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久他鄉是故鄉：從「中國回教徒」到「台灣穆斯林」

編者按：自2021年起，端傳媒將重新啟動「異鄉人」欄目，每月一期，由身在香港、台灣和海外的端傳媒編輯們輪班主持，為讀者帶來移民、逃離、互動、對峙和作為「他者」在彼岸尋找自我的點滴，歡迎點擊訂閱。我是本週的值班編輯何欣潔。這期故事是關於在台北的穆斯林們，隨著民國離散潮來到台灣落腳、日久生根的故事。

套個有點過時的講法，每座城市就像錄音帶一樣，都有自己的Ｂ面。

台北的Ｂ面離鬧區不遠，搭捷運棕線到六張犁下車，沿著出口對面的崇德街，一路蜿蜒向上就是——這裡是距離台北市區最近的墓區，安放著台灣近代史被隱匿的另一面。

不少影迷聽到台北六張犁的墓園，或許都會想起電影《超級大國民》裡的「白色恐怖亂葬崗」，而在台灣民主化之前，這個墓區也確實曾經隱幽，是黨國史觀中的一處禁地。不過比較少人知道的是，台灣很少見的「回教公墓」，六張犁其實也有一個。

說「回教公墓」可能陌生，但說到白先勇的爸爸——白崇禧，大部分人可能就聽過了。

老家在廣西桂林的白崇禧，其實就是穆斯林；1967 年他過世之後，蔣介石便在六張犁幫他造了一座規模恢宏的墓園，有雜揉伊斯蘭建築語彙的中式牌坊，也有一個伊斯蘭風格十足的墓亭。

一般來說，穆斯林的精神世界是「超越國族」的；現代穆斯林國家的國旗，通常會引用「星月」、「清真言」這些宗教符號，而不太把世俗的「國族符號」彰顯在國旗上，墳墓也不會過度浮誇、誇耀死者。但身為一級上將、忠黨愛國的白崇禧，顯然仍必須以黨國為重：墓園規模宏大不說，墓碑後方牆上的顯目位置，還讓給了青天白日的黨徽／國徽。

除了白崇禧之外，墓園裡還有很多默默無名的穆斯林，他們也都是 1949 年跟著國民黨來台的「外省回教徒」。

有些墓碑上方，會用阿拉伯文註明「穆斯林之墓」（قبر المسلم），但更常見的還是逝者的阿拉伯文教名——男性最常見的名字是阿卜杜拉（عبدالله），女性則有不少人，都叫愛莎（عائشة‎）和法蒂瑪（فاطمة）。

如果只看漢名的話，墓園則裡有一大半的姓氏，都是「馬」、「哈」、「白」——今日你在台灣如果遇到這些姓氏，很有可能就是「外省回教徒」的後裔。至於籍貫，分佈倒是頗為平均，從山東、廣東、江蘇、河南、安徽，到雲南、甘肅都有，不過原籍南京的特別常見。

有些墓碑上的人名，還會加上「哈智」或「哈吉」兩個字，其實這是阿拉伯文裡對「去過麥加朝覲的人」（الحاج）的尊稱；如果是去過麥加的女性，則會被冠上「哈佳」。

就某個意義而言，這個夾在台北盆地皺摺處、層層疊疊的回教公墓，也許就是台灣穆斯林的某種寫照：這是一個不常顯影、卻層次豐富的群體，也是今日強調本土視野的台灣史，比較少人注意到的「Ｂ面」。

台灣穆斯林臉譜：外省回教徒、泰緬孤軍、東南亞新住民

今日台灣的穆斯林族群，根據出現在台灣的時間先後，大致可以分為四種：

第一種是因為國民黨而來到台灣的「外省回教徒」後裔；第二種是 1949 年之後才皈依伊斯蘭的「本土穆斯林」；第三種是移民台灣的穆斯林配偶，以原籍印尼居多；第四種則是來台工作、唸書的印尼移工或學生，一般在台居留三到六年不等。

