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雨傘週年

劉紹麟:在客觀存在的中國制約下,以解構為主導的社運何以為繼?

以解構為主導的運動,口頭上說得激烈,行動上構成了一些影響,但實際上難以對現制度構成根本性的挑戰。


2014年12月11日,香港金鐘,佔領運動被清場後,清潔工人在夏愨道清理馬路上的雜物。攝:Brent Lewin/GETTY
2014年12月11日,香港金鐘,佔領運動被清場後,清潔工人在夏愨道清理馬路上的雜物。攝:Brent Lewin/GETTY

走筆之時是一年前佔領清場之日,在此整理一下從上年至今的一些想法,算是對這次事件的一些個人總結吧。第一點回望,就是中國政府對香港社運所構成的限制,這個限制不只客觀地存在,而且是參與各方都在相當大程度上,情願或不情願地接受了這個限制、在這個限制下尋找自己的空間。第二點回望,是2003年以來的社運,大抵是以「解構」作為主導思想,發展至今應要反省這種思想的局限了。

有論者曾言,佔領期間何以建制派不高調站出來支持政府?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支持了政府,就是抹黑了自己,這樣做很不化算;但更根本的考慮是,香港不是利比亞,建制派不必擔心反對派的行動會使香港政權不穩,因這種事發生之前解放軍一定出手,而香港的反對派一定不是解放軍的對手。既然沒有這個擔心,建制派就不需進行相應強度的動員以頂着反對派了,香港街頭便不會出現兩派群眾相遇,大規模對峙的情況。

在中國制約下進行的佔領運動

中國政府構成的制約,也影響了香港政府及佔領者的行為。如果沒有中國政府在背後支持,從香港政府的角度看,真會擔心支持者不斷增加的運動,是有可能使政府下台的,政府要認真思考應否及早出手鎮壓,將危機撲滅於萌芽狀態。但香港政府沒這個擔心,可以用拖字訣,這是從中國「借來的資源」使然。從佔領者的角度看也是把這個中國因素考慮進去的,不少參與者只因不滿政改、不滿警方發射催淚彈而站在支持佔領的一邊,沒想過中國因素什麼的。筆者接觸的佔領參與者中,沒有人想過武裝奪權,連向這個方向的思考也沒有,很簡單的原因就是大家也知道這個想也不用想。既然大家心底裏是存在着這一條底線,事件升溫的空間便相當有限了。

整個事件,是在中國的制約下進行,有中國政府在,港府有本錢拖下去;也是因為有中國政府在,佔領者只要不是昏了頭腦,也不會認為升級行動是好方案。雖然是一個對中國政府及香港政府不滿的運動,但佔領者也是接受(或明白難以與之抗衡)中國政府的制約,經計算而作出行動。其實何只是各方參與者,即使沒有直接參與的圍觀群眾,對事件有影響力的人物如大學校長,也是充分計算中國因素在內,然後選取行動方案。我不是說這是好還是不好,只是說這是香港的處境。

這樣說來,從中國政府角度看應該是很放心才是,因為參與事件的各方,即使是反對派,也沒打算挑戰這個根本的權力關係,也是在接受這個權力關係之下,來尋求自身行動的空間。從這個角度看,可能讓一些朋友覺得氣餒,似乎中國制約是個揮之不去的因素。筆者的看法是,沒辦法的,除非是將香港搬到澳洲南部,中國制約才顯得相對沒那麼重要。即使香港獨立了,中國所構成的制約仍會以其他方式出現。但這不必然是使人氣餒的局面,因為香港的路,即使在殖民地年代,也是在中國制約之下走開來的。

回歸前的港英管治是另一個大課題,當另闢專文討論,簡單說就是回歸前的港英管治,也有計算大陸這個巨大因素,在計算大陸這個巨大因素之後,再來調整對港施政。例如擔心在港華人與內地過從甚密,影響香港管治,使得19世紀的港英政府不願讓華人參與管治;因應大陸可能出現的干預、禁運、敵意行為,是20世紀50年代幾項重大施政的主要考慮(如興建公屋、建水塘等);預期香港前途問題要提上議程,於是在70年代改善在港施政等。凡此種種,說明港英年代,在計劃香港內部管治之時,也將中國可能對港的影響計算在內。港英政府厲害之處,是明白到中國因素之存在,並盡量在這個條件下把遊戲變得對己方有利。思考香港政治的時候,無論是贊成本土與融合、民主不民主,也要明白中國因素是不能忽略,要正面面對的。唯其這樣,才能較積極地思考未來香港的路向。

