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U型鎖受害者的十年

【編者按】本文由端傳媒與NGOCN聲音計劃聯合發布，首發於端傳媒。

2016年，西安反日遊行四週年時，端曾發布報導《四年了，那個開日系車被「愛國青年」砸穿腦袋的中國人》，此篇為十週年的後續報導。

北大街報話大樓上的鐘又響了，還是那首《東方紅》的曲子，聲調之間拉得很長，空曠地迴旋在醫院上空。報話大樓是1965年投入使用的，那年，出生在城牆下的李健利4歲。《東方紅》的曲子播放了幾十年沒變過，如今，李建利也61歲了。他躺在西安市中心醫院的康復床上，任憑兩個年輕的穿白大褂的實習生，給他活動着手和腿腳。

「今天，是我，出事，十年的日子。」他磕磕巴巴地說，對着兩個實習生。兩個年輕人，大約也就二十歲左右，臉上還帶着一絲稚氣。他們彷彿在聽他說，卻又並不知道，也並不關心他說的是什麼。

這是2022年的9月15日上午十點多。李健利，就是那個10年前被一把U型鎖砸斷了頭骨，也砸斷了平靜人生的倒霉的中國人。

1 「警察也很辛苦」

十年前的王菊玲，風風火火，說話大嗓門。那年她剛48歲。高大，愛體面，頭髮總是盤起來，穿大花朵的裙子。那個秋天的下午，丈夫頭頂上汩汩冒出來的血，浸透了她的衣裙。

「這十年，我不知道是怎樣磨過來的。說不成。」她說。

十年前的9月15日，丈夫在西安市中心醫院被搶救到深夜。他頭頂左邊的顱骨被蔡洋用U型鎖打斷，腦漿都冒了出來。萬幸，搶救及時，算是保住了一條命。可那個心靈手巧，喜歡自己搗鼓車，喜歡和妻子一起去遊山逛水的李健利，再也回不來了。

這十年的大部分時光，夫妻倆都是在西安市中心醫院度過的。

從2012年9月15日最初入住的45號病床，搬到43號，又搬進走廊盡頭最偏僻的一間病房，他們把醫院當成了家，在這裏度過了整整八年。

醫院大門口，擺攤賣紅薯的，打燒餅的，換了好幾茬人了，早先的報刊亭也沒有了。就他們夫妻倆，一直沒離開過。到了2020年10月，醫院要裝修大樓了，萬不得已，他們才辦了出院。

住院最初的那兩年，一直有警察「陪」着他們。最先是六個，後來成了四個，再後來留下兩個年輕的小警察。白天他們就呆病房裏，看手機，晚上支起鐵床睡樓道里。有時王菊玲要去跑法院，跑政府，小警察也會開車拉她去。「說起來，警察也挺辛苦的。」王菊玲說。

兩口子都覺得，警察的一個主要任務是防止記者來採訪。另一個就是怕他們外出去上訪。

事情剛發生那兩年，來採訪的媒體很多。一茬茬記者，契而不捨地來。王菊玲記得，有一次，來了位日本記者，可能是習慣，一說話就鞠躬，迅速地被警察識別了，「請」出去了。

還有一次，來了位美國記者，一個特別認真的姑娘。因爲進不了病房，就守在醫院門口，呆了兩三天。王菊玲的姐姐來送飯，記者一直跟着她，想採訪，直到她上了公交車。「我啥都沒敢說。」姐姐後來告訴王菊玲。

她也相信了年輕警察勸她的話，「你這事情，影響這麼大，政府不可能不管。你們就安心治病。」她也安慰自己，只要丈夫的病一直能有地方治，醫藥費有着落，這樣下去也可以。

一開始，李建利的康復效果不錯。慢慢能走路，還能慢慢挪着下樓。現在回想起來，王菊玲都覺得那是這十年最美好的時光了。常常，她安頓好丈夫，還能跑回家去，照顧一下剛出生的小孫子。

2013年，丈夫被打之後的第二年，她催促着兒子結婚。家裏出了這麼大事，她擔心準兒媳婦嫌棄這個家，就催兒子先把婚結了。2014年，他們抱上了孫子。孩子給病中的李建利，也給這個家帶來了歡樂和希望。

他們當時新買的那輛白色的豐田卡羅拉，2012年「915」那天，被密密麻麻的「反日遊行」人群堵在勞動南路上，車窗玻璃爛了，車身也坑坑窪窪的。當李建利被打倒在地，緊急送醫院後，人群散去，車總算保了下來。