雖然台灣人今日提到穆斯林，通常會直覺想到來自印尼的移工或配偶，但其實 1949 年跟著國民黨撤退來台的軍民眷屬，確實就有不少比例是回教徒。

其中，在台北落腳的多半經商，在中部居住的則多半是公教人員或國大代表，而南部的穆斯林則有不小比例是軍人，但基本都呈現「大分散、不集中」的分佈型態，並不存在回教徒聚落，因此他們的後代今日多半已經不上清真寺、也不太遵守教規，甚至不再認同自己是「回教徒」。

此外，國共內戰後期從雲南撤退至泰緬北部的國軍部隊（亦即所謂「泰緬孤軍」）之中，也有一部分成員是穆斯林，後來分別在1960、80年代移居台灣，並在桃園的龍岡一帶落腳，形成一個相對集中的回教徒聚居區；這些孤軍後裔，廣義而言也可以被歸類為因為國民黨而來到台灣的第一類穆斯林，而且今日已經成為台灣各地清真寺阿訇（亦即教長）的主力人選。

一般認為，這些因為國民黨而來台的「漢語穆斯林」，早期擁有「漢文化思想、伊斯蘭信仰、忠黨愛國意識」等多重的自我身份認同；今日台灣的「中國回教協會」，最初也是白崇禧將軍為了號召回民抗日，於 1938 年在湖北漢口成立的，後來又於 1958 年正式在台復會，持續沿用「中國」名號至今，可以說是「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體制，呈現在宗教領域上的一個典型例子。

「外省回教徒」的式微：從異鄉人到台灣人

然而話說回來，為什麼這些「外省回教徒」今日會逐漸式微？他們的後代，為何最後多半都不再積極參與禮拜，難以維繫「回教徒」的身份認同呢？

這種現象，或許終究仍和伊斯蘭教的一個特性有關：這是一種和生活方式緊密鑲嵌的信仰——飲食上多有忌諱、一天有五次禮拜，每逢齋戒月還得餓著肚子上班；一但脫離信仰生活圈、生活周遭被非穆斯林包圍，宗教實踐便很難延續，終究會逐漸融入台灣的主流社群。

再說，穆斯林每週五最重要的主麻（或稱「聚禮」，亦即固定在每週五中午進行的集體禮拜），在台灣並沒有放假，除了經商或自由業，否則一般信徒很難在這個時間參加主麻。

很有意思的是，今日仍然認同自己是「回教徒」的外省穆斯林後代，幾乎都能認同一件事：不吃豬肉，就是身為「回教徒」最重要的標記，也是這個認同的最後一個底線。

伊斯蘭教義和台灣文化的這種折衝與協商，在台中的老字號清真館「恩德元」裡，就能略窺一二：雖然老闆經營的是清真餐廳，幾年前店面整修時，也刻意加上了伊斯蘭的建築語彙，但角落的冰箱裡，居然放了幾瓶啤酒。

二十年前從父親手上接下「恩德元」的楊廷隆解釋道，對台灣人來說，啤酒的酒精濃度不高、更像搭餐的飲料，有些客人總有需求，供應啤酒也是為了服務非穆斯林的食客。

楊廷隆的父親是安徽鳳台人，生前也是非常虔誠的穆斯林；每逢禮拜一店休，楊廷隆都會陪著父親上清真寺。

然而自從父親離世之後，楊廷隆就很少上清真寺了。「餐廳工作忙碌嘛，平時我其實沒辦法做禮拜，酒也喝過，但我還是認為自己是回教徒，因為最基本的一點我是堅持的——我豬肉是不碰的。」

這種以吃豬肉區分「是不是回教徒」的劃界方式，對台灣穆斯林來說，或許也不令人意外——台灣社會的飲酒文化稱不上興盛，但豬肉卻是台灣飲食中最重要的肉類來源，不論街頭小吃、宴會請客，幾乎都一定會看見豬肉蹤影，也確實是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挑戰。

