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在台灣爭議多年的「陸（中）生納健保案」，冷不防地被排上立院議程。消息傳開，旋即引起一波論戰。反對者抨擊國民黨版「由政府分擔四成保費」的規劃；並質疑陸生納保將廣開巧門，任中國籍病患來台「假就學、真就醫」，侵蝕健保資源。支持者除訴諸健康人權，也針對陸生納保的財政效果精算，強調「陸生就醫機會低，反可能挹注健保財源」。
由於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曾表態「不反對陸生納保」，一時之間，看似有望在此政策締造里程碑。結果27日台聯黨團揚言將「提出440項變更議程案杯葛」，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賴士葆就以「總預算審查在即，不願看到立院空轉」為由，同意退讓「擇期再審」。
短短三天的沸沸揚揚，政策回到原點。只是爭議政策針對的陸生，又再度於某種莫名中被拉到鎂光燈前被論述、描繪、污名、拒斥，不免有種「躺著又中槍」的不是滋味。
隔幾天，曾在台留學，目前在芝加哥大學念博班的中國學生賈士麟就於臉書留言，抨擊這個議題「早已浪費太多人的情感」，並呼籲陸生再也不要隨健保爭議「雞凍」。同一時間，我也私下聽到某些陸生譏諷——譏諷的還不只是政策的阻擋者，更是提出修法案的國民黨：
「他們根本無心推動，只是大選到了找不到議題，拿我們來測風向，碰到台聯反彈就收手。」有位台大研究生曾如此表達，自己對國民黨把陸生「道具化」的不滿。
夾縫中的失語陸生
「道具」是沒有主體性的，是不會說話的；一如在這波政策爭議中，陸生身為當事人，卻總尷尬地處於某種集體失語的處境。不管是正方把陸生當成財源的「挹注健保說」，或是反方把陸生當成威脅的「侵佔健保說」，都只把陸生當成某種可加減操弄的變項；雙方甚至不曾企圖了解，陸生作為有意志情感與行動力的人，本身對納保的看法。
那幾天裏，只有台大政研所張逸帆在氣急中，於臉書寫就的〈你們的健保很好，但我從未向你們乞討〉一文，透露了某些陸生視角，並廣為媒體轉載。結果原貼竟遭網友「檢舉」而在臉書下架，還引發後續關於台灣有無言論自由的爭議。
台灣政客的忽視、社會氛圍的不友善，還只是陸生集體失語的一方主因。另一方，則是來台後對於祖國政權監控的感受或想像。
陸生來台前後，總是會一再聽到「不要涉入政治」、「公共場合要低調」的叮嚀。在我認識的陸生朋友中，某些同學因意見活耀回國時遭有關單位關切，「喝茶喝到飽」的傳言也甚囂塵上。這些因素，更加箝制了陸生在涉及兩岸關係之敏感議題時的表態意願。畢竟「大家都只是來念書，還要回國，不想惹麻煩。」
就在兩岸仍緊繃的氛圍中，這批戰後第一代的登台陸生，幾乎無可避免地跌入一種不被雙方信任的歷史夾縫——向前經常看見台灣社會的不歡迎與敵意，向後又不時感受（或想像着）到中國政府的注視。
陸生想納保嗎？
那到底陸生想不想納保？張逸帆說「就實際利益而言，我完全不想加入健保。」反嗆許多仍把「納保」想像為給陸生「恩惠」的人。但其他人怎麼想？
從爭議爆發以來，我帶着這個懸念，問過十多位北部大專院校陸生意見，以及他們對同儕陸生的觀察。拼湊出一種饒富深意的畫面：
首先，確實許多人提到：不管政府是否補助，健保都比現行的商業保險貴。對許多預算緊繃的同學而言（別忘了他們不能打工），每月幾百元的價差足以是選擇關鍵。即便健保意味着更全面的保障，但畢竟絕大多數陸生正值青春，生病機會本來就小，更罕見能催生健康風險意識的經驗。認同張逸帆說法者，比我想像中普遍。
而基於「實質權益」而想加入健保者，則聽聞過三類，但均為少數：一是本身身體不好、有經常就醫需求的少數同學。二是見證過同學意外重傷（如車禍、八仙塵爆），意識到健保的重要。三是某些曾罹患某些「害羞症狀」（如泌尿道感染）者，覺得健保至少比現行醫保更能保障隱私。
