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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地華人記事:南太平洋小島上的「國民黨」與關帝廟

在中華民國慶祝107年國慶的此刻,遠在太平洋的大溪地島上,當地的「國民黨第一支黨部」也迎來了成立百年紀念。國民黨部為何在此?在大洋中央的小島上、故鄉與美國之間,當地華人如何在異鄉走過百年歲月,終至姓氏逐漸散佚?


我之所以去大溪地,完全是為了一張照片。那張照片的主角,不是蔚藍海水或度假小屋,而是中國國民黨駐大溪地的第一支部。 圖:作者提供
我之所以去大溪地,完全是為了一張照片。那張照片的主角,不是蔚藍海水或度假小屋,而是中國國民黨駐大溪地的第一支部。 圖:作者提供

【編者按】今日是中華民國107年國慶日,於1911年建國時,它曾承載不少海外華人「歸鄉」的盼望。但百年以來,歷經中日戰爭、國共對峙等戰亂轉折,許多離鄉華人為著不同原因,決定在異鄉落地生根,他們的足跡遍佈全世界,乃至因畫家高更而知名的大溪地,都有華人族群在此開枝散葉的的軌跡。令人意外的是,與中華民國脫離不了關係的中國國民黨,在此亦有支黨部活動,島上甚至有一座信眾合力建成的關帝廟。特約撰稿人李易安被一張「大溪地國民黨部」的照片吸引,親赴當地,在當地華人世代交替的時刻,完成系列觀察訪談筆記,本篇為第一篇,其餘篇章將陸續刊出。

我之所以去大溪地,完全是為了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的主角,不是蔚藍海水或度假小屋,而是中國國民黨駐大溪地的第一支部

也許你和我想的一樣,國民黨什麼時候把支部開到大溪地去了?於是我查了資料,才知道大溪地原來有規模不小的客家社群,而國民黨支部,便是由這些客家人的祖先帶到這個南太平洋的小島上,落戶至今已經百年。

Google地圖上並沒有國民黨支部的確切位置,我本來還擔心找不到地方。好在大溪地的首府巴比提(Papeete)範圍不大,我還沒開始認真尋路,就在閒晃時撞見國民黨第一支部的辦公室。

第一支部是一幢二層樓的建築,外牆上的白色粉刷嶄新無暇,紅柱頂端還有仿中式「托木」的裝飾,玄關上從右到左掛著金色的「中國國民黨駐大溪地第一直屬支部」幾個字,屏風上則有大大的「青天白日」黨徽,鑲在紅地黃梅之中。今年正好是第一支部成立一百週年,二樓正面的露台外還掛著慶祝布條。

半人、關帝廟、「國民黨支黨部」

我繞過屏風,看見幾個婦人在大廳裡打太極拳,不敢打擾。路過的一位大叔和我搭話,得知我從台灣來後,他轉用華語問我:「會不會說國語?」

搭訕我的大叔姓潘,是法籍華人,一九六〇年代在台灣成功大學建築系留學,畢業之後在台灣工作了一陣子才回到法國執業。一九九八年退休後他回到大溪地,偶爾還繼續接案,遞給我的名片上,一面印著法文,另一面還是端正的繁體中文。

潘大叔說自己國語講得不好,聽我對大溪地華人歷史有興趣,便提議帶我去關帝廟(Temple Kan Ti),因為那裡的廟公不只熟悉華人歷史,華語也講得很好。

潘大叔並沒有騙我。

讓理查和其他大溪地華人顯得如此不同的,其實就是這座關帝廟。「我小時候就很常待在廟裡,聽廟婆和來拜拜的老人講故事,所以知道很多沒有被記載下來的歷史。」

讓理查和其他大溪地華人顯得如此不同的,其實就是這座關帝廟。「我小時候就很常待在廟裡,聽廟婆和來拜拜的老人講故事,所以知道很多沒有被記載下來的歷史。」圖:作者提供

關帝廟的廟公叫做理查,打扮時尚,看不出來已經年近四十,也難以和我印象中的廟公形象連結在一起。他的皮膚有些黝黑,外型也不像華人,而讓我最意外的是,理查不只華語、粵語、客家話都很流利,台語甚至也講得比我好。

