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日本男童遇害事件:無法正常地討論仇恨,就無法正常地討論良知

作為更廣泛意義上的個體,良知是我們的本能,也是歷史與文明作用在我們身上的結果,它本身就是穿越時空而有力的。
2024年9月19日,中國深圳,一名10歲日籍兒童在前往學校的路上被襲擊者刺傷後死亡,學校門外鮮花上的字句。攝:網上圖片

9月20日,一封署名「小山純平」的信在簡中互聯網上流傳,深刻觸動著兩天來持續表達著悲嘆的人。悲嘆來自9月18日發生在深圳的,日本男童被刺死事件。感到哀痛與抱歉的網民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和仇恨教育是始作俑者,但也有人更同情殺人者,質疑為什麼要哀悼日本人。諸如「民族主義殺人」、「仇恨」這樣的字眼,在網絡上怵目驚心。

而這封近一千字的信中,寫著:「我們不會憎恨中國,同樣,我們也不會憎恨日本⋯⋯我唯一的願望就是,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小山純平,自稱是男童的父親,男童名叫航平,父親是日本籍、母親是中國籍,這位父親在信中介紹男童是一個天真可愛的孩子,也講身為父母的震驚和悲痛心情,但他選擇繼續「為中日兩國的相互理解做出微小的貢獻,這既是對我愛的兒子的贖罪,也是我對犯人的報復。」

這些話帶著愛與痛楚打入了人心,有人說,看看這崇高的人性,也有人對這種大愛與大捨的心態感到心痛,「寧願這封信是假的」。據中國媒體人了解,這封信確為男童父親所寫,經翻譯後發出,不過當晚發出不久後就被刪除了,又留下了一個資訊和情感的空洞。只是有心人以截圖方式接力流傳,自發闢謠、釐清、批評、呼籲善良。

至9月22日,關於這件事的第一篇特寫報導出現,有關討論卻已經逐漸平靜下來,被「日常生活」覆蓋。但人們都知道,已經宣之於口或啞忍於心的,都沒有找到答案。生活迅速「復原」反而警告了一個不樂觀的未來:一次次沒有結果的消耗下,沈默不語和置身事外的人可能越來越多。這使得縱容與旁觀都將不確切留痕,但所有的因果,都會在未來瀰散。

一封署名「小山純平」的信。圖:網上圖片

驅逐善、保留惡的失真環境

三個月前,中國已經發生了兩起襲擊外國人的事件,一起針對美國教師,一起也是針對日本學生,後者更造成一名意欲保護學生的中國籍校車引導員——胡友平女士傷重身亡。不論這些事件的具體動機是什麼(官方也未曾公布),它們都恰合這五年來,中國自上到下「仇美反日」的情緒

繼而,在這次的男童事件後,中國輿論也很快分成了兩大類:一方面,「民族主義殺人」、「仇恨教育」、「暴力愛國」等成為網民的矛頭所向。另一方面,中國官方迅速調整輿論方向,跟上兩次一樣,強調是「個案」,指批評者「以偏概全」、「激化仇恨與矛盾」。

對這件事毫無同情和悔意的網民自然也一直存在,「為什麼要同情一個日本人」、「日本人有中國人好同情嗎?」、「日本人死有什麼好悼念的」等質疑聲不絕。而愛國KOL如「孤煙暮蟬」,也在官方表態後帶起節奏,指責批評者沒有用同樣標準對待在日本被殺害的中國人。

與此相對應的是,關於這件事的基本事實、所有討論的基礎,則一直被消解。

中國媒體只能引用深圳警方的通報、日本政府的聲明來報導事件,據悉禁令口徑是「有史以來最嚴」。警方一共發了兩次通報,第一次甚至未提及男童國籍、年齡,涉案地點;第二次則僅通報犯案人無業,是單人作案,有兩次刑毁、造謠有關的前科。《深圳特區報》在20日發布報道指事發10分鐘後救護車趕到現場,且獲得家屬配合與認可。

這就是人們能從官方得到的全部信息。

但在抖音和快手平台上,長期允許著「拆除日本人學校」的煽動和陰謀言論。據鳳凰網統計,快手上有278個這樣的視頻,總點贊量超200萬,最高一條超過30萬。這些視頻大致分為4類:1. 第一人稱vlog,展示中國境內日本人學校外觀;2. 偽造新聞播報,宣稱國家層面決定拆除日本人學校;3. 造謠日本人學校培養間諜;4. 宣揚民族仇恨,呼籲網民加入拆除日本人學校。

內容農場式的視頻公號也不求甚解地用其他方式繼續傳播這類假消息,比如某題為「香港著名演員質疑中國的日本人學校」的小視頻介紹:香港演員歐陽震華在微博上質問日本人學校存在的合理性,獲得網民點贊。而歐陽震華恰恰是「從網上視頻得知這一消息的」。這意味著,在失真的信息環境下,經過二次、三次傳播,假信息和陰謀論都可以接觸到抖快用戶以外的更大的人群。