那一天，全市至少有幾百輛車被砸。後來政府組織免費修理這些被砸的車。車修好後，給了兒子。王菊玲把家裏的小店，也交給兒子去做了。她一門心思照顧丈夫，靠着自己的堅強，撐起了這個家。

2 醫療費的單子快到190萬了

2022年9月15日這天一早，王菊玲就扶着丈夫，一點點走到小區門口，在路邊等6路公交車。

兩年前，因醫院裝修，李建利出了院，但每天還得去醫院做康復。兩年來，除了颳風下雨，他們幾乎沒有一天拉下。

也因爲一直堅持做康復訓練，王菊玲覺得丈夫的狀態「還可以」，但她如今也越來越擔心，畢竟李建利是顱腦損傷，後遺症也日漸明顯。

去年有一次，他們從醫院回來，她讓李建利一個人慢慢走，她到前面先去買菜。不料菜剛拿到手裏，電話響了，他打來的，路上有一個小小的坑，他就摔倒了。她跑過去，看他倒在路上，也沒人扶。那一刻，她「特別傷心」。

自那以後，李建利又摔過兩次，其中一次是在公交車上。從此，他不敢一個人走路了，必須要她攙扶。不僅如此，因爲當年的顱腦損傷導致神經受損，他每次要上廁所時，一分鐘也不能耽擱。好幾次，他們在電梯裏，或車上，都遭遇尷尬。

這麼多年了，他思維還很清晰，但說話一直磕磕絆絆，一急，就說不出話來。

如今，王菊玲最擔心的是丈夫的病情持續發展。她自己也慢慢年齡大了，她怕自己撐不住，遲早得給他找護工。

她也發愁往後的治療怎麼辦？前些年，他們怕出了醫院沒人管，就一直住在醫院，雖然醫院常常催他們出院。

康復治療很花錢。他們兩口子早年都從集體企業下崗，如今兩個人的退休金加起來也就幾千塊錢，如果不是政府當年承諾管醫療費，他們自己根本付不起高昂的康復費用。

她看着中心醫院賬單上的錢一點點多起來。截止到最近，大約是190萬元人民幣了。

2022年9月14日這天，她接到區上政法委書記的電話，書記電話說第二天要來家裏慰問他們。15日這天，他們早早做完康復就回家等着，結果，只來了一位科長，沒見到書記。

她說了自己的訴求。她希望政府能夠一次性地給予補貼，解決這個問題。科長只是說，她的訴求「已經上報了」，需要等。

「政府的人老換，這十年，書記都換了四茬了。新來的領導不一定知道我們這事，我真怕以後沒人管了。」王菊玲憂心地說。她也擔心隨着自己的年齡增長，加上記性不好，每次去找政府，都要解釋半天。「怕時間長了，自己也說不清楚了。」

3 十年裏，這座城市消失的另外一些事物

從李建利的家到北大街的中心醫院，每一天，6路公交車都要經過他當年遭遇「U型鎖」的勞動南路，也要經過西安的地標鐘樓。這一段路，正是10年前的那場「反日遊行」中，人群集聚最多的地方。

2012年9月15日，攝影師老胡也在現場。他是當地一家報紙的攝影記者。那時他已50多歲，跑現場的經驗十分豐富。他記得當天，聽到有人遊行並開始砸車的消息，就急忙從家出發，往市中心跑。

到了北大街，他看到人山人海，車已經開不動了。他把車停在一個巷子裏，擠進了人群。

市中心的鐘樓飯店門口，他看到有武警在維持秩序，據說有人想衝進鐘樓飯店。這是本市一家著名的接待外賓的飯店，武警可能是擔心有日本客人受到衝擊。

他聽見狂熱的人群在喊着口號，包括「打倒小日本」，「還我釣魚島」等。
喧囂中，他突然聽到有人喊了一聲，「反對腐敗！」但並沒有引起迴響，就被別的口號聲淹沒了。

他舉起自己手裏的尼康相機（也是著名的日本品牌），拍下了狂熱呼喊的人群。那一刻，他最擔心的是自己的相機被暴怒的人群搶奪。還好，可能因爲他的本地口音，人們也知道他是記者，他手裏的相機沒有遭殃。