原來理查是華人和當地原住民馬歐希的混血「半人」(Demi),家裡經商,在新加坡、香港都有親戚,小時候常常陪家人到亞洲四處遊歷,中學時又參加過台灣僑委會辦的「華僑青年觀摩團」,因此對華人社會並不陌生。

像他這樣的年輕華人,在大溪地其實已經不多;今日許多華人連客家話都不太會說,對於華人文化也早已情感淡薄。讓理查和其他大溪地華人顯得如此不同的,其實就是這座關帝廟。

「我小時候就很常待在廟裡,聽廟婆和來拜拜的老人講故事,所以知道很多沒有被記載下來的歷史。」

或許是耳濡目染,理查逐漸對宮廟文化和法事禮俗感到興趣,也發現自己有特殊體質,能夠感應到神明旨意或托夢。

在紐西蘭留學畢業之後,理查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當時他回到大溪地,關帝廟正好缺一位主持廟務的人,廟婆便和他說:「你這麼虔誠,又常常跑新加坡、香港,要不要考慮當廟公?」

這沒什麼,我們連籤詩都有法文版的唷。

理查當時一聽,覺得自己年紀輕輕難擔重任,不敢貿然答應,沒想到廟婆直接要他去擲筊請示神明,結果獲得三個聖筊。剛好他的父親當時正在考慮退休,可以幫忙打理廟務,理查考慮之後,終於決定成為廟婆的接班人。

成為廟公後,他帶著沒有華人血統的媽媽,一起到香港拜師學習做醮、卜卦、解籤,後來又經常去台灣拜訪宮廟,除了分靈、請神之外,還結識不少友人,學會了帶南部腔的台語。因為會講台語,有陣子理查還在大溪地兼做台灣漁船的代理業務,時常上船和台灣船長交關談天,餐餐都是剛捕獲的新鮮海產。

廟公的身份,使得理查和其他華人社會的牽連越來越深——尤其是民間信仰依舊蓬勃熱絡的台灣。

二〇〇三年他接掌廟務時,關帝廟裡只有四、五尊神像,而現在廟裡的多數神像,則是他這十多年來四處奔走,或者新刻、或者請來的。理查帶著我在廟裡走一圈,用台語和我細數每一尊神像的來歷。他很自豪地說,廟裡供奉的媽祖神像,大部分都是從台灣分靈而來的,北中南各地的媽祖廟都有。

雖然理查和我聊天時用的多半是華語,但談到這些神像時,他會切換成台語講述。或許他的台語本就來自宮廟,講起宮廟之事,還是要用台語才自在。

「很多故事,像我們有在燒香拜拜的人才會相信。」

關帝廟曾在一九八一年遭遇祝融、建築全毀,信義堂委員開會後決議原地重建,並在風水師堪輿後將廟體改為坐北朝南。豈料一九八七年新廟落成後,直到正式啟用的前一天,廟方都擲不到聖筊,沒辦法將原本寄放在他處的神像請回廟裡。廟方無奈,卻還是先將神像搬回到新廟裡,結果隔天廟公拿著鑰匙卻打不開廟門,外頭還下起傾盆大雨。眼見落成之日卻不得其門而入,一個委員顧不得難堪,從窗戶爬進廟裡開門,卻不小心跌了一跤,隔日竟然就過世了。

理查講古時,她的母親正好在神壇前祝禱拜拜,神情肅穆。看見馬歐希人拿香拜拜,我起初還覺得不太習慣,但實際上,來關帝廟燒香拜拜、求籤問事的,本就不只有華人或擁有華人血統的「半人」而已,馬歐希人和法裔面孔都很常見。如果上門的香客不是華人,祈福解籤這些事,也多半都是由理查的母親處理。