有良心的自媒體對此進行闢謠和科普,講解日本人學校在中國存在的歷史原因、符合教育部的規定、不能招收中國公民是規定而不是特權、教學內容可自行規定等。但這些科普資訊的傳播量無法與假信息、陰謀論相比,遇上官方對「輿情傳播」的管制,部分內容也即刻被刪除。這幾天中,被刪除的文章還包括:《我們能為死去的孩子做點什麼》《從深圳到東京:他們為那個孩子守夜》等,連帶被刪除的是這類資訊下相對理性的中國民意。

上一次的日本學生遇襲事件後,中國政府曾一邊聲稱事件是「偶發」、一邊要求各社交媒體和門戶網站「處理煽動中日對立、挑動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相關違規內容」。這一次也是同樣操作,事發三天後(9月21日),快手再次發佈「處置傳播不實有害信息、煽動中日對立等相關違規行為公告」,刪除90多個帳號。但這些表態式行動不過是杯水車薪,有人質疑:「才90多個嗎?」人們知道,五花八門的仇日反日言論在各類平台上一直是被默許的。

2024年9月19日,中國深圳,一名10歲日籍兒童在前往學校的路上被襲擊者刺傷後死亡,一名男子拿著鮮花在學校門口。攝:David Kirton/Reuters/達志影像

值得注意的是,夾在新聞媒體和中國官方之間的各類「平台」和「民粹」,也很容易被當成要為煽動反日言論負全責的替罪羊。比如上文所引的鳳凰網,就接著引述《人民日報》指官方不支持暴力、不接受個別炒作的「仇外情緒」,並直言快手等平台「聚合烏合之眾」。這種用菁英理性愛國視角對中國民意進行粗暴切割和歸因,還中央清白,卸責「民粹」的新聞敘事,一貫履行著「小罵大幫忙」的功能。

從事互聯網經濟的人則指出這樣的困境:且不論平台是否會拋棄愛國流量帶來的利益、主動追求道德責任——即便平台出於道德追求限制愛國流量,也是不可能讓人知道的,因為若此舉被人所知,引起愛國流量攻擊平台,那麼喜歡「拉偏架」的政權,依然會把平台當成最方便宰殺的羔羊。

總之,在9月18-21日這短短幾天內,人們明顯有一個感覺:相對正常的、解釋基本問題的、事實相關的、呼籲客觀理性、帶著善意和愛的文章,基本都被屏蔽和刪除,但假信息和陰謀論、煽動反日的內容,都好好地活了下來。

在失真環境下討論良知的困難

這造成了一種輿論上的特徵:大家試圖表達些什麼,但所針對的人群和現象是分層的,而且在缺乏真相、無法驗證,且頻繁被刪的情況下顯得蒼白。

在更廣闊的輿論上,人們首先檢討的是仇恨教育。其實關於「仇恨教育」,最早的文章來自2012年的野夫,12年前他提問,遠離了文革和八九的一代,為什麼還會在仇日攻台問題上那麼殘忍和野蠻?這個問題到今天還適用。

對於這個問題可以有多個回答。學者王珂曾有一個觀點:中國民族主義的根源可追溯至清末梁啟超、康有為等人向日本學習近代國家思想,當時日本認為「單一民族國家」就是近代國家,啟蒙者們也學習了這一套。另外有學者分析,九十年代的中國為了突破國際封鎖而實行雙軌外交政策,其中一軌就是對內加強激進的民族主義。其實在六四之後,日本是反對國際對中制裁的,是幫助中國恢復的一個重要國家,以致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但經過千禧年代,日本不願意道歉、參拜靖國神社、要做亞洲第一等敘事持續刺激中國民族主義的神經,而中國的愛國教育也開始初見成效。

2012年9月15日,中國北京,日本大使館外舉行反日集會。攝:Feng Li/Getty Images

至2012年,日本「國有化釣魚島」事件引爆中國的反日大遊行,兩國官方和民間關係都達到冰點。不過,由於被傷害的實際上也主要是中國人,人們反思激進的仇恨行為帶來的後果,思考「仇恨教育」。後來的10年,儘管赴日本自由行的中國遊客不斷增多,日本文化也影響著中國年青一代,但兩國的外交持續起伏,日本國內政治和民間的右翼化也確實在擴大,對華貿易額一直下滑。經過中美貿易戰、安倍遇刺福島排廢水等事件之後,兩國民眾間的情緒更複雜了。

