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筆之時是一年前佔領清場之日，在此整理一下從上年至今的一些想法，算是對這次事件的一些個人總結吧。第一點回望，就是中國政府對香港社運所構成的限制，這個限制不只客觀地存在，而且是參與各方都在相當大程度上，情願或不情願地接受了這個限制、在這個限制下尋找自己的空間。第二點回望，是2003年以來的社運，大抵是以「解構」作為主導思想，發展至今應要反省這種思想的局限了。
有論者曾言，佔領期間何以建制派不高調站出來支持政府？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支持了政府，就是抹黑了自己，這樣做很不化算；但更根本的考慮是，香港不是利比亞，建制派不必擔心反對派的行動會使香港政權不穩，因這種事發生之前解放軍一定出手，而香港的反對派一定不是解放軍的對手。既然沒有這個擔心，建制派就不需進行相應強度的動員以頂着反對派了，香港街頭便不會出現兩派群眾相遇，大規模對峙的情況。
在中國制約下進行的佔領運動
中國政府構成的制約，也影響了香港政府及佔領者的行為。如果沒有中國政府在背後支持，從香港政府的角度看，真會擔心支持者不斷增加的運動，是有可能使政府下台的，政府要認真思考應否及早出手鎮壓，將危機撲滅於萌芽狀態。但香港政府沒這個擔心，可以用拖字訣，這是從中國「借來的資源」使然。從佔領者的角度看也是把這個中國因素考慮進去的，不少參與者只因不滿政改、不滿警方發射催淚彈而站在支持佔領的一邊，沒想過中國因素什麼的。筆者接觸的佔領參與者中，沒有人想過武裝奪權，連向這個方向的思考也沒有，很簡單的原因就是大家也知道這個想也不用想。既然大家心底裏是存在着這一條底線，事件升溫的空間便相當有限了。
整個事件，是在中國的制約下進行，有中國政府在，港府有本錢拖下去；也是因為有中國政府在，佔領者只要不是昏了頭腦，也不會認為升級行動是好方案。雖然是一個對中國政府及香港政府不滿的運動，但佔領者也是接受（或明白難以與之抗衡）中國政府的制約，經計算而作出行動。其實何只是各方參與者，即使沒有直接參與的圍觀群眾，對事件有影響力的人物如大學校長，也是充分計算中國因素在內，然後選取行動方案。我不是說這是好還是不好，只是說這是香港的處境。
這樣說來，從中國政府角度看應該是很放心才是，因為參與事件的各方，即使是反對派，也沒打算挑戰這個根本的權力關係，也是在接受這個權力關係之下，來尋求自身行動的空間。從這個角度看，可能讓一些朋友覺得氣餒，似乎中國制約是個揮之不去的因素。筆者的看法是，沒辦法的，除非是將香港搬到澳洲南部，中國制約才顯得相對沒那麼重要。即使香港獨立了，中國所構成的制約仍會以其他方式出現。但這不必然是使人氣餒的局面，因為香港的路，即使在殖民地年代，也是在中國制約之下走開來的。
回歸前的港英管治是另一個大課題，當另闢專文討論，簡單說就是回歸前的港英管治，也有計算大陸這個巨大因素，在計算大陸這個巨大因素之後，再來調整對港施政。例如擔心在港華人與內地過從甚密，影響香港管治，使得19世紀的港英政府不願讓華人參與管治；因應大陸可能出現的干預、禁運、敵意行為，是20世紀50年代幾項重大施政的主要考慮（如興建公屋、建水塘等）；預期香港前途問題要提上議程，於是在70年代改善在港施政等。凡此種種，說明港英年代，在計劃香港內部管治之時，也將中國可能對港的影響計算在內。港英政府厲害之處，是明白到中國因素之存在，並盡量在這個條件下把遊戲變得對己方有利。思考香港政治的時候，無論是贊成本土與融合、民主不民主，也要明白中國因素是不能忽略，要正面面對的。唯其這樣，才能較積極地思考未來香港的路向。
以解構主導的社運難走下去
第二點回望是關於香港社運的意識形態問題，就是說，以解構為主導的社運，可以怎樣走下去。
2003年以後，民主黨、民協等老泛民失去主導論述的能力，新一代社運人具後現代主義傾向，以「解構」來面對中國及香港政府的宰制。後現代是對現代的反動，看到了現代性的種種不是，科層組織對人的壓迫，民族國家滿口謊言，連聲稱對抗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也只是另一個壓迫故事。後現代的回應策略，卻不是像共產主義般建立另一個組織來對抗現制度，而是徹底質疑一切大論述，追求根本的解放。簡單說就是質疑所謂真實而恆久的東西，認為都只是有利益牽涉在內的人所建構出來。宗教、國家、民族這些概念，是一部分人建構出來對其他人進行宰制，沒有真相，只有一層又一層建構出來的論述。在這思想氛圍之下，自然就會質問為什麼要服從上級？再來就是何以要聽政府的話、要跟從警察的指令？何以說我是中國人不是香港人？何以民主黨支聯會提出的鬥爭策略最好？何以我要跟從大台指示？
為什麼是以後現代來對抗內地，原因很多，例如後現代是現今世界思想的一股大潮流，例如是香港社會發展已達國際先進水平，在這種社會環境長大的人，自難以再接受傳統的那套思想價值。這裏不是要分析原因，所以不詳說了。要講的是，這十年來的香港社運，是以解構為思想武裝來面對中國及香港國家機器。以這個進路來推動的社運，中國現代化、民族主義中國夢、香港政府的發展大計等，全都被劃上一個又一個的巨大問號。但順着這個邏輯，將解構進行下去，連社運本身也難免於被解構之列。一路走來，老泛民早被解構掉了，佔中三子被解構了，再來就是雙學、佔領現場的大台，也被解構掉。現在就是連最激進的社運組織也被圍剿，每天在社交網絡看到的，就是各個派別在互揭瘡疤。沒辦法的，大家再不會跟從權威領袖的大旗，而是各自樹起很多面小旗，各小旗又被愛解構的跟從者不斷挑戰。
對中國的立場、對組織機制的立場
但怎樣以解構來進行建構？這句話本身就在邏輯上講不通，既是解構，怎會打算建構？一個極端的思想實驗是，既然不滿意中國政府香港政府，那麼是否要將香港打造成新而獨立的國家？又不見得是這樣。我不是說在年中的蠔涌製炸彈案中，激進社運人士紛紛與之劃清界線，而是說，如果真走上獨立之路，按現代民族國家的發展邏輯，就是要建設一種有綱領、下級服從上級的緊密組織。但要使數以十萬、百萬計的人向着同一方向以相同步伐前進，這種運作模式必然與後現代思想背道而馳。既然不能接受「被領導」，連支聯會、民主黨那種要求服從權威的組織形態都覺得難以接受，則自己組織成立民族國家就更無從說起了。從這個角度來看，以解構為主導的運動，口頭上說得激烈，行動上構成了一些影響，但實際上難以對現制度構成根本性的挑戰。
我想這個就是今天香港不少人的納悶：不願意接受中國政府，最好是越遠越好連接觸溝通也不要，但又明白難以完全排拒其影響，實際行動時也會將中國影響計算在內；另方面是很希望為香港做點事、讓香港更好，但又不願意跟從別人的旗幟，總覺得沒理由要放棄我的想法，「含淚」接受其他人的領導。這樣又不是，那樣又不是，卡在當中動彈不得。筆者認為，要在思想上要對這兩個問題──對中國的立場、對組織機制的立場──理出了頭緒，才能再談之後的發展建設。
（劉紹麟，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