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異鄉人

日久他鄉是故鄉:從「中國回教徒」到「台灣穆斯林」

從台北的盆地邊緣出發,可以看見台灣一頁層層疊疊的伊斯蘭歷史。


編者按:自2021年起,端傳媒將重新啟動「異鄉人」欄目,每月一期,由身在香港、台灣和海外的端傳媒編輯們輪班主持,為讀者帶來移民、逃離、互動、對峙和作為「他者」在彼岸尋找自我的點滴,歡迎點擊訂閱。我是本週的值班編輯何欣潔。這期故事是關於在台北的穆斯林們,隨著民國離散潮來到台灣落腳、日久生根的故事。

套個有點過時的講法,每座城市就像錄音帶一樣,都有自己的B面。

台北的B面離鬧區不遠,搭捷運棕線到六張犁下車,沿著出口對面的崇德街,一路蜿蜒向上就是——這裡是距離台北市區最近的墓區,安放著台灣近代史被隱匿的另一面。

不少影迷聽到台北六張犁的墓園,或許都會想起電影《超級大國民》裡的「白色恐怖亂葬崗」,而在台灣民主化之前,這個墓區也確實曾經隱幽,是黨國史觀中的一處禁地。不過比較少人知道的是,台灣很少見的「回教公墓」,六張犁其實也有一個。

說「回教公墓」可能陌生,但說到白先勇的爸爸——白崇禧,大部分人可能就聽過了。

老家在廣西桂林的白崇禧,其實就是穆斯林;1967 年他過世之後,蔣介石便在六張犁幫他造了一座規模恢宏的墓園,有雜揉伊斯蘭建築語彙的中式牌坊,也有一個伊斯蘭風格十足的墓亭。

台北六張犁的回教墓園。

台北六張犁的回教墓園。攝:唐佐欣/端傳媒

一般來說,穆斯林的精神世界是「超越國族」的;現代穆斯林國家的國旗,通常會引用「星月」、「清真言」這些宗教符號,而不太把世俗的「國族符號」彰顯在國旗上,墳墓也不會過度浮誇、誇耀死者。但身為一級上將、忠黨愛國的白崇禧,顯然仍必須以黨國為重:墓園規模宏大不說,墓碑後方牆上的顯目位置,還讓給了青天白日的黨徽/國徽。

除了白崇禧之外,墓園裡還有很多默默無名的穆斯林,他們也都是 1949 年跟著國民黨來台的「外省回教徒」。

有些墓碑上方,會用阿拉伯文註明「穆斯林之墓」(قبر المسلم),但更常見的還是逝者的阿拉伯文教名——男性最常見的名字是阿卜杜拉(عبدالله),女性則有不少人,都叫愛莎(عائشة‎)和法蒂瑪(فاطمة)。

如果只看漢名的話,墓園則裡有一大半的姓氏,都是「馬」、「哈」、「白」——今日你在台灣如果遇到這些姓氏,很有可能就是「外省回教徒」的後裔。至於籍貫,分佈倒是頗為平均,從山東、廣東、江蘇、河南、安徽,到雲南、甘肅都有,不過原籍南京的特別常見。

有些墓碑上的人名,還會加上「哈智」或「哈吉」兩個字,其實這是阿拉伯文裡對「去過麥加朝覲的人」(الحاج)的尊稱;如果是去過麥加的女性,則會被冠上「哈佳」。

就某個意義而言,這個夾在台北盆地皺摺處、層層疊疊的回教公墓,也許就是台灣穆斯林的某種寫照:這是一個不常顯影、卻層次豐富的群體,也是今日強調本土視野的台灣史,比較少人注意到的「B面」。

台北六張犁墓園。

台北六張犁墓園。攝:唐佐欣/端傳媒

台灣穆斯林臉譜:外省回教徒、泰緬孤軍、東南亞新住民

今日台灣的穆斯林族群,根據出現在台灣的時間先後,大致可以分為四種:

第一種是因為國民黨而來到台灣的「外省回教徒」後裔;第二種是 1949 年之後才皈依伊斯蘭的「本土穆斯林」;第三種是移民台灣的穆斯林配偶,以原籍印尼居多;第四種則是來台工作、唸書的印尼移工或學生,一般在台居留三到六年不等。

