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宣佈教宗為來自美國的普雷沃斯特（Robert Prevost），或良十四世的一刻，所有人都還認為不太可能出現美國籍教宗。畢竟，就算是曾將普雷沃斯特列入熱門的名單的預測者，也都承認美國背景是候選人的劣勢。樞機會議是保密的，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樞機團為何在此時選出一個美國人；不過，在充滿方濟各所拔擢拔新人的樞機團中，作為主教部部長的良十四世，可能是和所有人相識的唯一一位。樞機們顯然比外界更瞭解這位向來低調的同僚。
新教宗的親兄說，相信良十四世會繼續方濟各對不幸者和貧窮人的關顧。新教宗在之前的社交媒體發言中，對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作出直言不諱的批評，呼籲更加嚴格的槍支管控，並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期間呼籲拒絕種族主義。他的社會關懷也並不限於社交媒體：在秘魯，他用了20年時間，牧養位處邊緣的窮人和原住民；奇克拉約（Chiclayo）主教任上，他特別關顧近期遷來的大量委內瑞拉移民。
但在許多進步派對新教宗寄予厚望的同時，教會內更強調傳統的群體也對新教宗有期待，不僅是因為他曾直言反對「性別意識形態」（gender ideology）和墮胎——這些對天主教神職人員而言都是「標配」。有消息稱，新教宗曾私下以舊禮舉行彌撒，這給了傳統派一個信號：似乎良十四世會回歸傳統教義。良十四世登上聖伯多祿大殿露台時穿著的那件紅色披肩，也似乎讓這些人期望他將停止方濟各（在他們看來）對傳統派的壓迫，並且將正統教義和禮儀之美重新帶回教會中心。
讓不同派系都能對他有期望的特質，或許正是新教宗得以超越「美國劣勢」，甚至將其轉化為優勢，在公共領域發揮作用的機會。尤其是，現今美國天主教會與美國政治一樣面臨分裂，而這些分裂的外溢效應正在影響全世界。
分裂的教會與極化的美國
一個分裂的教會，加上一個兩極化的美國政治光譜，產生的結果就是：教會內反對方濟各的陣營同MAGA合流。在美國以外，這些因反方濟各集結，又愈發極端，傾向民粹主義右翼的聲音，因英文的傳播力量擴散出去。
美國常被視為一個新教國家，但其人口的20%都是天主教徒，人數比全美任何一個新教教派都要多。由於「聖統制」（Hierarchy）確立了以教宗為領袖自上而下管治的體系，天主教會一般被認為是一個團結的板塊。對美國政治來說，天主教選票至今仍發揮著重大的作用：雖然拜登不過是史上第二位天主教徒總統，但自1960年代以來，贏得天主教徒票的總統候選人幾乎都會勝選，天主教會對美國政策立場一向影響重大。
但現時美國天主教徒在政治上卻面臨分裂：在202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觀察者發現，對於天主教徒而言，黨派立場變得比宗教身份更重要；尤其是白人天主教徒的投票行為似乎和其他白人愈趨一致，即是愈來愈「MAGA」。
這種情況是美國政治極化的結果：民主黨關懷移民的同時，在性別和墮胎議題上的立場不符合教會訓導；被MAGA運動劫持的共和黨打起反對性別意識形態的旗號，但卻在移民等問題上缺乏同情心；於是，天主教選民無法兼顧教會所關注的各項議題，宗教在選民投票中的作用越來越不具決定性。
