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以“老兵”身分重返“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前线

【编者按】2020 年，在全球疫情和美国大选 / 中美对峙的推波之下，台美之间的互动和关系“进入了史无前例的阶段”，共军军机多次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而美国驻台人员在两岸间的前线金门也动作频频；一时之间，两岸开战的可能性再次成为热门的话题。

与此同时，以“金门”与“马祖”两个前线岛屿命名的电影“金马奖”，亦继续迎接“没有中国电影”的一年。两岸局势的紧张与政权间的角力，飘荡在台澎金马的每一吋土地上空。

2020年的下半年，端传媒曾于九月推出〈两岸停火四十年〉专题，总体报导两岸关系的历史流变与未来新局；紧接着，于年底推出〈金马前线专题〉，探看作为“前线”的金门、马祖，如何在地缘政治板块的挪动中自处，同时追溯“中华民国台湾”在“外岛”促成的认同流变。

端传媒台湾记者李易安，因台湾规定所有体位合格的届龄男子都必须服义务兵役，十年前曾在马祖前线服役，短暂成为“保卫中华民国”的一分子。本篇报导是他以“老兵视角”重访马祖，对照军旅回忆来梳理这个“战地前线”的变与不变，以此掀开〈金马前线专题〉的序幕。

2011 年 5 月 3 日，我结束四个月的分科专长训练，揹着黄埔军包、穿着迷彩军服在基隆港报到，准备搭船前往马祖的南竿岛服完剩下半年的兵役。

在码头客运大楼里执勤的运输官，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接着在名册的某一栏里打勾，最后递给我一张写有“头 9-1”字样的登船证——当年 24 岁的我是义务役的“预备军官”，挂阶少尉；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搭乘“头等舱”，也是我第一次“当官”。

驶在暗夜风浪里的船舱就像摇篮；横越台湾海峡的航程需要八个小时，在睡梦中倏忽即逝。再次张开眼睛时，载满军人的轮船已经缓缓驶入南竿的福澳港。
五月理应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但彼时的马祖依然被锁在冷冷的浓雾里。在连办公室报到时，一个财务士正在埋头整理票据，收音机的调频定在福州人民广播电台。

“这里收不到台湾的广播。”听我好奇，财务士冷冷地说。

收不太到的，不只是广播的无线电波而已，台湾的电信讯号当年在马祖也力有未逮，手机荧幕偶尔会跳出“中国联通欢迎您来到中国”的简讯。这些肉眼未必可见的跨境电波流动，在戒严时期，如果跨境收听被发现，还能以“通敌”论罪，但在两岸交流气氛热络、台海局势平和的 2011 年，却早已是前线军人的日常。

2011 年 5 月 8 日，我在自己的脸书页面上，留下了这句话——“我现在是：马祖防卫指挥部南竿步兵营装甲步兵连排长。”连自己都觉得威风凛凛。

后来，我在马祖度过了痛苦的五个月。

起初，我以排长身份在某个连部营区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分别下放至三个小型据点担任指挥官；汉光演习时，也曾在马祖防卫指挥部的情报中心里支援战情工作。

在马祖的日子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坑道里度过，也总是浸在厚重湿气之中——衣服晒不干是家常便饭，偶尔晾着晾着，军服还会直接染上一片霉斑。马祖最后送给我的退伍留念礼物，是右手腕上长出的三个疣疮，它们留下的疤痕，直到今日都依稀可辨。

那五个月里，我写了两本厚厚的日记，里头密密麻麻的，全是当兵苦水和读书笔记。阅读写字，是当时我在精神上逃离军营的唯一途径。

1.

2020 年 11 月底，我乘坐的交通船缓缓驶入福澳港。

退伍近十年之后，我终于又再次踏上了这座前线岛屿。远端山壁上的“枕戈待旦墙”依旧，马祖陡峭回仄的山路依旧，入冬后的长浪和狂风依旧。

从马祖退伍之后，我偶尔会推荐别人试试台湾和马祖之间的交通船，因为那是体验台湾人的祖先“渡海来台”最切身、最直接的方式。我记得自己第一次返台休假时，正好遇上了台风尾，在船舱里吐到连黑胆汁都呕尽了，站在甲板上却仍会感到莫名触动——原来被祖先称作“黑水沟”的台湾海峡的颜色，真的是充满不祥意味的黑色。

