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反思與前瞻 觀點 雨傘週年

陳永政:讓民主運動轉化為抵抗運動

第三階段的抵抗運動是要超越單純「製造麻煩」的抗爭,而積極地透過「建設」去與不義的政權分庭抗禮。


陳永政:筆者留意到今年七一雖然少人,卻出現了很多新的小型公民社區團體、組織。
攝:盧翊銘/端傳媒
陳永政:筆者留意到今年七一雖然少人,卻出現了很多新的小型公民社區團體、組織。 攝:盧翊銘/端傳媒

香港民主運動面對的困局主要有三方面:一、中央擊碎民主夢,全面打壓將至;二、民主改革失敗,管治困局無從解決;三、雨傘運動過後,社會全面撕裂。 前文已論及「撕裂」其實也可以是「溝通」的開始,而本文將會集中討論如何回應第一和第二點。 簡單而言,單靠溝通, 實在已不足以打開困局。香港的民主運動要發展下去,我們就必須在中央全面壓制民主發展的基本格局下,找出改善管治和發展民主的方法。而筆者認為,民主運動的希望正在於展開一場「抵抗運動」。這運動必須建基於三點認知:

(1)政制上民主化在中短期內全無希望;

(2)以「製造麻煩」為主的抵抗手段既是必要,但其效用亦為有限;

(3)「抵抗」除了「製造麻煩」的消極一面外,亦有以「建設」與「發展」為主軸的積極一面;而推動「民主自治」可能就是抵抗運動紮根的方式。

首先,雨傘運動讓我們深切地體會到在梁振英下台之前,香港政制的民主發展基本上並無可能。而香港民主派與北京劍拔弩張的情勢,短期內亦不會緩和。 因此,中短期內,民主運動如將精力投放入爭取普選制度,策略上基本上是緣木求魚、白費氣力。相較爭取普選,面對強硬的北京,蓄積實力才是當務之急。

不過要蓄積實力亦非易事,因為隨着政改告吹,北京的全面打壓指日可待,面對建制勢力及北京的步步進迫,「抵抗」似乎是唯一選擇,就此香港社會已毫不陌生。但是,之後呢?民主派一直為人詬病的,就是除了反對外,別無新意,也無解決問題的方法。民主派要爭取更多支持,只停留在示威、衝擊、拉布層次的抵抗實在遠遠不夠。最先了解到這問題的,其實是激進派系,他們一直要求升級,就是因為他們深切了解到現在的抵抗方式非常不足。不過,升級並不一定等同激進化,要擺脫目前困局,我們不妨先了解一下「抵抗」本身是如何運作的。

覺醒,直視不公義

Jamie Frueh 在講述南非抵抗運動的 Political identity and social change 一書中,指出一般而言社會抵抗運動要達至改變社會的效果,都會經過三個階段:(1)覺醒;(2)「製造麻煩」;(3)推動替代方案。「覺醒」非常重要,因為最恐怖的不公義往往並非明刀明槍的打壓,而是以打壓為基礎,逐步讓人們對不公義的事視而不見, 甚至視作常態。 若不公義的事,被視為正常,不但「抵抗」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就連被欺壓者都可能會視「被欺壓」為正常。

因此抵抗的第一步往往是「覺醒」,就是要直視不公義,並察覺這並非常態。 這階段開始時,往往只有少數人能做到,但這少數人會以改變不公義為最終目標。因為他們人數太少,又缺乏資源,單靠自身力量很難馬上成事。此時抵抗運動就會進入第二階段:「製造麻煩」。

「製造麻煩」是抵抗的重要一環,它與「武裝革命」不同,由於缺乏實力,它的目標並非馬上以力量推翻政權。 相反,「製造麻煩」是要打亂社會日常生活的秩序,從而迫使社會大眾無法在不公義的情況下平常度日,繼而希望迫使大家正視不公義。這階段的成果,往往在於覺醒的人會越來越多,最後形成足以推動社會改變的政治力量。不但香港的社會運動亦一直沿此路進,甚至歷史上, 人類社會制度的重大改變,大多由此而成。大至英國廢除奴隸貿易、美國廢除黑奴制度、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及印度的獨立運動,小至各式各樣的社會改革, 大多是由不斷「製造麻煩」的抵抗達成的。在人類政治社群的經驗中,以「製造麻煩」為主的社會抵抗運動,可說是革命以外,對抗不公義的最有力選擇。 然而,這階段亦往往得面對兩個重要瓶頸。

「製造麻煩」的瓶頸

首先,是社會大眾的反撲,「製造麻煩」的基調是不讓社會大眾安穩地對不公義視而不見,這很多時自然會令大眾心生厭惡,結果非但不能令更多人覺醒,反而造就讓政權借安定為藉口打壓的機會。這情況在抵抗運動步向暴力化時,尤其容易發生。「六七暴動」將香港市民推向支持本來是剝削者的殖民地政府,即為一例。究其所以,是當抵抗運動步向暴力化時,「迫令更多人覺醒」的目標很容易逐步與「以力量迫使政權屈服」的目標混淆,於是開始展開不計代價的行動。但問題是,若本身有足夠力量迫使政權屈服,一開始就不需要借助「製造麻煩」喚醒更多人支持。一旦本身支持不足,硬碰硬很可能會令運動的代價超越社會大眾一時間願意承受的水平,結果只會讓政權得到更多人支持,借勢打壓。

