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以「老兵」身分重返「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前線

【編者按】2020 年，在全球疫情和美國大選 / 中美對峙的推波之下，台美之間的互動和關係「進入了史無前例的階段」，共軍軍機多次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而美國駐台人員在兩岸間的前線金門也動作頻頻；一時之間，兩岸開戰的可能性再次成為熱門的話題。

與此同時，以「金門」與「馬祖」兩個前線島嶼命名的電影「金馬獎」，亦繼續迎接「沒有中國電影」的一年。兩岸局勢的緊張與政權間的角力，飄蕩在台澎金馬的每一吋土地上空。

2020年的下半年，端傳媒曾於九月推出〈兩岸停火四十年〉專題，總體報導兩岸關係的歷史流變與未來新局；緊接著，於年底推出〈金馬前線專題〉，探看作為「前線」的金門、馬祖，如何在地緣政治板塊的挪動中自處，同時追溯「中華民國台灣」在「外島」促成的認同流變。

端傳媒台灣記者李易安，因台灣規定所有體位合格的屆齡男子都必須服義務兵役，十年前曾在馬祖前線服役，短暫成為「保衛中華民國」的一份子。本篇報導是他以「老兵視角」重訪馬祖，對照軍旅回憶來梳理這個「戰地前線」的變與不變，以此掀開〈金馬前線專題〉的序幕。

2011 年 5 月 3 日，我結束四個月的分科專長訓練，揹著黃埔軍包、穿著迷彩軍服在基隆港報到，準備搭船前往馬祖的南竿島服完剩下半年的兵役。

在碼頭客運大樓裏執勤的運輸官，抬起頭來看了我一眼，接著在名冊的某一欄裏打勾，最後遞給我一張寫有「頭 9-1」字樣的登船證——當年 24 歲的我是義務役的「預備軍官」，掛階少尉；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搭乘「頭等艙」，也是我第一次「當官」。

駛在暗夜風浪裏的船艙就像搖籃；橫越台灣海峽的航程需要八個小時，在睡夢中倏忽即逝。再次張開眼睛時，載滿軍人的輪船已經緩緩駛入南竿的福澳港。
五月理應是春暖花開的時節，但彼時的馬祖依然被鎖在冷冷的濃霧裏。在連辦公室報到時，一個財務士正在埋頭整理票據，收音機的調頻定在福州人民廣播電台。

「這裏收不到台灣的廣播。」聽我好奇，財務士冷冷地說。

收不太到的，不只是廣播的無線電波而已，台灣的電信訊號當年在馬祖也力有未逮，手機螢幕偶爾會跳出「中國聯通歡迎您來到中國」的簡訊。這些肉眼未必可見的跨境電波流動，在戒嚴時期，如果跨境收聽被發現，還能以「通敵」論罪，但在兩岸交流氣氛熱絡、台海局勢平和的 2011 年，卻早已是前線軍人的日常。

2011 年 5 月 8 日，我在自己的臉書頁面上，留下了這句話——「我現在是：馬祖防衛指揮部南竿步兵營裝甲步兵連排長。」連自己都覺得威風凜凜。

後來，我在馬祖度過了痛苦的五個月。

起初，我以排長身份在某個連部營區裏待了一段時間，後來又分別下放至三個小型據點擔任指揮官；漢光演習時，也曾在馬祖防衛指揮部的情報中心裏支援戰情工作。

在馬祖的日子裏，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坑道裏度過，也總是浸在厚重濕氣之中——衣服曬不乾是家常便飯，偶爾晾著晾著，軍服還會直接染上一片霉斑。馬祖最後送給我的退伍留念禮物，是右手腕上長出的三個疣瘡，它們留下的疤痕，直到今日都依稀可辨。

那五個月裏，我寫了兩本厚厚的日記，裏頭密密麻麻的，全是當兵苦水和讀書筆記。閱讀寫字，是當時我在精神上逃離軍營的唯一途徑。

1.

