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蘇州和服事件：「尋釁滋事」的警察，和中國後績效合法性時代的保守怪圈

根據微博網民「是影子不是本人」8月14日的自述，8月10日，她在蘇州淮海街穿著日式浴衣cosplay拍照，被警察以「尋釁滋事」的理由帶走。在當事人放出的視頻中，警察大聲呵斥她：「如果你是穿漢服，我絕對不會這樣說。但是你穿和服，作為一個中國人來說，你是中國人！你是中國人嗎？」

當事人問警察有什麼理由帶走自己，警察回答：「涉嫌尋釁滋事。」之後動手拉扯，把她帶走五個小時，包括做筆錄、查手機內容、刪除照片、沒收Cosplay服裝與鞋襪、靠牆拍攝人身照，並通報給當事人的學校。

「哈日」有罪

這個事件的加速和極端程度，令一向把「反日」作為動員議題的民粹意見領袖也沒反應過來。

警察明顯越界的執法，讓此事的輿論一開始就指向批評警權濫用。媒體人宋志標指出，人們同情穿和服拍照的女孩，是因為對警察的執法不在法律層面而在道德規訓（作為中國人應該如何）感到不安和恐懼。這件事情讓許多人聯想到10年前的U型鎖事件，2012年，在西安的一場保釣反日遊行中，21歲的青年蔡洋用U型鎖擊穿了一位駕駛日系車車主的頭骨致其傷殘。蔡洋被以故意傷害罪、尋釁滋事罪判刑10年，今年4月剛好出獄。

有如一個蘇聯笑話，尋釁滋事罪10年前被用於審判越軌的「愛國者」，10年後又被警察用在穿和服的不夠「愛國」的人身上。作為一項口袋罪（指适用范围极广的刑事指控），尋釁滋事罪常被用於維穩和政治指控，儘管臭名昭著，但其邏輯是用法律工具解決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而警察對和服女孩脫口而出的定性，則是以法律之名（實際上在現有法律框架內這個警察也涉嫌濫用職權和非法拘禁）把公民的私人生活政治化——繼而，所有人都是潛在的政治犯。比起一個打工者用U型鎖殺日系車主，警察對和服的定性更有力坐實了政治罪的邏輯已經擴大到普通人身上。

這個事件的加速和極端程度，令一向把「反日」作為動員議題的民粹意見領袖也沒反應過來，他們中幾乎沒有人表態堅定支持警察提出「穿和服涉嫌尋釁滋事」的定性。比如新晉獵巫博主「拆台CT」就說，「警察的處理方式就是簡單粗暴且有問題的」。而其他以舉報普通人為業的博主，也大多表示「尊重其他人在非特殊時間特殊地點穿和服的權利」、不針對8月10日穿和服的當事人，或者直接把矛頭指向蘇州地方政府，認為當地打造了一條日式風情街，才是首要責任人。這些一向精於政治構陷的民粹領袖的發言，甚至比當事警察理性得多。

只有多次被官方加冕的老牌獵巫博主「孤煙暮蟬」明確地表示被警察帶走的當事女生有問題，她繞了一大圈說：「和服女孩想擁有挑釁中國社會的自由，那我們中國老百姓也擁有批評反對她的自由。」

蘇州的事情，更像是一個浸淫在反日情緒中的警察失去了專業判斷，但這個時刻遲早會來臨，如宋志標所說，和服、日漫等日本文化符號的政治象徵意義「正在從民間反對者那裡移交給權力系統，而後者的克制似乎在破防」。在微博、抖音、小紅書等當紅社交平台翻看「和服」相關的普通人發言，壓倒性的意見是支持警察的。

以小紅書的網民為例，反對穿和服的理由大致有：1. 和服是日本的民族服飾，有政治屬性，中國人不應該穿（因此沒有民族含義的西裝是可以的）；2. 中國人如果要穿民族服飾，應該穿屬於自己的漢服、苗服等等；3. 和服、日漫都是日本人文化入侵中國、顛覆中國的陰謀的一環；4. 侵華日軍強徵中國慰安婦時會逼她們穿上和服，和服代表這段血淚史。

理由4把抵制和服訴諸國恨家仇，是一貫都有的論述，而理由1、2、3強調的是「華夷之辨」。前者是如何清算戰爭歷史的問題，後者則表示戰爭從未結束，「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還在繼續。各種有關日本的陰謀論串起了這一敘事。以動漫節為主的「夏日祭」被認為是要在中國的土地上畫出日本地圖來施展妖術，為在華日本人子弟開設的日本學校被認為是一項滲透計畫，甚至淘寶上各種「日式」商品（一度代表著好的設計和質量，因此比較好賣）也被認為是一種文化入侵。