雖然台灣人今日提到穆斯林,通常會直覺想到來自印尼的移工或配偶,但其實 1949 年跟著國民黨撤退來台的軍民眷屬,確實就有不少比例是回教徒。

其中,在台北落腳的多半經商,在中部居住的則多半是公教人員或國大代表,而南部的穆斯林則有不小比例是軍人,但基本都呈現「大分散、不集中」的分佈型態,並不存在回教徒聚落,因此他們的後代今日多半已經不上清真寺、也不太遵守教規,甚至不再認同自己是「回教徒」。

此外,國共內戰後期從雲南撤退至泰緬北部的國軍部隊(亦即所謂「泰緬孤軍」)之中,也有一部分成員是穆斯林,後來分別在1960、80年代移居台灣,並在桃園的龍岡一帶落腳,形成一個相對集中的回教徒聚居區;這些孤軍後裔,廣義而言也可以被歸類為因為國民黨而來到台灣的第一類穆斯林,而且今日已經成為台灣各地清真寺阿訇(亦即教長)的主力人選。

一般認為,這些因為國民黨而來台的「漢語穆斯林」,早期擁有「漢文化思想、伊斯蘭信仰、忠黨愛國意識」等多重的自我身份認同;今日台灣的「中國回教協會」,最初也是白崇禧將軍為了號召回民抗日,於 1938 年在湖北漢口成立的,後來又於 1958 年正式在台復會,持續沿用「中國」名號至今,可以說是「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體制,呈現在宗教領域上的一個典型例子。

2021年3月26日,台中清真寺。

2021年3月26日,台中清真寺。攝:唐佐欣/端傳媒

「外省回教徒」的式微:從異鄉人到台灣人

然而話說回來,為什麼這些「外省回教徒」今日會逐漸式微?他們的後代,為何最後多半都不再積極參與禮拜,難以維繫「回教徒」的身份認同呢?

這種現象,或許終究仍和伊斯蘭教的一個特性有關:這是一種和生活方式緊密鑲嵌的信仰——飲食上多有忌諱、一天有五次禮拜,每逢齋戒月還得餓著肚子上班;一但脫離信仰生活圈、生活周遭被非穆斯林包圍,宗教實踐便很難延續,終究會逐漸融入台灣的主流社群。

再說,穆斯林每週五最重要的主麻(或稱「聚禮」,亦即固定在每週五中午進行的集體禮拜),在台灣並沒有放假,除了經商或自由業,否則一般信徒很難在這個時間參加主麻。

很有意思的是,今日仍然認同自己是「回教徒」的外省穆斯林後代,幾乎都能認同一件事:不吃豬肉,就是身為「回教徒」最重要的標記,也是這個認同的最後一個底線。

伊斯蘭教義和台灣文化的這種折衝與協商,在台中的老字號清真館「恩德元」裡,就能略窺一二:雖然老闆經營的是清真餐廳,幾年前店面整修時,也刻意加上了伊斯蘭的建築語彙,但角落的冰箱裡,居然放了幾瓶啤酒。

二十年前從父親手上接下「恩德元」的楊廷隆解釋道,對台灣人來說,啤酒的酒精濃度不高、更像搭餐的飲料,有些客人總有需求,供應啤酒也是為了服務非穆斯林的食客。

楊廷隆的父親是安徽鳳台人,生前也是非常虔誠的穆斯林;每逢禮拜一店休,楊廷隆都會陪著父親上清真寺。

然而自從父親離世之後,楊廷隆就很少上清真寺了。「餐廳工作忙碌嘛,平時我其實沒辦法做禮拜,酒也喝過,但我還是認為自己是回教徒,因為最基本的一點我是堅持的——我豬肉是不碰的。」

這種以吃豬肉區分「是不是回教徒」的劃界方式,對台灣穆斯林來說,或許也不令人意外——台灣社會的飲酒文化稱不上興盛,但豬肉卻是台灣飲食中最重要的肉類來源,不論街頭小吃、宴會請客,幾乎都一定會看見豬肉蹤影,也確實是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挑戰。