2020 年 11 月底，我乘坐的交通船緩緩駛入福澳港。

退伍近十年之後，我終於又再次踏上了這座前線島嶼。遠端山壁上的「枕戈待旦牆」依舊，馬祖陡峭迴仄的山路依舊，入冬後的長浪和狂風依舊。

從馬祖退伍之後，我偶爾會推薦別人試試台灣和馬祖之間的交通船，因為那是體驗台灣人的祖先「渡海來台」最切身、最直接的方式。我記得自己第一次返台休假時，正好遇上了颱風尾，在船艙裏吐到連黑膽汁都嘔盡了，站在甲板上卻仍會感到莫名觸動——原來被祖先稱作「黑水溝」的台灣海峽的顏色，真的是充滿不祥意味的黑色。

相隔十年再回到馬祖，有些變化是顯而易見的。比方說，福澳港今日多了一幢宏偉現代的客運大樓。又比方說，碼頭邊原本立有「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標語，自從 1984 年福澳港竣工以來，便一直佇在岸上送往迎來。我記得 2011 年我上岸報到時，那句標語仍在雨中吞吞吐吐——「貫、徹、以、三⋯⋯一、中、國」，而中間的「民、主、義、統」四個字，當時已經拆掉，讓位給新建的大樓，但初見的人，至少還能憑上下文猜出全句。

此次再訪，這句有點殘缺、有點難堪的標語，卻只剩下沒頭沒腦的「一中國」三個字還未拆除，其他幾個字，則已經跟著過時的國族任務走入歷史。

有些變化則幽微許多：我記得自己當兵時，馬祖列島在 Google 地圖上，依然是幾個不規則狀的綠色色塊；想在島上移動尋路，只能仰賴紙本地圖。然而這次回來，馬祖幾個列島已經在 Google 地圖上百花齊放、輪廓清晰——雖然 Google 今日似乎仍將東莒和西莒誤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導致這兩個島在 Google 地圖上，會出現和中國一樣的「座標偏移」現象，讓使用者被 GPS 定位在大海裏。

還有一些變化，則是只有當過兵的人才能意會。

比方說，雖然我隸屬的連部營區仍戒備森嚴，裏頭也依然停滿了裝甲車，但我待過的三個據點之中，已經有一個在前幾年遭到裁撤，而另外兩個雖然仍有駐軍，但其中一個據點外的碎石小路，已經拓寬成平整的柏油路，另一個據點的外頭，則多了一個以蒙古包為主題的露營區和美式餐廳。

2.

在台灣，服兵役是男性的國民義務。

在「替代役」（亦即以「社會服務」代替「兵役」的制度）於 2000 年推出之前，除非體位不合格、或患有特定先天疾病，否則入伍服役，幾乎是所有台灣成年男子都必經的過程。這種因為「盡義務」而入伍的軍人，一般稱為「義務役」（有時會被戲稱為「不願役」，與「不願意」諧音），和自願入伍、服役時間較長的「志願役」有所區別。

雖然當兵是憲法明定的義務，但兵役在台灣終究是內戰體制的產物，也是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山河變色」、「播遷來台」之後，為了反攻大陸、保衛復興基地而實施的制度。

早期「義務役」的役期多半是兩到三年不等，確實是段不短的時間，因此大部分人都是抱著「還國家債」的心情在當兵，還有些人甚至會刻意在體檢之前增重或減重、成為「免役體位」，藉此逃兵。

隨著兩岸關係回暖、台灣歷經民主化，社會輿論也出現了檢討兵役制度的呼聲，迫使國軍朝向「募兵制」的方向進行改革，同時逐步縮短義務役的役期。到了 2000 年，義務役開始縮短為 1 年 10 個月；等到 2011 年我入伍時，役期更是只剩一年。

不過說是義務役，倒也不全然都是大頭兵。

有些明星還沒當兵就已走紅，入伍之後或許能進入「藝工隊」四處巡演；至於學歷較高的「大專兵」，則可以在通過「大專程度義務役預備軍官考試」之後成為「預備軍官」（一般簡稱「預官」），並在通過新兵訓練、分科專長訓練之後掛階少尉（亦即最低階的軍官），薪餉待遇優於一般義務役士兵，權責也相對更重。

在台灣，當兵一般被視為某種「通過儀式」，彷彿當過兵之後，男孩才能成為男人，也才能真正社會化——就某個意義而言，這種說法並非全無道理。

雖然法定的「役齡」是十九歲，但如果役男能取得大專和研究所的入學證明，便能辦理「在學緩徵」，等到學業結束之後再入伍即可，因此大部分台灣男性都會選在最後一個求學階段結束之後入伍，而打算出國留學的人，則會在臨屆退伍時申請國外學校，因此「當兵」對於多數台灣人來說，的確就像是一個介於學校和職場（或出國留學）之間的緩衝和過渡。

就此而言，台灣的兵役文化，和同樣擁有義務兵役制度的韓國就很不一樣：韓國男子一般會在大二、大三休學當兵，等退伍之後再回到學校完成學業，目的就是希望畢業之後能夠直接銜接職場、避免所學與社會需求脫節。

