好,同時雨傘運動之後首次出戰參選的「傘兵」告捷,不少建制派及民主派重量級議員相繼墮馬,為社會帶來新的議會政治想像。

市民投票給「傘兵」,是否代表社會支持新的抗爭路線?不少學者認為,「抗議票」轉為真實政治選擇,仍需時日觀察。而素人從「街頭」走進「議會」,又是否代表社會運動能量的延續?1980年代壓力團體參選議會之後,曾聲言要將抗爭帶入議會,然而客觀現象是由市民自發的街頭抗爭日漸衰弱。

2016年,香港公民社會與政治格局,仍待觀察。

2016總統大選辯論 。左起為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攝:Pool/中央社/台北市攝影記者聯誼會
2016總統大選辯論 。左起為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攝:Pool/中央社/台北市攝影記者聯誼會

台灣:政治格局變遷

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在政治格局上帶來三大趨勢:一、國民黨威信受到重創,幾不可逆地走向崩壞,二、公民意識崛起,帶動公民社會各種對話、集結、行動的能量,並浮現某種「超越藍綠」的政治期待,三、民進黨蘇謝退位,蔡英文篤定接班,世代交替確立。這些趨勢都延伸到2015,並直指2016年初的總統大選

國民黨在 2014年底九合一大選的大敗後,這一年氣氛低迷。外界普遍不看好2016大選,加上馬總統態度曖昧,朱王等較具實力的政治領袖均對參選總統扭捏作態。初選中意外由「B咖」洪秀柱出線,更讓政壇老兵宋楚瑜宣布參選。洪提名後,不意外地民氣低迷,復因言論過於偏統引發換柱風波,更讓國民黨態勢更顯分崩離析。

另一方面,2014年底無黨籍的柯文哲標榜「白色力量」,在台北市長選戰勝出。其上任以來以明快直言、偶而白目的個人風格,顛覆台灣社會對政治人物的想像。尤其2015年初,其在大巨蛋、美河市、三創園區、台北文創、雙子星五大案,強勢槓上遠雄、日盛生、鴻海、富邦等財團,甚至遙指馬郝市府舞弊之嫌;其創造的政治新象,讓柯一度享有八成以上的滿意度。

2015 年以來,若干標榜第三勢力小黨更是先後浮現。2014太陽花爆發前甫成立的「公民組合」,在今年初分裂為時代力量社會民主黨兩個社運型政黨。前者以前司改會長林峰正、閃靈樂團主唱Freddy Lin為主,後來太陽花領袖黃國昌加入並獲選為主席,聲勢大振;後者由野百合世代學者范雲、陳尚智,與若干人權運動者籌組,目前與長年耕耘環境議題的綠黨結盟投入選戰。兩者皆期望走出某種不同於過去綠營,更重視公平正義人權的「進步的本土路線」。

最後,相對於前述兩股態勢,2016年總統大選贏面甚高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2015年的政治動作卻趨於低調保守,相對神隱。

浦志強支持者到中聯辦外遞交請願信,要求中方釋放浦志強。攝: Karma Lo/端傳媒
浦志強支持者到中聯辦外遞交請願信,要求中方釋放浦志強。攝: Karma Lo/端傳媒

中國:改革派之死,公民社會的衰敗

2015年,對北京政治改革還懷有期待的人,會把11月20日胡耀邦百年誕辰紀念日看成一個政治風向標。

胡耀邦作為1980年代中共自我改革的代表,一向被黨內民主派與黨外改革派人士視為旗幟人物;此後各屆中共領導人對胡耀邦的政治評價,也常常被輿論視作對政治改革的表態。2015年,與許多人的猜測不同,北京空前盛大地紀念了胡耀邦的百年誕辰,但是,對他的解讀卻集中在對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堅守,並不提及他為世人所知的「政治改革」。在媒體上,官方為胡耀邦紀念日定性,只有少數媒體發表了零星四五篇文章偏離主旋律,仍然低呼政治改革。

把「人民的耀邦」變成「黨的耀邦」,這是曾與胡耀邦共事過的學者對此次紀念的評價。這種「盤活」歷史,為我所用的風格,本是中共十八大以來鮮明的執政特色。但如此「盤活」胡耀邦,是89以來第一次,這也使得聚集在胡耀邦精神旗幟下的黨內與黨外改革派,再難容身。

2015年,「不講憲政」、「不講普世價值」、「不講公民社會」的官方主張主導輿論場,NGO工作者、媒體記者、維權律師等公民社會的行動者全面受到打壓,寒蟬效應籠罩曾經活躍的公民輿論場,除了偶見亮色的女權思潮與行動之外,公民社會整體黯然。(見《覆巢:中國權利NGO生死劫》、《記者劉虎的364天》)

在胡溫時代,「公民社會」曾是寄望改革人士的夢想,它意味着民間社會興起、公民意識增強,維權行動的組織化;並蘊含着從倒逼官方改革、啟動漸進民主的期待。但在胡溫執政時期曾經由這個思路持續鼓呼政治改革的黨內、黨外改革派人士,在2012年之後的3年來,幾乎銷聲匿跡。

2015年度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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