然而外食畢竟難以避免接觸豬肉，尤其台灣人煮食又偏愛以豬油為底，所以台灣早期虔誠的回教徒，幾乎是不在外頭吃飯的；萬非得已，也只會選擇素食餐廳。

這種和豬肉有關的記憶，對於王依齡來說也同樣深刻。

「雖然我小時候唸書時，學校裡只有我一個回教徒，但我會和大家說自己不能吃豬肉，有些人聽了會開玩笑說——『你們是拜豬的喔？』」後來王依齡的母親教會她一個說法：「牛是吃青草、豬是吃餿水的，所以吃牛肉比較乾淨。不過同學也都很能諒解，一起出去吃飯，會提醒我哪裡有豬肉不能吃。」

現在和土耳其裔丈夫住在澳洲伯斯（Perth）的王依齡，是外省穆斯林的第三代；她的父親原籍陝西，媽媽老家則在山東濟寧。不過比較特別的是，王依齡的父親原本其實並非穆斯林，而是為了娶她母親為妻，才決定入教的，因為伊斯蘭教規規定，穆斯林女性不得嫁給非穆斯林男子。

「我的外婆常說，清真寺在我們逃難的時候，幫了我們很多忙，如果清真寺有需要的話，一定要去幫忙。」後來王依齡的母親在台中清真寺義務當了幾年會計，父親則做了幾年幹事；幾乎可以說，王依齡是從小在清真寺裡長大的。

雖然王依齡現在已經不戴「蓋頭」（亦即穆斯林女性的「頭巾」），但她其實是少數依然維持信仰的外省回教徒後代，而箇中原因，則和她的人生經歷有關。

「我唸高中的時候，剛好有個土耳其留學生借住在台中清真寺裡，有次他問我要不要到土耳其唸大學。」原來當年有心栽培孩子、又希望後代維持宗教認同的回教家庭，一般會把孩子送往伊斯蘭國家留學，通常也能領取當地政府給的獎學金，但能夠選擇的科系有限，一般以宗教學系為主——相對世俗化的土耳其，就沒有這種限制。

後來在伊斯坦堡念大學的王依齡，在當地認識了現在的丈夫，結婚之後，也曾經跟著丈夫外派至孟加拉、寮國，只要當地社會氣氛允許，她也都會把蓋頭戴上。

提到外省回教徒今日的式微，王依齡其實是有些感慨的。

「以前去清真寺很多老人家，做完禮拜都會留下來聊天，關係是很親密的；現在很多老人都離開人世了，而印尼來的移工做完禮拜就會離開，所以清真寺已經沒有以前那種熱絡的感覺了。」

台灣回教的「再伊斯蘭化」

不過很有意思的是，和「外省回教徒」這個族群一起式微的，不只是社群人數而已，還包括「回教」這個稱呼本身——「現在很少人講『回教』了，我們現在都說『伊斯蘭』。」台中清真寺董事長馬景仁如此和端傳媒說道。

這種變化，其實反映了 1970 年代的冷戰架構，以及曾在阿拉伯世界曇花一現的「泛阿拉伯主義」遺緒。

「當時很多阿拉伯國家，因為泛阿拉伯主義而給了很多獎學金，吸引各國學生去留學、學阿拉伯文。」許多「外省回教徒」的第三代，此時也正值求學階段，於是有不少人便選擇前往利比亞、沙烏地阿拉伯、約旦留學。

「他們在伊斯蘭國家，重新認識了『主流』的伊斯蘭教，回到台灣才發現，喔，原來我們不是『回教徒』、不是『回回』，是『穆斯林』，而且講『伊斯蘭』才是和國際接軌。」

事實上，2020 年初才剛整修完畢的台中清真寺，新的建築外觀，就是參考聖城麥地那「先知寺」（Al-Masjid an-Nabawi）。「我自己找了照片請工程人員參考，還節省了一筆設計費用。」馬景仁一邊自豪地說道，一邊用手機找出了台中清真寺整建前的照片——和同時期的高雄清真寺一樣，台中清真寺原本其實是綠色的。

