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航》导演李哲昕：拍摄中国社会运动，我害怕切坏这璞石

2011年11月23日，时任香港杂志《阳光时务》的影片记者李哲昕接到一个采访任务后，第一次踏足广东省汕尾市乌坎村。

去之前，她先打电话给当地联络人，对方说，你们来吧，我们有人会跟你们对话。当时她觉得，村民们应对记者的态度好专业。她从深圳关口乘坐大巴，到达东海镇的一个巴士站。在那里，村民们用私家车，把记者接进村。

“车一进村口的时候，我就记得，车外就有人拿对讲机说，‘噢！记者来了’。”车子逐渐行驶到村委会外村民们的聚集处，李哲昕把拍摄机器拿在手上，一下车，村民已经排列好阵势，前面的人坐着，后排的人站著，拉著长长的横幅，开始喊口号：“打倒贪官，还我土地！”

她当时觉得非常震撼。后来这个镜头被使用在她的纪录片的前半部分。

《阳光时务》对短片的要求，每一条只需要大约3到5分钟，公司也没有给她纪录片任务。“但是我就是觉得不想停机。在那个场景，我整个肾上腺素就‘轰’地一声就起来了。”她说。“那个冲动很简单。你就是想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

那时候，李哲昕刚刚毕业，当了记者才三个月。

九年后，李哲昕的处女纪录片、讲述乌坎事件的《迷航》，斩获第57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它（社会运动与社会变革）是由每一个被卷进事件的人，其行为、反应，去产生共同作用力的。（事件）会被打散到个体身上，他们的行为逻辑再产生共振。所以追踪‘人’是我的兴趣点。”

走入乌坎与走入乌坎人之中

乌坎事件，是近30年中国最受关注、舆论影响最大的群体事件之一。因为村内的土地被村委会成员私下变卖，两年上访未能解决，村民于2011年开始集结游行，与入村特警冲突，期间带头村民薛锦波被刑事拘留，于拘留所突然死亡，激起村民与政府的激烈对抗。事件在2011年末，以官员入村谈判，答应村民诉求告一段落，并且于次年年初，一人一票选出新一届村委会成员，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国开始民主选举、走向转型的可能性试验场。

那次选举的胜选者多为当时运动的领头人，但事件并未因此平息。到2016年，新的村委会都未能讨回被侵占的土地，当时参与运动的各方也产生间隙。村民原计划召开村民大会商讨，村民委员会主任林祖恋却突然涉“受贿”被捕，乌坎村民则再次发起游行声援林祖恋。警方夜袭乌坎村，爆发大规模警民冲突。事件最终以当时参与运动的不少新村委会成员，都因涉嫌贪污受贿等罪名而入狱告终。

在接触乌坎之前，李哲昕曾于学生时代参与口述历史项目，这让她对记录产生兴趣，于是毕业后选择了记者行业。“在记者做了三个月之后，就遇到想要拍的（故事）。”

“我当时是觉得，因为那个故事实在是太丰富了，它很值得用一个纪录片这样的体量来记录它。”

对于一个刚入行的记者来说，很多场景都显得新鲜而困难，多年之后她依然记忆深刻：例如各家记者八仙过海，想方设法进村，她要坐一辆小电单车，而村民怕被节外生枝，会在外面绕小路，还设下路障，后来甚至得知有行家是坐船渡海入村；例如2012年选举时，由于没有记者证，她把机器放在一箱面包中，假扮村民带入场拍摄。

让李哲昕印象深刻的一点，是村民们的眼界和行动，都远远颠覆了大众对于“乡村农民”的刻板印象。她回忆，他们懂得如何使用媒体的能量，怎么样去动员自己的村民，“有人喊口号，有人不断动员，有人做维护，然后出去游行的时候有人一直开著小摩托车往前往后，然后对讲机什么的⋯⋯你会觉得他们好像不只是看到村子，而是看到外面的世界。”在选举期间，村民们对选举的组织、保证流程顺畅的纯熟，乃至在台上作竞选，表达自己，阐述自己之后要为村子做什么。“这个是一个很震撼的场面。”