與此同時，教會就教義和禮儀產生的裂痕也愈發明顯。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引入了一系列改革。這次會議上，天主教會正面認可了民主政治和宗教自由，但教會當局不認為這改變了過去的教義（傳統上認為，教會在教義上「不能錯」，因此確定的教義不可能被改變）。這次會議還鼓勵在禮儀上適當運用本地語言。會議後幾年，教廷頒布了新禮儀書，同特倫多大公會議刪定的舊禮書相比，變化明顯。圍繞著是否接受大公會議和其後的改革，如何理解這些新措施，教會內產生了許多不同聲音。
這些爭議在方濟各任內進一步激化。例如，方濟各發表「我有何資格論斷同性戀者」等言論後，有人認為他已經違背教義。此外，他修訂《天主教教理》中關於死刑的論述，指其「不可接受」後，即使是反對死刑的教徒中，也有人認為違背了「死刑（至少在理論上）是可容許的最後手段」這一教義。
方濟各在禮儀問題上的態度也受到一些批評。在天主教的信仰中，禮儀是教義的展現，是教會生活的高峰。教會內就多大程度上保存舊禮，接納梵二之後的新禮，一直有不同意見。舊禮包括了許多關於神人關係的象征元素，而在新禮中，部分這類元素被刪去。此外，在新禮頒布後，有些神職人員並不嚴格依照禮書的要求舉行禮儀，進一步損害了禮儀的神聖性。有觀點認為，這同新禮書所容許的自由度大，導致神職人員肆意擴張解釋有關。他們認為，回歸舊禮，或至少根據舊禮對新禮做調整，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本篤十六世任內放開了舊禮的使用，受到一些人的歡迎。方濟各則在2021年指示，舉行舊禮彌撒必須得到教廷許可，並指舊禮彌撒引發了分裂（division），意指不少傾向舊禮的人士拒斥梵二會議引入，令教會更為開放的改革。他所指的不僅僅是禮儀改革，也包括天主教會正面肯定民主政治，強調人類團結（而不僅僅是「勸人改教」）的立場。
對梵二改革有意見的聲音一直存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舊禮的人士也一直都有，兩者不能簡單劃等號。不過，在方濟各任上，在禮儀和教義上傾向傳統，對方濟各的言行有疑慮的一部分人開始集結起來，對教廷的政策作出激烈的攻擊。
天主教傳統觀點認為，教會在教義上「不能錯」，因此確立的教義不可能被改變；禮儀則被認為是人類生活的高峰。即使認同方濟各對移民、生態和貧窮問題取態的教徒，也可能對他在教義和禮儀問題上的言行心存疑慮。畢竟，信仰雖要求信徒關心窮人，但關心窮人可以只是施捨乞丐，不一定要擴展到關注社會的結構性不公（教義在性別、墮胎等議題上的要求倒是很明確）；禮儀則經歷了上千年的發展，直到改革後才發生重大變動。因此，教會內因為各種原因反對方濟各的人都常在這兩點上對他發難。
而美國正正是這類反對者的重鎮。美國有些教會媒體（如EWTN）對教宗的批評已毫不避忌，一些主教甚至也遊走在宗座出缺論（sedevacantism，認為並無合法教宗在位）的邊緣。方濟各也多次將矛頭指向美國教會的保守派，稱其「以意識形態替代信仰」，「態度屬自我毀滅性」（suicidal attitude）。美國教會因此出現了明顯的陣營劃分，兩派之間關係緊張。
一個分裂的教會，加上一個兩極化的美國政治光譜，產生的結果就是：教會內反對方濟各的陣營同MAGA合流。筆者在方濟各逝世時的評論就提及，教會主張傳統道德，反對性解放等方面的聲量很容易被右翼吸收，而在反對方濟各的旗幟下，兩者就加速結合了。因宣稱方濟各教導異端而被絕罰（excommunication，指一個人被正式逐出教會）的「保守派」領袖，前駐美教廷大使維加諾總主教就曾經發表公開信支持特朗普，稱賀錦麗為「地獄怪物」，甚至在新冠疫情期間加入過散播反疫苗的陰謀論。