2020年後,愛國流量在中國開始成為一種生意,加持仇日言論的流行與擴大;2022年,日本國內民調顯示,有81%受訪者認為「中國是日本安全保障的威脅」。今年8月巴黎奧運後,日本乒乓球手的右翼言論引發中國輿論反彈,是最近較大的一次反日情緒。

而即便不討論這些,中國存在對歷史和民族的仇恨教育,也是每一個在這個環境下成長的人所熟悉的經驗事實。因此檢討仇恨教育本來是很好的方向,因為歷史上的傷害不能忘記,而教育也並非只有一種方式。但在網民轉發《藍方:拒絕仇恨教育,我們如何教孩子看見真正的人》這篇文章後,它也很快被刪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國人在日本被殺害卻無人問津的論調。去年有中國國內觀點指「日本沒有愛國主義教育」,這幾天這種論調也曾曇花一現——這些關於日本的歷史和情感教育、針對外來族群的暴力的探討,原本也都是有意義的問題。

但在被迅速控制的信息環境中,沒有可以繼續思考和討論這些問題的可能。連反思「仇恨教育」也被屏蔽,相對貼近事實的、可以引起大眾興趣的討論,就已經失去了發力點。累積的不明白、誤解、或過猶不及,都無法被解決,也只會增加準確認識兩國社會的難度。餘下的言論在正常環境下是錦上添花,在被閹割的環境下卻像對著棉花打拳。

比如一開始就有人指出,不要那麼快把行兇者和民族主義聯繫起來。這是一個合理的思考方向,但在善惡明顯不平衡、且缺乏事件信息的環境中,顯得有些離地。比如,網上曾出現一篇《襲擊日本學生嫌疑人「鍾某」是誰》的文,但很快被刪了,警方公布的有限信息中,兇手動機和民族主義到底是有關還是無關,也完全沒有辦法確定,幾乎也是不可能有答案的。這種失真下,說有關或無關都可能有問題,為了「公正」而選擇的沈默則很有可能成為一種縱容,而通過這件事反映出來的、反日仇日的情緒和言論,卻是確鑿無疑的,也是在官方一輪清理之後真正留下的。

也有人指出把責任都推給民粹主義是一種偷懶,也檢討這種視角下的階級問題。如上文所言,「民粹」確實容易成為替罪羊,它其實本身是一個面向很廣的概念,但使用者往往喜歡標籤和簡化它,使得責備民粹成為左中右派都非常好用的萬金油。已經被刪除的《趁著義和拳還沒打到我身上》,就引起污名底層的爭議。換句話說,惡也可以通過責備「民粹」來表演正義,尤其在這樣一場看似民生實則關涉政治、但政治卻不可言的事件中,這樣的表演偽裝性是極高的。但是,惡卻無法因為這種階級批判而受到制裁,被階級批判針對的,只能是仍然在關心這樣的事情,卻在表達和個人思考上也有著這樣那樣的短板的人們。

也有論調挑戰「哀悼的資格」和「哀悼的對象」,比如愛國大V暗示不關心在日中國人的哀悼是虛偽的,另有觀點指人們哀悼的是想像的日本人、精緻的日本人。「我們真的敢談論具體嗎?」「關注日本小孩的人關注過加沙嗎?」有觀點這樣提問。然而,除了 whataboutism 的比爛心態、沒有經過事實查核就拋出來的道德綁架,以及不關注A就不能關注B的邏輯滑坡外,這些觀點所批評的對象的面孔也是不清楚的。評論者所面對的大眾,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對不同議題有什麼樣的關注,無法通過被閹割的網絡完整表現出來,這就意味著批評者既有可能打中了一部分,也有可能只是在批評想像中的對象、樹立了稻草人而已。而一個人不出於任何公共考慮,只是出於樸素的同理心為無差別的傷害感到悲傷,難道也有錯嗎?

這漸漸地凸顯出在失真環境下討論良知的困難:大家都在發表些什麼,都想本著自己的良知去談論些什麼,也試圖剖析良知的倫理,更想呼籲公共良知的出現。但在缺乏真相、無法驗證、且頻繁被刪的情況下,這些聲音顯得對象不明,有的甚至像站在惡的一邊幫忙投石。在一些觀察者看來,除了受害人外,人們都在進行價值觀的自我表演和對表演的自我觀看。甚至最無力的是,公共失去了討論責任與良知的條件,而人們在抒發的,實際上是對這種失去的悲哀。自李文亮事件後,中國民眾已經很少再有那麼大範圍的共同的悲嘆,而此事件中「異族」因素如果沒有在弱化人們的感受,也不會再加強。