「這沒什麼,我們連籤詩都有法文版的唷。」看我驚詫,理查輕鬆地一語帶過。

理查講古時,她的母親正好在神壇前祝禱拜拜,神情肅穆。來關帝廟燒香拜拜、求籤問事的,不只有華人,馬歐希人和法裔面孔都很常見。如果上門的香客不是華人,祈福解籤這些事,也多半都是由理查的母親處理。

理查講古時,她的母親正好在神壇前祝禱拜拜,神情肅穆。來關帝廟燒香拜拜、求籤問事的,不只有華人,馬歐希人和法裔面孔都很常見。如果上門的香客不是華人,祈福解籤這些事,也多半都是由理查的母親處理。圖:作者提供

大溪地的關帝廟很可能是整個大洋洲除了紐澳地區之外,唯一的一座華人廟宇,它不只是安定心靈的信仰中心、牽繫認同的重要錨點,還是許多老人日常走動的公共空間。我們聊天時,理查不時要去和阿公婆婆們寒暄問好,幫忙卜卦問事、解決各種疑難雜症,像個社區活動中心的社工主任兼心理諮商師。

維繫理查華人認同的,還有他總不離手的手機。他打開臉書app給我看,川流的動態牆上,有不少來自香港、台灣的新聞媒體,以及幾個海外客家人的臉書社群。理查時不時就會飛往新加坡、香港和台灣探訪華人朋友,彷彿就像媽祖每年都要回到祖廟刈香、維持神力一樣;他甚至還說,等老了要搬去香港或台灣退休。即便他總是強調自己是玻里尼西亞人,但他心底那根磁針,似乎仍總是緊緊地指向東亞。

二十世紀華人離散史:太平洋上的新故鄉

大溪地的客家社群,是近代華人移民史中一個較少被關注的切片。

我們一般講的「大溪地」,其實是法屬玻里尼西亞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一個島嶼,卻經常作為整個法屬玻里尼西亞的代稱。

法屬玻里尼西亞曾是法國的殖民地,現在則是法國的「海外集體自治國」(collectivité d'outre-mer),雖然和法國仍有連結、可以投票選舉法國總統,但亦有平行的主權體系,比如擁有自己的總統,而且也不屬於歐盟的一部分,和其他與法國關係更緊密的「海外省」(département et régions d’outre-mer)地位不同,自治程度也更高。

由於法國法律禁止在普查中詢問族裔資訊(註一),因此精確的大溪地華人人口數據並不存在。從較可信的估算來看,法屬玻里尼西亞近二十八萬的人口中,有近八成是本地的馬歐希人(Maohi),他們屬於南島語族,是在歐洲殖民者和華人到來之前,就已經在大溪地世代定居的族群。

華人則是大溪地的第二大族群,人數約在一萬兩千之譜;如果將所有具華人血統的混血「半人」也計入,則至少有兩萬人。這些華人絕大多數是原籍廣東寶安(今天的深圳)和惠陽(今天的惠州)的客家人,亦有少數來自粵語區的四邑人和越南華僑。

從較可信的估算來看,法屬玻里尼西亞近二十八萬的人口中,有近八成是本地的馬歐希人(Maohi),華人則是大溪地的第二大族群,人數約在一萬兩千之譜。圖為大溪地的一家華人美食車。

從較可信的估算來看,法屬玻里尼西亞近二十八萬的人口中,有近八成是本地的馬歐希人(Maohi),華人則是大溪地的第二大族群,人數約在一萬兩千之譜。圖為大溪地的一家華人美食車。攝:Philippe Giraud/Sygma via Getty Images

今日,大溪地華人多半居住在大溪地的都市地帶,許多從事專業工作或進入政府部門,擁有不錯的社經地位。舉例來說,曾擔任波拉波拉島(Bora Bora)市長三十餘年、並多次被選為法屬玻里尼西亞總統與議會主席的加斯通(Gaston Tong Sang),正是客家華人的後裔。