相隔十年再回到马祖，有些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比方说，福澳港今日多了一幢宏伟现代的客运大楼。又比方说，码头边原本立有“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标语，自从 1984 年福澳港竣工以来，便一直伫在岸上送往迎来。我记得 2011 年我上岸报到时，那句标语仍在雨中吞吞吐吐——“贯、彻、以、三⋯⋯一、中、国”，而中间的“民、主、义、统”四个字，当时已经拆掉，让位给新建的大楼，但初见的人，至少还能凭上下文猜出全句。

此次再访，这句有点残缺、有点难堪的标语，却只剩下没头没脑的“一中国”三个字还未拆除，其他几个字，则已经跟着过时的国族任务走入历史。

有些变化则幽微许多：我记得自己当兵时，马祖列岛在 Google 地图上，依然是几个不规则状的绿色色块；想在岛上移动寻路，只能仰赖纸本地图。然而这次回来，马祖几个列岛已经在 Google 地图上百花齐放、轮廓清晰——虽然 Google 今日似乎仍将东莒和西莒误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导致这两个岛在 Google 地图上，会出现和中国一样的“座标偏移”现象，让使用者被 GPS 定位在大海里。

还有一些变化，则是只有当过兵的人才能意会。

比方说，虽然我隶属的连部营区仍戒备森严，里头也依然停满了装甲车，但我待过的三个据点之中，已经有一个在前几年遭到裁撤，而另外两个虽然仍有驻军，但其中一个据点外的碎石小路，已经拓宽成平整的柏油路，另一个据点的外头，则多了一个以蒙古包为主题的露营区和美式餐厅。

2.

在台湾，服兵役是男性的国民义务。

在“替代役”（亦即以“社会服务”代替“兵役”的制度）于 2000 年推出之前，除非体位不合格、或患有特定先天疾病，否则入伍服役，几乎是所有台湾成年男子都必经的过程。这种因为“尽义务”而入伍的军人，一般称为“义务役”（有时会被戏称为“不愿役”，与“不愿意”谐音），和自愿入伍、服役时间较长的“志愿役”有所区别。

虽然当兵是宪法明定的义务，但兵役在台湾终究是内战体制的产物，也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山河变色”、“播迁来台”之后，为了反攻大陆、保卫复兴基地而实施的制度。

早期“义务役”的役期多半是两到三年不等，确实是段不短的时间，因此大部分人都是抱着“还国家债”的心情在当兵，还有些人甚至会刻意在体检之前增重或减重、成为“免役体位”，借此逃兵。

随着两岸关系回暖、台湾历经民主化，社会舆论也出现了检讨兵役制度的呼声，迫使国军朝向“募兵制”的方向进行改革，同时逐步缩短义务役的役期。到了 2000 年，义务役开始缩短为 1 年 10 个月；等到 2011 年我入伍时，役期更是只剩一年。

不过说是义务役，倒也不全然都是大头兵。

有些明星还没当兵就已走红，入伍之后或许能进入“艺工队”四处巡演；至于学历较高的“大专兵”，则可以在通过“大专程度义务役预备军官考试”之后成为“预备军官”（一般简称“预官”），并在通过新兵训练、分科专长训练之后挂阶少尉（亦即最低阶的军官），薪饷待遇优于一般义务役士兵，权责也相对更重。

在台湾，当兵一般被视为某种“通过仪式”，仿佛当过兵之后，男孩才能成为男人，也才能真正社会化——就某个意义而言，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

虽然法定的“役龄”是十九岁，但如果役男能取得大专和研究所的入学证明，便能办理“在学缓征”，等到学业结束之后再入伍即可，因此大部分台湾男性都会选在最后一个求学阶段结束之后入伍，而打算出国留学的人，则会在临届退伍时申请国外学校，因此“当兵”对于多数台湾人来说，的确就像是一个介于学校和职场（或出国留学）之间的缓冲和过渡。

就此而言，台湾的兵役文化，和同样拥有义务兵役制度的韩国就很不一样：韩国男子一般会在大二、大三休学当兵，等退伍之后再回到学校完成学业，目的就是希望毕业之后能够直接衔接职场、避免所学与社会需求脱节。