在美國以外，這些因反方濟各集結，又愈發極端，傾向民粹主義右翼的聲音，因英文的傳播力量擴散出去。即使在天主教世界邊緣的中港澳，有時也同樣能見到這方面的內容。持有這些觀點的人士組成團體，不止有和西方國家的「另類右翼」合流的傾向，也加劇了普世教會內部的分裂。
良十四世的潛在角色
如果這位新教宗能同時展現出對教義的尊重與對社會公義的關注，他的象徵性地位可能會吸引部分對MAGA政治感到厭倦的人——即便他們未必是教徒。這樣的人物在當前美國社會的高度對立中，也許有機會成為一個象徵性橋樑。
擺在新教宗面前的是教會、美國與世界分裂的三重挑戰。這種分裂的直接表現之一，就是偏向政治右翼的美國信徒以「巨額捐贈」為誘餌（教廷在財務上正面對挑戰），試圖遊說樞機團選出心儀的教宗。這種平信徒（laypeople；指不是神職人員的已受洗信徒）以財富左右教會自主的做法，一直都受到譴責——只是在歐洲一些地方，掌握教會財產的平信徒往往認為教義應該向自由派的方向修改，例如在瑞士一些地方，依照當地法律掌握教會財產的平信徒機構就常常同教會當局起衝突，因為這些機構的領導者有時傾向於在性倫理等問題上同西方自由派靠攏，對教義有不同意見。
由於良十四世之前並不受到關注，想要預測他應對這些挑戰的方式相當困難，但也可以略微作出一點猜測。
新教宗曾牧養偏遠地區、原住民和移民，又曾為美國社會問題發聲。從這個角度來說，很難想像他不再延續方濟各「愛貧為先」，關注社會公義的路線。他在秘魯擔任主教期間，曾經歷並直面該國的恐怖主義暴力時期，特別是曾於1980年代至1990年代在秘魯發動內戰的毛派武裝組織「光明之路」（Sendero Luminoso）。良十四世在秘魯從事牧職期間，積極支持受害者，並公開譴責包括「光明之路」在內的暴力行為。他也嚴厲批評過右翼藤森政權在打擊左翼游擊時所造成的國家暴力與社會創傷，並關心私有化與威權統治所帶來的後果（例如貧富差距、基層受壓迫等）。
從當選後採用「良」這個傳統教宗名號，並穿著紅色教宗披肩來看，新教宗似乎不太可能加碼對舊禮的限制。在秘魯時期，新教宗在傾向解放神學的左翼與同主業會有聯繫的右翼之間，扮演了某種中間路線的角色。因此可以預料，他在處理有爭議的倫理議題時，會比方濟各更謹慎，不太會用那些容易讓人誤以為教義改變了的語言。
在此基礎上，新教宗在神學上，可能會延續本篤十六的觀點，強調改革不等於背叛傳統，而是同一信仰傳統中的延續與深化。雖然有傳他私下以舊禮舉行彌撒，但考慮到他本身受過教會法訓練，重視教義與禮儀的邏輯一致與傳統延續，這樣的舉動也不令人意外。真正有趣的地方在於，如果新教宗在社會正義方面像前任一樣大聲，同時在教義和禮儀上保持明顯的正統性，是否會帶來派別重組，拆除MAGA和其他政治右翼在教會內著力點的效果？
作為一名美國公民，普雷沃斯特的確有這種潛質。他曾直接批評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和萬斯為之做的神學辯護，反對種族主義的立場也與MAGA不咬弦。不過，有人研究了他在歷屆美國總統選舉中的投票記錄，自2010年以後，他都在共和黨初選中投票，卻在2016和2020年兩次正式選舉中耐人尋味地缺席——這兩次的共和黨候選人都是特朗普。當然，他有在2024年的正式選舉中投票。有人猜測，他（或許是「含淚」）投給了賀錦麗。
對教宗表示尊敬和服從是天主教信仰的一部分。當教宗本人展現出對教會傳統的足夠尊重時，那麼再反對他的那些人就會顯得很尷尬；而且，良十四世本身是美國人，他評論美國議題時不可能像以往的歐洲教宗一樣被視為「外人」。當廣義上的「傳統派」將目光重新投向教宗，而非政治上傾向民粹右翼的意見領袖，MAGA在天主教會內恐怕不會有多少市場。
