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久他乡是故乡：从“中国回教徒”到“台湾穆斯林”

编者按：自2021年起，端传媒将重新启动“异乡人”栏目，每月一期，由身在香港、台湾和海外的端传媒编辑们轮班主持，为读者带来移民、逃离、互动、对峙和作为“他者”在彼岸寻找自我的点滴，欢迎点击订阅。我是本周的值班编辑何欣洁。这期故事是关于在台北的穆斯林们，随着民国离散潮来到台湾落脚、日久生根的故事。

套个有点过时的讲法，每座城市就像录音带一样，都有自己的Ｂ面。

台北的Ｂ面离闹区不远，搭捷运棕线到六张犁下车，沿着出口对面的崇德街，一路蜿蜒向上就是——这里是距离台北市区最近的墓区，安放着台湾近代史被隐匿的另一面。

不少影迷听到台北六张犁的墓园，或许都会想起电影《超级大国民》里的“白色恐怖乱葬岗”，而在台湾民主化之前，这个墓区也确实曾经隐幽，是党国史观中的一处禁地。不过比较少人知道的是，台湾很少见的“回教公墓”，六张犁其实也有一个。

说“回教公墓”可能陌生，但说到白先勇的爸爸——白崇禧，大部分人可能就听过了。

老家在广西桂林的白崇禧，其实就是穆斯林；1967 年他过世之后，蒋介石便在六张犁帮他造了一座规模恢宏的墓园，有杂揉伊斯兰建筑语汇的中式牌坊，也有一个伊斯兰风格十足的墓亭。

一般来说，穆斯林的精神世界是“超越国族”的；现代穆斯林国家的国旗，通常会引用“星月”、“清真言”这些宗教符号，而不太把世俗的“国族符号”彰显在国旗上，坟墓也不会过度浮夸、夸耀死者。但身为一级上将、忠党爱国的白崇禧，显然仍必须以党国为重：墓园规模宏大不说，墓碑后方墙上的显目位置，还让给了青天白日的党徽／国徽。

除了白崇禧之外，墓园里还有很多默默无名的穆斯林，他们也都是 1949 年跟着国民党来台的“外省回教徒”。

有些墓碑上方，会用阿拉伯文注明“穆斯林之墓”（قبر المسلم），但更常见的还是逝者的阿拉伯文教名——男性最常见的名字是阿卜杜拉（عبدالله），女性则有不少人，都叫爱莎（عائشة‎）和法蒂玛（فاطمة）。

如果只看汉名的话，墓园则里有一大半的姓氏，都是“马”、“哈”、“白”——今日你在台湾如果遇到这些姓氏，很有可能就是“外省回教徒”的后裔。至于籍贯，分布倒是颇为平均，从山东、广东、江苏、河南、安徽，到云南、甘肃都有，不过原籍南京的特别常见。

有些墓碑上的人名，还会加上“哈智”或“哈吉”两个字，其实这是阿拉伯文里对“去过麦加朝觐的人”（الحاج）的尊称；如果是去过麦加的女性，则会被冠上“哈佳”。

就某个意义而言，这个夹在台北盆地皱折处、层层叠叠的回教公墓，也许就是台湾穆斯林的某种写照：这是一个不常显影、却层次丰富的群体，也是今日强调本土视野的台湾史，比较少人注意到的“Ｂ面”。

台湾穆斯林脸谱：外省回教徒、泰缅孤军、东南亚新住民

今日台湾的穆斯林族群，根据出现在台湾的时间先后，大致可以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因为国民党而来到台湾的“外省回教徒”后裔；第二种是1949 年之后才皈依伊斯兰的“本土穆斯林”；第三种是移民台湾的穆斯林配偶，以原籍印尼居多；第四种则是来台工作、念书的印尼移工或学生，一般在台居留三到六年不等。

虽然台湾人今日提到穆斯林，通常会直觉想到来自印尼的移工或配偶，但其实 1949 年跟着国民党撤退来台的军民眷属，确实就有不少比例是回教徒。

其中，在台北落脚的多半经商，在中部居住的则多半是公教人员或国大代表，而南部的穆斯林则有不小比例是军人，但基本都呈现“大分散、不集中”的分布型态，并不存在回教徒聚落，因此他们的后代今日多半已经不上清真寺、也不太遵守教规，甚至不再认同自己是“回教徒”。