此外，“预备军官制度”（简称预官）和义务役士兵在军中搭建出的，也的确就是一个阶级严明、分工明确的微型社会：只要通过预官考试，学医的人便能出任“医官”、学土木工程的人可以担任“工兵官”、化学系毕业的学生担任“化学官”、法律系毕业的则会成为“军法官”等等，而且一律以少尉军阶叙薪，确实很像在真正踏入社会之前，先来体验一次“军中版的演练”。

至于我这种从商学院毕业、没有特殊专长的人，通常则只有“政战官”（肩负官兵心理辅导或政治宣传等功能）、“宪兵官”或“步兵官”等“通用官科”可以选择——其中名额最多的，当属步兵官。

什么是步兵官呢？可以这样想像：步兵官，基本上就是管理职、专业经理人的概念，受完作战训练、挂上少尉官阶之后，会被分发至基层单位担任排长——如果套用一般人更熟悉的企业文化来说，大抵可以用“储备干部”这样的概念来理解。

虽然看似威风，但义务役的少尉排长其实并不风光：由于预官都是以“空降”之姿下部队，对连队事务的熟悉程度，本来就不如已经在队上待了更久的基层士兵，因此义务役少尉排长被志愿役上士班长欺负、甚至被老兵恶整的故事，不论在哪个连队都不算罕见。

更惨的是，在军队的秩序之中，士兵和军官的权责是清楚划分的——前者执行任务、无需扛责；后者则发号施令，不论军队的表现优劣，都必须一概承担全责。

于是像我们这样最基层的义务役军官，便经常会成为“夹心饼”、陷入两面不是人的状态：对下要时时提防被下属士兵陷害、努力维持关系，对上则要战战兢兢，避免被营长或其他高层指挥官“督爆”（亦即在长官督导时被发现重大缺失）。在马祖时，我偶尔会感到悔恨，觉得与其当个排长，还不如当一个无忧无虑、只要听从命令的大头兵。

然而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会庆幸自己当年有报考预官。在国军的体制里，军官比一般义务役士兵多拥有那么一点点的，就是自由——身为少尉的我，可以自由在营外走动、可以经常在不同据点之间轮调，也可以进出马防部的总部坑道与很多机密设施。

由于马祖长年实施战地政务、很多地方都受军方管制，因此马祖本地人对马祖的了解，有时甚至还不如我们这些成日游走在军民之间的军官。

3.

一个台湾预官短短一年的“军旅生涯”，一般是这样的：两个月的“新兵训练”、四个月的“分科专长训练”，最后在“下部队”之前进行抽签，决定军种和服役单位。

在两岸依然紧张对峙、前线依然炮战频传的年代里，抽中“金马奖”、必须前往金门马祖服役的阿兵哥，几乎都是抱着赴死的心情与家人诀别的。但在升平的年代里，金门、马祖其实不是太差的选择，因为真正的“敌人”早就已经不在海峡对岸，而是上级指挥官的督导——而金门、马祖这些外岛因为交通不便，传言中就是“最少长官督导的地方”。

因此，我之所以会在马祖服役，其实是自愿的。

所有在马祖驻守过坑道据点的军人，大概也都知道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哨兵若按二声电铃，便代表据点干部回营；三声响铃，则代表有上级长官来督导，必须立刻扎装、恢复操课。今日让阿兵哥提心吊胆的，早就已经不是空袭警报，而是那急促的三声电铃。

对于一些在马祖服役的阿兵哥来说，另一个需要提心吊胆的，则是自己“留在后方”的伴侣随时可能变心——在台湾的兵役文化里，我们一般把这种情侣因为当兵而分手的现象，称之为“兵变”。

但现在回想，当兵时最让我感到痛苦的，绝对还是“揹值星”这件事。

什么是“揹值星”？简单来说，值星就是“值星官”的简称。在台湾的军队编制里，最基层的单位是“班”（一般由 10 个人组成），三个班组成一个“排”，三到四个排组成一个“连”，三到四个连组成一个“营”；在基层部队的日常运作中，三个班的班长会轮流担任“值星班长”，负责向上一级的排长报告士兵状况，而排长也会轮流担任“值星排长”，负责向连长报告，如此层层上报，形成一个严密而工整的阶序组织。

