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2047提前登场，前途想像浮出水面

经历了2014年数十万人的大规模占领运动，2015年，香港立法会否决了北京提出的政改方案，讨论十多年的政制改革陷入僵局。北京给的“普选”方案不获香港社会认可；香港藉社会运动彰显的民意亦不获北京承认。京港信任低迷，香港民间不再相信中国会给香港真正的民主的未来，一直支撑民主派的“民主回归”论述路线，也受到空前挑战。当旧有的民主与建制博弈平衡被打破，香港自治的道路如何往下走？

“一国两制”承诺50年不变，而2047年尚未到来，香港宪制发展的真问题已提前登场。

2015年1月，香港特首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罕有地点名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出版的《香港民族论》，抨击其中的“港独主张”。梁的点名批评，却反而让暗示香港应独立建国的“民族论”，在香港前途的讨论中，受到更大关注。另一方面，学者陈云此前提出的“城邦论”也继续发酵，逐渐由文化想像清晰为政治主张。“城邦论”与“民族论”在处理与中国关系上见解不同，但都隐约指向香港独立。

2015 这年，还浮现若干与香港前途有关的想像：六四维园烛光晚会中，几所大学的学生会代表当众焚烧《基本法》，主张修宪，呼应去年立法会议员黄毓民在议会提出的“全民制宪”。学民思潮发起人黄之锋则倡议：应重新理解中港的宪政关系、公投自决前途。在光谱另一端，建制派的刘兆佳认为，“后占领”时代的香港，“一国两制”会被赋予新含义。学者陈弘毅，则提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寻求香港“独特的民主路”。旁观的学者阎小骏则呼吁，香港应该打破对北京的隔膜，认识及投入中国，重建互信。方志恒主编出版《香港革新论》则希望在传统泛民与港独论述之间开拓出第三条路，提出“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续自治”等主张。

尽管2047已经进入讨论议程，但亦有不少论者聚焦现在，认为香港应先尽力巩固自身实力，建立有力的公民社会，或力行“民主自治”，或持续在地抗争，防止香港进一步下滑。在中国框架的约束内，如何避免抗争被自我解构的命运，是香港要面对的难题。

政改落幕，中国制约更加明显，“香港未来想像”的课题，仍是现在进行式。

台湾：马习会惊奇

2014年太阳花运动之后，《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迟未完成立法，两岸谈判陷入低潮。2015年8月25日，海基、海协两会如期举行的福州会议，交出索然无味的成绩单。彼时舆论认为，马英九卸任前，两岸关系将难有突破。

在这种背景下，11月7日在新加坡骤然登场的马习会，着实让不少人错愕。

两岸领导人66年来首次破冰会面，引起各种不同解读。陶仪芬与李丁赞从宏观地缘脉络切入，将这次会面视为中方对美包围的突破；白信则反向指出，台湾边缘化或“芬兰化”的趋势。聚焦两岸关系的论者，或视之为大开大阖、走向开阔务实的历史突破；或认为马英九是在拿中华民国未来豪赌。此外也有人从中国反腐打贪的脉络切入，将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视为中方面对两岸间盘根错节的代理人网络，打算出手整顿的讯号。这些诠释的对错，仍需时间沉淀。

不过对台湾本土派而言，长年被视为“亲中”、又在执政末期民意探底的马英九，此时与习会面不免显得可疑。数千名抗议者喊着“马英九并不代表我！”集结，马英九在会面中“只提一中、未谈各表”的致词，更在台湾引起猛烈抨击，还引出媒体记者周玉蔻在现场强势质疑。

马英九酒酣耳热，台湾媒体激烈针砭。只是短短四天后，阿里巴巴的“双11购物节”，一批产自雾峰的“台农71号”香米从天猫国际卖向中国市场；同时台湾消费者的跨境血拼金额，也成了淘宝网的第四大海外市场。年底，台湾陆生纳保争议再度浮上枱面，引起一轮争议；甚至引起部分旅台陆生思索自身与中国的关系。两岸交流持续深化，也带出各种社会动能，预示未来进一步政治互动的必然。

在此脉络下，马习会终究将标记着两岸关系的某个新里程。我们仍无法确定，这次双方发言，在多大程度上能框住未来的两岸关系。但当两边创下领导人见面首例，至少，未来不管是双边官方更直接的互动，或是当民进党总统跟习进平的会面，都将少掉某些象征的阻碍。

中国：中国梦背后的“何为中国”

习近平政府上任后，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执政理念，简称“中国梦”。在强烈而并不清晰的意识形态话语背后，是一系列强人政治的具体举措：在内政上，直接领导超过18个小组，横跨政经、政法、安全、网络、意识形态各领域，整合传统的利益集团格局，开启大安全体制；外交上从邓时代的“韬光养晦”，进入更积极争夺话语权的大国外交模式；在处理与周边地区关系上，也改变旧有统战模式。

与这一大势相伴而生的，是政治思潮中国家主义的急速升温。相对地，曾经风起云涌的自由主义则逐渐失声，革命与改良的争论偃旗息鼓。同时，香港、台湾等中国周边地区，面对中国国家主义的强势崛起，各自催生出更激烈的本土意识与行动。

现实中国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则又牵动知识界，对历史上“中国”内涵的思索。

关于“何为中国”的争论，起于百年前梁启超与章太炎的辩论。2004年汪晖出版《现代中国思想的起源》，历史学家葛兆光发表《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则掀起近十年一波丰硕的论争。2011年葛兆光出版《宅兹中国》，指出中国并未从帝国变成真正的民族国家，而是在“国家”观念中，保留了无边的“天下帝国”想像；2014年又出版更聚焦的《何为中国》。

这个命题在2015年引起更多回响：3月许倬云出版的《华夏论述》，称中国这个“共同体”是“没有边界，可是有程度不同的归属”的“天下”，容易接纳外来元素。6月汪晖在喀什大学演讲《两洋之间的文明》也以“跨体系社会”描述中国，主张其由不同地域文化长期交往渗透而成，故“民族国家”概念并不适用。同年许纪霖在《复旦学报》第五期刊出〈现代中国的家国天下与自我认同〉，也论及近代“国家”作为主要政治单位的崛起，如何造成传统中国认同中“家国天下”连续体的断裂。

不过这些围绕在“何为中国”论述，对当代的“中国梦”又有何启发？许倬云在接受《端传媒》访问时，以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大英国协为类比，认为中国仍然可能成为具有“包容性”和“弹性”的“天下”。汪晖也有类似观点。但在另一方面，葛兆光则拒绝从对历史中国“天下”的分析，替当前中国内的“天下主义”背书。他在接受《政见》采访时也指出，中国在“现代国际秩序”跟“天下帝国”两种想像间的摇摆，是当前许多问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