此外，国共内战后期从云南撤退至泰缅北部的国军部队（亦即所谓“泰缅孤军”）之中，也有一部分成员是穆斯林，后来分别在1960、80年代移居台湾，并在桃园的龙冈一带落脚，形成一个相对集中的回教徒聚居区；这些孤军后裔，广义而言也可以被归类为因为国民党而来到台湾的第一类穆斯林，而且今日已经成为台湾各地清真寺阿訇（亦即教长）的主力人选。

一般认为，这些因为国民党而来台的“汉语穆斯林”，早期拥有“汉文化思想、伊斯兰信仰、忠党爱国意识”等多重的自我身份认同；今日台湾的“中国回教协会”，最初也是白崇禧将军为了号召回民抗日，于1938 年在湖北汉口成立的，后来又于1958 年正式在台复会，持续沿用“中国”名号至今，可以说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体制，呈现在宗教领域上的一个典型例子。

“外省回教徒”的式微：从异乡人到台湾人

然而话说回来，为什么这些“外省回教徒”今日会逐渐式微？他们的后代，为何最后多半都不再积极参与礼拜，难以维系“回教徒”的身份认同呢？

这种现象，或许终究仍和伊斯兰教的一个特性有关：这是一种和生活方式紧密镶嵌的信仰——饮食上多有忌讳、一天有五次礼拜，每逢斋戒月还得饿着肚子上班；一但脱离信仰生活圈、生活周遭被非穆斯林包围，宗教实践便很难延续，终究会逐渐融入台湾的主流社群。

再说，穆斯林每周五最重要的主麻（或称“聚礼”，亦即固定在每周五中午进行的集体礼拜），在台湾并没有放假，除了经商或自由业，否则一般信徒很难在这个时间参加主麻。

很有意思的是，今日仍然认同自己是“回教徒”的外省穆斯林后代，几乎都能认同一件事：不吃猪肉，就是身为“回教徒”最重要的标记，也是这个认同的最后一个底线。

伊斯兰教义和台湾文化的这种折冲与协商，在台中的老字号清真馆“恩德元”里，就能略窥一二：虽然老板经营的是清真餐厅，几年前店面整修时，也刻意加上了伊斯兰的建筑语汇，但角落的冰箱里，居然放了几瓶啤酒。

二十年前从父亲手上接下“恩德元”的杨廷隆解释道，对台湾人来说，啤酒的酒精浓度不高、更像搭餐的饮料，有些客人总有需求，供应啤酒也是为了服务非穆斯林的食客。

杨廷隆的父亲是安徽凤台人，生前也是非常虔诚的穆斯林；每逢礼拜一店休，杨廷隆都会陪着父亲上清真寺。

然而自从父亲离世之后，杨廷隆就很少上清真寺了。 “餐厅工作忙碌嘛，平时我其实没办法做礼拜，酒也喝过，但我还是认为自己是回教徒，因为最基本的一点我是坚持的——我猪肉是不碰的。”

这种以吃猪肉区分“是不是回教徒”的划界方式，对台湾穆斯林来说，或许也不令人意外——台湾社会的饮酒文化称不上兴盛，但猪肉却是台湾饮食中最重要的肉类来源，不论街头小吃、宴会请客，几乎都一定会看见猪肉踪影，也确实是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挑战。

然而外食毕竟难以避免接触猪肉，尤其台湾人煮食又偏爱以猪油为底，所以台湾早期虔诚的回教徒，几乎是不在外头吃饭的；万非得已，也只会选择素食餐厅。

这种和猪肉有关的记忆，对于王依龄来说也同样深刻。

“虽然我小时候念书时，学校里只有我一个回教徒，但我会和大家说自己不能吃猪肉，有些人听了会开玩笑说——‘你们是拜猪的喔？’”后来王依龄的母亲教会她一个说法：“牛是吃青草、猪是吃馊水的，所以吃牛肉比较干净。不过同学也都很能谅解，一起出去吃饭，会提醒我哪里有猪肉不能吃。”

现在和土耳其裔丈夫住在澳洲伯斯（Perth）的王依龄，是外省穆斯林的第三代；她的父亲原籍陕西，妈妈老家则在山东济宁。不过比较特别的是，王依龄的父亲原本其实并非穆斯林，而是为了娶她母亲为妻，才决定入教的，因为伊斯兰教规规定，穆斯林女性不得嫁给非穆斯林男子。

“我的外婆常说，清真寺在我们逃难的时候，帮了我们很多忙，如果清真寺有需要的话，一定要去帮忙。”后来王依龄的母亲在台中清真寺义务当了几年会计，父亲则做了几年干事；几乎可以说，王依龄是从小在清真寺里长大的。