2012年9月16日,中國北京,日本大使館外舉行反日集會。攝:Feng Li/Getty Images

在這樣的場面下,「小山純平」的信自然帶來一種全新的論述上的震撼——面對仇恨,他選擇愛,大愛——但也獨此一家,也只有他作為受害人的家屬有資格做這樣的選擇。現實是,在驅逐善、保留惡,仇恨有更大的發揮空間的言論環境中,要求人再去「大愛和原諒」、宣揚「愛的教育」,也不過是把結構的責任轉移給了個體,苛刻地要求個人修煉成佛。因此儘管仍然在呼籲「善良」的人彌足珍貴,但它已經很難再成為一種集體共識。「看到一個具體的人,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呼籲,反而讓人覺得也是抽象的、疲軟的,對著棉花打拳的。

因為,當我們無法正常地討論仇恨,就無法知道如何準確地愛、基於什麼去討論和解、如何去發揮良知。真正應該被對準的問題,已經被踩進爛泥漿裏消失不見了。

向上揮拳,不要向下

不止一個觀察者擔憂:這些價值觀的評論與表態,並不會產生足以壓制下一次類似悲劇的道德和行動,悲劇只會重現。這帶出近年來中國國內仍有志於公共的人士沈重的無力感。

這種擔憂並非毫無道理,就公共心態而言,不樂觀的情境下,最淺層的、我們現在已經觀察到的,是一種旁觀、麻木;再深層一點的,可能是對惡與平庸之惡的縱容。相信個體還是會有憤怒與悲哀,個人的良知未必會被泯滅,問題在於公共良知,有可能越來越像一團鬆散的霧了。

9月19-20日的線下實體獻花,就是對這一擔憂的實證。我們不難發現一個細節,許多花是通過快遞小哥送過去的,人們不敢現身,而現場也確實有人在監視和記錄。上一次民間有實體獻花已經是在李克強逝世的時候——這件事還不到一年已經「失憶」到像很久以前的事——自白紙運動後,這兩年不斷有人因為肉身曾到過現場聲援和獻花而被秋後算帳,在致力於打擊良知的聚集上,中國政府從未手軟。

2024年9月19日,中國深圳,一名10歲日籍兒童在前往學校的路上被襲擊者刺傷後死亡,保安人員在校外巡邏。攝:David Kirton/Reuters/達志影像

而這件事在深圳這個代表改革開放先行者、革新者的語境中發生,則更令熟悉這座城市性格與歷史的人感到難過。不過,這也不是第一次了,廣州社會的敢言性格、上海社會的開放開明,在這幾年都相繼遭受打擊,國家與公民社會力量的懸殊對比,在疫情封鎖有利擴張國家權力的時候,已經得到了極大的加強,日本人學校門前的隱密花束,只是在佐證這些改造與威懾的成效。

但仍然讓人感到欣慰的是,即便如此,社會上還存在著那些沒有泯滅的、憤而表態的良知。日本駐廣州總領事館公告,深圳日本人學校收到超過1000束來自各界的花束,悼念文章下有超過3000條表達慰問的留言;網上所有積極生產真實信息的內容和轉發者、評論者,不管是少數還是多數,也都仍然是公共良知重要的黏合者。其實,此次事件所需要的道德判斷和良知並不複雜,只需要把人當人,這與人的公共志趣並沒有太大關係,它拷問的是一個人能否面對醜惡的人性,再去展現更為正常的人性。

《趁著義和拳還沒打到我身上》這篇有爭議的文章,從個體視角,提出深陷於多層暴力控制的信息環境時,人們現在可以行動的唯一可能:堅持發聲,除此之外並無其他。過去我們致力於制度的改革,是因為相信制度的變化可以激發人性的善,但這幾年中國社會恰恰體現出一種難得的生命力:就算環境糟糕並可能無法改變,人與人之間的善是可以互相激發的,而且經常從所有觀察家、評論家都沒有意料到的地方冒出來。這種生命力也描繪出社會發展的軌跡並非線性,在大的趨勢中,依然起起伏伏。

作為更廣泛意義上的個體,良知是我們的本能,也是歷史與文明作用在我們身上的結果,它本身就是穿越時空而有力的。更困難一點的或許是如何做選擇,因為複雜的恰恰是我們所面對的、由多重暴力塑造的處境,它影響了選擇良知的成本。對此,我最喜歡一部以英國的反移民保守小鎮為背景,探討承受結構壓力最底層的人之間的傷害、互助和原諒的電影,《The Old Oak》中提供的答案:個體沒有多偉大,有各種瑟縮畏懼的時候。但不論愛恨,人都能夠悼念傷痛,也能去看到傷害的起源。而如果需要揮拳,punch up,not down(向上,不要向下)。

在亞洲海風吹拂下的深圳,荔枝樹在微風中輕輕搖曳,我們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懷抱著對明天的夢想⋯⋯霞光萬仗般鮮紅的晚霞和櫻花色,鼓勵我成為一個閃閃發光的人。

深圳日本人學校校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