除了「回教」這個名稱、以及新的清真寺樣式之外，這些曾在其他伊斯蘭國家生活過的穆斯林，也開始改變外省回民早期在台灣的「宗教習俗」。

比方說，以前回教徒受漢文化影響，比伊斯蘭世界的其他穆斯林更講求紀念逝者、緬懷先人，有時甚至會請阿訇去墳上為亡者「誦念古蘭經」，然而這種做法其實並不符合教義。

「我們現在會宣導，穆斯林沒有固定的掃墓時間、也不見得需要清明節，但會鼓勵後代經常走墳，不過目的不是為了緬懷祖先，而是要提醒我們：人無論如何都會死亡，必須把握今世行善。」馬景仁說道。

今日在回教公墓外，一般也都能看見中國回教協會在墓園外樹立的告示，推廣回教公墓的禮儀準則，比如不能帶鮮花祭品，也不能鞠躬下跪、祈求逝者保佑子孫。

還有些和宗教有關的「習俗」，雖然並不存在於其他主流穆斯林社群，但也無傷大雅。

比方說，過去外省回教家庭如果有家人過世，會在家裡炸好『油香』帶到清真寺來，分送給參加殯禮的人。所謂油香，其實就像個大圓餅，炸之前會在中間劃兩刀，口感有點像炸饅頭，今日在中國大陸的穆斯林社群中仍然看得到，但在台灣已經逐漸佚失。

又比方說，過去有些回教徒會從中東地區帶檀香木、沈香回來，放在清真寺裡燃燒，或許也是把漢文化在寺廟點香的邏輯，給套用在了清真寺上，但主流的伊斯蘭世界裡並沒有這種做法。

然而這些原本屬於「中國回教徒」的在地化習俗，卻因為台灣穆斯林於 1970 年代至今和伊斯蘭世界的交流，而逐漸跟著「回教徒」這個稱呼慢慢式微——用馬景仁的話說，也就是「從中國的回教，變成更『國際化』的伊斯蘭。」

在台穆斯林，成另類「外交大使」

然而話說回來，既然新一代的穆斯林更願意和「國際接軌」，那麼為何「中國回教協會」這個組織沒有改名呢？

馬景仁指出，其實過去確實有人提議過要改名，但「台灣伊斯蘭協會」這個名稱已經有人註冊，而另一個或許更重要的原因，則依然和冷戰遺緒、以及地緣政治與宗教的交織有關：「中華民國是『世界回教聯盟』（Muslim World League）的創始會員國，而且直到現在，都依然在裡面擁有理事國的席位，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沒有加入世界回教聯盟。」

這種現象，大概和梵蒂岡今日依然承認中華民國是異曲同工，也和《維也納道路交通公約》一樣，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少數沒有取代中華民國的國際組織或協議（這也就是今天台灣人可以申請國際駕照，但中華人民共和國駕照無法轉換成國際駕照的原因）。

不過如果細看「世界回教聯盟」今日在網站列出的理事國，卻也能發現清單中並沒有中華民國、也沒有中國，只有台灣。

目前作為台灣代表、於世界回盟擔任理事的趙錫麟，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指出，世界回盟雖然和聯合國有些關係，但其實是一個非政府組織；2003 年他剛接任理事的時候，台灣在回盟裡使用的名稱還是中華民國。

至於是什麼時候、為何、以及被誰改為台灣的呢？趙錫麟並不清楚，只說改名肯定是為了和中國進行區別，而回盟當然也有自己的考量，但並不方便對外說明。

然而撇開中華民國和台灣的名號，有件事情倒是肯定的：由於共產主義信奉無神論，因此有些伊斯蘭國家，在冷戰期間一直都和中華民國交好——其中最明顯的，就是以聖地麥加守護者自居、直到 1990 年才和中華民國斷交的沙烏地阿拉伯。