第一天进入乌坎，她就认识了主持运动的长者林祖恋，核心青年参与者庄烈宏，和辞职回乡参与运动、迅速成长的90后少年张建兴。这三人后来成了纪录片的三名主人公，以这三人，呈现三个不同世代的参与者。

由于入村时间早，当时她被允许住在林祖恋家。后来进驻的国际媒体，只能安排在村民们自设的“媒体中心”里。“但是因为我一开始就住在他家了，所以我后来还是厚脸皮地去他家，因为这样就可以（与村民）更近一点。”

在工作任务之外，李哲昕开始频繁地自发前往乌坎。后来她从《阳光时务》辞职，全身心投入了纪录片拍摄中。

“不管是我一进村就可以很轻易地看到的、那些很光明的那个面相，还是某些黑暗面，他们也没有在避讳，展现在我的镜头前面。我觉得这是很感恩的一件事。”

在运动第一阶段，2011年11月到次年选举那四个月中，李哲昕断断续续地从香港去乌坎。她从深圳租车，带着自己的设备，直趋村内。为了保护受访者，她不会提前联络，告知自己将前往，会直接把车停到村民家门口，走进去。那里民风淳朴，家家不关门，邻居朋友过来喝茶串门，是很普通的事。她来了，也无非是招待喝茶而已。晚上，她住在不同村民家中。

她对村民们的坦诚充满感激。“不管是我一进村就可以很轻易地看到的、那些很光明的那个面相，还是某些黑暗面，他们也没有在避讳，展现在我的镜头前面。我觉得这是很感恩的一件事。”

四个月与四年

影片分上下两个小时，第一个小时急速发展，讲述了2011年11月开始到选举完成的4个月。第二个小时则把时间线拉长，她有时半年去一趟乌坎，一直去到2016年，在一小时内浓缩了这四年。

“我会觉得（选举）那是走到一部分，故事不只到（谈判）成功那里为止，接下来才是真正开始的时候。”

与上半部分的快节奏、充满运动场景、村民目标清晰不同，后半部分陷入了不同个体的争执、计算、讨论、发展之中，事情的发展、角色的面目，都变得模糊。

去年11月在香港的一场放映会上，一名观众在映后谈提问，“林祖銮到底是忠嘅定奸嘅？”又表示自己后半段不太能够真正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哲昕后来解释，上下两个部分容纳的时间跨度是不一样的。“上半部分是在一个运动、抗争当中，所以很容易获取时间点，比如‘我们下个月要升级了’‘我们下下星期要选举了’，这些东西是可预期的。”她说，“因为时间很浓缩，所以逻辑关系很清楚。”

“但下半部分的四年，很多东西不会像上半部分那么紧凑。”李哲昕说，“下半部分他们做的很多抉择，我觉得原因是很复杂的。哪怕当事人来告诉你，我是这样想，可是可能过一段时间，那个原因是会变化的。”

在李哲昕看来，第一次选举之后那四年，是更交错交杂的，更暧昧的，更有点迷雾感的。但串联起他们的共同点，则是当中人物面临的共同困境。“我更关注的是，他们共同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然后每个人做出了什么样不同的抉择。”

比如，他们共同的困境就是位置的转换：从一个运动的参与者变成一个民选官员了。

这是李哲昕关心的问题：“新的情境来了之后，你能不能面对这些挑战？”

“新的情境来了之后，你能不能面对这些挑战？”

例如他们所拥有的执政成本之少。村委会大家的工资是1600，林祖恋是1800。而他们如果试图去做些基建来获得执政成本，也很危险的，因为选他们上来的村民只希望他们去把土地拿回来。而且期待越高，耐心是越短。

“同时他们会发现，原来拿土地比以前想像当中要更难的。林老举了一个例子，他在面对村民对他的质疑时，他说，没有钱，银行是不能把抵押的土地挣给你的。这就是其中一个很实在的一个困境。”

包括他人的不理解，包括原本被赶走的村官可能在等待著卷土重来，包括宗族社会的盘根错节，包括这些人自身的观念不同。种种这些错综复杂，组成了令人有多重解读，却又无法得到一个清晰结论的下半部分。