此外，「預備軍官制度」（簡稱預官）和義務役士兵在軍中搭建出的，也的確就是一個階級嚴明、分工明確的微型社會：只要通過預官考試，學醫的人便能出任「醫官」、學土木工程的人可以擔任「工兵官」、化學系畢業的學生擔任「化學官」、法律系畢業的則會成為「軍法官」等等，而且一律以少尉軍階敘薪，確實很像在真正踏入社會之前，先來體驗一次「軍中版的演練」。

至於我這種從商學院畢業、沒有特殊專長的人，通常則只有「政戰官」（肩負官兵心理輔導或政治宣傳等功能）、「憲兵官」或「步兵官」等「通用官科」可以選擇——其中名額最多的，當屬步兵官。

什麼是步兵官呢？可以這樣想像：步兵官，基本上就是管理職、專業經理人的概念，受完作戰訓練、掛上少尉官階之後，會被分發至基層單位擔任排長——如果套用一般人更熟悉的企業文化來說，大抵可以用「儲備幹部」這樣的概念來理解。

雖然看似威風，但義務役的少尉排長其實並不風光：由於預官都是以「空降」之姿下部隊，對連隊事務的熟悉程度，本來就不如已經在隊上待了更久的基層士兵，因此義務役少尉排長被志願役上士班長欺負、甚至被老兵惡整的故事，不論在哪個連隊都不算罕見。

更慘的是，在軍隊的秩序之中，士兵和軍官的權責是清楚劃分的——前者執行任務、無需扛責；後者則發號施令，不論軍隊的表現優劣，都必須一概承擔全責。

於是像我們這樣最基層的義務役軍官，便經常會成為「夾心餅」、陷入兩面不是人的狀態：對下要時時提防被下屬士兵陷害、努力維持關係，對上則要戰戰兢兢，避免被營長或其他高層指揮官「督爆」（亦即在長官督導時被發現重大缺失）。在馬祖時，我偶爾會感到悔恨，覺得與其當個排長，還不如當一個無憂無慮、只要聽從命令的大頭兵。

然而現在回想起來，還是會慶幸自己當年有報考預官。在國軍的體制裏，軍官比一般義務役士兵多擁有那麼一點點的，就是自由——身為少尉的我，可以自由在營外走動、可以經常在不同據點之間輪調，也可以進出馬防部的總部坑道與很多機密設施。

由於馬祖長年實施戰地政務、很多地方都受軍方管制，因此馬祖本地人對馬祖的了解，有時甚至還不如我們這些成日遊走在軍民之間的軍官。

3.

一個台灣預官短短一年的「軍旅生涯」，一般是這樣的：兩個月的「新兵訓練」、四個月的「分科專長訓練」，最後在「下部隊」之前進行抽籤，決定軍種和服役單位。

在兩岸依然緊張對峙、前線依然砲戰頻傳的年代裏，抽中「金馬獎」、必須前往金門馬祖服役的阿兵哥，幾乎都是抱著赴死的心情與家人訣別的。但在昇平的年代裏，金門、馬祖其實不是太差的選擇，因為真正的「敵人」早就已經不在海峽對岸，而是上級指揮官的督導——而金門、馬祖這些外島因為交通不便，傳言中就是「最少長官督導的地方」。

因此，我之所以會在馬祖服役，其實是自願的。

所有在馬祖駐守過坑道據點的軍人，大概也都知道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哨兵若按二聲電鈴，便代表據點幹部回營；三聲響鈴，則代表有上級長官來督導，必須立刻紮裝、恢復操課。今日讓阿兵哥提心吊膽的，早就已經不是空襲警報，而是那急促的三聲電鈴。

對於一些在馬祖服役的阿兵哥來說，另一個需要提心吊膽的，則是自己「留在後方」的伴侶隨時可能變心——在台灣的兵役文化裡，我們一般把這種情侶因為當兵而分手的現象，稱之為「兵變」。

但現在回想，當兵時最讓我感到痛苦的，絕對還是「揹值星」這件事。

什麼是「揹值星」？簡單來說，值星就是「值星官」的簡稱。在台灣的軍隊編制裏，最基層的單位是「班」（一般由 10 個人組成），三個班組成一個「排」，三到四個排組成一個「連」，三到四個連組成一個「營」；在基層部隊的日常運作中，三個班的班長會輪流擔任「值星班長」，負責向上一級的排長報告士兵狀況，而排長也會輪流擔任「值星排長」，負責向連長報告，如此層層上報，形成一個嚴密而工整的階序組織。