在马祖这样的外岛里，驻地营区一般以“连”为单位、指挥官则由“连长”担任，因此负责向连长报告军队状况的“值星排长”，角色便显得格外重要：每天早点名时，值星排长必须在连集合场上带领全连士兵唱军歌、向连长报告士兵出缺勤状况；长官莅临时，必须掌握能够应对督导的士兵人选；晚上士兵就寝后，还要跟着一众志愿役军官、士官开“课前会议”，确认隔天的操课和哨兵班表。

身体的记忆是骗不了人的——想到揹值星，我的胃又隐隐作痛了起来。初次接棒那天，我在凌晨四点惊醒，接着躲在床上的蚊帐里、盯着头顶上方的床板，不断在心里默念早点名的报告词、复习口令动作的顺序，然后默唱早点名要唱的军歌，如此周而复始，直到拂晓。

4.

不过国军的军歌确实值得一提。

比方说，在我服役的 2011 年，早点名时一般要带阿兵哥唱两到三首军歌。当时除了专属于马祖驻军的马防部队歌《边界》之外，国军最常唱的还是《国民革命军军歌》和《军纪歌》——如果细看歌词，也不难发现后面这两首军歌都以“国民革命军”为主角。

然而有些吊诡的是，国民革命军其实是一支早已不复存在的军队。创立于 1924 年的国民革命军，初期的任务是完成北伐、对割据中国各地的军阀进行清剿，后来又投入了“第一次国共内战”和对日抗战，才在二战结束之后改名为“中华民国国军”。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们每天要唱的军歌，其实就是党国体制的遗留物，同时也反映了中华民国当年的处境；借由强调国军是北伐成功、抗战胜利的“国民革命军”的继承者，多少也能支持中华民国作为“正统中国”的叙事，从而维持统治正当性。

事实上，要看马祖（和金门）在过去党国体制中的定位，马防部的队徽也是很好的例子：盾牌型的框架里，右边的葱郁小岛是马祖的借代，左边则是“赤匪流窜的神州大陆”，一左一右地框限了当年台湾人的国族想望——马祖，是为了回望祖国大陆而存在的。

然而在任何一个外人看来，在 2011 年的台湾唱这些军歌，几乎就跟“精神分裂”没什么两样：尽管国军仍在传唱“北伐记忆”和“内战叙事”，但电视新闻里的蓝营政治人物，却已经在镜头前高呼“两岸一家亲”，而以台湾为主体的国族想像，也早已在年轻一代的人心中逐渐巩固。

这些叙事与现实之间的断裂，都加深了“当兵就是在演戏”的感觉。我后来甚至觉得，当兵之所以痛苦，其实是因为我为了一个自己并不相信的目标、一个不会开打的战争，而白白浪费了一年的青春。

不过令人玩味的是，就在我退伍十年之后，那些和“国民革命军”有关的军歌，国军今日其实已经很少唱了。

我这次回马祖，遇到的一位连长告诉我，自从 2018 年起，国防部每年都会推出“年度军歌”、举办军歌比赛；为了准备比赛，军队现在每年都要学习最新的军歌，至于那些有点过时的军歌，现在反而少唱。

巧合的是，2018 年，也正是台湾义务役士兵“下部队”的最后一年。

5.

又是一个废弃军营。少了阿兵哥的连集合场上，现在停满观光巴士。羊群缓缓爬上杂草蔓生的斜坡，坡顶上的伙房和餐厅大门敞开，已经成了羊的领地，但门口两侧的标语依然激昂：“为何而战？为中华民国国家生存发展而战；为谁而战？为中华民国百姓安全福祉而战。”

自从国军推动“募兵制”改革、义务役缩短役期之后，台湾的士兵数便逐年递减；2018 年起，役男也只要服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而且不再需要“下部队”。

在两岸对峙的巅峰时期，国军兵力通常能维持在 60 万人左右；到了第一次政党轮替的 2000 年，这个数字只剩不到 40 万；时至今日，国军的总兵力只剩 20 万出头。

吊诡的是，像马祖这些理应重点驻军的“前线岛屿”，反而是裁军最多的地方。在废弃营区里牧羊的饲主说，连他自己都记不起来，这个营区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废弃的。

不过在台湾探访军事遗迹的其中一个乐趣是，光从标语内容、风格，就能大致判断标语刻写（以及营舍废弃）的年代： “驱除俄寇、消灭朱毛”来自中苏交恶之前的 1950 年代、“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来自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 1970 年代，“决心捍台澎金马不撤军”则来自台湾新共同体已然成形、但“金马撤军论”甚嚣尘上的1990年代；而“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就是最新版本的国军使命，也是台湾人在面临认同拉扯时，经常会扪心自问的大哉问。