然而外食畢竟難以避免接觸豬肉,尤其台灣人煮食又偏愛以豬油為底,所以台灣早期虔誠的回教徒,幾乎是不在外頭吃飯的;萬非得已,也只會選擇素食餐廳。

這種和豬肉有關的記憶,對於王依齡來說也同樣深刻。

2021年3月26日,台中清真寺。

2021年3月26日,台中清真寺。攝:唐佐欣/端傳媒

「雖然我小時候唸書時,學校裡只有我一個回教徒,但我會和大家說自己不能吃豬肉,有些人聽了會開玩笑說——『你們是拜豬的喔?』」後來王依齡的母親教會她一個說法:「牛是吃青草、豬是吃餿水的,所以吃牛肉比較乾淨。不過同學也都很能諒解,一起出去吃飯,會提醒我哪裡有豬肉不能吃。」

現在和土耳其裔丈夫住在澳洲伯斯(Perth)的王依齡,是外省穆斯林的第三代;她的父親原籍陝西,媽媽老家則在山東濟寧。不過比較特別的是,王依齡的父親原本其實並非穆斯林,而是為了娶她母親為妻,才決定入教的,因為伊斯蘭教規規定,穆斯林女性不得嫁給非穆斯林男子。

「我的外婆常說,清真寺在我們逃難的時候,幫了我們很多忙,如果清真寺有需要的話,一定要去幫忙。」後來王依齡的母親在台中清真寺義務當了幾年會計,父親則做了幾年幹事;幾乎可以說,王依齡是從小在清真寺裡長大的。

雖然王依齡現在已經不戴「蓋頭」(亦即穆斯林女性的「頭巾」),但她其實是少數依然維持信仰的外省回教徒後代,而箇中原因,則和她的人生經歷有關。

「我唸高中的時候,剛好有個土耳其留學生借住在台中清真寺裡,有次他問我要不要到土耳其唸大學。」原來當年有心栽培孩子、又希望後代維持宗教認同的回教家庭,一般會把孩子送往伊斯蘭國家留學,通常也能領取當地政府給的獎學金,但能夠選擇的科系有限,一般以宗教學系為主——相對世俗化的土耳其,就沒有這種限制。

後來在伊斯坦堡念大學的王依齡,在當地認識了現在的丈夫,結婚之後,也曾經跟著丈夫外派至孟加拉、寮國,只要當地社會氣氛允許,她也都會把蓋頭戴上。

提到外省回教徒今日的式微,王依齡其實是有些感慨的。

「以前去清真寺很多老人家,做完禮拜都會留下來聊天,關係是很親密的;現在很多老人都離開人世了,而印尼來的移工做完禮拜就會離開,所以清真寺已經沒有以前那種熱絡的感覺了。」

2021年3月26日,台中清真寺。

2021年3月26日,台中清真寺。攝:唐佐欣/端傳媒

台灣回教的「再伊斯蘭化」

不過很有意思的是,和「外省回教徒」這個族群一起式微的,不只是社群人數而已,還包括「回教」這個稱呼本身——「現在很少人講『回教』了,我們現在都說『伊斯蘭』。」台中清真寺董事長馬景仁如此和端傳媒說道。

這種變化,其實反映了 1970 年代的冷戰架構,以及曾在阿拉伯世界曇花一現的「泛阿拉伯主義」遺緒。

「當時很多阿拉伯國家,因為泛阿拉伯主義而給了很多獎學金,吸引各國學生去留學、學阿拉伯文。」許多「外省回教徒」的第三代,此時也正值求學階段,於是有不少人便選擇前往利比亞、沙烏地阿拉伯、約旦留學。

「他們在伊斯蘭國家,重新認識了『主流』的伊斯蘭教,回到台灣才發現,喔,原來我們不是『回教徒』、不是『回回』,是『穆斯林』,而且講『伊斯蘭』才是和國際接軌。」

事實上,2020 年初才剛整修完畢的台中清真寺,新的建築外觀,就是參考聖城麥地那「先知寺」(Al-Masjid an-Nabawi)。「我自己找了照片請工程人員參考,還節省了一筆設計費用。」馬景仁一邊自豪地說道,一邊用手機找出了台中清真寺整建前的照片——和同時期的高雄清真寺一樣,台中清真寺原本其實是綠色的。