第二,即使能夠讓一定數量的民眾認知到社會上的不公義,若始終無替代辦法,則結果很可能是讓大家感到氣餒,而運動亦可能隨之瓦解。當抵抗運動面對這兩個瓶頸時,若要繼續下去,就必須進入第三階段。

「建設」,與不義政權分庭抗禮

第三階段的抵抗運動是要超越單純「製造麻煩」的抗爭,而積極地透過「建設」去與不義的政權分庭抗禮。透過主張一套能取代現有不公義情況的做法,並盡可能將之實踐,這便可以一方面讓社會大眾減少對政權的依賴,同時又為爭取更多支持建立一個務實的支撐點。實際而正面的行動,可以讓民眾看到「原來可以如此的」,繼而讓他們擴闊想像:「若我們能做到更多改變,結果又會如何呢?」這種運動的威力非常驚人,例如波蘭團結工會就曾透過建立一強大的公民社會,以減少對政權的依賴,最後獲得足夠實力迫使政權談判妥協;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軍事佔領下,能逐步建立起反抗陣線,也是由「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帶頭結集支持者,再透過為民眾提供各種醫療、教育、社會保障服務,將本來一盤散沙的巴勒斯坦國民組織起來。正面建設雖然費時吃力,但所累積的力量卻非常龐大,特別是當「製造麻煩」的做法走向瓶頸時,其相對效益更形吃重。

黃藍撕裂,印證着香港的抵抗運動明顯已抵達第二階段的瓶頸,再一味單靠「製造麻煩」施壓,不但效益不足,更可能導致反彈,因此筆者主張香港的民主運動 應該向第三階段進發。 但實質上應如何進行呢?筆者認為要點只有兩句話:「越過政權,民主自治」。

越過政權,民主自治

民主運動近30年都是沿着政治制度民主化的方向進行,目標是建立普選制度,民主地選出政治代表,再由民選政府以公權力推動政策,這原是合理之至,但在北京的打壓下,此路不通。因此,我們要做的,就是要找出方法繞過政府權力,並置之不理,直接透過社區民主參與,管治自己的社區。 這做法有三大優勢:

一、可以活用香港的天時地利。既然短期內政制民主化無可能,那長期的民主自治運動在時機上就非常恰當,而香港尚有言論及結社自由,這些運動可以完全合法地推動,政權雖會嘗試阻撓,但運動仍有機會成功。

二、可以培養民主社會的實質內涵。民主的意義本來就不止於選出政治代表,而亦包括市民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盡力參與共同管治。「越過政權,民主自治」的方向,正好和培養民主社會內涵的目標相脗合。長遠而言,實有益於他日政制的民主化。

三、可以蓄積力量,為更大型的抵抗運動做準備。正面建設除了可為民眾提供抵抗運動的「着力點」和想像空間外,還有助建立社區動員機制和網絡,透過自治運動將民眾逐步組織起來,民主運動的力量也會隨之逐步增強。長遠而言,亦有利於向北京爭取政制上的民主化。

這聽起來可能會令人覺得過於理想化,特別是當中會有大量技術問題需要解決: 例如有哪個組織會願意這樣做呢?缺乏資源又如何自治?缺乏公權力做後盾,如何保證執行順利?決策機制又如何建立?這些都是以「民主自治」為抵抗方式所必須回應的問題。

真正的民主社會,是每一位市民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盡力參與社會的共治,繼而承擔起社會的命運與未來。

然而要回應,最好還是切實地嘗試。今年七一, 遊行人數銳減,這似乎象徵着民主運動的衰微,但是筆者留意到七一雖然少人,卻出現了很多新的小型公民社區團體、組織,每一個都在做實事,由保護郊區,到鼓勵回收,到推展農耕,到社區經濟,到義務補習,每一個團體都能將各種事業與香港的未來連繫起來,並從「為香港未來努力」這大目標中取得力量,將高遠的理想,落實成最微小而切實的努力。真正的民主社會,不是大家投投票,就將所有自身的責任推得一亁二淨。真正的民主社會,是每一位市民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盡力參與社會的共治,繼而承擔起社會的命運與未來。當香港社會正面對變得「犬儒」的危機時,這些年輕人正切實地用自己的腳步與汗水驅走「犬儒」心態,建立一個有實質內涵的民主社會。 這正是以「民主自治」為核心的抵抗運動開展的契機。 更精彩的,是一些壓力團體最近展開了一場「社區公民約章運動」,他們的方向正是追求「社區公民」、「社區自主」、「社區經濟」、「社區參與」及「革新體制」;這正是透過推動社區參與, 直接建立「民主自治」的嘗試。 他們的成敗,很可能就取決於我們是否願意投入力量,支持他們。

香港的民主運動正面對一個非常艱難的困局。30年來沿着政制民主化的改革方向,短期內已再無希望;而面對着北京打壓民主發展,及管治困局無從解決的困境,民主運動必須多頭並進;絕不可繼續單靠「製造麻煩」施壓。建立正面的抵抗運動,可能是香港民主運動最重要的出路,而民主運動是步向衰微,還是成功轉型,最後還是取決於我們的決意為何。

雨傘運動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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