沙國和台灣之間的互動，到底有多密切呢？

老一輩的台灣人，大概都對位於彰化和雲林交界的「中沙大橋」有些印象，而橋名裡的「沙」，指的其實就是沙國，因為這座橋樑的興建經費，就是當年由沙國對台無息貸款而來的。

此外，從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期間，台灣也曾派出軍事人員前往約旦、沙烏地阿拉伯，為當地空軍訓練飛官，甚至曾秘密協助沙國介入南、北葉門的軍事衝突，亦即所謂的「大漠計畫」。

此外，台中清真寺於 1990 年動工興建的經費，其實就是來自沙國的撥款——而那也是沙國與中華民國斷交的同一年。

因此很有意思的是，沙國當年在醞釀斷交的同時，其實仍然在台灣撥款建寺，而斷交之後，也立刻就和台方針對互設代表處事宜進行磋商，甚至沒有取消台灣新設代表處的外交禮遇和豁免權，與台灣的友好程度可見一斑。

事實上，台灣早期派往與中東交涉的人員，確實會選用穆斯林出任，看上的也就是「穆斯林皆兄弟」，穆斯林認為宗教認同比國族、膚色更重要的心態。

有些說法則指出，1957 年台灣曾邀請當時的沙烏地國王來台，卻驚覺台灣並沒有像樣的清真寺，可以接待伊斯蘭國家的領袖、提供禮拜場地，於是才會決定建造今日的台北清真寺。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時，當時的經濟部長孫運璿也曾前往沙國覲見國王，經過一番斡旋之後，才讓台灣得以從石油禁運名單中剔除、解除台灣的能源危機，而背後更關鍵的因素，就是台灣和沙國之間的友好關係。

就連每年一次的麥加朝覲團，也都曾被賦予外交任務，必定會和沙國國王晚宴致敬，成為台灣與伊斯蘭國家之間的交流管道，對於 1970 年代退出聯合國、在國際間風雨飄搖的蔣氏政權來說，也是少有仍能持續的外交管道。

沙漠裡的異鄉人：地緣政治前線的工程師

除了檯面上不能說的軍事援助之外，台灣其實也曾在中東地區，承接過不少基礎設施工程；這些曾在沙漠上現身的工程人員，多半來自帶點官方性質的國營事業，比如榮工處、台電、台肥和中油，踏足範圍包括沙烏地阿拉伯、約旦和巴林等地。全盛時期，光是在沙國境內就有超過七千名台灣人。

每週五都會到台中清真寺參加聚禮的馬智仁，便曾在沙國的沙漠裡擔任過工程師。

馬智仁出生於 1948 年的南京，父親原本是南京「聯勤第 60 兵工廠」的工人；1949 年跟隨國民黨撤退到臺灣時，馬智仁不過幾個月大，是抱在母親懷裡渡海逃難的。抵台之後，馬智仁的父親在高雄前鎮的兵工廠復工，而馬智仁則在高雄長大，後來考進台中的逢甲大學水利系。

大學畢業、當兵退伍之後，馬智仁先是在公路局工作了一陣子，後來於 1977 年進入民營的新亞建設。當時台電承接了沙烏地阿拉伯巴哈省的班尼薩（Beni Sar）發電廠工程，並將土建工程轉包給了新亞建設，於是身為穆斯林的馬智仁，便欣然接受了派駐沙國的職缺，在沙國待了兩年。

啟程前往沙國之前，馬智仁甚至還去補習班學阿拉伯語；回到台灣之後，他繼續利用閒暇時間鑽研古蘭經，退休之後埋首寫了一套古蘭經的語法分析，逢人便會講起，臉上滿是自豪。

至於王依齡的父親，則是榮工處的員工，同樣曾在 1978 年派駐沙國修建公路，一共在當地待了七年。「當時每年只能返台一次，工作太辛苦了，居住條件也非常惡劣，封閉式的生活跟坐牢沒兩樣。」王依齡的母親金萍生女士回憶道。