除了「回教」這個名稱、以及新的清真寺樣式之外,這些曾在其他伊斯蘭國家生活過的穆斯林,也開始改變外省回民早期在台灣的「宗教習俗」。

比方說,以前回教徒受漢文化影響,比伊斯蘭世界的其他穆斯林更講求紀念逝者、緬懷先人,有時甚至會請阿訇去墳上為亡者「誦念古蘭經」,然而這種做法其實並不符合教義。

「我們現在會宣導,穆斯林沒有固定的掃墓時間、也不見得需要清明節,但會鼓勵後代經常走墳,不過目的不是為了緬懷祖先,而是要提醒我們:人無論如何都會死亡,必須把握今世行善。」馬景仁說道。

今日在回教公墓外,一般也都能看見中國回教協會在墓園外樹立的告示,推廣回教公墓的禮儀準則,比如不能帶鮮花祭品,也不能鞠躬下跪、祈求逝者保佑子孫。

還有些和宗教有關的「習俗」,雖然並不存在於其他主流穆斯林社群,但也無傷大雅。

比方說,過去外省回教家庭如果有家人過世,會在家裡炸好『油香』帶到清真寺來,分送給參加殯禮的人。所謂油香,其實就像個大圓餅,炸之前會在中間劃兩刀,口感有點像炸饅頭,今日在中國大陸的穆斯林社群中仍然看得到,但在台灣已經逐漸佚失。

又比方說,過去有些回教徒會從中東地區帶檀香木、沈香回來,放在清真寺裡燃燒,或許也是把漢文化在寺廟點香的邏輯,給套用在了清真寺上,但主流的伊斯蘭世界裡並沒有這種做法。

然而這些原本屬於「中國回教徒」的在地化習俗,卻因為台灣穆斯林於 1970 年代至今和伊斯蘭世界的交流,而逐漸跟著「回教徒」這個稱呼慢慢式微——用馬景仁的話說,也就是「從中國的回教,變成更『國際化』的伊斯蘭。」

2021年3月26日,台中清真寺。

2021年3月26日,台中清真寺。攝:唐佐欣/端傳媒

在台穆斯林,成另類「外交大使」

然而話說回來,既然新一代的穆斯林更願意和「國際接軌」,那麼為何「中國回教協會」這個組織沒有改名呢?

馬景仁指出,其實過去確實有人提議過要改名,但「台灣伊斯蘭協會」這個名稱已經有人註冊,而另一個或許更重要的原因,則依然和冷戰遺緒、以及地緣政治與宗教的交織有關:「中華民國是『世界回教聯盟』(Muslim World League)的創始會員國,而且直到現在,都依然在裡面擁有理事國的席位,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沒有加入世界回教聯盟。」

這種現象,大概和梵蒂岡今日依然承認中華民國是異曲同工,也和《維也納道路交通公約》一樣,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少數沒有取代中華民國的國際組織或協議(這也就是今天台灣人可以申請國際駕照,但中華人民共和國駕照無法轉換成國際駕照的原因)。

不過如果細看「世界回教聯盟」今日在網站列出的理事國,卻也能發現清單中並沒有中華民國、也沒有中國,只有台灣。

目前作為台灣代表、於世界回盟擔任理事的趙錫麟,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指出,世界回盟雖然和聯合國有些關係,但其實是一個非政府組織;2003 年他剛接任理事的時候,台灣在回盟裡使用的名稱還是中華民國。

至於是什麼時候、為何、以及被誰改為台灣的呢?趙錫麟並不清楚,只說改名肯定是為了和中國進行區別,而回盟當然也有自己的考量,但並不方便對外說明。

然而撇開中華民國和台灣的名號,有件事情倒是肯定的:由於共產主義信奉無神論,因此有些伊斯蘭國家,在冷戰期間一直都和中華民國交好——其中最明顯的,就是以聖地麥加守護者自居、直到 1990 年才和中華民國斷交的沙烏地阿拉伯。

沙國和台灣之間的互動,到底有多密切呢?