如果熟悉国军标语的流变，大概就不难看出，这个营区最后还有驻军的时间点，很有可能就落在 2016 年之前，因为蔡英文上台执政之后，这句自问自答的精神标语，就已经改成了“为中华民国生存发展而战，为台澎金马百姓安全福祉而战”。

这个改动，顾及了台湾内部“中华民国派”的感受，但也将“台澎金马”这个地理符号加了进去，大抵也呼应了蔡英文上台以后标举的国家定位：“中华民国台湾”。

不过这也不是这句标语第一次改动——陈水扁执政时的 2007 年，台湾军方的媒体《青年日报》，也曾经悄悄地将这句标语中的“中华民国”改为“台湾”。

不过“为何而战”的主语流变，除了反映出台湾人仍未落定的集体认同之外，也提醒了我们一件事：看待“为何而战”的认知框架，终究还是关键所在。十年前我当兵时，不论是过时的军歌、或是八股的口号，国军论述里残存的那种“内战框架”，从来就没有能够说服我过。

但如果用“保卫台澎金马”的框架来征召我，我想我应该是愿意上战场的。应该吧？

6.

“噢，原来你在马祖当过兵？难怪对马祖这么熟。”

为我办理入住手续时，“福澳窝背包客民宿”的老板娘杨真和我聊了起来。她说自己是福州人，嫁来马祖已经二十多年，儿女都在台湾工作念大学。

十年前我在这里服役时，除了“岛休”的阿兵哥、以及来探望阿兵哥（一般简称“眷探”）的眷属之外，马祖几乎没有观光客，民宿、旅馆也屈指可数；像“福澳窝”这种专门服务穷游背包客的旅店，就更是闻所未闻了。

“其实我们本来是开网咖的，就在这个民宿的位置。”

十多年前，老板娘和丈夫在福澳开起了网咖（网吧），主要瞄准的客群，就是每周“岛休”一天的阿兵哥。当时网路游戏刚刚兴起，网路通讯也比书信便捷、比行动电话便宜，几乎所有阿兵哥放假出营都会直奔网咖。

两岸对峙期间、被赋予“战地政务”的马祖，原本就是一个“军民一家”的社会，几乎家家户户的经济来源都是军人。到了 1990 年代，马祖终于卸下“战地政务”，军方也开始研议“精实案”、裁减前线驻军，曾经养活几代马祖人的“阿兵哥经济”于是跟着不断萎缩——而网咖，就是最后一波“阿兵哥经济”中仅存的明星产业。

但终究是昙花一现。“精实案”实施之后，国防部接连又推出了“精进案”、“精粹案”。马祖居民一听到这些欲盖弥彰、以“精”字开头的计划，就知道某些据点、某个营区又要裁撤了，维系马祖经济命脉的军人，终究只会愈来愈少。

真正压垮网咖的，其实是另一根稻草。2016 年底，台湾国防部在历经一连串试行、研拟出配套措施之后，决定正式解除智慧型手机入军营的禁令。现役军人对于这个决定自然额手称庆，而军方也认为此举能减少军队募兵的阻力——但对于杨真而言，这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噩耗。

“可以带手机进营上网，谁还会想来网咖？”

杨真和丈夫开的网咖，后来在 2017 年底熄灯，他们接着花了一年的时间整修房子、重新隔间，最后在 2019 年初开了这间背包客栈。

或许，这个背包客栈的诞生，就和当年的网咖一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随着军人愈变愈少，观光产业几乎就是马祖人唯一的指望。今年的肺炎疫情，也让马祖和其他离岛一样，在国境封锁、国内旅游大爆发的这个夏天，第一次体验到观光红利的甜头。

现在回看，“福澳窝”确实赶上了一个好时机。

7.