在馬祖這樣的外島裏，駐地營區一般以「連」為單位、指揮官則由「連長」擔任，因此負責向連長報告軍隊狀況的「值星排長」，角色便顯得格外重要：每天早點名時，值星排長必須在連集合場上帶領全連士兵唱軍歌、向連長報告士兵出缺勤狀況；長官蒞臨時，必須掌握能夠應對督導的士兵人選；晚上士兵就寢後，還要跟著一眾志願役軍官、士官開「課前會議」，確認隔天的操課和哨兵班表。

身體的記憶是騙不了人的——想到揹值星，我的胃又隱隱作痛了起來。初次接棒那天，我在凌晨四點驚醒，接著躲在床上的蚊帳裡、盯著頭頂上方的床板，不斷在心裡默唸早點名的報告詞、複習口令動作的順序，然後默唱早點名要唱的軍歌，如此週而復始，直到拂曉。

4.

不過國軍的軍歌確實值得一提。

比方說，在我服役的 2011 年，早點名時一般要帶阿兵哥唱兩到三首軍歌。當時除了專屬於馬祖駐軍的馬防部隊歌《邊界》之外，國軍最常唱的還是《國民革命軍軍歌》和《軍紀歌》——如果細看歌詞，也不難發現後面這兩首軍歌都以「國民革命軍」為主角。

然而有些弔詭的是，國民革命軍其實是一支早已不復存在的軍隊。創立於 1924 年的國民革命軍，初期的任務是完成北伐、對割據中國各地的軍閥進行清剿，後來又投入了「第一次國共內戰」和對日抗戰，才在二戰結束之後改名為「中華民國國軍」。

現在回想起來，當年我們每天要唱的軍歌，其實就是黨國體制的遺留物，同時也反映了中華民國當年的處境；藉由強調國軍是北伐成功、抗戰勝利的「國民革命軍」的繼承者，多少也能支持中華民國作為「正統中國」的敘事，從而維持統治正當性。

事實上，要看馬祖（和金門）在過去黨國體制中的定位，馬防部的隊徽也是很好的例子：盾牌型的框架裏，右邊的蔥鬱小島是馬祖的借代，左邊則是「赤匪流竄的神州大陸」，一左一右地框限了當年台灣人的國族想望——馬祖，是為了回望祖國大陸而存在的。

然而在任何一個外人看來，在 2011 年的台灣唱這些軍歌，幾乎就跟「精神分裂」沒什麼兩樣：儘管國軍仍在傳唱「北伐記憶」和「內戰敘事」，但電視新聞裏的藍營政治人物，卻已經在鏡頭前高呼「兩岸一家親」，而以台灣為主體的國族想像，也早已在年輕一代的人心中逐漸鞏固。

這些敘事與現實之間的斷裂，都加深了「當兵就是在演戲」的感覺。我後來甚至覺得，當兵之所以痛苦，其實是因為我為了一個自己並不相信的目標、一個不會開打的戰爭，而白白浪費了一年的青春。

不過令人玩味的是，就在我退伍十年之後，那些和「國民革命軍」有關的軍歌，國軍今日其實已經很少唱了。

我這次回馬祖，遇到的一位連長告訴我，自從 2018 年起，國防部每年都會推出「年度軍歌」、舉辦軍歌比賽；為了準備比賽，軍隊現在每年都要學習最新的軍歌，至於那些有點過時的軍歌，現在反而少唱。

巧合的是，2018 年，也正是台灣義務役士兵「下部隊」的最後一年。

5.

又是一個廢棄軍營。少了阿兵哥的連集合場上，現在停滿觀光巴士。羊群緩緩爬上雜草蔓生的斜坡，坡頂上的伙房和餐廳大門敞開，已經成了羊的領地，但門口兩側的標語依然激昂：「為何而戰？為中華民國國家生存發展而戰；為誰而戰？為中華民國百姓安全福祉而戰。」

自從國軍推動「募兵制」改革、義務役縮短役期之後，台灣的士兵數便逐年遞減；2018 年起，役男也只要服四個月的「軍事訓練役」，而且不再需要「下部隊」。

在兩岸對峙的巔峰時期，國軍兵力通常能維持在 60 萬人左右；到了第一次政黨輪替的 2000 年，這個數字只剩不到 40 萬；時至今日，國軍的總兵力只剩 20 萬出頭。