老一輩的台灣人,大概都對位於彰化和雲林交界的「中沙大橋」有些印象,而橋名裡的「沙」,指的其實就是沙國,因為這座橋樑的興建經費,就是當年由沙國對台無息貸款而來的。

此外,從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期間,台灣也曾派出軍事人員前往約旦、沙烏地阿拉伯,為當地空軍訓練飛官,甚至曾秘密協助沙國介入南、北葉門的軍事衝突,亦即所謂的「大漠計畫」

此外,台中清真寺於 1990 年動工興建的經費,其實就是來自沙國的撥款——而那也是沙國與中華民國斷交的同一年。

因此很有意思的是,沙國當年在醞釀斷交的同時,其實仍然在台灣撥款建寺,而斷交之後,也立刻就和台方針對互設代表處事宜進行磋商,甚至沒有取消台灣新設代表處的外交禮遇和豁免權,與台灣的友好程度可見一斑。

事實上,台灣早期派往與中東交涉的人員,確實會選用穆斯林出任,看上的也就是「穆斯林皆兄弟」,穆斯林認為宗教認同比國族、膚色更重要的心態。

有些說法則指出,1957 年台灣曾邀請當時的沙烏地國王來台,卻驚覺台灣並沒有像樣的清真寺,可以接待伊斯蘭國家的領袖、提供禮拜場地,於是才會決定建造今日的台北清真寺。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時,當時的經濟部長孫運璿也曾前往沙國覲見國王,經過一番斡旋之後,才讓台灣得以從石油禁運名單中剔除、解除台灣的能源危機,而背後更關鍵的因素,就是台灣和沙國之間的友好關係。

就連每年一次的麥加朝覲團,也都曾被賦予外交任務,必定會和沙國國王晚宴致敬,成為台灣與伊斯蘭國家之間的交流管道,對於 1970 年代退出聯合國、在國際間風雨飄搖的蔣氏政權來說,也是少有仍能持續的外交管道。

1948年出生於南京,後來曾在沙烏地阿拉伯蓋發電廠的馬智仁。

1948年出生於南京,後來曾在沙烏地阿拉伯蓋發電廠的馬智仁。攝:唐佐欣/端傳媒

沙漠裡的異鄉人:地緣政治前線的工程師

除了檯面上不能說的軍事援助之外,台灣其實也曾在中東地區,承接過不少基礎設施工程;這些曾在沙漠上現身的工程人員,多半來自帶點官方性質的國營事業,比如榮工處、台電、台肥和中油,踏足範圍包括沙烏地阿拉伯、約旦和巴林等地。全盛時期,光是在沙國境內就有超過七千名台灣人。

每週五都會到台中清真寺參加聚禮的馬智仁,便曾在沙國的沙漠裡擔任過工程師。

馬智仁出生於 1948 年的南京,父親原本是南京「聯勤第 60 兵工廠」的工人;1949 年跟隨國民黨撤退到臺灣時,馬智仁不過幾個月大,是抱在母親懷裡渡海逃難的。抵台之後,馬智仁的父親在高雄前鎮的兵工廠復工,而馬智仁則在高雄長大,後來考進台中的逢甲大學水利系。

大學畢業、當兵退伍之後,馬智仁先是在公路局工作了一陣子,後來於 1977 年進入民營的新亞建設。當時台電承接了沙烏地阿拉伯巴哈省的班尼薩(Beni Sar)發電廠工程,並將土建工程轉包給了新亞建設,於是身為穆斯林的馬智仁,便欣然接受了派駐沙國的職缺,在沙國待了兩年。

啟程前往沙國之前,馬智仁甚至還去補習班學阿拉伯語;回到台灣之後,他繼續利用閒暇時間鑽研古蘭經,退休之後埋首寫了一套古蘭經的語法分析,逢人便會講起,臉上滿是自豪。

至於王依齡的父親,則是榮工處的員工,同樣曾在 1978 年派駐沙國修建公路,一共在當地待了七年。「當時每年只能返台一次,工作太辛苦了,居住條件也非常惡劣,封閉式的生活跟坐牢沒兩樣。」王依齡的母親金萍生女士回憶道。