不過當年榮工處之所以派他的丈夫前去，看中的也就是他穆斯林的身份。「沙烏地阿拉伯有些地方，如果不是穆斯林，你還進不去的，這時候穆斯林的身份就很方便，不管是做工程、還是聯絡疏通，有時候比台灣派過去的外交人員還好用。」

值得一提的是，從 1970 年代起便和台灣人一起出現在中東的，其實還有韓國人。

當時的韓國和台灣一樣，在冷戰架構中都身處「反共前線」，也因為和美國的關係較好，所以和沙烏地阿拉伯較為親近。

也因為如此，當年除了台灣的榮工處之外，韓國的營造商（譬如現代集團）1970 年代也在沙烏地承接過不少基礎設施工程，並且同樣會從韓國帶勞工過去施工——2017 年大紅的韓國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裡頭飾演司機的主角，就是因為曾在沙烏地阿拉伯打工，所以才會說一點英語；而韓國今日為數不多的本土穆斯林，也有一部份，就是在沙烏地阿拉伯工作時皈依的。

今日回看，這種台韓一起在沙烏地阿拉伯現身的歷史，也再次展示了冷戰年代裡，宗教、人員流動與地緣政治緊密連動的現象。

開放多元：台灣伊斯蘭發展的契機

事實上，另一個讓台灣的「回教」逐漸過渡為「伊斯蘭教」的原因，也就藏在台灣穆斯林人口的比例之中。

以台中清真寺為例，每週五會到清真寺參加聚禮（又稱主麻）的信徒，人數一般介於 150 至 200 人之間，但有八成以上，都是來自印尼的移工或留學生，聚禮開始前也會先由印尼籍的教長，以印尼語進行宣講——對於這些穆斯林新住民而言，原本主要用來指稱「中國漢語穆斯林」、甚至和「回族」這個「族裔概念」有所交疊的「回教徒」一詞，本就不見得適用於他們。

台中清真寺董事長馬景仁則認為，宗教並沒有「世襲」這種說法；信與不信，都是個人意志的選擇。早年跟著國民黨來台的穆斯林後代，雖然未必會延續信仰，但台灣近期也開始有不少新皈依的本土穆斯林，以及其他國家來台的教徒加入，整體而言穆斯林的人數不只有所增長，組成也變得更加多元。

更重要的是，對於馬景仁而言，伊斯蘭其實也就是個重要的指標，可以用來檢驗台灣社會是否真的包容開放——「這幾年台灣政府推行的新南向政策、大力推廣和東南亞的交流，其實也讓大家重新看見了伊斯蘭，以及打造穆斯林友善環境的重要性。」

同時在「清真產業品質保證推廣協會」任職的馬景仁指出，為了推廣穆斯林友善環境、吸引穆斯林觀光客，政府每年都會提撥預算，鼓勵餐廳免費申請認證，也成為台灣穆斯林團體運作的資金來源。

由此，不論是來自大陸各省、還是來自其他伊斯蘭國家的穆斯林族群，大概也就是台灣歷史的某個濃縮版本或隱喻——他們曾經和這座島上的各個族群一樣，都曾經是異鄉人。

更有意思的是，因為國共內戰、而跟著中華民國體制一起被帶到台灣來的「回教」，今日已經在慢慢脫去中國色彩，加入了更豐富的國際元素、重新「再伊斯蘭化」，卻又因為中共和宗教之間的張力，有時又能在某些領域繼續「代表中國」。

再換個角度看，他們其實也和台灣的原住民族和客家族群一樣，不只都是台灣的一部分，也提醒了我們台灣與廣闊世界的多元連結。

說到底，這個世界或許終究不若我們想像的那樣二元絕對，而世間萬物之間的各種連結，也總是比我們想像的更加萬縷千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