依現行醫保程序，就醫學生要報銷理賠，得填表向學校負責僑外事務的行政人員申請。然而這些行政人員，往往肩負全校僑外生生活起居的打點，辦公室也經常穿梭着各年級的學長姊學弟妹。某位女性陸生曾跟我描述過，「進辦公室遞理賠申請書」的尷尬。健保對其最大差別，只在就醫過程的隱私。
最後，雖然多數人不覺得自己「需要」健保，有相當比例陸生仍偏好納保。理由，倒不是外界直觀想像到的「爭權益」，而是更接近一種對於「不被歧視，不被當成二等居民」的期盼——特別是與僑生、外籍生標準的一致。
「而且加入健保繳保費，還可以替那些真正有需求的人幫忙分擔，也是蠻好的，」某位陸生甚至從貢獻的觀點，詮釋自己的意願。
納保爭議與認同政治
「不被歧視」這種渴望着眼的，不是健保作為社會保險的實質功能，而是其對於「平等、接納」等抽象價值的象徵。有趣的是，反陸生納保者雖也洋洋灑灑地論及弊端、損益等實質問題，觀其論述，真正在意的也是某種象徵——也就是透過健保身分的給予，對於「台灣人民主體」畫界的象徵。
對台派而言，「台灣主體性」是政治追求的聖杯。台灣內政外交的諸多問題，幾乎都能歸咎於在中華民國這個「境外移入」的政治體制下，台灣主體性發展的不足。正因台灣主體性從未徹底實踐，台派不免於在某種補償心理下，執着於任何一個「勾畫」台灣主體的細節（例如護照上的小貼紙），也糾結於可能「模糊」主體的威脅。
健保作為少數台灣堪以為傲的「國民政策」，恰好就是這麼一個區別內外群體、勾畫主體邊界的理想符碼。即便某些國家（例如英國）的政策實踐，早已演示了公共醫療保險與「國民身分」脫鉤，以務實地涵蓋他國籍居民的可能；但台灣卻有不少人，情感上不捨健保作為「國民待遇」帶來的集體歸屬感，甚至是相對他者某種難言的優越感。因此，甚至對其它僑外生的納保，反對意見也從未消失。
在前述脈絡下，納保與否不再只是保險學上的理性精算，而是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拉扯的標線。所以獨派政團基進側翼用「準國民待遇」切入，與台大政研所學生林弘展從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立論。
由於「中國」一直是台灣認同的對照組，對中生納保的抗拒更顯強烈；而也正因「集體受迫記憶」總是認同政治發動的要角（例如日本侵華之於中國國族主義擴散；228之於台灣國族主義；性別壓迫之於性別平權主義），納保與否的爭論，也才無可迴避地牽涉到飛彈、中國對台的國際打壓等種種在陸生眼中「上綱上線」的理由。
對陸生主體性的叩問
「我只是來念書，你卻要我承擔起整個民族？」張逸帆在文中的吶喊，也是不少陸生的苦悶。不管認不認同、願不願意，在台陸生似乎很難把背後那個國家卸下，回歸到僅僅作為一個人被看待。這種如影隨形的標籤，意外的影響之一，是推促着若干陸生嚴肅思考起，人與國家的關係。
「作為一個對中國政治影響極微的中國人，我到底應該對中國政府的作為，負起多少道德責任？」前幾天某位陸生語重心長地反問我，言語中頗有對一再「被牽連」的不是滋味。他的同行友人更感慨道：「陸生到底有沒有可能發展出一種主體性，一種有別於中國的主體性？」
專制體制下個人的道德責任，恰好是前兩年，台灣圍繞着「轉型正義」的討論熱點。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從旁觀紐倫堡大審提出的「邪惡的凡常性」（banality of evil），忽然成為大家朗朗上口的時尚詞彙，用於批判過去在威權年代，服從體制命令的迫害執行者。而德國神學家馬丁•尼莫拉著名的〈懺悔文〉也在台灣網上廣泛轉引，提醒彼此面對當權者的不義時，沉默者的道德責任。
但在這麼一個相對自由的年代，這些話語都太理所當然了，理所當然到讓人幾乎忽略，在戒嚴年代要去對抗體制，需要多少道德勇氣與犧牲準備。對比之下，今日中國或許言論空間還沒那麼逼人，但整個國家太巨大，巨大到更容易讓人覺得自己的渺小。那天面對提問的陸生，我沒有適合答案。