這指向的是一個本應異常陳舊卻又突然被喚醒的問題：如何定義中國人？

「中國人」的身份焦慮

各種光怪陸離的說法，究其根本，是塑造出一個和當前政權高度綑綁的、排他性的、純淨的「中國人」身份。

今年7月份，時尚品牌迪奧（Dior）推出了一件形容為「標誌性的Dior廓形」的衣服，被一些中國網民認為抄襲了傳統中國服飾馬面裙。事件引起在法國、加拿大的中國人上街抗議，也在中國國內的互聯網上引發聲量不小的聲討，一位杭州的女士穿著馬面裙到迪奧店內抗議。抗議網民的訴求是，迪奧應該標明這件衣服的靈感來源是中國馬面裙，否則就是「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通常在殖民主義的語境中使用，指強勢群體從少數群體的文化中獲利，或過度簡化地使用少數群體的文化。）

事實上，漢服在中國被認為是一種鮮活的民族服飾或中國文化的符號，也只是這幾年的事情。在2010年成都的一場反日遊行中，一個身穿漢服的女生被認為是穿了和服，她被遊行的大學生要求脫下衣服才能離開。把漢服誤認為和服的事情後來時有發生。直到2018年，共青團發起「中國華服日」前後（而非漢服日，因此在漢服愛好者的社群內引發了許多不滿，更多時候，他們的敵人是少數民族的服裝），漢服穿戴才迅速被主流社會接納，並成為為執政者統治合法性背書的文化遺產。

一個小紅書網民引用國師張維為在電視節目《這就是中國》中的發言，評論迪奧馬面裙事件，張維為在節目中說：「話語滲透和文化滲透最常用的一個方法，就是通過各種交流、通過各種獎項，把某種『審美標準』灌輸給中國這些被西化的知識精英，來壟斷中國的審美標準，乃至中國人文、藝術、社會科學方面的標準，從而實現西方對中國的某種，我們叫『文化規訓』和『意識形態霸權』。」這個網民補充自己的觀後感，「放著自己五千年的文明不驕傲，去哈韓哈日沒必要。」

張維為的論述回應了這幾年出現的關於「中國人」的身份焦慮。這種焦慮嘗試過在政治優越性（抗疫唯一成功國）和經濟奇蹟（高鐵等新四大發明）中尋求解法，但成效有限。2021年的獻禮電視劇《覺醒年代》中辜鴻銘講的「中國人骨子裡的溫良」從文化/文明的角度嘗試緩解這種身份焦慮，而張維為的中西二元論指出，「中國人」首先不是「西化」的，要擺脫西方的文化滲透和規訓，擺脫西方的審美標準和意識形態霸權，才能找到什麼是「中國人」。在這個語境中，作為「民族服飾」的漢服也成為重要的身份符號。

這類從後殖民理論中生搬硬套的「文化滲透」論述，把中國當局自阿拉伯之春後對「顏色革命」的警惕延伸到日常生活尤其是文化娛樂領域，為前述各種陰謀論提供理論基礎。各種光怪陸離的說法，究其根本，是塑造出一個和當前政權高度綑綁的、排他性的、純淨的「中國人」身份。

於是，這兩年的大小辱華事件，從攝影師陳漫為Dior的展覽拍攝的照片《傲慢的矜持》被指模特「咪咪眼」、「陰間審美」辱華，到漫威電影《尚氣》（雖然這是一部顯然為討好中國而費盡心思的電影）的主角也因長相普通而被指辱華，再到廣東本土動漫電影《雄獅少年》也因「咪咪眼」而被指控辱華，都不難被理解了。西方文化工業生產的「中國人」形象，當然是其心可誅的，即便是本土文化創作者的作品，也要審視他們是不是在向西方獻媚。張維為等人也承認，中國的文化還不夠強大，一個可以對外輸出的「中國人」形象還沒出現（漢服影響力還沒有和服大），但至少已經可以抵抗「西方人」、「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滲透和污染了。

當然，文化上的「中國人」身份的建構，也離不開當局的推波助瀾。比如溫文爾雅的外交部部長王毅就曾公開怒斥「精日」（精神日本人）分子是「中國人的敗類」。

後績效合法性時代的保守怪圈

自2020年初關閉邊境抗疫以來，接近三年的封閉試驗，畫出一個保守的怪圈。

回到蘇州和服事件。對打造了日本商業街的蘇州地方政府來說，這個失控的警察的行為必然不是他們所期盼的。從蘇州市政府的官方網站上看，2020年淮海街升級，市長出席剪彩活動，活動中有日本青少年表演日本民歌，並用AR同時渲染出蘇州園林和日本枯山水。同年的一篇新華社報導指出，「蘇州高新區已成為國內知名的『日資高地』，擁有近600家日企，投資額達200億美元，有4000多名日籍友人在此創新立業」。這篇報導評價淮海街是「日中兩國文化融合的象徵」。