站在人群中，那種狂熱的氣息讓他有些擔心。「其實大多數人都是在借這樣一個機會，發泄自己的情緒。可能和真正的反日也沒有太大關係。」他後來回憶。

因爲擔心相機的安全，兩個小時後，老胡撤了出來。他同時慶幸自己的車屬於德系，所以躲過了一劫。

老胡拍攝的大量照片，以及他的同事們當天在現場的採訪，並沒有出現在第二天的報紙上。當天，報社就接到了禁令。

9月16日，這家本地最大的報紙上，沒有對此事的消息。但在頭版的右下方，有一條轉載的消息：「全球爆發反美浪潮」。

當日的報紙評論版上，有一篇評論，題目叫《理性合法地表達愛國熱情》。9月18日，這家報紙的評論版，出現另一篇文章，題目叫《若法治被踐踏，則愛國無意義》。

文章在結尾說：「那些比暴力拼罪惡的』愛國』，本質上是虛僞的、荒誕的、罪惡的。法治是一國之魂，若法治被踐踏，則愛國無意義。」

「那時，媒體環境還不像今天這樣差。雖然不能報道新聞，但我們努力爭取後，還是刊發了這兩篇評論。」馬九器說。他是一名資深評論員，也是當時這兩篇評論的作者。那以後，隨着言論環境的漸次惡化，他已於2015年離開了媒體。同時他發現，自己作爲一個評論人，在這個國家「已無處可去」。

2022年的9月15日，他身在異國他鄉，若不是朋友提醒，已忘了十年前的那個日子。和他一樣，攝影記者老胡，也已在2015年離開媒體，如今，也是含飴弄孫的年紀了。

現在回望，「西安915」的暴力行爲，只有少數記錄。《南方都市報》的記者王星曾到西安採訪並做了深度報道。而我當時擔任本地一家報紙的評論部主任，做了一篇職務工作之外的獨立記錄，題目叫《915，西安之痛》。

在那之後，我曾和另外一位學者，根據《信息公開條例》，向西安市公安局申請「政府信息公開」，要求公安局公布當年對「反日遊行」發展爲暴力事件的調查結果，並公開批准遊行前是否有安全預案等等信息。但這個申請並沒有得到正常的反饋結果。只知道，當時官方「非常重視」，而我則深深地感受到了或明或暗的各種壓力。

另一位當年親歷「915」的西安市民則記得，2012年，西安有一家非常受歡迎的草根自媒體，叫「在西安（INXIAN）」。這是一個年輕的自媒體，風格詼諧而犀利。在微博上，擁有數十萬粉絲。9月15日這天，目睹這座城市陷入瘋狂的西安市民，紛紛向「在西安」投稿，記錄下自己的所見所聞。

這一天，「在西安」的系列微博稱，他們總計收到了關於遊行和打砸行爲的上萬條投稿。「這是我們團隊有史以來最忙碌的一天。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今天的很多投稿都不能發，發了之後也失蹤了。」

但那是「在西安」的輝煌時刻。從那以後，隨着時間的推移，兩三年間，「在西安」就被徹底封號，只能輾轉到牆外。

4 「感謝政府」

2021年12月23日，西安因爲疫情「封城」。此後的一個月，李建利無法出門去醫院，只能呆在家裏。王菊玲每天給他的右手戴上分指板，持續一兩個小時，爲了防止手指粘連。

解封后，他們去醫院，康復師說，疫情這一個月沒來做康復，李建利明顯退步了。

2022年4月，王菊玲聽到消息，說蔡洋出獄了。2012年，因爲用U型鎖毆打李建利致殘，蔡洋被判了10年，如今減刑半年，算是提前出獄了。有外地的記者聯繫王菊玲，問她的感想，她沒好氣。「到現在，我都想不通，無冤無仇的，他就那樣下狠手把一個人往死裏打？」

她見過蔡洋兩次，一次是開庭，一次是宣判的時候。「不管怎麼樣，這麼多年，再沒發生過這種（反日遊行打砸）的事情，可能多少還是讓人吸取了點教訓吧。」她說。

2022年9月15日，做完康復後，王菊玲帶着丈夫又去做了個核酸。回家後，她就收拾行李，準備第二天帶丈夫去參加一個「299元四天」的夕陽紅旅行團。

生活太苦悶了。她希望能給自己和丈夫找點樂子，她給丈夫準備着輪椅。他的自尊心太強，這麼多年，一直不肯拄柺杖。但要出門，去看景點，還是離不開輪椅。

她的願望是，政府能夠一次性給他們補償，以後他們就不用老去找政府，還可以在自己家門口的醫院治療，甚至可以去別的城市請醫生給李建利會診。

這天下午，區裏的科長到家裏來慰問時，她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要求。科長只說讓他們耐心等待。把科長送出門時，她聽見丈夫說了句：「謝謝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