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榆林产妇跳楼之殇：中国女性生产之痛为何遭遇漠视？

2017年8月31日，产妇马某在陕西榆林市第一医院坠楼身亡，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现有消息显示，产妇于8月30日入院，当时各项体征正常，符合自然分娩指征，但胎儿头部偏大，存在风险，家属和产妇选择了自然分娩。31日早上，产妇进入待产室待产，17时50分起，因疼痛情绪波动，产妇多次走出待产室与家属交流，后由医务人员劝回。20时许，产妇从备用手术间窗口坠下，抢救无效死亡。9月7日，榆林市卫计局公布了初步调查结果，认为医院“产前告知手续完善、诊疗措施合理、抢救合规，但监护不到位”。造成自杀的原因仍在调查。

事件发生后，医院曾两次发表声明，称医院多次建议剖腹产，产妇跳楼是其跪求家属要求剖腹产被拒所致，医院负责人更称家属拒绝剖腹产是为了省钱、想生二胎，这些言论激起众多中国网民愤怒，纷纷声讨家属的冷酷无情；家属则随即发表声明：产妇丈夫、母亲、婆婆等人接受视频采访，一致称当天并未拒绝剖腹产，是医生认为没有必要剖，并要求医院“给个说法”。

在网络舆论中，法律界人士大多集中讨论女性对生产方式的选择权，他们认为这应该由产妇自决，医院称家属同意才可以手术，违背《侵权责任法》；医学界人士则指出，在现行医院操作流程中，当产程进展顺利且没有出现紧急情况时，一般不会从顺转剖。舆论由此引发出关于无痛分娩的讨论——为何女性生育的痛苦在中国缺少讨论，为何分娩镇痛这项在中国为何进展缓慢？

女性生产之痛，为何被忽略？

中国历史上很少谈论产痛，谈得更多的是亲子伦理，如母亲的生育之恩，孝子要如何回报等，但这两者间其实有着紧密关联。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春秋左氏传》里的名篇《郑伯克段于鄢》，讲述了郑庄公同其胞弟共叔段为夺国君之位进行的你死我活斗争，这件事的源头就在母亲武姜生产时：“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知道，这简单的一个“惊”字，隐藏了多么惨痛的一段经历，居然能使一个母亲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产生了深深的厌恶，进而导致手足相残、母子反目、生灵涂炭。历代的评论多集中于评述郑庄公老谋深算，或认为母亲偏心任性，对于始作俑者的生产之痛则完全忽略了。

这种对于女性生产之痛的忽略是一贯性的，也是东西方文化一致的地方。在男权社会，生育对于女性来说是义务和责任，不能选择；而为了获得更有保障的生活，许多女性自己也想生育，希图母以子贵。如法国女性主义者伊里加蕾（Luce Irigaray）指出的那样，母亲身份是父权制度下女性“唯一有价值的命运”。一些夫权严重的地方，只想着保儿子的命，根本顾不上大人，疼痛之类的“小事”就更提不上议事日程。据说唐代武则天称帝时期，女性地位有所改善，当时医生的立场如何呢？我们可以参考孙思邈的《千金方》，该书卷二到卷四是妇科病，妇科排在前面，被一些人认为体现了对女性的重视。然而书中妇科这部分的开篇就是“求子第一”，且论曰：“夫婚姻养育者，人伦之本，王化之基”。这里化用了儒家认为夫妻关系是人伦之本的概念，把生育增加进去，强调生育对女性的重要性。

类似观点一直到当代仍然盛行，不过除了指出生育对婚姻有重要的维系作用，对国家的发展有重大意义之外，又加入了“女性自主”。比如认识的一位女性主义研究学者，就认为女人要生孩子才是完满的人生，而这是女性自己的选择。

女性生产到底有多痛？医学上认为生育有时是等级最高的疼痛。不过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对它的了解仍然是道听途说，根据各种文本、影像记录去想像。那些有过切身体验的作家在描写女人生育时，往往更具有真实感，可以作为有益的参考。比如作家萧红在小说《生死场》中将乡村女性的生产描摹为一种残酷的刑罚，而这个女性还是接生婆说的村里某个“大户人家”，女人生产跟母猪产子一样，忍受着夫家的鄙薄，在那独自忍痛拼命，一个非常恐怖的场景：

“大肚子的女人，仍胀着肚皮，带着满身冷水无言的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她又不能再坐住，她受着折磨，产婆给换下她着水的上衣。门响了她又慌张了，要有神经病似的。一点声音不许她哼叫，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