虽然王依龄现在已经不戴“盖头”（亦即穆斯林女性的“头巾”），但她其实是少数依然维持信仰的外省回教徒后代，而箇中原因，则和她的人生经历有关。

“我念高中的时候，刚好有个土耳其留学生借住在台中清真寺里，有次他问我要不要到土耳其念大学。”原来当年有心栽培孩子、又希望后代维持宗教认同的回教家庭，一般会把孩子送往伊斯兰国家留学，通常也能领取当地政府给的奖学金，但能够选择的科系有限，一般以宗教学系为主——相对世俗化的土耳其，就没有这种限制。

后来在伊斯坦堡念大学的王依龄，在当地认识了现在的丈夫，结婚之后，也曾经跟着丈夫外派至孟加拉、寮国，只要当地社会气氛允许，她也都会把盖头戴上。

提到外省回教徒今日的式微，王依龄其实是有些感慨的。

“以前去清真寺很多老人家，做完礼拜都会留下来聊天，关系是很亲密的；现在很多老人都离开人世了，而印尼来的移工做完礼拜就会离开，所以清真寺已经没有以前那种热络的感觉了。”

台湾回教的“再伊斯兰化”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和“外省回教徒”这个族群一起式微的，不只是社群人数而已，还包括“回教”这个称呼本身——“现在很少人讲‘回教’了，我们现在都说‘伊斯兰’。”台中清真寺董事长马景仁如此和端传媒说道。

这种变化，其实反映了 1970 年代的冷战架构，以及曾在阿拉伯世界昙花一现的“泛阿拉伯主义”遗绪。

“当时很多阿拉伯国家，因为泛阿拉伯主义而给了很多奖学金，吸引各国学生去留学、学阿拉伯文。”许多“外省回教徒”的第三代，此时也正值求学阶段，于是有不少人便选择前往利比亚、沙特、约旦留学。

“他们在伊斯兰国家，重新认识了‘主流’的伊斯兰教，回到台湾才发现，喔，原来我们不是‘回教徒’、不是‘回回’，是‘穆斯林’，而且讲‘伊斯兰’才是和国际接轨。”

事实上，2020 年初才刚整修完毕的台中清真寺，新的建筑外观，就是参考圣城麦地那“先知寺”（Al-Masjid an-Nabawi）。 “我自己找了照片请工程人员参考，还节省了一笔设计费用。”马景仁一边自豪地说道，一边用手机找出了台中清真寺整建前的照片——和同时期的高雄清真寺一样，台中清真寺原本其实是绿色的。

除了“回教”这个名称、以及新的清真寺样式之外，这些曾在其他伊斯兰国家生活过的穆斯林，也开始改变外省回民早期在台湾的“宗教习俗”。

比方说，以前回教徒受汉文化影响，比伊斯兰世界的其他穆斯林更讲求纪念逝者、缅怀先人，有时甚至会请阿訇去坟上为亡者“诵念古兰经”，然而这种做法其实并不符合教义。

“我们现在会宣导，穆斯林没有固定的扫墓时间、也不见得需要清明节，但会鼓励后代经常走坟，不过目的不是为了缅怀祖先，而是要提醒我们：人无论如何都会死亡，必须把握今世行善。”马景仁说道。

今日在回教公墓外，一般也都能看见中国回教协会在墓园外树立的告示，推广回教公墓的礼仪准则，比如不能带鲜花祭品，也不能鞠躬下跪、祈求逝者保佑子孙。

还有些和宗教有关的“习俗”，虽然并不存在于其他主流穆斯林社群，但也无伤大雅。

比方说，过去外省回教家庭如果有家人过世，会在家里炸好‘油香’带到清真寺来，分送给参加殡礼的人。所谓油香，其实就像个大圆饼，炸之前会在中间划两刀，口感有点像炸馒头，今日在中国大陆的穆斯林社群中仍然看得到，但在台湾已经逐渐佚失。

又比方说，过去有些回教徒会从中东地区带檀香木、沉香回来，放在清真寺里燃烧，或许也是把汉文化在寺庙点香的逻辑，给套用在了清真寺上，但主流的伊斯兰世界里并没有这种做法。

然而这些原本属于“中国回教徒”的在地化习俗，却因为台湾穆斯林于1970 年代至今和伊斯兰世界的交流，而逐渐跟着“回教徒”这个称呼慢慢式微——用马景仁的话说，也就是“从中国的回教，变成更‘国际化’的伊斯兰。”