但事件發酵至今，沒有任何官方通告對此進行撥亂反正，警察也沒有受到任何官方公開批評。這是可以預見的，雖然一個基層民警固然不值得維護，但一方面，在強烈依賴暴力機器維持社會秩序的年代，不讓警察群體「寒心」已經是鐵律——從雷洋案到安徽望江投河事件再到今天，莫不如是；另一方面，在民粹潮流中，官僚系統本身已經失去了向理性公眾聲音退讓的餘地，官方可以激烈壓制民意，妥協變成了政治錯誤。實際上，此事並非孤例，早在2021年的廈門，一個在日料店工作的女孩穿著工作服（和服）去排隊做核酸，就被社區志願者要求「換了衣服再來」。

官方媒體《北青深一度》8月18日發出的報導披露了事件中警察更惡劣的細節，當事警察以「沒收作案工具」為名沒收了女孩的和服，甚至要求她脫掉襪子和鞋子。這已經不僅是濫用職權，而應該被嚴肅地當成一起性騷擾案來看待。

可以想見，蘇州政府處在非常尷尬的境地，他們最安全的策略是保持沈默，但沈默的後果當然是打擊當地日企的信心。2020年仍被當地政府看作合資產業潤滑劑的日本文化街，也變成一種政治負資產，是吸引「和服」的罪魁禍首，是「文化入侵」的同謀者。在近兩個月共同經歷這一風波的，還有被取消的「夏日祭」相關的動漫產業（這是許多地方政府積極補貼，希望大力發展的產業）。就在8月18日，中國雜貨品牌名創優品也發聲明為自己曾自居「日本設計師品牌」而道歉，並承諾2023年3月前完成「去日化」整改。

至此，過去中國的市場經濟捍衛者用來反駁抵制日貨的論述——這是在砸爛同胞飯碗、無異於抵制同胞——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都已經完全失效。和日本文化有關的產業，不再被看成一種經濟活動，而是一場「文化滲透」的陰謀，算經濟賬是短視的，要算政治賬。

蘇州和服女孩在自述中用「穿衣自由」為自己辯護，「穿衣自由」是近年流行的一個詞語，它對抗的是世俗目光（尤其是帶有強烈色情意味的男性目光）的凝視，但它不是「言論自由」意義上的自由，而更接近「財富自由」或「車厘子自由」意義上的自由。換言之，「穿衣自由」概念的提出，本身意味著它不是以政治權利為基礎的「自由」，而只是一種「富足」，在有關「穿衣自由」的討論中，最常見的話反而是「穿衣自由的前提是穿衣得體」。在公民政治權利的討論早已皮之不存的情況下，對普通人的道德審視和強力干預是始終如一的，穿得太暴露不可以，穿得太日本也不可以。

一些樂觀的評論者曾經認為，經濟下行會讓狂熱的民粹主義情緒降溫。實情可能恰恰相反，隨著中國當局堅持清零政策並幾乎放棄經濟增長預期，績效合法性的包袱反而更有機會卸下。

合法性越來越轉軌到文化層面上的論述，無論是反「文化滲透」還是反「西方意識形態霸權」，都指向一項建構純淨的「中國人」身分的事業。這是已經無處不提的「國家安全」在文化領域的版本，也是一個更容易和普通人勾連的版本。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趙磊發在《北京日報》的一篇文章中強調了迫在眉睫的危險：「歷史上，徹底消滅一個國家無非兩種方法，第一種是肉體上的消滅，第二種是文化上的同化。」文章指出，很多國家都在防範外來文化的「負面」影響。政權的存亡或許無法感召所有國民，但「中國人」文化身份的失落的動員能力是具有超越性的。

自2020年初關閉邊境抗疫以來，接近三年的封閉試驗，畫出一個保守的怪圈。內和外的互斥，中國人和外國人的互斥，進口食品和本地食品的互斥，跨境旅行和全城靜默的互斥，境內網絡ip和境外ip的互斥……無處不在。「中國人」的身份，一個不斷在王朝更替和民族融合中產生新的內涵的身份，從未如此具有封閉性。這個狹隘身份既然被創造出來，那麼穿和服有罪是遲早的事情，更多匪夷所思的衝突也終將基於這個身份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