和其他海外華人社群相似,大溪地客家人的遷徙流散,反映的是西方殖民事業大展、以及清帝國積弱衰敗的時代背景。

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漸對外開放門戶,而接著的太平天國政權,又讓華南地區陷入長年動亂,為東南沿海省份的居民提供了向外遷移的條件和推力。就外在拉力而言,西方國家於十九世紀逐步廢除奴隸制度,使得熱帶栽培業和礦業極度缺工,也進一步推升了對中國苦力的需求。

一九三七年日軍侵華、一九四五年中國全面爆發國共內戰,連年動盪,讓大溪地華人逐漸意識到,返鄉終老,已經是越來越不切實際的期待。

然而和美國、東南亞相比,大溪地對華工來說,起初並不是熱門的目的地,首次大規模、系統性前往大溪地的中國移民,遲至一八六五年才發生。當年,普魯士三桅帆船「費迪南˙布魯姆號」(Ferdinand Brumm)為大溪地農業公司(Compagnie Agricole de Tahiti)運載了三百三十名中國苦力,前往大溪地島上的阿蒂毛諾(Atimaono)種植棉花、咖啡與甘蔗,成為中國契約勞工在大溪地的濫觴。

但大溪地華人並非只有苦力。積累資本之後,有些華人利用在香港、舊金山等地的人際網絡,於大溪地開設商號從事貿易,收益頗豐。對於這些華人資本家而言,大溪地通常只被視為賺錢的地方,多數人認為自己終有一天會告老還鄉,並無久居之意,因此會把賺來的錢寄回老家、將後代送回中國接受教育,較少在大溪地買地置產。

這個「始終期待回鄉」的客居心態,到了一九三〇年代開始有了轉變。

當時,全球經濟衰退,大溪地的貿易盤商紛紛破產,而在貿易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華人也遭受波及,只能要求馬歐希人將先前積欠的帳務還清。許多馬歐希人別無他法,只能以土地償抵債務,使得華人逐漸成為地主。

讓華人心生落地生根之意的,還不只如此。一九三七年日軍侵華、一九四五年中國全面爆發國共內戰,連年動盪,讓大溪地華人逐漸意識到,返鄉終老,已經是越來越不切實際的期待。

眼見華人經濟勢力日漸茁壯,有些馬歐希人要求法國殖民政府限制華人入境,但法國政府當時將華人視作制衡馬歐希人的角色,並沒有改變移民政策。不過殖民政府同樣擔心華人的經濟勢力過於壯大,於是陸續針對華人制定了限制性法規,比如要求華人在取得營業許可時,必須繳納額外稅費。

儘管如此,大溪地的華人社群依舊蓬勃發展。就社團組織來看,光是「國民黨」(Koo Men Tong)就有三個支部,從一九一八年開始便在大溪地吸收黨員、代理僑務;而歷史稍短的「中華會館」(Association Philanthropique Chinoise de Tahiti),現在則普遍被視作「親共」的華人組織。再算上其他大大小小的團體,大溪地華人目前共有十個社團組織,共同隸屬於位階最高的「信義堂」(Association Sinitong),而信義堂的主席,則由十個社團輪流派人擔當。

墓園裡的異鄉人:姓氏更易、宗族飄零

後來理查開車帶我向東郊走,去看建在緩坡上的華人墓園。他特地為我指出畫著國民黨徽的墓碑,解讀那些特別風雅的墓誌銘,抱怨墓碑上原籍地名的訛誤。他一邊用客家話重複念著「請原諒」,一邊快步穿過密集的墓地,最後帶領我停在「沈秀公」的墓塚前。

沈秀是當年在阿蒂毛諾莊園工作的契約勞工。有次華工賭博起了糾紛引起械鬥,出事後政府決定嚴刑懲戒,最後由沒有家累的沈秀(Chim Soo)出面頂罪,成為大溪地史上唯一一個被送上斷頭台的人。沈秀為了華人整體利益而犧牲自己的事蹟,令大溪地華人十分感念,至今每年都仍有公祭,關帝廟甚至也供奉他為神祇,成為大溪地華人在地信仰的重要特色。理查一邊彎下腰把墓塚上的野花拔除,一邊告訴我沈秀公的墓塚幾年前才在他的組織之下完成整修,而信義堂也才在去年提供資助,拍攝了一部關於沈秀公的紀錄片。