在台穆斯林，成另类“外交大使”

然而话说回来，既然新一代的穆斯林更愿意和“国际接轨”，那么为何“中国回教协会”这个组织没有改名呢？

马景仁指出，其实过去确实有人提议过要改名，但“台湾伊斯兰协会”这个名称已经有人注册，而另一个或许更重要的原因，则依然和冷战遗绪、以及地缘政治与宗教的交织有关：“中华民国是‘世界回教联盟’（Muslim World League）的创始会员国，而且直到现在，都依然在里面拥有理事国的席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加入世界回教联盟。”

这种现象，大概和梵蒂冈今日依然承认中华民国是异曲同工，也和[《维也纳道路交通公约》][3]一样，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没有取代中华民国的国际组织或协议（这也就是今天台湾人可以申请国际驾照，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驾照无法转换成国际驾照的原因）。

不过如果细看[“世界回教联盟”今日在网站列出的理事国][4]，却也能发现清单中并没有中华民国、也没有中国，只有台湾。

目前作为台湾代表、于世界回盟担任理事的赵锡麟，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指出，世界回盟虽然和联合国有些关系，但其实是一个非政府组织；2003 年他刚接任理事的时候，台湾在回盟里使用的名称还是中华民国。

至于是什么时候、为何、以及被谁改为台湾的呢？赵锡麟并不清楚，只说改名肯定是为了和中国进行区别，而回盟当然也有自己的考量，但并不方便对外说明。

然而撇开中华民国和台湾的名号，有件事情倒是肯定的：由于共产主义信奉无神论，因此有些伊斯兰国家，在冷战期间一直都和中华民国交好——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以圣地麦加守护者自居、直到1990 年才和中华民国断交的沙特。

沙国和台湾之间的互动，到底有多密切呢？

老一辈的台湾人，大概都对位于彰化和云林交界的[“中沙大桥”][5]有些印象，而桥名里的“沙”，指的其实就是沙国，因为这座桥梁的兴建经费，就是当年由沙国对台无息贷款而来的。

此外，从1970 年代至1990 年代期间，台湾也曾派出军事人员前往约旦、沙特，为当地空军训练飞官，甚至曾秘密协助沙国介入南、北也门的军事冲突，亦即所谓的[“大漠计画”][6]。

此外，台中清真寺于 1990 年动工兴建的经费，其实就是来自沙国的拨款——而那也是沙国与中华民国断交的同一年。

因此很有意思的是，沙国当年在酝酿断交的同时，其实仍然在台湾拨款建寺，而断交之后，也立刻就和台方针对互设代表处事宜进行磋商，甚至没有取消台湾新设代表处的外交礼遇和豁免权，与台湾的友好程度可见一斑。

事实上，台湾早期派往与中东交涉的人员，确实会选用穆斯林出任，看上的也就是“穆斯林皆兄弟”，穆斯林认为宗教认同比国族、肤色更重要的心态。

有些说法则指出，1957 年台湾曾邀请当时的沙特国王来台，却惊觉台湾并没有像样的清真寺，可以接待伊斯兰国家的领袖、提供礼拜场地，于是才会决定建造今日的台北清真寺。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时，当时的经济部长孙运璿也曾前往沙国觐见国王，经过一番斡旋之后，才让台湾得以从石油禁运名单中剔除、解除台湾的能源危机，而背后更关键的因素，就是台湾和沙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就连每年一次的麦加朝觐团，也都曾被赋予外交任务，必定会和沙国国王晚宴致敬，成为台湾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交流管道，对于1970 年代退出联合国、在国际间风雨飘摇的蒋氏政权来说，也是少有仍能持续的外交管道。

沙漠里的异乡人：地缘政治前线上的工程师

除了台面上不能说的军事援助之外，台湾其实也曾在中东地区，承接过不少基础设施工程；这些曾在沙漠上现身的工程人员，多半来自带点官方性质的国营事业，比如荣工处、台电、台肥和中油，踏足范围包括沙特、约旦和巴林等地。全盛时期，光是在沙国境内就有超过七千名台湾人。

每周五都会到台中清真寺参加聚礼的马智仁，便曾在沙国的沙漠里担任过工程师。

马智仁出生于 1948 年的南京，父亲原本是南京“联勤第 60 兵工厂”的工人；1949 年跟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马智仁不过几个月大，是抱在母亲怀里渡海逃难的。抵台之后，马智仁的父亲在高雄前镇的兵工厂复工，而马智仁则在高雄长大，后来考进台中的逢甲大学水利系。