弔詭的是，像馬祖這些理應重點駐軍的「前線島嶼」，反而是裁軍最多的地方。在廢棄營區裡牧羊的飼主說，連他自己都記不起來，這個營區到底是在什麼時候廢棄的。

不過在台灣探訪軍事遺跡的其中一個樂趣是，光從標語內容、風格，就能大致判斷標語刻寫（以及營舍廢棄）的年代： 「驅除俄寇、消滅朱毛」來自中蘇交惡之前的 1950 年代、「莊敬自強、處變不驚」來自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 1970 年代，「決心捍台澎金馬不撤軍」則來自台灣新共同體已然成形、但「金馬撤軍論」甚囂塵上的1990年代；而「為何而戰？為誰而戰？」，就是最新版本的國軍使命，也是台灣人在面臨認同拉扯時，經常會捫心自問的大哉問。

如果熟悉國軍標語的流變，大概就不難看出，這個營區最後還有駐軍的時間點，很有可能就落在 2016 年之前，因為蔡英文上台執政之後，這句自問自答的精神標語，就已經改成了「為中華民國生存發展而戰，為台澎金馬百姓安全福祉而戰」。

這個改動，顧及了台灣內部「中華民國派」的感受，但也將「台澎金馬」這個地理符號加了進去，大抵也呼應了蔡英文上台以後標舉的國家定位：「中華民國台灣」。

不過這也不是這句標語第一次改動——陳水扁執政時的 2007 年，台灣軍方的媒體《青年日報》，也曾經悄悄地將這句標語中的「中華民國」改為「台灣」。

不過「為何而戰」的主語流變，除了反映出台灣人仍未落定的集體認同之外，也提醒了我們一件事：看待「為何而戰」的認知框架，終究還是關鍵所在。十年前我當兵時，不論是過時的軍歌、或是八股的口號，國軍論述裡殘存的那種「內戰框架」，從來就沒有能夠說服我過。

但如果用「保衛台澎金馬」的框架來徵召我，我想我應該是願意上戰場的。應該吧？

6.

「噢，原來你在馬祖當過兵？難怪對馬祖這麼熟。」

為我辦理入住手續時，「福澳窩背包客民宿」的老闆娘楊真和我聊了起來。她說自己是福州人，嫁來馬祖已經二十多年，兒女都在台灣工作唸大學。

十年前我在這裏服役時，除了「島休」的阿兵哥、以及來探望阿兵哥（一般簡稱「眷探」）的眷屬之外，馬祖幾乎沒有觀光客，民宿、旅館也屈指可數；像「福澳窩」這種專門服務窮遊背包客的旅店，就更是聞所未聞了。

「其實我們本來是開網咖的，就在這個民宿的位置。」

十多年前，老闆娘和丈夫在福澳開起了網咖（網吧），主要瞄準的客群，就是每週「島休」一天的阿兵哥。當時網路遊戲剛剛興起，網路通訊也比書信便捷、比行動電話便宜，幾乎所有阿兵哥放假出營都會直奔網咖。

兩岸對峙期間、被賦予「戰地政務」的馬祖，原本就是一個「軍民一家」的社會，幾乎家家戶戶的經濟來源都是軍人。到了 1990 年代，馬祖終於卸下「戰地政務」，軍方也開始研議「精實案」、裁減前線駐軍，曾經養活幾代馬祖人的「阿兵哥經濟」於是跟著不斷萎縮——而網咖，就是最後一波「阿兵哥經濟」中僅存的明星產業。

但終究是曇花一現。「精實案」實施之後，國防部接連又推出了「精進案」、「精粹案」。馬祖居民一聽到這些欲蓋彌彰、以「精」字開頭的計畫，就知道某些據點、某個營區又要裁撤了，維繫馬祖經濟命脈的軍人，終究只會愈來愈少。

真正壓垮網咖的，其實是另一根稻草。2016 年底，台灣國防部在歷經一連串試行、研擬出配套措施之後，決定正式解除智慧型手機入軍營的禁令。現役軍人對於這個決定自然額手稱慶，而軍方也認為此舉能減少軍隊募兵的阻力——但對於楊真而言，這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噩耗。

「可以帶手機進營上網，誰還會想來網咖？」

楊真和丈夫開的網咖，後來在 2017 年底熄燈，他們接著花了一年的時間整修房子、重新隔間，最後在 2019 年初開了這間背包客棧。

或許，這個背包客棧的誕生，就和當年的網咖一樣，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隨著軍人愈變愈少，觀光產業幾乎就是馬祖人唯一的指望。今年的肺炎疫情，也讓馬祖和其他離島一樣，在國境封鎖、國內旅遊大爆發的這個夏天，第一次體驗到觀光紅利的甜頭。

現在回看，「福澳窩」確實趕上了一個好時機。

7.