2015年12月11日,金鐘佔領區被清場,留守的立法會議員何俊仁被警員帶走。攝:Lucas Schifres/GETTY
2015年12月11日,金鐘佔領區被清場,留守的立法會議員何俊仁被警員帶走。攝:Lucas Schifres/GETTY

以解構主導的社運難走下去

第二點回望是關於香港社運的意識形態問題,就是說,以解構為主導的社運,可以怎樣走下去。

2003年以後,民主黨、民協等老泛民失去主導論述的能力,新一代社運人具後現代主義傾向,以「解構」來面對中國及香港政府的宰制。後現代是對現代的反動,看到了現代性的種種不是,科層組織對人的壓迫,民族國家滿口謊言,連聲稱對抗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也只是另一個壓迫故事。後現代的回應策略,卻不是像共產主義般建立另一個組織來對抗現制度,而是徹底質疑一切大論述,追求根本的解放。簡單說就是質疑所謂真實而恆久的東西,認為都只是有利益牽涉在內的人所建構出來。宗教、國家、民族這些概念,是一部分人建構出來對其他人進行宰制,沒有真相,只有一層又一層建構出來的論述。在這思想氛圍之下,自然就會質問為什麼要服從上級?再來就是何以要聽政府的話、要跟從警察的指令?何以說我是中國人不是香港人?何以民主黨支聯會提出的鬥爭策略最好?何以我要跟從大台指示?

為什麼是以後現代來對抗內地,原因很多,例如後現代是現今世界思想的一股大潮流,例如是香港社會發展已達國際先進水平,在這種社會環境長大的人,自難以再接受傳統的那套思想價值。這裏不是要分析原因,所以不詳說了。要講的是,這十年來的香港社運,是以解構為思想武裝來面對中國及香港國家機器。以這個進路來推動的社運,中國現代化、民族主義中國夢、香港政府的發展大計等,全都被劃上一個又一個的巨大問號。但順着這個邏輯,將解構進行下去,連社運本身也難免於被解構之列。一路走來,老泛民早被解構掉了,佔中三子被解構了,再來就是雙學、佔領現場的大台,也被解構掉。現在就是連最激進的社運組織也被圍剿,每天在社交網絡看到的,就是各個派別在互揭瘡疤。沒辦法的,大家再不會跟從權威領袖的大旗,而是各自樹起很多面小旗,各小旗又被愛解構的跟從者不斷挑戰。

對中國的立場、對組織機制的立場

但怎樣以解構來進行建構?這句話本身就在邏輯上講不通,既是解構,怎會打算建構?一個極端的思想實驗是,既然不滿意中國政府香港政府,那麼是否要將香港打造成新而獨立的國家?又不見得是這樣。我不是說在年中的蠔涌製炸彈案中,激進社運人士紛紛與之劃清界線,而是說,如果真走上獨立之路,按現代民族國家的發展邏輯,就是要建設一種有綱領、下級服從上級的緊密組織。但要使數以十萬、百萬計的人向着同一方向以相同步伐前進,這種運作模式必然與後現代思想背道而馳。既然不能接受「被領導」,連支聯會、民主黨那種要求服從權威的組織形態都覺得難以接受,則自己組織成立民族國家就更無從說起了。從這個角度來看,以解構為主導的運動,口頭上說得激烈,行動上構成了一些影響,但實際上難以對現制度構成根本性的挑戰。

我想這個就是今天香港不少人的納悶:不願意接受中國政府,最好是越遠越好連接觸溝通也不要,但又明白難以完全排拒其影響,實際行動時也會將中國影響計算在內;另方面是很希望為香港做點事、讓香港更好,但又不願意跟從別人的旗幟,總覺得沒理由要放棄我的想法,「含淚」接受其他人的領導。這樣又不是,那樣又不是,卡在當中動彈不得。筆者認為,要在思想上要對這兩個問題──對中國的立場、對組織機制的立場──理出了頭緒,才能再談之後的發展建設。

(劉紹麟,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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