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王柯教授的最新作品，端传媒获独家授权，将分三期发出。在这篇文章中，王柯教授延续此前关于中国民族主义与其日本根源的研究，分析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近代中国何以获得关于“民族”、“民族国家”的知识？第二是“民族国家”何以被与“单一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第三是号称重视传统的“中国”（汉族）社会何以最终在近代也接受了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第四是近代中国的思想精英们究竟为什么如此执着於单一民族国家思想？
在上篇中，王柯教授根据日本史料重新回溯了明治日本时期的自由民权思想到“国体论”的转变过程，探询“nation”的概念在19世纪末的日本，是如何由最初的翻译“国民”，一步步转化至“民族”，而这一变化“阉割了nation思想的‘启蒙’性质，将历史近代化的主体由个人变成了共同体，从而颠倒了人民与政治权力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最终又通过对天皇制的再解释将“日本民族”变为“以天皇为祖先的一大家族”，从而给“民族”再赋予血缘共同体的性质，并由此引发出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结论。
在中篇和下篇，我们会看到这一结论如何影响了通过近代日本思想界开始接触西方思想的梁启超等人的认知，并最终发展出中国最早的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概念；以及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日本民族主义的关键不同之处，孙中山等人是如何利用这一特性动员民众，将民族主义作为将人民绑架在国家机器上的手段。
世界局势正在剧烈动荡之中。不出意外，在这场民主主义与集权主义的争斗正在逐渐成为风暴眼的世界大变局中，民族主义依然发挥出了为集权主义凝聚巨大社会能量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次引起争斗的起爆点多集中于“中华”边缘和少数民族，这让中国（汉族）社会的对外的敌对意识和对内的边缘及少数民族歧视心理得以交织在一起，因此此番民族主义的大合唱更像是一场对外和对内民族主义的二重奏。
但从历史的过程来看，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其实就是针对国内其他少数民族而起，日后的对外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对内民族主义的延长。就像“汉奸”一词可以随口而出一样，民族主义之所以一直能够在中国（汉族）社会中找到巨大的市场，与当年它在被导入中国社会时所采用的对内鼓吹“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途径有关。
虽然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成立和“天子”的统治正当性，都需要通过实现一个多民族共同体才能够获得。20世纪以后突兀而来的近代中国的强烈的汉族单一民族国家思想，彻底地背叛了传统的天下思想。要想搞清楚近代中国何以在国家观念上发生如此巨大转变，在逻辑上是要以搞清以下几个层次的问题为基础的：第一是近代中国何以获得关于“民族”、“民族国家”的知识？第二是“民族国家”何以被与“单一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第三是号称重视传统的“中国”（汉族）社会何以最终在近代也接受了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第四是近代中国的思想精英们究竟为什么如此执着於单一民族国家思想？
在这些问题上扮演主角的自然是19-20世纪之交具有强烈国家意识的知识精英（集团），例如章太炎（1900年在《解辫发》中提出了“汉族”）、 梁启超（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出“中国民族”、1902年在《新史学》中使用“中华民族”和“国族”）、 陶成章（1903年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强调中华＝中国＝汉族）、同盟会（1905年设立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入会誓词）等。这些人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时均身处日本，而他们也并不隐瞒自己对明治日本的国家思想的崇拜感。因此，本文的目的在于考证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诞生和发展与明治日本的国家思想轨迹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