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王柯教授的最新作品，端传媒获独家授权，将分三期发出。在这篇文章中，王柯教授延续此前关于中国民族主义与其日本根源的研究，分析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近代中国何以获得关于“民族”、“民族国家”的知识？第二是“民族国家”何以被与“单一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第三是号称重视传统的“中国”（汉族）社会何以最终在近代也接受了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第四是近代中国的思想精英们究竟为什么如此执着於单一民族国家思想？
在上篇中，王柯教授根据日本史料重新回溯了明治日本时期的自由民权思想到“国体论”的转变过程，探询“nation”的概念在19世纪末的日本，是如何由最初的翻译“国民”，一步步转化至“民族”，而这一变化“阉割了nation思想的‘启蒙’性质，将历史近代化的主体由个人变成了共同体，从而颠倒了人民与政治权力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最终又通过对天皇制的再解释将“日本民族”变为“以天皇为祖先的一大家族”，从而给“民族”再赋予血缘共同体的性质，并由此引发出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结论。
在中篇和下篇，我们会看到这一结论如何影响了通过近代日本思想界开始接触西方思想的梁启超等人的认知，并最终发展出中国最早的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概念；以及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日本民族主义的关键不同之处，孙中山等人是如何利用这一特性动员民众，将民族主义作为将人民绑架在国家机器上的手段。
二、从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到民族的国家（monoethnic state, ethnic nation）
（一）近代日中民族主义的异同
强调“民族”的血缘共同体性质，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民族”的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民族共同祖先说、民族血族说、民族西来说等，是近代中日两国民族主义特有的要素。
“民族”是一个以地缘单位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因此近代国家也应该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这一诞生在近代日本的民族·国家思想体系，是“中华民族”论的源头。虽名称时有不同，但除了天皇制外，几乎所有出现在日本近代国家思想形成过程中的要素，都出现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诞生和形成的过程中。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强调“民族”的血缘共同体性质，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民族”的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民族共同祖先说、民族血族说、民族西来说等，是近代中日两国民族主义特有的要素；而从思想变迁的轨迹上来看，中日两国的近代国家思想同样都走过了一条最终以民享否定民有、民治（以for the people否定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的道路，而这段历程，同样都是伴随着nation思想的演变而完成的。
从着重个人自由的“国民”演变为以共同体重于民权的“民族”，将政治共同体（国家）的性质解释为以地缘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再演变到加以血缘共同体要素的单一民族国家，从而颠覆了原来nation思想规定的民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从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到民族的国家（monoethnic state, ethnic nation），演变的思想轨迹都是以伯伦治理学说为代表的德国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压倒了以卢梭思想为代表的法国大革命思想，而刺激中日两国最终接受了德国国家主义式的近代国家观的，同样都是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
以上近代中国关于民族为血缘共同体的认识、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和指向性，都可以从他们对近代日本的国家思想的认识上找到出处。毫无疑问，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具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在时间阶段上，从自由民主人权的角度接受nation思想到由从地缘和文化的角度接受“民族”，走完这个民族主义的第一个阶段，近代日本用了大约三十年时间，而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家们仅仅只用了一年多。发生这个现象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当中国的思想精英们来到日本时，日本的近代国家思想已经发展到了第二和第三阶段。所以，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在日本更多地看到的nation思想，不是视自由民主人权为最高理想的“国民”，而是被当作了实现国家主义的手段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