大溪地華人墓園,「沈秀公」的墓塚前。

大溪地華人墓園,「沈秀公」的墓塚前。圖:作者提供

如果要在大溪地做研究,理查肯定是很好的田野報導人。他身兼多職,不只是廟公,同時也是「國民黨第二支部」的主席,而統整管轄所有大溪地華人組織的「信義堂」,今年也輪到他擔任會長。除了頭銜很多、職責不少外,理查還有種讓人能自在相處的特質,因此人面很廣,我們不管走到哪裡,他永遠都能遇到熟識。就算在墓園裡,光憑墓碑上的名字,他也能生動描述逝者生平和家族事蹟。

那些比較新的墓碑上,通常都有中法雙語書寫的逝者姓名和原籍,但奇怪的是,很多明明同姓的家族成員,法文姓氏拼音卻不一定相同。這個現象,其實和法國的國籍法有關。

一九七三年,法國將「屬地主義」(jus soli)的國籍政策延伸至海外領地,所有在大溪地出生的華人終於得以據此獲得法國國籍。然而為了確認華人是否「有盡力融入大溪地社會」,當時政府除了會派員去華人家中檢查「是否還在使用筷子吃飯」之外,還將「姓名拼法是否像法文名字」列為審核國籍申請的標準之一。

相隔多代之後,這些改姓的華人後代,很有可能會忘記自己和誰原來屬於同個家族。

理查聽我對姓氏拼法有興趣,便把所有想得到的大溪地華人姓氏拼音寫了出來,洋洋灑灑三大頁。

比如姓林的,有些乾脆意譯,把姓氏登記為「Laforet」(forêt是森林的意思);而有些姓陳(Chan)的人,則很有創意地改姓「Chanson」(法文的「歌曲」之意),既好記、又保留了舊姓線索。

理查自己的法文姓氏也很有意思。他的中文姓氏是「鄒」,當年爸爸為了爭取去法國留學,便把原本的「Cheou」,加進一個 n 和一個 x,改成更像法文的「Chenoux」,唸起來就像「chez nous」(意思是「在我們家」)。

這個現象其實不難理解。當年華人識讀漢字、能說客家話的比例較高,在戶政系統裡登記姓氏拼音只是圖個方便,並不影響自己原來的漢姓,所以對於家族內部拼法是否一致並不在意(就像多數台灣人對於自己姓名的羅馬拼音也不甚在意)。此外,客家話並沒有規範的拼音轉寫規則,華人登記姓氏時本就容易各行其是(這點與台灣也非常類似)。

可想而知,在大溪地華人對漢字越來越陌生的情況下,姓氏的「拼音化」會衍生不少問題,比如「黃」和「王」用客家話唸起來一樣,有些拼音方式完全看不出來差別,只有少數仍識漢字的客家人能意會是「大肚黃」或是「三馬王」。這是因為黃字中間的「田」看起來就像寬寬胖胖的大肚子,而王的「三馬(mark)」,則得名於三筆橫畫。

但對關心華人文化的人而言,姓氏拼音的更動,其實隱含一個更大的文化危機。由於華人改姓通常是個人行為,目的是為了取得國籍、增加就業機會,導致很多姓氏只有一個人或一個核心家庭擁有。相隔多代之後,這些改姓的華人後代,很有可能會忘記自己和誰原來屬於同個家族,而作為華人認同重要元素的宗族文化,也很有可能會不復存在。

註一:關於族裔資訊,法國於一九七八年立法,禁止在普查和政府檔案裡,將個人依族裔、宗教、語言等標籤進行分類,因為國家應該與「個體」、而不是和依照既定界線分類的「群體」打交道,如此才更能將形色各異的個體整合成「法蘭西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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