克制素材爆点与克制炫技

对于下结论这件事，李哲昕非常警惕。拍了整整五六年的素材，她又剪了至少两三年。

“这个故事太丰富了，它就像一块宝石的原石一样。这个原石已经足够丰富了，这些人物也足够丰富，就像我前面提到，他们会让你很直接地看到人性光明面的部分，然后也没有避讳向我开放灰暗的部分。”她说，“所以等到开始制作的时候，我战战兢兢。那个压力是来源于，我很怕把这块原石割坏。”

李哲昕面对的是几百个小时的素材。“制作期真的是‘R爆头’（挠破头）。”

“后来我找到一个方法。”她说，“那些看起来很有‘爆点’的话，那些看起来写成文章可以立刻拿去做标题的话，我会刻意码出来，对自己说，好，这个要小心处理。”

在她看来，那些看起来很像“爆点”的话，比如谁讲了一句粗口，但是他可能十年都不讲一句，所以当时就不是他的恒常的状态。

她曾经拍到林祖恋在选举的压力下，很凶、发泄式地骂自己太太。“因为他讲话一般都是深思熟虑，有自己的节奏，看起来都很从容，这件事是我拍了那么多年，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所以那就出乎意料的。”

对于这种素材，她会有使用的欲望冲动：“啊，拍到了，好想用！”但实际上，她最终没有选择这段素材。“如果我有拍到前因（选举压力），那它可以用来讲述他当时压力有多大。但是我没有拍到前因，所以这个素材要用就得非常小心，因为它会让观众以为，他是一个常常发脾气的人。”

她认为制作时的另一种克制，是要抑制自己想要炫技的欲望。

“比如说选择很有诗意的，感觉很憧憬美好的一些（镜头）。比如有人放天灯，让他们放很久，这种比较美的（镜头）。我曾经也试过‘倒装’，类似先打出‘谁是爱国者一号’，让故事看起来更戏剧性。”

“我想要记录和呈现真实，前提就是我要深刻地意识到，我拍摄不到全部的真实。所以那些（素材）就要小心处理。”

李哲昕认为新导演可能有时会抑制不住，想要投些什么在人物身上，或者想要证明自己可以做到，“所以你就觉得说，是不是这边要搞一点隐喻啊，那边要搞一点什么倒叙啊怎样，让它复杂一点，或者结构更dramatic一点，类似这种。但这一类也要很小心。”

在一部纪录片里面，李哲昕认为自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告诉观众，哪些是人物的恒常，哪些是作者的投射。“我想要记录和呈现真实，前提就是我要深刻地意识到，我拍摄不到全部的真实。所以那些（素材）就要小心处理。”

两个小时的《迷航》，李哲昕剪了20几版。有一些版本做到快结束，她全部推倒重来；有一些做完了觉得有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在哪，所以就放在那边一段时间；有一些是前辈点出了问题，再慢慢试过来。

“所以等到最后，你看到的这个版本，是找到了一个方法。”李哲昕说，“如果以画一幅画来比喻这个版本的创作过程，其实我做的只是调出每一个人真实的色彩。什么叫真实的色彩？就是把那些极度亢奋下说的话拿走，或是极度恐惧之下说的话拿走，因为同一个人总会在不同的场合，讲类似的话，特别是在同一个时间段里面。我就会把那些极端情绪下讲的、那些我觉得言不由己的话拿走，留那下个比较贴近他本意的。这样把每个人的色彩调准之后叠加，这幅画就有它自己本身的色调。”

李哲昕说自己是一个“比较笨”，反应比较慢的人。她需要时间去消化和理清，去做实验。

“好在纪录片你可以长时间跟那些素材慢慢磨，然后做比对。因为我很希望能够呈现真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讲还蛮重要的。”

“呈现真实的重点在于，要尊重人物和他们的生命。”她说，“我不可以说要做一道菜，然后把他们当食材。不是我先想好我要讲什么故事，让这些人填进来，好像要去满足我要做的那个东西。整个过程是反过来的。所以我就很需要克制自己人性上的冲动和欲望。”

“如果以画一幅画来比喻这个版本的创作过程，其实我做的只是调出每一个人真实的色彩。什么叫真实的色彩？就是把那些极度亢奋下说的话拿走，或是极度恐惧之下说的话拿走⋯⋯”

