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这样下去，我真的会死。”那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最后求救。我突然意识到，我引以为傲的“自律”，不过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自我毁灭。
“刚开始一起出来的人，天天晚上都在哭，找不到工作哭，钱快花了哭。我从来没哭过。”
Bro的起手式：当对方想要谈心事，就回“想这么多干什么？”
“这是我妈，我知道。我学过妈妈这个概念，是生我的人，应该是我最亲近的人。”
一个“外”字，仿佛为亲情划界——尽管，我们之间都有爱。
我要审视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付出得最多、也最不愿怀疑的那部分情感——一个母亲对孩子本能的爱。
“社工失去使命感，好像特别触动旁人神经。真的不要高估自己，这跟拍拖的热情一样，几年之后就容易熄。”
如此彻底拒绝医疗介入，在任何一地都与「取得出生证明和身份」的最低要件产生抵触。
「让家庭自己去市场上找帮佣，对政府来说最省事。但这种省事，是把照顾责任再一次推回家庭里，推回女性身上。」
悲剧之前，他们大多是沉默的男人，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上了战场。
精神疾病去污名已走过更名与修法，社区支持却仍难走进封闭的家庭。长年承担照顾责任的家属，在承诺与现实之间，经常选择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