不過話說回來，十年前我在馬祖，其實是不上網咖的——或者說，身為軍官的我，當時經常要戰備留守、支援其他單位，根本連「島休」都很少放。

因此當我在仁愛村面海的「南萌咖啡館」裏，看見滿座的島休軍人，男兵、女兵聚在一起聊天時，心裏其實是有點妒忌的。十年前我在這裏當兵時，石砌階梯旁的𧋘餅攤，幾乎就是我來仁愛村的唯一理由；當年沒有像「南萌咖啡館」這樣帶點「台北氣氛」的咖啡館，也沒有這麼多的女兵。

對大部分的阿兵哥而言，軍營內外就像是兩個平行世界，而阿兵哥一般會用「陰陽結界」來形容這種分野：外頭的世界叫「陽間」，軍營裏則是「陰間」 ；放假回家、島休去網咖，叫作「還陽」，收假歸營，則叫「回陰間」。

在馬祖，想「還陽」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到週末島休日，網咖未必有位、日租民宿的價格還會水漲船高。

但當時最困擾我的一件事情其實是，光是「島休」，是沒有辦法真正休息的。
我必須不斷地在馬祖這個地方找尋「台灣」、找尋能讓我想像自己身在台灣的地方和氣氛，才能假裝自己離開馬祖、離開軍營，也才能有真正休假的感覺。

於是我當時島休最常做的事，其實是去馬祖民俗文物館的閱覽室看書、使用博物館裏的座式廁所（我總覺得廁所必須是座式的，才能有回家的感覺），或在 7-11 便利店裏待上大半天，一邊看著當天從台灣空運來的御飯糰，一邊摹想台灣的氣味。

後來回看日記，我發現自己的島休行程，很多時候基本上就是在從某間 7-11 走向另一間 7-11。

或許是因為這樣，我對馬祖人油然生起了一種近似於「同情」的感受。我記得當時我的連部裏有個志願役上兵，他不只是連上資歷最深的老鳥，從小也在南竿長大，對馬祖暸若指掌。大家都很羨慕他，只要島休就能回家，不像我們這些台灣人，一個月才有一次返台假。

然而每次聽到別人這樣講，他都會冷冷回覆：「有什麼好羨慕的。你們回家就逃離軍營了，我回家咧，還是在軍營裏。整個馬祖，他媽的就是一個超大的軍營。」

8.

來過台灣搭火車旅遊、又通曉漢字的人，一般都會對「自強號」、「莒光號」這些列車名稱留下印象。這些台鐵列車等級的命名，其實都承載了某個時代的社會氛圍和集體任務。

比方說，於 1977 年首次開行的自強號，其命名來由是「莊敬自強，處變不驚」這句口號，反映的是 1970 年代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在國際社會上日漸孤立的背景；而 1969 年設立的莒光號，趕上的則是 1960 年代中後期在台灣推行的「毋忘在莒」運動，試圖用春秋時期田單在復國之前死守莒城的故事，來提醒「自由地區」的台灣人民勿忘「收復國土、反攻大陸」。

這種充滿反攻敘事的符號，在國軍裏自然不會少見——每週四的政治教育日，就是以「莒光」命名，順理成章。

每逢「莒光日」，所有在營的軍人都必須在下午兩點放下手邊工作，打開電視收看《莒光園地》這個政治教育節目。開播初期，《莒光園地》的確是以政治宣傳為目的，但台灣民主化之後，《莒光園地》便開始轉型成為以文化、生活和娛樂性內容為主，甚至提供欄位讓士兵留言給同袍弟兄或女友。

莒光日也是我每週最喜歡的一天。雖然莒光日不能休假，但莒光日一般沒有戰備任務，下午和晚上都能讓阿兵哥在室內看電視，我偶爾也會受命上台教阿兵哥英文單字，可以做些「很不像在當兵」的事情。

此外，連上的輔導長每逢「莒光日」，也都會將一大疊「大兵手記」交給我批改。所謂的大兵手記，前身就是「莒光作文簿」；阿兵哥在看完《莒光園地》節目之後，必須在作文簿中抒發感想、記錄每週生活心得，方便心輔人員掌握士兵的心理狀況。

雖然這不是排長份內的工作，但我當時並沒有怨言，因為批改大兵手記是我最喜歡的差事，也的確是一份大開眼界的工作。

比方說，有個阿兵哥從小在國外讀書，只能用英文書寫，平時似乎都在藝人的圈子打滾，手記裏還貼滿了他和明星合照的照片。又比方說，有個藝術天份很好的阿兵哥，文章寫得七零八落，但我總愛看他把大兵手記當繪圖紙天馬行空。

還有一次，一個剛下部隊的新兵，居然上繳了一本完全空白的大兵手記，我把他找來了解原因，卻只見他從頭到尾都難為情地盯著地上——原來他不識字。於是我也才知道，在 2011 年的台灣，還有 19 歲的年輕人，是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的。

現在回看，對我這種擅長考試、從高中到大學會有很多同學是同一批人的台北小孩而言，這輩子待過異質性最高、距離同溫層最遠的生活環境，大概的確就是軍營裏了。

9.