不过话说回来，十年前我在马祖，其实是不上网咖的——或者说，身为军官的我，当时经常要战备留守、支援其他单位，根本连“岛休”都很少放。

因此当我在仁爱村面海的“南萌咖啡馆”里，看见满座的岛休军人，男兵、女兵聚在一起聊天时，心里其实是有点妒忌的。十年前我在这里当兵时，石砌阶梯旁的𧋘饼摊，几乎就是我来仁爱村的唯一理由；当年没有像“南萌咖啡馆”这样带点“台北气氛”的咖啡馆，也没有这么多的女兵。

对大部分的阿兵哥而言，军营内外就像是两个平行世界，而阿兵哥一般会用“阴阳结界”来形容这种分野：外头的世界叫“阳间”，军营里则是“阴间” ；放假回家、岛休去网咖，叫作“还阳”，收假归营，则叫“回阴间”。

在马祖，想“还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到周末岛休日，网咖未必有位、日租民宿的价格还会水涨船高。

但当时最困扰我的一件事情其实是，光是“岛休”，是没有办法真正休息的。
我必须不断地在马祖这个地方找寻“台湾”、找寻能让我想像自己身在台湾的地方和气氛，才能假装自己离开马祖、离开军营，也才能有真正休假的感觉。

于是我当时岛休最常做的事，其实是去马祖民俗文物馆的阅览室看书、使用博物馆里的座式厕所（我总觉得厕所必须是座式的，才能有回家的感觉），或在 7-11 便利店里待上大半天，一边看着当天从台湾空运来的御饭团，一边摹想台湾的气味。

后来回看日记，我发现自己的岛休行程，很多时候基本上就是在从某间 7-11 走向另一间 7-11。

或许是因为这样，我对马祖人油然生起了一种近似于“同情”的感受。我记得当时我的连部里有个志愿役上兵，他不只是连上资历最深的老鸟，从小也在南竿长大，对马祖暸若指掌。大家都很羡慕他，只要岛休就能回家，不像我们这些台湾人，一个月才有一次返台假。

然而每次听到别人这样讲，他都会冷冷回覆：“有什么好羡慕的。你们回家就逃离军营了，我回家咧，还是在军营里。整个马祖，他妈的就是一个超大的军营。”

8.

来过台湾搭火车旅游、又通晓汉字的人，一般都会对“自强号”、“莒光号”这些列车名称留下印象。这些台铁列车等级的命名，其实都承载了某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和集体任务。

比方说，于 1977 年首次开行的自强号，其命名来由是“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这句口号，反映的是 1970 年代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在国际社会上日渐孤立的背景；而 1969 年设立的莒光号，赶上的则是 1960 年代中后期在台湾推行的“毋忘在莒”运动，试图用春秋时期田单在复国之前死守莒城的故事，来提醒“自由地区”的台湾人民勿忘“收复国土、反攻大陆”。

这种充满反攻叙事的符号，在国军里自然不会少见——每周四的政治教育日，就是以“莒光”命名，顺理成章。

每逢“莒光日”，所有在营的军人都必须在下午两点放下手边工作，打开电视收看《莒光园地》这个政治教育节目。开播初期，《莒光园地》的确是以政治宣传为目的，但台湾民主化之后，《莒光园地》便开始转型成为以文化、生活和娱乐性内容为主，甚至提供栏位让士兵留言给同袍弟兄或女友。

莒光日也是我每周最喜欢的一天。虽然莒光日不能休假，但莒光日一般没有战备任务，下午和晚上都能让阿兵哥在室内看电视，我偶尔也会受命上台教阿兵哥英文单字，可以做些“很不像在当兵”的事情。

此外，连上的辅导长每逢“莒光日”，也都会将一大叠“大兵手记”交给我批改。所谓的大兵手记，前身就是“莒光作文簿”；阿兵哥在看完《莒光园地》节目之后，必须在作文簿中抒发感想、记录每周生活心得，方便心辅人员掌握士兵的心理状况。

虽然这不是排长份内的工作，但我当时并没有怨言，因为批改大兵手记是我最喜欢的差事，也的确是一份大开眼界的工作。

比方说，有个阿兵哥从小在国外读书，只能用英文书写，平时似乎都在艺人的圈子打滚，手记里还贴满了他和明星合照的照片。又比方说，有个艺术天份很好的阿兵哥，文章写得七零八落，但我总爱看他把大兵手记当绘图纸天马行空。

还有一次，一个刚下部队的新兵，居然上缴了一本完全空白的大兵手记，我把他找来了解原因，却只见他从头到尾都难为情地盯着地上——原来他不识字。于是我也才知道，在 2011 年的台湾，还有 19 岁的年轻人，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

现在回看，对我这种擅长考试、从高中到大学会有很多同学是同一批人的台北小孩而言，这辈子待过异质性最高、距离同温层最远的生活环境，大概的确就是军营里了。

9.