當然，教會無論如何都不應該主導具體的公共政策或對政黨政治選邊站，否則就等於取代了民選政府與公民應有的決策角色。不過，促進社會內的對話與和平，本來就是教會的基本職責，如果這位新教宗能同時展現出對教義的尊重與對社會公義的關注，他的象徵性地位還可能吸引部分對MAGA政治感到厭倦的「保守派」——即便他們未必是教徒。同時，即便不同意新教宗在性別和墮胎等問題上的立場，政治上的「進步派」仍會擁抱他在分配正義、環境保護與反種族主義等方面的訴求，並將其視為政治論述的道德資源。這樣的人物在當前美國社會的高度對立中，也許有機會成為一個橋樑人物。
在外交上，他預料將把重點放在氣候、貧窮等全球南方（global south）關切的議題上。在美國之外，「關注社會正義、卻風格傳統」的教宗形象，可能會更快產生效果，畢竟尊敬和服從教宗是教徒的美德，即使是傳統派，也有可能被動員參與到移民、環境、分配正義等議題中。
當然，即使良十四世僅延續他一貫對貧困與邊緣群體的關懷、在教義和禮儀上保持低調，這種姿態本身就足以與當前的美國政府拉開距離，甚至引發某種緊張關係。然而，當教義與禮儀本身已成為右翼文化戰爭的焦點，即使他不主動出擊，也難免被攻擊。更重要的是，在當前西方政治明顯右傾的背景下，他若過於迴避教內爭議，反而可能削弱他在推動關懷窮人、推動社會公義上的道德能量。
良十四世能否成為真正的「搭橋者」？
過去數年，我們見證了教宗方濟各在社會議題上的積極投入，也見證了全球政治格局的劇烈轉變。當中顯著的莫過於美國「特朗普主義」的興起：對內，政策不斷削弱弱勢群體的基本權益；對外，美國與西方右翼勢力聯動，行徑愈發難以預測。
在新教宗當選的報導中，作者引用了已故芝加哥總主教方濟各·喬治（Francis George）樞機的名言：「在美國政治衰退之前，不會有美國教宗產生。」這裡的「衰退」原文為 「political decline」，或許並不僅指地緣政治地位的下滑，也包含了內政功能與全球道德領導力的萎縮。
在這個歷史節點，樞機團選出了一位風格內斂、與美國主流政治文化格格不入的教宗。這樣的選擇，或許正是對當前政治環境的一種回應——雖然具體的思量，外界難以得知。
新教宗選擇「良」這個傳統教宗名號，背後的考量並非單純出於禮儀風格的偏好。他明言，這是一個回應當前劇烈社會變革的姿態。他特別提及良十三世於1891年發表的通諭《新事》（Rerum Novarum），當年那份文件是教會對工業革命的回應，並關注勞工階級的處境與尊嚴。
對良十四世而言，如今科技革命與人工智能的發展，正帶來類似甚至更深刻的挑戰。他指出，人的尊嚴、正義與勞動價值，都面臨新的衝擊。而從美國經驗來看，包括特朗普的再起，也與硅谷科技菁英的資本與技術權力結構密不可分。未來全球的社會張力，很可能將與技術發展愈加交織。
在這種劇變時刻，天主教會一如既往地回望傳統，但這並不代表保守或倒退。當年良十三世提出重返多瑪斯神學（Thomism），目的不是要復刻中世紀，而是藉由聖多瑪斯那種理性與信仰並重的思想框架，來幫助教會回應工業化社會中出現的新問題，開啟與現代世界對話的大門。如今，這位來自美國的新任教宗，也許正試圖重新連結信仰與當代秩序，並尋找能夠跨越撕裂的語言與行動。
拉丁語中，「教宗」（Pontifex Maximus）意為「最高橋樑建造者」。在這個裂縫叢生的時代，良十四世能否成為真正的搭橋者，值得全球關注。
教宗在美國的影響力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