然而換個角度來說，當兵除了能讓年輕男子體認台灣社會的「異質性」之外，有時反而卻像是一雙看不見的手，在以一種更幽微的方式捏塑台灣人的認同。
比方說，在台灣開啟教育改革、學校改用本土化敘事的《認識台灣》當教科書之前，當兵就是許多男孩認識台灣的起點。

對於半個世紀前，活在「反攻大陸」這個集體願望之中的台灣人而言，中國大陸的地名，是深深地嵌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城鎮裏的街道，以北平、南京、吉林、龍江、歸綏（編按：今呼和浩特，民國時期稱歸綏，歸化綏遠之意）、迪化（編按：今烏魯木齊，民國時期稱迪化，啟迪教化之意）、察哈爾、桂林、成都、重慶為名；晚間新聞播報結束之後，總會有長達半分鐘的「中國大陸各城市氣象預報」——儘管在兩岸互不來往的年代裏，根本就沒有幾個台灣人，會需要知道大陸城市的陰晴寒暖。

循此，當時的台灣人對中國地理，有時甚至比對台灣地理還要熟悉，而當兵，大概就是除了唸大學（然而當年唸大學的人並不多）之外，很多台灣年輕人初次離鄉、開始用身體實際體驗台灣的第一個機會，讓台灣人能在「大中國框架」之中找到一個小小的縫隙，用地理維度拉開一個以台灣為主體的想像的共同體——至少對於生理男性而言確實如此。

以我自己為例，當兵十一個月，新訓兩個月在台中成功嶺、分科訓四個月在高雄鳳山的步兵學校，下部隊五個月則在馬祖，分別在台灣的中部、南部和外島；這些地方，都和我習慣的台北非常不一樣。有些人下部隊之後，甚至還會遇上「下基地」（亦即部隊離開駐地、前往「基地」進行「移地實戰訓練」），經歷過位於恆春的「三軍聯訓」、移防其他營區，停留過的地方就更多了。

正是因為當兵，我第一次有機會在台北以外的台灣「長時間」居住，也才第一次參加媽祖遶境，第一次知道原來台南人的早餐如此講究，第一次見識台南的蜈蚣陣，第一次騎腳踏車跨過高屏溪，一路從平原進入淺山，第一次在客家庄聽著客家話不解其意，第一次認識那麼多原住民（當年的志願役士兵，有不少都是在就業市場裏處於相對弱勢的原住民青年）。

如果不是因為當兵，我大概還要再晚個好幾年，才能如此認真地認識台灣。

10.

津沙村的「55據點」，是我這次回到馬祖最期待的「景點」——這個昔日鎮守南竿南面海域的海岸軍事據點，今日已經改裝成一個青年旅館。

如果想體驗住在軍事據點裡的感覺，這裏提供了一個既正宗、又失真的選擇，因為全南竿島的海岸據點，基本上都和 55 據點擁有一樣的配置：門口是哨所，進門後兩側的高地上有幾個觀測亭；突然一個陡梯向下之後，通常會藏著一個外牆漆上迷彩色的建築體或坑道口；穿過走廊旁的幾個士兵排寢室、以及豁然開朗的「中山室」（國軍所有連隊的室內聚會和上課空間都叫這個名字），則會有一個直面大海的機槍堡或觀測站。

平心而論，馬祖所有據點的確都是渾然天成的景觀民宿選址，因為要成為據點，良好視野本就是必要條件——將這些軍事設施改為觀光資源，也確實是一門好生意。

在 55 據點睡了一晚之後，我也才發現，原來只要調整一下燈光色溫、放幾台除濕機，軍事據點和坑道裏，其實也可以是很舒服的居住空間。對於曾在馬祖服役過的老兵來說，能重新回到據點裡、看到據點被賦予新生命，大概也別有意義。

一位住客在留言本裡寫著：「做夢也沒想到，可以住在自己曾經支援興建過的 55 據點⋯⋯津沙東營區，似乎是在等著讓我看到它的最後一眼。」看見曾收納自己一段青春記憶的軍事據點今日變成旅館，然後再以觀光客的身份入住，究竟是什麼感覺呢？我不知道。我待過的據點今日不是仍有駐軍，就是已經荒煙蔓草；留言本上提到的那種感覺，我或許要十年之後再來，才能真正體驗。