然而换个角度来说，当兵除了能让年轻男子体认台湾社会的“异质性”之外，有时反而却像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在以一种更幽微的方式捏塑台湾人的认同。
比方说，在台湾开启教育改革、学校改用本土化叙事的《认识台湾》当教科书之前，当兵就是许多男孩认识台湾的起点。

对于半个世纪前，活在“反攻大陆”这个集体愿望之中的台湾人而言，中国大陆的地名，是深深地嵌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城镇里的街道，以北平、南京、吉林、龙江、归绥（编按：今呼和浩特，民国时期称归绥，归化绥远之意）、迪化（编按：今乌鲁木齐，民国时期称迪化，启迪教化之意）、察哈尔、桂林、成都、重庆为名；晚间新闻播报结束之后，总会有长达半分钟的“中国大陆各城市气象预报”——尽管在两岸互不来往的年代里，根本就没有几个台湾人，会需要知道大陆城市的阴晴寒暖。

循此，当时的台湾人对中国地理，有时甚至比对台湾地理还要熟悉，而当兵，大概就是除了念大学（然而当年念大学的人并不多）之外，很多台湾年轻人初次离乡、开始用身体实际体验台湾的第一个机会，让台湾人能在“大中国框架”之中找到一个小小的缝隙，用地理维度拉开一个以台湾为主体的想像的共同体——至少对于生理男性而言确实如此。

以我自己为例，当兵十一个月，新训两个月在台中成功岭、分科训四个月在高雄凤山的步兵学校，下部队五个月则在马祖，分别在台湾的中部、南部和外岛；这些地方，都和我习惯的台北非常不一样。有些人下部队之后，甚至还会遇上“下基地”（亦即部队离开驻地、前往“基地”进行“移地实战训练”），经历过位于恒春的“三军联训”、移防其他营区，停留过的地方就更多了。

正是因为当兵，我第一次有机会在台北以外的台湾“长时间”居住，也才第一次参加妈祖遶境，第一次知道原来台南人的早餐如此讲究，第一次见识台南的蜈蚣阵，第一次骑脚踏车跨过高屏溪，一路从平原进入浅山，第一次在客家庄听着客家话不解其意，第一次认识那么多原住民（当年的志愿役士兵，有不少都是在就业市场里处于相对弱势的原住民青年）。

如果不是因为当兵，我大概还要再晚个好几年，才能如此认真地认识台湾。

10.

津沙村的“55据点”，是我这次回到马祖最期待的“景点”——这个昔日镇守南竿南面海域的海岸军事据点，今日已经改装成一个青年旅馆。

如果想体验住在军事据点里的感觉，这里提供了一个既正宗、又失真的选择，因为全南竿岛的海岸据点，基本上都和 55 据点拥有一样的配置：门口是哨所，进门后两侧的高地上有几个观测亭；突然一个陡梯向下之后，通常会藏着一个外墙漆上迷彩色的建筑体或坑道口；穿过走廊旁的几个士兵排寝室、以及豁然开朗的“中山室”（国军所有连队的室内聚会和上课空间都叫这个名字），则会有一个直面大海的机枪堡或观测站。

平心而论，马祖所有据点的确都是浑然天成的景观民宿选址，因为要成为据点，良好视野本就是必要条件——将这些军事设施改为观光资源，也确实是一门好生意。

在 55 据点睡了一晚之后，我也才发现，原来只要调整一下灯光色温、放几台除湿机，军事据点和坑道里，其实也可以是很舒服的居住空间。对于曾在马祖服役过的老兵来说，能重新回到据点里、看到据点被赋予新生命，大概也别有意义。

一位住客在留言本里写着：“做梦也没想到，可以住在自己曾经支援兴建过的 55 据点⋯⋯津沙东营区，似乎是在等着让我看到它的最后一眼。”看见曾收纳自己一段青春记忆的军事据点今日变成旅馆，然后再以观光客的身份入住，究竟是什么感觉呢？我不知道。我待过的据点今日不是仍有驻军，就是已经荒烟蔓草；留言本上提到的那种感觉，我或许要十年之后再来，才能真正体验。