这种场景其实是无法再现的。网上流传一些视频，讲述男性不相信女性生产的痛苦，要亲自一试，于是医生给他们提供了模拟实验。一个视频中，两名青年男性带着笑意躺到床上，很快就开始拼命呼喊。一个男性事后问，这一定是有7级（疼痛）了吧，然而实验者告诉他，只有4级。他再次笑了，带着某种不可思议的表情，称赞自己的母亲是真正的英雄。

然而这个故事让我感到非常尴尬，令我想起《西游记》中唐僧师徒过女儿国的情节。由于误饮了子母河的水，唐僧和猪八戒坐胎、疼痛难忍疑似要生产时，被孙悟空和沙僧忍不住调笑的情节。男人们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来参与这样的节目？不排除有真诚想要了解女性生产经历的愿望，但是无一例外地它最终沦为一个娱乐节目。他们知道，这是一场随时可以喊停的游戏。在最后，他们出来对女性做了一个高度评价，可我相信没有人想要这样的恭维，我们想要的仅仅是减少疼痛。由此还产生了一个非常迫切的疑问，这些疼痛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

无痛分娩的历史，与政府在其中的角色

全世界范围内，一直都有人在寻找减缓产痛的方法。这不奇怪，虽然女性地位在男权社会更低下，但生孩子毕竟是牵涉到人类延续的大事件，不能不给予充分重视。更重要的是，女性自身一直在为此努力，利用她们有限的话语权进行抗争。

医学上有个专用术语，叫分娩镇痛，不过为了便于理解，本文沿用常用的“无痛分娩”。它并不是单一的方法，在历史上，许多方法都尝试过。

在西方，麻醉剂研发出来后，曾经几十年内都不让分娩妇女使用。这里可能有许多影响因素，其中一种看法是认为妇女受苦理所应当，生孩子的疼是女人必须付出的代价。比如1853年，维多利亚女王就在生育第八子时选择了吸入氯仿来缓解产痛。这之后无痛分娩的案例逐渐增多，但主流医学界仍然反对这种做法，他们提出许多质疑，如认为这样会导致一些后遗症。

到了1914年，一篇呼吁女人团结起来反抗医生压迫、要求实施无痛分娩的文章在美国妇女界引发共鸣。这一时期正是美国女权主义者诉求妇女投票权及其他相关女性权利的关键时期，她们的许多议题都遭到了富裕阶层传统女性的反对，但两者在无痛分娩这个议题上却达成了共识。1915年，玛莎·萨姆纳·博伊德（富裕阶层传统妇女）和玛格丽特·特雷西（女性主义者，单身记者）一起写了一本书《无痛分娩》，象征着无痛分娩运动跨越战线，将女权主义者和反女权主义者团结在了一个联盟中。到了20世纪中期，当相对安全可靠的硬膜外镇痛（一种区域麻醉）出现后，它逐渐在美国流行开来，并最终获得了主流医学界的认可。

中国在这方面其实介入较早。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中国学习苏联的无痛分娩技术。当时的做法主要是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教育、锻炼、精神鼓励等）和药物止痛法。这些学习和实施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当时一篇文献认为，采用这项技术，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产科理论和实践的代表人物仍旧相信，分娩期疼痛恰好是对产妇的一种保护性反应……以至有这样的学者，他们企图证实分娩时候必须有疼痛，因为它是母爱的源泉。这种保守的观点和似是而非的论断都是苏联的科学所不能容忍的。目前，无痛分娩的事实已被证实。分娩期疼痛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还是有害的。”这时期还出现了本土的电针疗法、气功疗法，都声称有一定的功效，但很快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无痛分娩在中国几乎消失了。

1980年代后，无痛分娩在中国重新获得关注。这一时期，多种方法得到混合使用，除新引入后来成为主流的硬膜外镇痛，还有电疗、针灸、耳穴压豆（后来在电针和耳穴的基础上出现了无痛分娩仪）、止痛药、水中分娩、催眠、呼吸法、健康教育、精神鼓励、心理抚慰等等。但有研究者怀疑只有硬膜外麻醉的效果确实、安全。

从文献检索的数据来看，从2000年至今，对无痛分娩的研究在国内一直没有太大进展，可以想见在这方面的实践也非常之不足。那么，为什么已经有了安全可靠的无痛分娩技术，在中国却没能进一步推广呢？2004 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给出了一些可能的原因，包括麻醉医生缺乏；降低剖宫产减少了医院收入，以及政府部门采取不赞成、不反对的态度。

