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见证了太多对当代社会影响深刻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这些事件写下脚注的一场讲座，则发生在彼时芝加哥寒风凛冽的2月。36岁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应两位著名保守派学者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和纳森·塔科夫（Nathan Tarcov）之邀，到芝加哥大学主讲一场关于国际政治的讲座。几个月之后，《国家利益》杂志以《历史的终结？》为题刊载了这场讲座的讲稿。
借黑格尔之名，福山在文中宣告，人类历史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以西方自由民主的获胜而告终。随着冷战大幕落下，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的对峙将不复存在。即便局部的政治斗争仍然可能出现，但在宏观的历史层面上，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已不再有真正的对手，自由民主的价值会成为历史的共识。在此之后，人类将转向技术更新、环境保护和商品市场供需关系等细枝末节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历史的终点。”（注1）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幻灭的痛苦与胜利的满足相互映衬的时代背景里，“历史终结论”是一系列冷战自由主义颂歌中最知名也最具争议的。它既代表了一种对政治现实的解释，也代表了一种对可能的政治未来的判断，更代表了一种在当时的自由派中广为存在的愿景。这份应时而生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30年之后，《历史的终结？》已有逾7000次学术引用，福山本人也已著作等身：他出版了10余本专著，主编了至少7部论文集，在学术刊物和公开刊物上发表了难以计数的文章。包括在“历史是否终结”这个问题上与论敌的多次直接交锋在内，福山在1989年之后的写作既延续了他当年做出的一些判断，也在不断修订一些明显经受不住历史挑战的结论。因此历史仿佛一直在终结，但这个终结也从未确切地到来。
在福山2018年的新书《身份：对尊严的需求和怨恨的政治》中，这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这本酝酿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新作里，福山试图探讨以宗教身份和种族身份为代表的“身份政治”，给自由民主制带来的挑战及相应的应对方案。福山认为，以宗教、种族、性别、性取向等身份为基础的政治运动都立足于具体群体的局限经验，因此是“狭隘”的身份认同。相反，自由主义身份认同基于对平等、自由、正义等价值的追求，是“普世”的身份认同。他认为在狭隘身份认同的冲击下，自由民主制的根基受到了冲击。因此，自由民主制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强调“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号召人们以推崇自由主义价值的方式来热爱国家。