真要挑剔的話，55 據點民宿其實有個地方做的並不到位：民宿老闆在每個床位的置物櫃裡，都放進了一個臉盆和毛巾。然而所有在馬祖當過兵的人都知道，馬祖軍人其實是不用臉盆、只用水桶的，而箇中原因，則是一個廣泛流傳的鬼故事。

聽說在兩岸依然緊張對峙的年代裏，國共雙方不時會派出「兩棲蛙人」潛入對方營區，台灣人一般把這種蛙人稱為「水鬼」。有次共軍「水鬼」潛入某個海邊據點，先是把睡夢中的士兵全部殺害，再將士兵的頭一個個給砍下來、放在臉盆裏，最後再把裝有頭顱的臉盆，整齊地排放在據點入口處的樓梯兩側。

據說，有些馬祖的阿兵哥後來會在自己的臉盆裏看見頭顱的幻影，一時人心惶惶，於是馬防部只好下令禁用臉盆、改用水桶。

很有趣的是，類似的鬼故事在金門也有流傳，只不過沒有「排列在樓梯兩側」的這個橋段。

現在回看，不論真實性為何，這個「臉盆傳說」都已經成為曾在外島服役的阿兵哥的共同記憶，而金馬流傳的兩個版本，也的確忠實反映了兩地的地理環境：金門地勢平坦，據點很少有綿延不絕的階梯；而馬祖地形崎嶇，因此所有據點和坑道，幾乎都有一路往下、延伸至海邊的陡峭階梯。

十年前我待過的其中一個據點，排長寢室正好就在坑道向下通往海邊機槍堡的樓梯旁；有次我穿過機槍堡窄窄的槍口，爬到海岸邊的岩石上遠眺福州、長樂的海岸線，突然想起了水鬼摸哨的臉盆傳說。

回到坑道裡一問，才知道現在為了通風，機槍堡的鐵門已經不再上鎖。

於是聽過臉盆傳說的我，自此都不願意一個人睡在排長寢裏，每天都去和阿兵哥一起睡大排寢——雖然我今日已經想不起來，自己怕的到底是「水鬼」再次摸上岸，還是那段通往機槍堡的階梯。

11.

話說回來，我人生第一次來馬祖，其實不是為了當兵。

2009 年夏天，柏林圍牆倒塌二十週年，而我又正好要去西班牙交換學生，於是決定走陸路去歐洲，順便來場「鐵幕內的旅行」。當時我的路線穿過中國、蒙古、俄羅斯、波羅的海三國、波蘭、捷克，最後抵達德國柏林，而佇在冷戰前線上的馬祖，就是我搭船前往福州、穿越鐵幕的入口。

印象很深刻，在南竿福澳港等船時，候船室裡的電視機正好在播送 Michael Jackson 過世的新聞。事後回想，這個在冷戰時期崛起、知名度橫跨鐵幕兩側的流行音樂巨星的殞落，大概也標註著某個時代的終結。

雖然不太恭敬，但在我那段旅程展開之際，他的訃聞好像就是個再適切不過的巧合。

後來我之所以選擇自願到馬祖服役，很大一部份原因，也跟那年夏天對馬祖留下的匆匆一瞥有關——若想憑弔鐵幕、體驗冷戰，大概也沒有其他方式，能比在一座冷戰的前線島嶼上服役更加適切。

後來我在馬祖渡過了痛苦的五個月，但那也是影響我人生最重要的五個月。
在軍營裡的每一天，我都在不斷地質問自己：國家是什麼？紀律是什麼？戰爭是什麼？自由又是什麼？於是我從圖書館借了《社會契約論》、《論自由》、《旁觀他人的痛苦》，以為那些知識分子的後設視野，能帶領我逃離馬祖這座被禁錮的島嶼、逃離這個國家暴力日常運作的最前線。

退伍前一天，我在日記的最後一頁上寫道：「延續兩年前在柏林圍牆下的心情，我又回到了鐵幕前當兵。和柏林圍牆一樣，馬祖也是冷戰的產物。期待我在這座島上的痛苦回憶，能為我帶來追尋真正自由的動力。」

當時的我，依然沈浸在「歷史已然終結」的樂觀之中，慶幸自己活在一個「後冷戰」的時代裏——在馬祖當兵再痛苦，我終究只是一個義務役軍官，以一個幾乎沒有比角色扮演遊戲真實多少的身分，體驗了一回「冷戰前線」。

站在被「新冷戰」迷霧籠罩的今日回看，我只能希望當時的我，沒有過分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