大学毕业、当兵退伍之后，马智仁先是在公路局工作了一阵子，后来于 1977 年进入民营的新亚建设。当时台电承接了沙特巴哈省的班尼萨（Beni Sar）发电厂工程，并将土建工程转包给了新亚建设，于是身为穆斯林的马智仁，便欣然接受了派驻沙国的职缺，在沙国待了两年。

启程前往沙国之前，马智仁甚至还去补习班学阿拉伯语；回到台湾之后，他继续利用闲暇时间钻研古兰经，退休之后埋首写了一套古兰经的语法分析，逢人便会讲起，脸上满是自豪。

至于王依龄的父亲，则是荣工处的员工，同样曾在 1978 年派驻沙国修建公路，一共在当地待了七年。 “当时每年只能返台一次，工作太辛苦了，居住条件也非常恶劣，封闭式的生活跟坐牢没两样。”王依龄的母亲金萍生女士回忆道。

不过当年荣工处之所以派他的丈夫前去，看中的也就是他穆斯林的身份。 “沙特有些地方，如果不是穆斯林，你还进不去的，这时候穆斯林的身份就很方便，不管是做工程、还是联络疏通，有时候比台湾派过去的外交人员还好用。 ”

值得一提的是，从 1970 年代起便和台湾人一起出现在中东的，其实还有韩国人。

当时的韩国和台湾一样，在冷战架构中都身处“反共前线”，也因为和美国的关系较好，所以和沙特较为亲近。

也因为如此，当年除了台湾的荣工处之外，韩国的营造商（譬如现代集团）1970 年代也在沙特承接过不少基础设施工程，并且同样会从韩国带劳工过去施工——2017年大红的韩国电影《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里头饰演司机的主角，就是因为曾在沙特打工，所以才会说一点英语；而韩国今日为数不多的本土穆斯林，也有一部份，就是在沙特工作时皈依的。

今日回看，这种台韩一起在沙特现身的历史，也再次展示了冷战年代里，宗教、人员流动与地缘政治紧密连动的现象。

开放多元：台湾伊斯兰发展的契机

事实上，另一个让台湾的“回教”逐渐过渡为“伊斯兰教”的原因，也就藏在台湾穆斯林人口的比例之中。

以台中清真寺为例，每周五会到清真寺参加聚礼（又称主麻）的信徒，人数一般介于150 至200 人之间，但有八成以上，都是来自印尼的移工或留学生，聚礼开始前也会先由印尼籍的教长，以印尼语进行宣讲——对于这些穆斯林新住民而言，原本主要用来指称“中国汉语穆斯林”、甚至和“回族”这个“族裔概念”有所交叠的“回教徒”一词，本就不见得适用于他们。

台中清真寺董事长马景仁则认为，宗教并没有“世袭”这种说法；信与不信，都是个人意志的选择。早年跟着国民党来台的穆斯林后代，虽然未必会延续信仰，但台湾近期也开始有不少新皈依的本土穆斯林，以及其他国家来台的教徒加入，整体而言穆斯林的人数不只有所增长，组成也变得更加多元。

更重要的是，对于马景仁而言，伊斯兰其实也就是个重要的指标，可以用来检验台湾社会是否真的包容开放——“这几年台湾政府推行的新南向政策、大力推广和东南亚的交流，其实也让大家重新看见了伊斯兰，以及打造穆斯林友善环境的重要性。”

同时在“清真产业品质保证推广协会”任职的马景仁指出，为了推广穆斯林友善环境、吸引穆斯林观光客，政府每年都会提拨预算，鼓励餐厅免费申请认证，也成为台湾穆斯林团体运作的资金来源。

由此，不论是来自大陆各省、还是来自其他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族群，大概也就是台湾历史的某个浓缩版本或隐喻——他们曾经和这座岛上的各个族群一样，都曾经是异乡人。

更有意思的是，因为国共内战、而跟着中华民国体制一起被带到台湾来的“回教”，今日已经在慢慢脱去中国色彩，加入了更丰富的国际元素、重新“再伊斯兰化” ，却又因为中共和宗教之间的张力，有时又能在某些领域继续“代表中国”。

再换个角度看，他们其实也和台湾的[原住民族][7]和[客家族群][8]一样，不只都是台湾的一部分，也提醒了我们台湾与广阔世界的多元连结。

说到底，这个世界或许终究不若我们想像的那样二元绝对，而世间万物之间的各种连结，也总是比我们想像的更加万缕千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