原石与折射面

在三个主线人物之外，其他村民，如杨色茂、洪锐潮、薛健婉等人都使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她不会去谈论自己对这些人物的个人看法，因为“下定义是一件蛮难的事”：“我觉得这种东西比较适合留给观众。因为如果我定义他一个什么人的话，这个是有点危险的。”

在不同的放映环境下，她听到了不同观众对影片的解读。这让她感到开心，因为不同观众基于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经历，得出了甚至南辕北辙的想法，就像每一个人通过不同角度观察宝石，看到了不同的折射面。

比如有的观众会看到，村庄是中国一个很小的细胞，从中可以观察现代和传统的交错嘛；有的人看到了农民运动的痕迹，看到了中国政治的纹理；台湾的观众又看到了不同的东西，她有一位台湾朋友，看完之后联想到的，是“革命只能使用一次”；有些观众会有情感投射，希望人物能成功，因为没有成功而非常难过；有一些观众可能认为，村民们有些做法是可以避免、可以更聪明的；有些观众会提到，好像某一个位置时，村民放弃了他们。

在香港同样经历社会运动的状态下，李哲昕也听到一些香港观众将片中故事与香港社会的一些经历作出对应。例如在区议会选举前后的放映会上，香港观众可能会对当中的运动、选举情节有很多共鸣。

但李哲昕认为，倘若完全以此横向对比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不同的运动，其主体、成因、历史进程、时代特征，都不一样。但倘若放到更抽象的讨论中，她认为它们的共性在于，人转换位置之后，要怎么面对新的挑战。

“某种程度上，这些（观众的多元解读）代表我没有辜负这个题材。因为我真的很怕一个非常丰富的故事被创作者本身设限——就是被我自己本身设限了。”李哲昕说。

“我不可以说要做一道菜，然后把他们当食材。不是我先想好我要讲什么故事，让这些人填进来，好像要去满足我要做的那个东西。整个过程是反过来的。所以我就很需要克制自己人性上的冲动和欲望。”

开头与结尾

拍完一个社会运动，李哲昕的最大感悟，是感觉到社会运动、社会变革的复杂和多变。“它是由每一个被卷进事件的人，他的行为、反应，去产生共同作用力的。（事件）会被打散到每个个体身上，他们的行为逻辑再产生共振。所以追踪‘人’是我的兴趣点。”

《迷航》全片的开头，是一艘渔船摸著黑，在公海上前行的镜头。“那艘船很小，顶上就是一个棚，只有渔夫和他的助手能坐到棚里面，我都坐不到，因为没有位置。他们大概早上四点就要出海，去到公海，然后一直到中午两点多才回，再把今天的收获卖掉。”

清晨四点上了船嘛，天色全黑，渔夫拿著一个小罗盘，开了一个多小时，天才慢慢变成深紫色。“我当时觉得，wow，海之大，人之渺小。”

那个渔夫，是乌坎青年庄烈宏的爸爸。但在黑暗之中，李哲昕并没有交代。“我们没有要让他具象化起来。你看到一个渔夫和一艘船就可以了。”

后来她把自己的纪录片起名为《迷航》。意思是说，当航程开始，哪怕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清楚自己希望的船的方向，但没有一个人知道这艘船将漂向哪里。

她认为，在乌坎事件里面，有不同立场的村民、各级政府、外来媒体和研究者、还有所有关心他们的人，其实同在这艘船上，产生共振。这艘船充满了张力，你不知道它具体的方向会是哪里。是不是你希望去的方向。

李哲昕伴随这首船行驶了五年。直到2016年年底，她在美国拍流亡的庄烈宏，他们在Trump Tower前面，那里有很多关注不同议题的示威者、表演者，而庄烈宏是其中一个。“当时我看到他在那举著横幅，但别人好像不能真的理解他、与他沟通，他们更在乎自己国家的、弹琴的那个人，他们跟那个人对话，然后只是来这里跟庄烈宏巴拉两句，就走了。”

就是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李哲昕隐约有一种感受。“那个当下，不仅是东方在产生剧变，西方也在产生剧变。我好像看到另一段迷航的开始，而我们所有人都坐在上面。”

“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结尾，我可以回去安心剪辑了。”她说。“希望这个原石没有砸在我手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