真要挑剔的话，55 据点民宿其实有个地方做的并不到位：民宿老板在每个床位的置物柜里，都放进了一个脸盆和毛巾。然而所有在马祖当过兵的人都知道，马祖军人其实是不用脸盆、只用水桶的，而个中原因，则是一个广泛流传的鬼故事。

听说在两岸依然紧张对峙的年代里，国共双方不时会派出“两栖蛙人”潜入对方营区，台湾人一般把这种蛙人称为“水鬼”。有次共军“水鬼”潜入某个海边据点，先是把睡梦中的士兵全部杀害，再将士兵的头一个个给砍下来、放在脸盆里，最后再把装有头颅的脸盆，整齐地排放在据点入口处的楼梯两侧。

据说，有些马祖的阿兵哥后来会在自己的脸盆里看见头颅的幻影，一时人心惶惶，于是马防部只好下令禁用脸盆、改用水桶。

很有趣的是，类似的鬼故事在金门也有流传，只不过没有“排列在楼梯两侧”的这个桥段。

现在回看，不论真实性为何，这个“脸盆传说”都已经成为曾在外岛服役的阿兵哥的共同记忆，而金马流传的两个版本，也的确忠实反映了两地的地理环境：金门地势平坦，据点很少有绵延不绝的阶梯；而马祖地形崎岖，因此所有据点和坑道，几乎都有一路往下、延伸至海边的陡峭阶梯。

十年前我待过的其中一个据点，排长寝室正好就在坑道向下通往海边机枪堡的楼梯旁；有次我穿过机枪堡窄窄的枪口，爬到海岸边的岩石上远眺福州、长乐的海岸线，突然想起了水鬼摸哨的脸盆传说。

回到坑道里一问，才知道现在为了通风，机枪堡的铁门已经不再上锁。

于是听过脸盆传说的我，自此都不愿意一个人睡在排长寝里，每天都去和阿兵哥一起睡大排寝——虽然我今日已经想不起来，自己怕的到底是“水鬼”再次摸上岸，还是那段通往机枪堡的阶梯。

11.

话说回来，我人生第一次来马祖，其实不是为了当兵。

2009 年夏天，柏林围墙倒塌二十周年，而我又正好要去西班牙交换学生，于是决定走陆路去欧洲，顺便来场“铁幕内的旅行”。当时我的路线穿过中国、蒙古、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波兰、捷克，最后抵达德国柏林，而伫在冷战前线上的马祖，就是我搭船前往福州、穿越铁幕的入口。

印象很深刻，在南竿福澳港等船时，候船室里的电视机正好在播送 Michael Jackson 过世的新闻。事后回想，这个在冷战时期崛起、知名度横跨铁幕两侧的流行音乐巨星的殒落，大概也标注着某个时代的终结。

虽然不太恭敬，但在我那段旅程展开之际，他的讣闻好像就是个再适切不过的巧合。

后来我之所以选择自愿到马祖服役，很大一部份原因，也跟那年夏天对马祖留下的匆匆一瞥有关——若想凭吊铁幕、体验冷战，大概也没有其他方式，能比在一座冷战的前线岛屿上服役更加适切。

后来我在马祖渡过了痛苦的五个月，但那也是影响我人生最重要的五个月。
在军营里的每一天，我都在不断地质问自己：国家是什么？纪律是什么？战争是什么？自由又是什么？于是我从图书馆借了《社会契约论》、《论自由》、《旁观他人的痛苦》，以为那些知识分子的后设视野，能带领我逃离马祖这座被禁锢的岛屿、逃离这个国家暴力日常运作的最前线。

退伍前一天，我在日记的最后一页上写道：“延续两年前在柏林围墙下的心情，我又回到了铁幕前当兵。和柏林围墙一样，马祖也是冷战的产物。期待我在这座岛上的痛苦回忆，能为我带来追寻真正自由的动力。”

当时的我，依然沉浸在“历史已然终结”的乐观之中，庆幸自己活在一个“后冷战”的时代里——在马祖当兵再痛苦，我终究只是一个义务役军官，以一个几乎没有比角色扮演游戏真实多少的身分，体验了一回“冷战前线”。

站在被“新冷战”迷雾笼罩的今日回看，我只能希望当时的我，没有过分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