不過當年榮工處之所以派他的丈夫前去,看中的也就是他穆斯林的身份。「沙烏地阿拉伯有些地方,如果不是穆斯林,你還進不去的,這時候穆斯林的身份就很方便,不管是做工程、還是聯絡疏通,有時候比台灣派過去的外交人員還好用。」

值得一提的是,從 1970 年代起便和台灣人一起出現在中東的,其實還有韓國人。

當時的韓國和台灣一樣,在冷戰架構中都身處「反共前線」,也因為和美國的關係較好,所以和沙烏地阿拉伯較為親近。

也因為如此,當年除了台灣的榮工處之外,韓國的營造商(譬如現代集團)1970 年代也在沙烏地承接過不少基礎設施工程,並且同樣會從韓國帶勞工過去施工——2017 年大紅的韓國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裡頭飾演司機的主角,就是因為曾在沙烏地阿拉伯打工,所以才會說一點英語;而韓國今日為數不多的本土穆斯林,也有一部份,就是在沙烏地阿拉伯工作時皈依的。

今日回看,這種台韓一起在沙烏地阿拉伯現身的歷史,也再次展示了冷戰年代裡,宗教、人員流動與地緣政治緊密連動的現象。

2021年3月26日,台中清真寺。

2021年3月26日,台中清真寺。攝:唐佐欣/端傳媒

開放多元:台灣伊斯蘭發展的契機

事實上,另一個讓台灣的「回教」逐漸過渡為「伊斯蘭教」的原因,也就藏在台灣穆斯林人口的比例之中。

以台中清真寺為例,每週五會到清真寺參加聚禮(又稱主麻)的信徒,人數一般介於 150 至 200 人之間,但有八成以上,都是來自印尼的移工或留學生,聚禮開始前也會先由印尼籍的教長,以印尼語進行宣講——對於這些穆斯林新住民而言,原本主要用來指稱「中國漢語穆斯林」、甚至和「回族」這個「族裔概念」有所交疊的「回教徒」一詞,本就不見得適用於他們。

台中清真寺董事長馬景仁則認為,宗教並沒有「世襲」這種說法;信與不信,都是個人意志的選擇。早年跟著國民黨來台的穆斯林後代,雖然未必會延續信仰,但台灣近期也開始有不少新皈依的本土穆斯林,以及其他國家來台的教徒加入,整體而言穆斯林的人數不只有所增長,組成也變得更加多元。

更重要的是,對於馬景仁而言,伊斯蘭其實也就是個重要的指標,可以用來檢驗台灣社會是否真的包容開放——「這幾年台灣政府推行的新南向政策、大力推廣和東南亞的交流,其實也讓大家重新看見了伊斯蘭,以及打造穆斯林友善環境的重要性。」

同時在「清真產業品質保證推廣協會」任職的馬景仁指出,為了推廣穆斯林友善環境、吸引穆斯林觀光客,政府每年都會提撥預算,鼓勵餐廳免費申請認證,也成為台灣穆斯林團體運作的資金來源。

由此,不論是來自大陸各省、還是來自其他伊斯蘭國家的穆斯林族群,大概也就是台灣歷史的某個濃縮版本或隱喻——他們曾經和這座島上的各個族群一樣,都曾經是異鄉人。

更有意思的是,因為國共內戰、而跟著中華民國體制一起被帶到台灣來的「回教」,今日已經在慢慢脫去中國色彩,加入了更豐富的國際元素、重新「再伊斯蘭化」,卻又因為中共和宗教之間的張力,有時又能在某些領域繼續「代表中國」。

再換個角度看,他們其實也和台灣的原住民族客家族群一樣,不只都是台灣的一部分,也提醒了我們台灣與廣闊世界的多元連結。

說到底,這個世界或許終究不若我們想像的那樣二元絕對,而世間萬物之間的各種連結,也總是比我們想像的更加萬縷千絲。

台北六張犁墓園。

台北六張犁墓園。攝:唐佐欣/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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