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学院
进入探索学院里，我们将从既有的思考惯性中解放，一同探究更多，再发问更多。
刘擎：2020西方思想年度述评（全文）
我们需要探索和建设一种更有生机活力、也更具适应性的共同体，维护其边界和自治，同时保持对外部的开放与合作。
王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与明治日本（中）——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
由于民众被“民族”所替代，在20世纪的中国国家思想中主权在民、国民主权的口号变成了一纸空文。
王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与明治日本（上）——单一民族国家的日本根源
民族主义之所以一直能够在中国（汉族）社会找到巨大市场，与百年前它从日本导入中国时所鼓吹的“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途径有关。
什么是“华语语系”： 从港台、满洲、跨太平洋看华语世界的去殖民与流变
“香港人在台湾生活，很容易被问你的中文讲得好不好？这个中文指什么？因为在香港很多人讲粤语，那么他们指的就是普通话。”
专访徐贲：暴政之下，何以安身立命？
“有身份的人士与暴政同流合污的危害，远远超过平头百姓在暴政下唯唯诺诺地苟活于世。”
毛主义向何而生？从工运学生到新左派汪晖的“革命者人格”论
毛主义在当代中国或许仍有激励激进抗争的潜力，但其内在权威结构往往遏制这种潜力，甚至提供收编、控制和镇压的渠道。
与许纪霖、刘擎等商榷：“（反）政治正确”框架的思维陷阱
“（反）政治正确”这个说法，本质上是一种修辞或话术，旨在通过偷梁换柱的方式混淆问题的焦点、转移公共讨论的注意力，所以我们不应接受“政治正确”这一词汇对语言的污染。
钱永祥、刘擎、周濂、周保松：自由主义与爱国主义（作者版）
“自由爱国主义可能吗？”
赵益民：在新自由主义与时间性之间，进一步思考反资本主义政治
在发展型的速度、新自由主义的主体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能动性的病毒之间，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哈维在他的评论里所没能抓住的东亚故事的另一面：一个全能、高效但却韧性不足的社会-政治集合体。
大卫·哈维：2019冠状病毒时期的反资本主义政治
如果只有社会主义政策对如今的世界才有效，那么毫无疑问，寡头统治者会确保其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而不是人民社会主义。而反资本主义政治的任务就是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刘擎：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下）——人类当下的困境
环境、阶级和资本主义的难题，我们是否又到了一个需要用革命解决问题的年代？
刘擎：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中）——“灯塔国”的黯淡与欧罗巴的抉择
英国脱欧之后，若特朗普在今年连任，我们会面对一个怎样的世界？
刘擎：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上）——新冷战不可避免吗？
或许，世界历史在当代最宏伟的戏剧正拉开帷幕，只是没有现成的剧本。
李家翘：世界城市与国家领土性——香港，面对著怎样的中国？
一来中国崛起，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跃跃欲试，它将以怎样的领土性示人？二来，新冷战下香港这具特殊地位的“世界城市”的处境和前路将会如何？
骆斯航：冷战自由主义危机，为何福山不是解方？
历史仿佛一直在终结，但这个终结也从未确切地到来。
政治学者亚当·舍沃斯基：选举在减少不平等方面无能为力
持续存在的不平等，不恰恰表明我们的代议制出了问题吗？你不能说“不平等很可怕，但我们的制度是完美的”。
专访吴国光：八九毁灭中国知识分子之后，如何继续“韧性的战斗”？
“可以說，我自己在推動中國民主化上是一個失敗者。但我這三十年就是承認失敗、但不放棄初衷。”
专访苏联史专家祖博克：在一场失败改革中利用知识分子，是件危险之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运动。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想像的共同体”，在革命之前，在共产主义历史后期，知识分子都可能很容易激进化，从改革的力量变成毁灭的力量。
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巴里诺顿：关税上调对华冲击更大，美国或是中国改革的唯一指望
对他来说，十年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威权型政府如何学会因势利导，保持了政策的成功，人们想要解释“成功”。而到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在驱动中国？中国将如何做出选择？
米尔斯海默：注定失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兴衰
美国外交政策机构是时候认识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一项没有前途的失败事业了。在可预见的未来，真正重要的与时俱进的秩序是服务于美国利益的现实主义秩序。
专访文化学者徐贲：中国社会的“犬儒病”史无前例
正因为出现了现代的独裁和极权，才有了今天的犬儒社会。小粉红和精致利己主义者都是这种犬儒社会的产物，在古代希腊或者孟德斯鸠时代的法国都找不到类似的现象。
吴国光：人文社会研究中的价值关怀——韦伯、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
中国研究尤其是这样一个学术领域，在那里，极有必要实行价值中立的方法论，也很有必要张扬人文社会研究的“价值关怀”和“伦理承担”。
对话周保松：时代如此严寒，让我们围炉取暖、努力活出尊严
四载大学，当如何以思想之舟横渡青春之河；一生在世，应何以揭开红布而避平庸之恶。旁观者或亦是施害者，风雨飘摇中，如何精神独立以不至于迷失方向，是这个时代带给我们共同的问题。
再访 Ian Johnson：宗教复兴遭遇收紧治理，中国要打一场“灵魂之战”吗？
再访张彦，我们想要了解，这两年中国收紧宗教政策，有没有改变他对中国的宗教复兴及宗教治理的看法？跳出他的作品，他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哪些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