不過那天對話更引我尋思的，是「陸生主體性」這個概念。
對我而言，陸生主體性有兩層意義。一是如那位朋友談的，先放下「中國」這個巨大圖騰的重擔，從「中國的一份子」回歸其自身存在「我即是我」的主體身分。二則是在台灣政治情境中，能拒絕僅作為「片面地被擺佈、被決定」的客體，而能進一步以「居民」身分，成為具備參與政策過程能動性（agency）的主體。
而這兩層的意義其實又扣連在一起：在台陸生政治主體性的受壓迫（特別是相對於僑外生），也不可避免地與陸生揹負的中國有關。
主體性重要嗎？對我而言，人的發展，就是一種取得主體性的過程；我們都是從受擺佈的嬰孩、受規訓的學生，到能主動表述、創造、行動的成人。人類社會合理性的提昇，也恰好對應到各個時代受壓迫的族群（黑奴、女性、勞動者、原民）對自己主體性與能動性的爭取。阿維賽•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曾界定一個「正派社會」（decent society) 是一個「體制不羞辱個人的社會」。對我而言，那就是一個尊重每個人的主體性、能動性的社會。
如果來台陸生在歷史夾縫中的失語，竟能催生出對「自身主體性」的思索、甚至追求，那或許是我從這起爭議中，能有最美麗的盼望。
代結語：前方的路譜
「其實我蠻高興11月27號陸生納保案撤回的，」前不久有位陸生朋友跟我這麼說。他覺得，這次正反雙方，都從來沒有嘗試去了解陸生社群怎麼想；連陸生社群中都還不曾好好討論，形成某種對健保政策的共識。「如果沒有經過討論就驟然通過，我覺得很可惜」。
他在意的，顯然不是健保權益本身，甚或是「有沒有被歧視」，而是陸生社群能否在這次爭議中，演練在民主社會一個次團體的政治能動性。
不可諱言，有某些陸生選擇來台，正是帶著對專制體制的失望，以及對「華人民主社會」的嚮往。其中我也遇過若干，對台灣歷史下過功夫，對可能遇見的仇中情緒做了心理準備；不幸的是，台灣社會在某些時刻展現出的防衛與敵意，以及當中閃現的民粹暴力，仍超過許多陸生最糟的想像。在之前見證過的某些陸生心理轉折中，其對「民主現實」失落帶來的絕望，可能更甚於「敵意」本身帶來的傷害。
對比之下，這位陸生的期盼，已經算是相對積極樂觀。他期待的討論仍有難度，畢竟陸生之間還不存在有公信力的跨校聯合會；近年陸生大幅擴招，也讓跨校際的串連顯得困難。但倘若有人能替陸生社群搭建平台，促成大家參與討論、彙整共識，並針對納保政策，對台灣社會表達清楚訴求，那我相信對所有參與過程的人，都會是件意義深刻的事。
若有這天，我期盼台灣社會能更耐心傾聽，尊其意志。
其實若從主體性思考，這起爭議中對壘的台派跟陸生，有頗相似的命運結構。「台灣主體性」的建構，本於對中國（及其代理人）的對抗；「陸生主體性」的提出，則基於對「中國」這個道德重擔切割的想像。台派着眼的「不被矮化」，正是陸生在健保爭議中最基本的盼望；台派追求的「命運自決」，則是陸生在健保爭議中的最大期待。
倘若台灣社會能在前述基礎上，同理陸生的命運感受，公允對待其「不被歧視」的期望，這遠比聽台灣人吹噓多少次「民主成就」、旁觀多少次選舉，更能深化對「民主、人權」價值的體會。而我相信，只有當來台陸生能真心認可這些價值，而不是在自身的受迫經驗中，對台式民主產生失望嘲諷，我們才能在崛起的中國，注入「理解台灣」的基因。也唯有如此，台灣長久的價值與安全，才能更有保障。
（曾柏文，英國華威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台灣udn Debate相對論總召、CNEX紀實頻道編輯總召、東海大學兼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