这里面，政府的态度相当关键。政府更在意一些硬指标，比如孕产妇死亡率。比如政府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中明确提到，要将孕产妇死亡率控制在20/10万以下。而根据有关媒体报导，2016年中国孕产妇的死亡率已经下降到19.9/10万，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有人指出，正因为此，政府对于可能进一步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措施（如无痛分娩）就不那么关注了。另外一个指标在妇女生产中也经常被提到，即剖腹产率。2007年，世卫组织发现中国的剖腹产率高达46.2%，是其推荐上限的3倍以上。在这之后，政府开始关注降低剖腹产率，还出现了剖腹产指标。

如今在许多医院，不达到一定的条件，是不会根据孕妇或家属请求而进行剖腹产的。对于那些害怕疼痛的产妇，一些医院还会苦口婆心劝说。《医师在线》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为了让产妇自然分娩，医院甚至搬出了“没有阴道分娩的体验对于女性而言，是人生的不圆满”这样的说辞。

中国未来会有无痛分娩吗？

目前，中国孕妇面临这样一种状况：“无痛分娩”作为一种价格上并不昂贵的奢侈品而非基本的医疗需求，只在极少数的地方开展，只有极少数孕妇可以获得这项服务。同时，剖腹产作为替代自然分娩的一种技术被限制开展。这就使得许多产妇继续挣扎在生产的痛苦之中，她们的哭喊从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能激发起社会为此做出重要的改变。在某种意义上，它在中国的生育文化中变成了一种可以接纳的自然景观。

其实，对于疼痛的处理并不是妇产科的独家议题，它在其他部门中也存在。2000年，全美保健机构评审联合委员会在听取了各部门专家和消费者团体的意见，以及征得美国疼痛学会的同意后，制定了疼痛管理的新标准。从2001年1月1日起，疼痛被确认为继呼吸、脉搏、体温和血压之后的“人类第五大生命体征”。国际疼痛学会则从2004年开始，将每年的10月11日定为“世界镇痛日”，2004年世界镇痛日的主题就是“免除疼痛是患者的基本权利”。

中华疼痛学分会对此积极响应，将每年10月所在“镇痛日”的一周定为“中国镇痛周”，然而十多年来，中国的医疗体系乃至整个社会对疼痛的关注都非常不够。2014年，有报导称湖南省某医院发生了病人坠楼死亡事件。当时死者腹痛难忍来到医院，医生治疗后却痛苦加剧，精神接近崩溃。家属希望医生先止痛，医生却坚持让死者先去预约做CT检查，结果死者跳楼自杀了。新闻出来后，许多医生为医院辩护，说剧烈腹痛不能马上用药物镇痛，无论疼痛评分多少，这是做医生该知道的基本常识。显然，在中国的医疗体系中，疼痛不是一个必须立即进行处理的问题。有人可能认为这只是极端个例，医疗体系不可能那么周全，为个人来开绿灯。那为什么庞大的孕产妇群体常见的要死要活的生产疼痛也不能受到关注呢？许多人认为这只能用性别来解释了，因为病床上躺的是“她”，而不是“他”。

当下，在国内进行无痛分娩倡导的主要是民间机构，如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芬堡医学院麻醉科的胡灵群医生带队的“无痛分娩中国行”团队，他们期望通过对医护人员和产妇的教育来提高中国无痛分娩的使用率。2017年3月8日，中国最大的私立妇产医院集团（和美医疗控股有限公司）与“无痛分娩中国行”共同发布了《中国无痛分娩白皮书》，这是中国首个无痛分娩行业规范。

中国孕妇的未来到底能不能获得无痛分娩服务？这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意识提升、政府以及医院的积极参与。无论如何，应该认识到，让孕妇继续遭受酷刑折磨是一件不人道的事，它违背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第12条的规定：“缔约各国应保证为妇女提供有关怀孕、分娩和产后期间的适当服务，于必要时给予免费服务”，以及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行动纲领》中所言的：“妇女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身心健康的标准”。女性生产舒适度的提升必须尽快进入医疗体系的考量范畴中。希望这一次，在产痛中情绪失控的孕妇用她的鲜血换来全社会的觉醒，让我们不再继续漠视她们的痛苦，认识到这就是一种针对女性的冷暴力，从而立刻开始去改变这个对女性不够友好的社会环境。

（陈亚亚，女权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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